日本「廢柴」大原扁理：我在台灣「隱居」的快樂生活

大原扁理，是一位生活在台灣的日本人。他今年33歲，身材清瘦，留着短髮，戴黑框眼鏡。和其他以工作學習或者婚姻為由居住台灣的外國人不同，大原是為了嘗試「上班兩日、週休五日」的生活而來台灣的。他的年薪僅有16萬新台幣（約4.2萬港幣），卻過得逍遙自在。

他曾經在東京這樣悠閒地過了六年，每週只工作兩天，年收入僅90萬日元（約6.4萬港幣或24.5萬新台幣）。而一個日本大學畢業新生的年收入約為200萬日元（約14.3萬港幣或54.5萬新台幣）。他把這種少工作、少消費的低成本生活稱為「隱居」。2015年，他將自己的生活理念和訣竅總結成書，出版了《20代で隠居　週休5日の快適生活》。翌年，這本書在台灣以《才不是魯蛇：錢少事少、週休五日的快樂人生》為題翻譯出版。

藉着這個機會，大原第一次來到台灣。「我在東京隱居六年，想看看在其他地方，這樣的生活方式是不是也能實現，」當時他的書在台灣出版，覺得這是個緣分，加之台灣離日本也近，「就搬過來了。」

他在台灣沒有任何親人朋友，透過網絡在距離台北市區兩個小時左右的近郊找到住處，安頓下來。房間不足6坪（約200呎），配有衞浴和簡單的傢俱，沒有廚房，租金只需每月4,300新台幣（約1,128港幣）。「天氣暖和，防寒的衣服省了，沒有廚房，也不需要廚具。」除了需要從日本買回日文書籍，台灣的生活比日本更加單純，花銷也更少。

「來台灣以後，生活沒什麼大變化，輕輕鬆鬆，簡簡單單。」

生活中「沒有固定要做的事，都是看心情」

剛來台灣的時候，大原本打算像在東京時一樣，去老人院兼職做護工來維持生計。後來發現這個行業被東南亞移工壟斷。現在，他幫日本旅遊雜誌收集台灣方面的信息，寫寫旅行方面的文章掙錢。

「忙的時候就是一個月的時間裏，一天到晚出去採訪寫稿，很累，不過熬過了那個月，剩下三個月就什麼也不幹，平均下來，工作量差不多週休5天。」 他說。

在一年裏完全不工作的那9個多月裏，大原每天都是自然醒，有時早上8點起床，有時9點，不固定。洗漱後，做做廣播體操，然後開始想今天要做些什麼。全憑興致來，「沒有固定要做的事，都是看心情。」

大原有時候會去附近大學的圖書館看上半天館藏的日文書籍，有時候會去周圍的公園散步，看路邊的野花野草，分辨他們能不能吃。在東京的時候，他就熱衷摘野草做菜來吃。「在台灣沒有廚房，所以只能看看而已。不過看看綠色也不錯。」——沒有廚房可能是大原在台灣唯一不滿足的地方，「不能按照自己的意願安排飲食，也不能根據自己的想法控制鹹淡。」

通常，他都是去便當店買一小份素食便當，50新台幣（約13港幣），分成午餐和晚餐來吃。這份便當錢大概就是大原每天唯一的固定花銷。這不是單純為了省錢，而因為他食量很小，每天吃一樣的食物也不覺得苦悶。雖然「收入比東京時少三分之一，不過消費也低。」他表示來了台灣以後，從未想過回到日本，「台灣比日本過得輕鬆自在多了。」

這種輕鬆，不僅是生活上，還有精神上的。台灣讓他印象最深刻的是「對於少數派人群的寬容」。

大原是同性戀者，「在台灣，人們覺得少數派群體的存在是理所當然的。移工也好，Gay也好，大家都覺得這些人存在於社會上是再自然不過的一件事。」他和台灣的朋友說自己是Gay，說自己沒有正式工作，大家都只是「哦」一聲而已。沒有人側目表示厭惡，也沒有人投來好奇的目光。

而在故鄉，大原總感覺到沉重的「同調壓力」——他要和周圍人保持一致，周圍人都點啤酒，他即使不愛喝也要隨眾人說「我也要」。他也不喜歡在日本總有人要干涉他怎樣活，而在台灣，「沒人對我的生活指手畫腳。」他完全不用在意別人評價的目光。「啊！難道是因為我是外國人？」他歪歪頭，思考着。

「比起思考我能做什麼，更應該思考我可以不做什麼」

大原出生於日本中部地區的一個鄉下小鎮。父親是普通的上班族，收入微薄，僅夠温飽。母親酗酒，經常把「窮」和「債」掛在嘴邊。「就是那種雖然有口飯吃，不過窗子壞了就用紙箱修好的低收入家庭。」

他一度為貧富差距而憤憤不平，「為什麼同班同學可以有手機，可以買最新的遊戲機，可以學鋼琴，可以全家出國旅遊，而我卻什麼都擁有不了？」升入高中後，他立刻開始勤工儉學。當時的他想趕快掙錢，希望來擺脱為錢所苦的生活。

