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後10年，7000位傷殘倖存者，誰在照料他們康復？

袁孝偉動作利落。假若不是因為跑起來速度太快，一截空蕩蕩的襯衣袖子飄起，旁人根本察覺不到，他失去了一整個右臂。

「你看，我這裏殘端的肌肉已經訓練得很好，」他試著轉動那一小塊連右肩的肌肉，肌肉在襯衣袖子下有力地動起來。他又從衣櫃裏拿出一隻肉色的電子手，只要把電子手的頂端連接上這塊肌肉，袁孝偉就可以憑藉肌肉的鬆緊，控制手部的動作。

2008年5月12日，汶川大地震發生時，17歲的袁孝偉在北川中學讀高二。五層校舍轟然倒塌，他和鄰近的兩個女同學一起被壓在廢墟下48小時，憑藉互相打氣活了下來。被挖出來時，他整個右臂彎失去知覺。一名救援的解放軍安慰他：「沒事，現在醫術先進，截肢了也可以安裝假肢。」

袁孝偉隨後在四川綿陽一家醫院接受了高位截肢手術。他天真地想，等裝了假肢，就和原來的手臂一模一樣了。但手術後好幾天，截肢部位開始感染，沒有一位醫生顧得上和他商量假肢的事。

當時整個醫院為救災忙亂不堪，袁孝偉回憶：「大量災民做截肢手術，每天運出去的斷手斷腳可以裝滿兩個半人高的醫用垃圾筒，連紗布都不夠用。」傷員沒法停留，做完保命的手術，就會被分配到北京、上海、廣州等地的醫院。袁孝偉也在五天之後轉院，住進重慶西南醫院。由於殘端感染，他在西南醫院做了第二次手術：清除腐肉。之後，他在醫院床上躺了兩個月。

對袁孝偉來說，保命的喜悅過去，漫長而嚴酷的現實才剛剛開始：還會有假肢嗎？還會感染嗎？未來怎麼生活？還能讀書嗎？治療要一直延續嗎？身體會好起來嗎？醫療費用誰來付？

根據四川政府統計，地震後，像袁孝偉這樣急需康復治療的傷殘災民超過7000人。而2008年的中國，康復體系薄弱得像一張紙。喧嘩過去，大難不死的上萬名傷員和他們的救護者很快陷入了新的困境：缺錢、缺專業人員、缺康復場所和器材。

拐點

在幾乎每個傷員身上，于占東都看到了未及時做康復的遺憾：如果早一點，不會是這樣。

袁孝偉第一次聽到「康復」（rehabilitation）這個詞，是從香港的一群骨科醫生那裏。

據中國康復醫學會常務副會長勵建安調查，震後的四川，有康復醫學教育背景的醫生不超過400人。大多數地區對康復的理解僅停留在「躺在家裏休息」，或用推拿、針灸來減輕疼痛。一個更棘手的情況是，截肢病人的「康復」費用，並不在政府認定的醫療保險範疇內。2008年6月，政府宣布將於當年12月31日終止針地震傷員的免費醫療後，一場「送傷員回家」的浪潮開始了。

各地醫院迫於經濟壓力，開始將大量剛剛接受完截肢手術的傷員，送回鄉鎮、村子裏的臨時板房區。

在香港，一直關注地震災情的醫生們非常著急。他們知道，大量傷員截肢，一定要儘快裝上假肢，即使復原情況還不適合馬上安裝，也一定要讓傷員下床運動，練習平衡能力和殘端肌肉。「不然在床上休養兩三個月，截肢端肌肉萎縮了，假肢更難裝上。」香港中文大學矯形外科及創傷學系榮譽副教授羅尚尉告訴端傳媒。在香港語境中，康復通常稱為「復康」，是通過不同專業、協助患者在身體和心理方面最大限度的恢復到過往水平，並返回社區生活。

越早提供康復訓練，傷員往昔功能的恢復機率就越高。羅尚尉和一群骨科醫生、物理治療師、假肢矯形師等自發組織起來，帶著充氣假肢等器械，趕往離香港較近的廣州醫院，協助傷員。又於當年8月，在香港註冊了非牟利組織 Stand Tall，聘請了15個工作人員，直接進駐四川工作。

