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废柴”大原扁理：我在台湾“隐居”的快乐生活

大原扁理，是一位生活在台湾的日本人。他今年33岁，身材清瘦，留着短发，戴黑框眼镜。和其他以工作学习或者婚姻为由居住台湾的外国人不同，大原是为了尝试“上班两日、周休五日”的生活而来台湾的。他的年薪仅有16万新台币（约4.2万港币），却过得逍遥自在。

他曾经在东京这样悠闲地过了六年，每周只工作两天，年收入仅90万日元（约6.4万港币或24.5万新台币）。而一个日本大学毕业新生的年收入约为200万日元（约14.3万港币或54.5万新台币）。他把这种少工作、少消费的低成本生活称为“隐居”。2015年，他将自己的生活理念和诀窍总结成书，出版了《20代で隠居　周休5日の快适生活》。翌年，这本书在台湾以《才不是鲁蛇：钱少事少、周休五日的快乐人生》为题翻译出版。

借着这个机会，大原第一次来到台湾。“我在东京隐居六年，想看看在其他地方，这样的生活方式是不是也能实现，”当时他的书在台湾出版，觉得这是个缘分，加之台湾离日本也近，“就搬过来了。”

他在台湾没有任何亲人朋友，透过网络在距离台北市区两个小时左右的近郊找到住处，安顿下来。房间不足6坪（约200呎），配有卫浴和简单的家具，没有厨房，租金只需每月4,300新台币（约1,128港币）。“天气暖和，防寒的衣服省了，没有厨房，也不需要厨具。”除了需要从日本买回日文书籍，台湾的生活比日本更加单纯，花销也更少。

“来台湾以后，生活没什么大变化，轻轻松松，简简单单。”

生活中“没有固定要做的事，都是看心情”

刚来台湾的时候，大原本打算像在东京时一样，去老人院兼职做护工来维持生计。后来发现这个行业被东南亚移工垄断。现在，他帮日本旅游杂志收集台湾方面的信息，写写旅行方面的文章挣钱。

“忙的时候就是一个月的时间里，一天到晚出去采访写稿，很累，不过熬过了那个月，剩下三个月就什么也不干，平均下来，工作量差不多周休5天。” 他说。

在一年里完全不工作的那9个多月里，大原每天都是自然醒，有时早上8点起床，有时9点，不固定。洗漱后，做做广播体操，然后开始想今天要做些什么。全凭兴致来，“没有固定要做的事，都是看心情。”

大原有时候会去附近大学的图书馆看上半天馆藏的日文书籍，有时候会去周围的公园散步，看路边的野花野草，分辨他们能不能吃。在东京的时候，他就热衷摘野草做菜来吃。“在台湾没有厨房，所以只能看看而已。不过看看绿色也不错。”——没有厨房可能是大原在台湾唯一不满足的地方，“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安排饮食，也不能根据自己的想法控制咸淡。”

通常，他都是去便当店买一小份素食便当，50新台币（约13港币），分成午餐和晚餐来吃。这份便当钱大概就是大原每天唯一的固定花销。这不是单纯为了省钱，而因为他食量很小，每天吃一样的食物也不觉得苦闷。虽然“收入比东京时少三分之一，不过消费也低。”他表示来了台湾以后，从未想过回到日本，“台湾比日本过得轻松自在多了。”

这种轻松，不仅是生活上，还有精神上的。台湾让他印象最深刻的是“对于少数派人群的宽容”。

大原是同性恋者，“在台湾，人们觉得少数派群体的存在是理所当然的。移工也好，Gay也好，大家都觉得这些人存在于社会上是再自然不过的一件事。”他和台湾的朋友说自己是Gay，说自己没有正式工作，大家都只是“哦”一声而已。没有人侧目表示厌恶，也没有人投来好奇的目光。

而在故乡，大原总感觉到沉重的“同调压力”——他要和周围人保持一致，周围人都点啤酒，他即使不爱喝也要随众人说“我也要”。他也不喜欢在日本总有人要干涉他怎样活，而在台湾，“没人对我的生活指手画脚。”他完全不用在意别人评价的目光。“啊！难道是因为我是外国人？”他歪歪头，思考着。

“比起思考我能做什么，更应该思考我可以不做什么”

大原出生于日本中部地区的一个乡下小镇。父亲是普通的上班族，收入微薄，仅够温饱。母亲酗酒，经常把“穷”和“债”挂在嘴边。“就是那种虽然有口饭吃，不过窗子坏了就用纸箱修好的低收入家庭。”

他一度为贫富差距而愤愤不平，“为什么同班同学可以有手机，可以买最新的游戏机，可以学钢琴，可以全家出国旅游，而我却什么都拥有不了？”升入高中后，他立刻开始勤工俭学。当时的他想赶快挣钱，希望来摆脱为钱所苦的生活。