高中畢業後，和他同級的孩子大多順理成章的去工廠做了藍領。「工作？升學？好像都不是我想要的？我到底想要什麼呢？」他花了三年時間窩在家裏思考這個問題。除了偶爾會去打些零工掙口飯錢，其他時間他都呆在自己的房間裏或是讀書或是上網，很少見人，最後甚至連手機都解了約。

「『家裏蹲』三年，我發現：原來對於我來說『必需』的東西如此之少。以前那些經常見面的人，真的是出於喜歡才見的嗎？那些身邊放着的商品，真的是出於需要才買的嗎？」他把這些拋棄，發現生活並沒有更糟糕，反而更輕鬆了。

「人啊，過了20歲就應該做減法，比起思考我能做什麼，更應該思考我可以不做什麼。」三年的蟄居，刷新了他的人生觀。那一年他21歲，他決定結束「家裏蹲」的生活。因為「發現自己快不會說完整的句子了。我想不行，我得出門，不然非得失語症不可。」

不過他又走向了另一個極端，從老家封閉的小空間，一下子跨出了日本這個狹小的海島。靠打工存下的錢，大原花了六個月時間周遊世界。若說旅行改變了他什麼，那就是旅行勾起了他無限的好奇心，「原來世界上如此豐富多彩，這樣一看，我的家鄉就顯得太過單一，缺乏多樣性了。」大原的家鄉和其他日本小鎮一樣，沒有豐富多彩的娛樂，人際關係單調而緊密，鎮子最東邊的八卦一轉眼就能傳到鎮子的最西邊，每個人都在街坊鄰里的注視下按部就班地過活。旅行回來，他決定離開這個閉塞的小鎮，去日本最繁華的東京看看。

「原來這點錢、這點東西就能讓我這麼開心」

剛到東京，他和別人合租一套杉並區的公寓，廚衞公用，屬於他自己的空間只有一間4疊半（約73呎或2坪）的朝北陋室。寸土寸金的東京市區，即使這樣的居住條件，房租也要 7萬日元（約5000港幣或1.9萬新台幣）。「那是我人生中最痛苦的時期，感覺每天的人生都被房租消磨掉了，簡直是為了房租而活。」大原在便利店和書店打兩份兼職來維持東京高昂的生活費用。

無論是便利店還是書店，因削減人力成本而造成人手不足，每個勞動者所承擔的工作量就成倍增加。日本人的長時間勞動早已聞名世界，過勞死問題也是日本亟待解決的社會問題。近年，隨着日本非終身僱傭關係的增多，不光是正式員工，領時薪的兼職打工者同樣面臨「黑心企業」的壓榨。2015年，日本厚生勞動省針對學生打工者進行的調查顯示，有14.6%的受訪者表示在打工時曾被迫增加工作時長，13.4%的受訪者表示曾不情願地做了額外的工作。

需要七個人力的書店收銀台常常只派三個人管理，客人排起長龍，收銀台的工作人員一刻也離不開。即便是兼職，也經常被要求加班，稍有抵觸，就是個「沒用的傢伙」，價值被全盤否定。

而便利店，不吃午飯儼然成了評價一個人工作能力的隱形標準。「我今天工作了十個小時什麼都沒有吃哦！」「我為了上班要坐一個多小時電車呢！」工作至上的店長以此為榮。大原無法從心底接受這種價值觀。有時候他餓得不行，偷偷吃幾口三明治，被店長發現，「我有叫你休息嗎？」店長怒火中還帶着一絲鄙視，彷彿褻瀆了勞動的神聖，大原成了那個經不起考驗的逃兵。

「當時拼命工作，可是交完房租水電，也剩不下什麼錢。」昂貴的房租成為他生活巨大的負擔。此外，工作繁忙導致沒時間做飯，幾乎每餐都在外面吃，伙食費也節省不下來。為了維持生活，只好更加拼命工作……「簡直就是惡性循環，自己到底為了什麼這麼努力工作？」

窮忙了一年半，大原忍無可忍，決定給他的生活做做減法。

房租貴，那就搬到便宜的地方去。大原離開了市中心昂貴而簡陋的合租房，搬到了郊外遠離車站的公寓，房租只需3萬日元（約2,150港幣或8,200新台幣），比之前便宜一倍還多。不愛社交的大原再次解約了手機，不看電視，只用電腦上網消磨時間。時尚的服裝？不需要，夠穿就好。餐廳的美食？不需要，自己下廚，還樂於吃野草。娛樂就更不用錢了，他就喜歡一個人散步，一個人去圖書館讀書。