見到Stand Tall的香港骨科專科醫生陳啟明時，袁孝偉已經按照之前醫生的囑咐、「一動不動」在床上躺了兩個月了，他的截肢端肌肉大面積萎縮。

陳啟明告訴袁孝偉，要想安裝可以靈活運動的電子手，必須大力進行康復訓練，讓萎縮的肌肉重新活起來。

袁孝偉開始了艱苦的康復訓練：在殘端貼感應片，對著顯示肌肉信號的電腦，進行各種練習。「我爸都叫我放棄了，說沒有希望了，」但袁孝偉不願意。幾個星期不停歇的鍛鍊後，他順利裝上了電子手。「戴上之後，我感覺自己又完整了。」這隻產自德國的電子手根據他的體重、身高和左臂重量來訂造，花費十萬元，由Stand Tall全額資助。

在康復的路上，袁孝偉幸運地抓住了拐點。但不是每個人有這樣的機遇。

她們怕死、又沒人管，就想找一個地方把病醫好，自己可以做飯或種田。

2009年年初，由香港福幼基金會（下稱「福幼」）資助的康復團隊進入綿竹市人民醫院工作，開始尋找早已散落民間的傷員。當時26歲的于占東辭掉了大慶油田總醫院康復醫學中心工作，跟著福幼的團隊到附近的鄉鎮排查傷員，依據傷情建立檔案並安排就醫時間。

「車開到鄉下，好多傷員已經在那裏等了，因為聽說終於來了可以不花錢還能解決問題的人，」于占東告訴端傳媒。他記得，村裏的老婆婆用哀求的眼神久久徘徊在志願者旁邊，「她們怕死、又沒人管，就想找一個地方把病醫好，自己可以做飯或種田。」

在幾乎每個傷員身上，于占東都看到了未及時做康復的遺憾：如果早一點，不會是這樣；如果當初在救命的前提下，考慮到傷員日後的生活和工作，一些醫療處理或許不會這麼草率。「這是他（傷員）生命的一個拐點，是不可逆的。」于占東說，一旦錯過了黃金康復期，人的能力就越來越難恢復。

傷員們告訴于占東，國家免費醫療終止前，他們被外省的醫院送回家；經濟條件較好的醫院會婉轉地提醒要不要回家看看安置情況；其餘的醫院則會直接通知出院；很多傷員甚至是提前回來的。

「醫院也有壓力，」于占東說。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知情者表示，政府當時承諾免費治療，但應該補給醫院的錢遲遲未入帳。

碰撞

所有醫院都說，你把錢放在這兒，你就不用管了。

時間就是生命。渴望投入救濟的香港康復力量深知這一點，他們在第一時間攜帶資金和人力抵達四川，卻因為兩個系統的對接困難，眼睜睜看著黃金時間的流逝。

據《南方週末》報道，香港政府當時希望在四川援建一個康復中心，問了一兩個月都不知道該找誰對接，最後，四川方面決定由衛生廳來協調這件事。

這一方面因為「康復」這個體系彼時在大陸薄弱而且發展不均衡。香港醫生公認的「預防醫學、治療醫學和康復」三大體系，大陸卻比較集中在治療，更不用說康復系統下的物理治療師、職業治療師、假肢矯形師等不同專業細分，以及與骨科在手術前就開始的配合。「當時（中國大陸的）康復科是虧本的科，賺錢的是骨科那些」，Stand Tall成員羅尚尉醫生說，康復科在醫院中長期不受重視，與骨科之間，也不一定存在合作關係，「關係是靠財政維繫的。」

另一方面，內地的醫院各有算計與考量。福幼的大陸項目總監周建國記得，他當時拿著來自香港的500萬善款，想到基層醫院設置康復點，但談崩了無數家。「所有醫院都說，你把錢放在這兒，你就不用管了。」

一個不願透露姓名的志願者至今忿忿不平：「政府不能做（康復治療）、也沒有想過去做，基金會來做了，給你醫院買設備、出治療費，你醫院還只是想，這樣做了能給我什麼好處！」