高中毕业后，和他同级的孩子大多顺理成章的去工厂做了蓝领。“工作？升学？好像都不是我想要的？我到底想要什么呢？”他花了三年时间窝在家里思考这个问题。除了偶尔会去打些零工挣口饭钱，其他时间他都呆在自己的房间里或是读书或是上网，很少见人，最后甚至连手机都解了约。

“‘家里蹲’三年，我发现：原来对于我来说‘必需’的东西如此之少。以前那些经常见面的人，真的是出于喜欢才见的吗？那些身边放着的商品，真的是出于需要才买的吗？”他把这些抛弃，发现生活并没有更糟糕，反而更轻松了。

“人啊，过了20岁就应该做减法，比起思考我能做什么，更应该思考我可以不做什么。”三年的蛰居，刷新了他的人生观。那一年他21岁，他决定结束“家里蹲”的生活。因为“发现自己快不会说完整的句子了。我想不行，我得出门，不然非得失语症不可。”

不过他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从老家封闭的小空间，一下子跨出了日本这个狭小的海岛。靠打工存下的钱，大原花了六个月时间周游世界。若说旅行改变了他什么，那就是旅行勾起了他无限的好奇心，“原来世界上如此丰富多彩，这样一看，我的家乡就显得太过单一，缺乏多样性了。”大原的家乡和其他日本小镇一样，没有丰富多彩的娱乐，人际关系单调而紧密，镇子最东边的八卦一转眼就能传到镇子的最西边，每个人都在街坊邻里的注视下按部就班地过活。旅行回来，他决定离开这个闭塞的小镇，去日本最繁华的东京看看。

“原来这点钱、这点东西就能让我这么开心”

刚到东京，他和别人合租一套杉并区的公寓，厨卫公用，属于他自己的空间只有一间4叠半（约73呎或2坪）的朝北陋室。寸土寸金的东京市区，即使这样的居住条件，房租也要 7万日元（约5000港币或1.9万新台币）。“那是我人生中最痛苦的时期，感觉每天的人生都被房租消磨掉了，简直是为了房租而活。”大原在便利店和书店打两份兼职来维持东京高昂的生活费用。

无论是便利店还是书店，因削减人力成本而造成人手不足，每个劳动者所承担的工作量就成倍增加。日本人的长时间劳动早已闻名世界，过劳死问题也是日本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近年，随着日本非终身雇佣关系的增多，不光是正式员工，领时薪的兼职打工者同样面临“黑心企业”的压榨。2015年，日本厚生劳动省针对学生打工者进行的调查显示，有14.6%的受访者表示在打工时曾被迫增加工作时长，13.4%的受访者表示曾不情愿地做了额外的工作。

需要七个人力的书店收银台常常只派三个人管理，客人排起长龙，收银台的工作人员一刻也离不开。即便是兼职，也经常被要求加班，稍有抵触，就是个“没用的家伙”，价值被全盘否定。

而便利店，不吃午饭俨然成了评价一个人工作能力的隐形标准。“我今天工作了十个小时什么都没有吃哦！”“我为了上班要坐一个多小时电车呢！”工作至上的店长以此为荣。大原无法从心底接受这种价值观。有时候他饿得不行，偷偷吃几口三明治，被店长发现，“我有叫你休息吗？”店长怒火中还带着一丝鄙视，仿佛亵渎了劳动的神圣，大原成了那个经不起考验的逃兵。

“当时拼命工作，可是交完房租水电，也剩不下什么钱。”昂贵的房租成为他生活巨大的负担。此外，工作繁忙导致没时间做饭，几乎每餐都在外面吃，伙食费也节省不下来。为了维持生活，只好更加拼命工作……“简直就是恶性循环，自己到底为了什么这么努力工作？”

穷忙了一年半，大原忍无可忍，决定给他的生活做做减法。

房租贵，那就搬到便宜的地方去。大原离开了市中心昂贵而简陋的合租房，搬到了郊外远离车站的公寓，房租只需3万日元（约2,150港币或8,200新台币），比之前便宜一倍还多。不爱社交的大原再次解约了手机，不看电视，只用电脑上网消磨时间。时尚的服装？不需要，够穿就好。餐厅的美食？不需要，自己下厨，还乐于吃野草。娱乐就更不用钱了，他就喜欢一个人散步，一个人去图书馆读书。

这样的低消费并不需要他拼命工作，不拼命工作也就不需要住得交通方便，也不需要花钱买饭……一路减法做下来，最后大原自然而然地活成了工作2天、休息5天的隐居状态。

“原来这点钱、这点东西就能让我这么开心。”发现生活所需的最小值，穷和闲反而令他心安理得。

“大家把闲着想得太简单了！”

