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世紀了，為何劉以鬯的《酒徒》仍能震撼香港年輕人？

回憶是一種鑲篏工序。通過把決定要銘刻之物，鑲篏到自己的生命軌跡中，結合之後大概可以得到一種更為深刻的銘刻。而銘刻之物，在與個體生命結合的過程中，其投影亦變形，而出現某些獨特而內在的變化。在文學而言，這，或者便是經典化的內在過程。

我在大專院校中當漂流兼職講師多年，其中一門課是給電影學院高級文憑的學生上的必修課「現代中國文學選讀」（下稱「選讀」），以及選修課「小說改編電影」，其中必教的是劉以鬯先生的《酒徒》及《對倒》。這些非文學專業的學生，部分也許本身想著離開中學後一輩子都不用再修「中文課」，卻要來讀文藝的現代主義小說，其學習動機之低可想而知。我一意要教《酒徒》的意識流及《對倒》的平行結構，本是認為此乃作為香港文學工作者之職責所在，但歷年面對學生、調整課程的過程，亦可視為劉以鬯作品與當下語境互動、變化、更新的試驗，本文聊記數筆，以誌對劉以鬯先生這位文壇巨人的敬意。

年輕人因為現在的社會問題如樓價、工作狀況、生活空間等等困局，非常自覺於身處社會邊緣，因此很自然地承繼了劉氏作品中的批判視角，與作品產生感通，能以作品的視角來審視香港社會。

年輕人怎麼讀懂《酒徒》

在2011年開始教「選讀」時，已發現學生對香港文本的興趣遠大於對中國現代文學的典範作品如魯迅、老舍等，我與其他教此門課的導師議定，不如增加香港文學的篇章數量。想來這也是香港本土思潮興起，對本土事物的認同和興趣大增。

這些學生很清楚自己將要進入電影這一創意工業，部分在學時已開始體驗實習。《酒徒》中老劉面對商業與藝術、巿場與自我之間的掙扎，他們本有體會，教課時會感到文本乃是一個觸媒，點燃起他們對社會的本有感受，理解很易打通。劉以鬯的《酒徒》、《對倒》、《島與半島》等小說中，都飽含對香港社會的批判，部分由知識份子角度出發作結構性的批判（如對炒樓炒金的泡沫經濟之否定），部分則是庶民生活的角度（如物價飛漲、治安不穩），總而歸結為一種關注民生的普遍性角度，讓大眾讀來有共鳴，親近庶民而輕視那些華而不實塗脂抹粉的官方舉動。我想起1960年代、友聯電影公司出品的電影《火樹銀花相映紅》等，也是從民生而到政治作出對香港社會的尖利批判，這裏面大概有香港南來文人的左翼視點與風骨，有一種外來的批判眼光，與劉氏作品一脈相承。

數十年以來，仍有一代一代的文藝青年被《酒徒》撼動，主要還是因為《酒徒》中鮮明前衛的意識流語言。

劉以鬯沒有放大其中政治的部分，他把香港與上海、中國的對比歸為一種個人的思念之情；對社會的批判則呈現為從整體社會大眾角度出發的關懷，是思考「我居住的城巿如何可以變得更好」的本土關懷。而對年輕人來說，他們因為現在的社會問題如樓價、工作狀況、生活空間等等困局，非常自覺於身處社會邊緣，因此很自然地承繼了劉氏作品中的批判視角，與作品產生感通，能以作品的視角來審視香港社會。