周建國跑了半年，直到2009年初，才在綿竹市人民醫院設立了駐點，醫院向福幼提供了兩千多平米的板房，能同時容納200來個床位。但和龐大的康復需求相比，仍是杯水車薪。據福幼前期普查，作為傷員重災區的綿竹有2400多人急需康復治療。

當時，醫院調任有20多年經驗的骨科醫生趙正恩去做康復科主任，他一度覺得自己被「貶黜」了。志願者回憶，初期他們和其他科室合作都很難：「跟醫生講康復，（他們）都不懂是怎麼回事，他們認為推拿或針灸有效，你的東西沒有效，他沒辦法支持你。」

與福幼自下而上的滲透方式不同，Stand Tall 採取了另一條路，用羅尚尉的話說，是要「打通天地線」。

「時任政務司司長唐英年、時任醫院管理局主席胡定旭都有從中安排，聯絡四川當地不同政府部門，」羅尚尉表示，他們最終決定和四川省人民醫院合作。Stand Tall 不負責直接醫治傷員，而是訓練當地的醫生、治療師，去協助傷員。

康復是一條沒有盡頭的路。從重慶西南醫院出院後，袁孝偉帶著電子手回到重建後的北川中學，投入高三生活。很多倖存的同學和他一樣，接受了截肢手術，艱難地重新學習走路、寫字、上廁所、吃飯等。截肢之後，骨頭可能會繼續生長，引發骨刺和疼痛，每隔幾年，可能需要再手術；而假肢可能會損壞、需要修理和調整。

每隔一段時間，袁孝偉都要去成都省人民醫院會見Stand Tall的團隊。「他們評估我肌肉的情況，檢查疼痛的情況，詳細問我做什麼動作，會減少疼痛，」袁孝偉說，電子手連結殘端的接受腔也要根據身體的情況，不時調整。後來，經過訓練，他甚至可以用這隻電子手來打乒乓球。

袁孝偉說，地震之後，還未滿18歲的他突然就覺得，自己是一個大人了。2009年高考，他報考了天津體育學院的康復專業。他想去更深入的了解這個曾經幫助自己的專業，也想著以後可以「償還」，去幫助其他人。

目光

那目光中帶著三分之一的好奇，三分之一的憐憫，還有三分之一的……

不過，慢慢接受了自己的袁孝偉發現，其他人不一定能接受自己。

一個曾經在醫院裏幫助過他的志願者，後來去北川中學看望他，袁孝偉興奮地拿出自己的電子手給這個女孩看看。「她一看到，整個臉都嚇白了，可能她沒看到這種東西吧，」這是袁孝偉第一次感覺到，原來自己的殘障，會讓別人這麼不舒服。

後來很多年，袁孝偉都沒有穿過一次短袖衣服，無論在多麼悶熱的夏天。走在路上，他發現別人總愛盯著他看。「那目光中帶著三分之一的好奇，三分之一的憐憫，還有三分之一的，我不知道是什麼。」他的回應是平靜地「看回去」，直到別人不再盯著他看。

我們希望可以改變社區去幫助殘障人士，而不是教殘障人士怎樣上兩級樓梯。

在香港復康會社工、高級顧問伍杏修看來，「康復」也包括了一個社會需要做出的調整，包括公眾教育、社區規劃等。「一個殘障人士不可能一輩子都在醫院裏，最終都要與家人在社區裏過活。社區到底是怎樣？社區的人接不接受？社區裏有沒有無障礙的通道？究竟他回去後怎樣生活，這些就是我們關心的問題了。」伍杏修說，「我們希望可以改變社區去幫助殘障人士，而不是教殘障人士怎樣上兩級樓梯。」

地震後，時任香港復康會總監的伍杏修帶隊，在都江堰、綿陽、北川、青川等災區設立服務站。他們準備模仿香港模式，在災區舖設一張「社區康復網絡」，為災民提供心理輔導、互助小組、家居改造等服務。

2010年，大學剛剛畢業的賴寒加入了這個團隊，駐紮都江堰。她的工作是每日外出探訪傷員，常常要坐一個多鐘頭的車到山裏。在聚源鎮一個村莊，賴寒認識了聚源中學一位初中三年級的女孩。地震時校舍倒塌，導致她左眼眶骨折、左眼失明，兩條小腿壓傷，只能跛行。