這樣的低消費並不需要他拼命工作，不拼命工作也就不需要住得交通方便，也不需要花錢買飯……一路減法做下來，最後大原自然而然地活成了工作2天、休息5天的隱居狀態。

「原來這點錢、這點東西就能讓我這麼開心。」發現生活所需的最小值，窮和閒反而令他心安理得。

「大家把閒着想得太簡單了！」

不過，隱居生活最重要的是「要搞清楚你為什麼要隱居」。大原回憶着自己的經歷，表示他從未把隱居作為一種目標，並不是為了實現某種價值觀，也不是為了隱居而隱居的。「我只是想讓自己過得舒適，最後發現最舒服的就是現在這種生活狀態。自然而然成了現在的樣子。」

大原的書在台灣出版的時候，名字改為《才不是魯蛇》（編注：「魯蛇」在台灣語境裏為「Loser」）。對這件事他有些抵觸。「我並沒有想要向別人證明什麼，是不是魯蛇又有什麼關係？隱居就是不參與世間那些勝負競爭，才過得開心的啊。」

標題的變更，讓他推測，台灣人是不是做人生選擇時特別注重別人的看法？他覺得台灣人崇尚的是家庭主義，和日本很不一樣。「我做什麼、不做什麼，都不用考慮父母，父母也不考慮我。我們都是獨立的個體，各不相干。」大原的父母明確地告訴他，高中畢業後他就要自食其力，各自獨立生活。父母不再養活他，他也不必孝敬父母生活費。他在東京過閒散的生活，父母不會焦心如焚，他出了書給父母，父母也沒有為他自豪。「父母若是老得動不了，他會回家照顧，可是當雙方都是生活可以自理的成年人時，誰也不會想着要將就對方活着。」可是，他感覺台灣人大多是以家庭為單位來考慮問題，自己的事也要考慮父母的感受，考慮兄弟姐妹。

「說不工作、不消費的人越來越多，會毀了國家什麼的……我一點也不同意！」他語氣堅定，「首先，你覺得不工作不消費的人真的會越來越多嗎？大家把閒着想得太簡單了！」

「每天醒來，你都要想自己今天做什麼。而且真的很閒，無事可做，有多少人受得了？」他覺得並不是所有人都適合隱居。「這需要很強的信念。閒着的時候，你要有充沛的想像力，無事可幹，就要能享受腦子裏思考各種各樣的事情。」

做一個充實的廢柴，也許比做一個忙碌的上班族難得多。對於習慣了有老闆交代工作、有父母嘮叨生活的人來說，反而是一種挑戰。「隱居就是遠離一個硬塞給你的社會，自己選擇自己想生存的社會。」一切都自己做主。

隱居生活的閒，讓他有足夠的時間思考自己和世界的關係。「日本的糧食自給率只有39%，萬一發生什麼事，糧食沒辦法進口了怎麼辦？還是得為糧食自給率做些貢獻。」在東京隱居的時候，大原一直是粗茶淡飯，不過他做飯必選擇國產米，堅持用小蘇打洗碗。來台灣後發現周圍人大多吃外賣或在外就餐，讓他替台灣人捏把汗。「我查了下台灣的糧食自給率比日本還低，只有30%啊。還是得多吃自己國家的食物，否則萬一發生戰爭沒辦法進口了呢？自己不做飯，萬一外面買不到了怎麼辦，這一點感覺台灣人完全沒有危機感！」大原滿臉擔憂。

「我可不是什麼環保主義者，我不過是有大把的時間去想什麼樣的生活對自己和別人都好而已。以前時間全被工作佔用的時候，哪有時間和心思替別人想？光自己的事情就已經筋疲力盡了。」現在的他，有大把的時間，他把所有的生活選擇都附上充分的理由。

在接受端傳媒採訪時，他送給記者一張刮刮樂彩票作為見面禮。「因為彩票便於攜帶，和金錢有關，卻比金錢更有趣。而且，即使沒有中獎也可以回饋社會。還有，我覺得很有趣，還可以給別人當小費，之前去聽Live，直接扔給了台上的歌手……」他列舉了條條理由。他的饋贈是經過深思熟慮的，對人、對己、對社會考慮得面面俱到。

自隱居以後，大原再也沒有趕着Big Sale去買東西。「以什麼樣的價格，買什麼樣的東西才是對自己也好，對廠家也好，對勞動者也好，對環境也好的，認真想過之後再買，哪怕那個價格並不便宜。」以前工作的時候，他可沒有時間將自己生活方方面面都全面考慮之後再做決定。「真的只是因為我閒，閒才有空思考什麼才是對自己好也對別人好的。」他反覆強調着。

「今後沒什麼計劃，也許明天就死了呢，我只想當下。」不熱衷工作的他，並不怕病痛與死亡，他甚至對於死亡還有些好奇。也許明天就會死，若是死要來臨也攔不住，那就讓它來吧。接下來呢？「嗯……也許會去印度試試隱居。」他想了想，笑着說起曾有算命的說他前世是印度和尚，「誰知道呢？」現在，大原享受着在台灣隱居的快樂生活，「對於我來說，幸福就是眼前的自己過得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