劉以鬯的現代主義長篇小說，往往並不著重戲劇化的情節，而重生存狀態的描述。學生對於故事情節的把握多半沒有問題，認同感高。但他們也許較少閱讀文藝小說，對現代主義的諸種形式難以穿越，尤其「意識流」那種跳躍散點的內心流露。以往香港文學的課是很少的，現代主義文藝也多半是要在大學才能學到；不過數十年以來，仍有一代一代的文藝青年被《酒徒》撼動，主要還是因為《酒徒》中鮮明前衛的意識流語言。是以《酒徒》那著名的開首「生鏽的感情又逢落雨天，思想在煙圈裏捉迷藏」才會被那麼多人熟背；王家衛的蒙太奇有時極充份地體驗出意識流的特色（而最明顯的作品應該不是《花樣年華》而是《東邪西毒》），他一直特地追溯著劉以鬯；八十後獨立音樂人黃衍仁也表示過《酒徒》的意識流語言曾對當時仍是中學生的他造成巨大震撼。

「內心」消失．重提意識流

所以我決心課程一定要讓學生知道什麼是「意識流」。這本來是通過學習術語定義、再加閱讀數個文本呈現之傳統方法來對照進行的。意識流本是心理學術語，指人的意識是不斷流淌變動，沒有固定的邏輯與方式，隨意跳躍，而人的記憶、夢境、欲望、創傷、想像都會在意識中不斷穿插，既受到特定外在空間的牽引，又具超越的時間性和空間性，意識把這一切自由聯結為一個整體。文學上則多以自由聯想、連綿出現的截斷句、由音節與音樂性引發的跳躍連結、表面上無邏輯連繫的意象等方式來表達。當然你現在可在維基、百度、互動百科上輕易找到相關資料，學生們搬字過紙沒有困難，但即使做過報告也可能只是對定義囫圇吞棗，數個文本的佐證閱讀似乎是不足夠了。

年輕時其實沒有很喜歡《酒徒》，因為覺著太憤世嫉俗，自己認為世界的可能性還很多，不必那麼頹喪。是到中年因為要教書，一再讀《酒徒》，突然平添大大的認同感。

於是後來我採用體驗式教學，在課上讓學生做一段「自動書寫」的練習（時間不太夠，一般要做半小時以上才見意識與內心的真章）。體驗一開始時是非常有效的，他們做完之後交換來看，在對照中看到自己的意識流動狀態，與他人的型態之相同與相異。當然淺嚐即止的練習未必能讓學生熟練於意識流技法，但習作體驗可以讓他們更了解自己——我發現這一代青年的內心雖然可能更為複雜（受到手機等媒介影響），但對自己的了解卻是更加不足。猶有甚者，後來發現「自動書寫—流露內心」的概念原來是可以被推翻的：有些學生全程在背歌詞，沒有裎露過自己的內心——原來「內心」的「自動化」可以被外在的商業格式全然佔領？！創作方法大如「自動書寫」都可以被破掉，我不禁慨嘆，難道這一代人要流露自己的內心，是特別困難嗎？「內心」，是在某種程度上消失了嗎？正因如此，我覺得特別要重提意識流、自動書寫等觀念，以助人們重新發現自己的內心。

相較而言，劉以鬯的意識流的結構意識還是比較高的，其中不少揉合了賦比興的手法，佔去很大部分是中西方意象的混雜揉合，也是有意識地用以呈現「現實VS內心」的對比。崑南《地的門》比《酒徒》出版更早一年，其中受喬哀斯《尤利西斯》影響的程度更明顯——劉以鬯對於語法和詞義的破壞，就沒有崑南那麼大幅鮮明。劉以鬯大概希望「酒徒」的意識流狀態，是比現實更精緻秀麗的。

難道這一代人要流露自己的內心，是特別困難嗎？「內心」，是在某種程度上消失了嗎？正因如此，我覺得特別要重提意識流、自動書寫等觀念，以助人們重新發現自己的內心。

因為驕傲與能力

誠如學者危令敦指出過，《酒徒》的人物與情節中其實沿用了不少傳統手法，也有刻板印象，尤其對於女性角色的設置驚喜不多。年輕時其實沒有很喜歡《酒徒》，因為覺著太憤世嫉俗，自己認為世界的可能性還很多，不必那麼頹喪。是到中年因為要教書，一再讀《酒徒》，突然平添大大的認同感。