賴寒記得第一次家訪，女孩早早就站在自家平房前等候，左眼失明令她走路時總有些踉蹌。但女孩不怎麼說話，也不和父母溝通。賴寒堅持每週探訪一次，慢慢熟絡了，女孩才告訴賴寒，她常常失眠、或是做噩夢，夢見以前坐在自己後面的同學，「這輩子再也見不到了」。她也擔心臉上的疤痕和腿部情況會影響以後的生活。

賴寒給她找來治療師，教她怎麼在家做康復訓練，給她做心理輔導，和她聊未來、聊夢想，她看到女孩一點一點恢復自信，後來考上了自己心儀的幼教專業，畢業後成為一名幼師。

政府的大政策是趕在指定時間內興建指定數量的房間，全部房屋都是倒模般倒出來的，他們不會為了小部分人而多做事情。

2012年，這個團隊又在都江堰引入了復康會在香港創造的活動——「無障礙定向」：讓殘障人士和健全人士一起組隊，去完成各項任務，例如去逛超市、去看電影等，令健康人體會到城市空間中無障礙設施的重要性。賴寒有次和一個癱瘓的阿姨一起去超市，坐進電梯的瞬間，阿姨突然哭了起來，她說：病了十多年，我就沒有來過超市。

推廣無障礙設施並不容易。「政府的大政策是趕在指定時間內興建指定數量的房間，全部房屋都是倒模般倒出來的，他們不會為了小部分人而多做事情，」伍杏修說，「所以後來我們便從事軟件上的教育，還有小修小補。」包括協調資源，組織居民與街道辦協商改造計畫，資助社區做無障礙設施。「裝義肢的人，往後人生都有筆恆常支出」，社工也幫災民持續尋找假肢維修、更換的資源。

西裝

走出來了，正在認認真真的生活

袁孝偉並沒有天天戴著電子手。

「這隻手太重了，而且有時候過安檢，都被要求脫下來檢查。不過重要場合我還是要戴上，它就像，我的一件西裝吧，」他輕鬆地笑起來。從兩年前開始，他更加不顧忌別人的目光了，沒戴「西裝」，也會穿上「讓自己感覺舒服」的短袖T恤。

從天津體育學院畢業以後，他成了一名註冊的康復治療師，加入NGO國際助殘。2013年四川廬山地震，2014年雲南地震，他先後到兩地駐紮，幫助當地的傷殘災民。去年，他轉到一家研發和生產康復器械的公司工作。

他曾經幸運地抓住了「拐點」，也希望更多人有一樣的機遇。這也是來到四川援助的香港專業力量最想看到的：把經驗留在當地，生根發芽。

2012年，在綿竹市人民醫院做康復的最後一批傷員出院，一些志願者選擇留下來。2017年，原來被人看不起的康復科正式被授牌「四川省重點治療專科」：如今有9名醫生、21名治療師和11名護士。

2013年，香港復康會在四川成立了本土NGO——四川揚康殘疾人康復技術培訓指導中心，並參與了2010年青海玉樹地震、2013年雅安地震的傷員康復工作。賴寒已成為獨當一面的社工，服務對象亦擴展至其他殘障人士和慢性病患者。

Stand Tall 也沒有撤離的計畫。「我們現在帳上還有一千萬，應該還能做幾年，」羅尚尉表示。他們一直透過微信群組，連繫著兩三百位在十年前的地震後接受了截肢手術的人，每隔一段時間，就會從香港飛到成都，集中為傷員修理假肢、改善接受腔等。

走過十年，袁孝偉27歲了，他說自己「走出來了，正在認認真真的生活」。今年，他拒絕了不同單位邀請他參加的紀念活動，只想在5月12日那天約上十年前曾在廢墟之下的兩個同學，一起聚聚、聊聊。他們的生命，還有很多個十年要走。漫長的康復路，這才剛剛開始。

（張潔平參與川震十年系列策劃及編輯工作，特此致謝。）

（端傳媒實習記者張竟禕、譚德恩、徐雪瑩對此文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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