不过，隐居生活最重要的是“要搞清楚你为什么要隐居”。大原回忆着自己的经历，表示他从未把隐居作为一种目标，并不是为了实现某种价值观，也不是为了隐居而隐居的。“我只是想让自己过得舒适，最后发现最舒服的就是现在这种生活状态。自然而然成了现在的样子。”

大原的书在台湾出版的时候，名字改为《才不是鲁蛇》（编注：“鲁蛇”在台湾语境里为“Loser”）。对这件事他有些抵触。“我并没有想要向别人证明什么，是不是鲁蛇又有什么关系？隐居就是不参与世间那些胜负竞争，才过得开心的啊。”

标题的变更，让他推测，台湾人是不是做人生选择时特别注重别人的看法？他觉得台湾人崇尚的是家庭主义，和日本很不一样。“我做什么、不做什么，都不用考虑父母，父母也不考虑我。我们都是独立的个体，各不相干。”大原的父母明确地告诉他，高中毕业后他就要自食其力，各自独立生活。父母不再养活他，他也不必孝敬父母生活费。他在东京过闲散的生活，父母不会焦心如焚，他出了书给父母，父母也没有为他自豪。“父母若是老得动不了，他会回家照顾，可是当双方都是生活可以自理的成年人时，谁也不会想着要将就对方活着。”可是，他感觉台湾人大多是以家庭为单位来考虑问题，自己的事也要考虑父母的感受，考虑兄弟姐妹。

“说不工作、不消费的人越来越多，会毁了国家什么的……我一点也不同意！”他语气坚定，“首先，你觉得不工作不消费的人真的会越来越多吗？大家把闲着想得太简单了！”

“每天醒来，你都要想自己今天做什么。而且真的很闲，无事可做，有多少人受得了？”他觉得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隐居。“这需要很强的信念。闲着的时候，你要有充沛的想像力，无事可干，就要能享受脑子里思考各种各样的事情。”

做一个充实的废柴，也许比做一个忙碌的上班族难得多。对于习惯了有老板交代工作、有父母唠叨生活的人来说，反而是一种挑战。“隐居就是远离一个硬塞给你的社会，自己选择自己想生存的社会。”一切都自己做主。

隐居生活的闲，让他有足够的时间思考自己和世界的关系。“日本的粮食自给率只有39%，万一发生什么事，粮食没办法进口了怎么办？还是得为粮食自给率做些贡献。”在东京隐居的时候，大原一直是粗茶淡饭，不过他做饭必选择国产米，坚持用小苏打洗碗。来台湾后发现周围人大多吃外卖或在外就餐，让他替台湾人捏把汗。“我查了下台湾的粮食自给率比日本还低，只有30%啊。还是得多吃自己国家的食物，否则万一发生战争没办法进口了呢？自己不做饭，万一外面买不到了怎么办，这一点感觉台湾人完全没有危机感！”大原满脸担忧。

“我可不是什么环保主义者，我不过是有大把的时间去想什么样的生活对自己和别人都好而已。以前时间全被工作占用的时候，哪有时间和心思替别人想？光自己的事情就已经筋疲力尽了。”现在的他，有大把的时间，他把所有的生活选择都附上充分的理由。

在接受端传媒采访时，他送给记者一张刮刮乐彩票作为见面礼。“因为彩票便于携带，和金钱有关，却比金钱更有趣。而且，即使没有中奖也可以回馈社会。还有，我觉得很有趣，还可以给别人当小费，之前去听Live，直接扔给了台上的歌手……”他列举了条条理由。他的馈赠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对人、对己、对社会考虑得面面俱到。

自隐居以后，大原再也没有赶着Big Sale去买东西。“以什么样的价格，买什么样的东西才是对自己也好，对厂家也好，对劳动者也好，对环境也好的，认真想过之后再买，哪怕那个价格并不便宜。”以前工作的时候，他可没有时间将自己生活方方面面都全面考虑之后再做决定。“真的只是因为我闲，闲才有空思考什么才是对自己好也对别人好的。”他反复强调着。

“今后没什么计划，也许明天就死了呢，我只想当下。”不热衷工作的他，并不怕病痛与死亡，他甚至对于死亡还有些好奇。也许明天就会死，若是死要来临也拦不住，那就让它来吧。接下来呢？“嗯……也许会去印度试试隐居。”他想了想，笑着说起曾有算命的说他前世是印度和尚，“谁知道呢？”现在，大原享受着在台湾隐居的快乐生活，“对于我来说，幸福就是眼前的自己过得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