我深刻認識到，酒徒老劉人格中的扭曲。因為不喜歡自己所做的事（寫庸俗的黃色小說武俠小說糊口），他生活在極大的痛苦中，以致要在酒精中逃避現實，這底蘊裏有著對自己的強烈厭惡。但當文藝青年麥荷門要他一起辦文藝雜誌，完全體現他的才華，老劉卻又諸多推搪，在推搪中又不禁流露出他的高瞻遠矚：他的文藝觀念，認為五四一套文藝形式已落伍，須向西方前衛現代主義看齊，跨越中國傳統及現代文學的觀念，走向國際，體現新的生命形態與生活方式等等，都較麥荷門單純的文藝觀更為層次複雜，也大膽前衛。他更提出自己對香港社會的觀察：文藝斷難創出一片新生態，來潑麥荷門的冷水。此時的老劉，精明銳利，不同凡響。但當老劉面對社會上真正的商業操作，比如寫電影劇本，則又變成一個束手無策、任人宰割的傳統弱勢文人，寫成劇本被偷了點子卻收不到錢，沮喪無助。老劉的悲劇是，他既無法安於回到傳統文藝的舒適圈，又不能駕御商業邏輯而體現自我，只能不斷出賣與剝削自己來維持不算很舒適的生活。這種型態，我在不少跨越商業與嚴肅的創作者身上見到過。

酒徒的世界有著一種墮落感——而我的意思是，是因為他有能力才會墮落。如果沒有能力適應通俗文學的商業齒輪運轉，又或者沒有對於文藝的深刻執著之審視目光，根本不會出現墮落。

而我後來一再提醍學生們注意老劉的驕傲。他不是不能洞悉這一切；他的文學才能與識見，尤其讓他體現一種藝術家的驕傲，出於文藝觀而能迅速作出判斷的驕傲。酒徒的世界有著一種墮落感——而我的意思是，是因為他有能力才會墮落。如果沒有能力適應通俗文學的商業齒輪運轉，又或者沒有對於文藝的深刻執著之審視目光，根本不會出現墮落。就像《迷幻列車2》裡說，「當有機會的時候就會有背叛」，也是因為有能力，有機會選擇（是商業還是藝術？），才有機會堕落。

選擇與痛苦

我們這一代七十年代出生的人，不少作家、畫家、電影人等等，都有過「進入主流」的「機會」，像是機會的東西，像是可以選擇甚至創造很多不同的東西；但在我們完整進入主流前，主流卻已率先崩潰。

「選擇」是香港人的關鍵詞之一。有一種生物叫英國人，有一種生物叫中國人，而香港人則是夾在中間的混雜物；部分特別有意識的，更是既不想做英國人，也不想做中國人，始終想望著河的第三岸，另外的選擇。在壓迫逐漸增大，空間逐漸閉合的時代，想望選擇本身，原來就帶來痛苦。

我們這一代七十年代出生的人，不少作家、畫家、電影人等等，都有過「進入主流」的「機會」，像是機會的東西，像是可以選擇甚至創造很多不同的東西；但在我們完整進入主流前，主流卻已率先崩潰，傳媒、娛樂、零售等渠道都受網絡衝擊而重組，而網絡與社交媒體又呈現更清晰的主流型態，無法保障生活與藝術上的發展。於是有人進入學院，有人歸園田居，其餘留在江湖打拼的，就要面對永遠的白手興家狀態，在一切紐帶的全面崩解中做西西弗斯。無論是生活、藝術還是政治，都彷彿有迫問：認輸與不認輸，哪個比較痛苦？

這個時候我就特別需要《酒徒》：認輸與不認輸，都大概是痛苦的，然而把痛苦深入推進到變成一種創造，就是語言世界的勝利，可以超越目前的現實。創造，而把結果留給後世評論。揣想一種後世的眼光：《酒徒》也是成書二十年後，才被推為經典的。對學生、對友人、對自己，這樣說：終歸會有人明白你所做的一切。這樣痛苦，比較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