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后10年，7000位伤残幸存者，谁在照料他们康复？

袁孝伟动作利落。假若不是因为跑起来速度太快，一截空荡荡的衬衣袖子飘起，旁人根本察觉不到，他失去了一整个右臂。

“你看，我这里残端的肌肉已经训练得很好，”他试著转动那一小块连右肩的肌肉，肌肉在衬衣袖子下有力地动起来。他又从衣柜里拿出一只肉色的电子手，只要把电子手的顶端连接上这块肌肉，袁孝伟就可以凭借肌肉的松紧，控制手部的动作。

2008年5月12日，汶川大地震发生时，17岁的袁孝伟在北川中学读高二。五层校舍轰然倒塌，他和邻近的两个女同学一起被压在废墟下48小时，凭借互相打气活了下来。被挖出来时，他整个右臂弯失去知觉。一名救援的解放军安慰他：“没事，现在医术先进，截肢了也可以安装假肢。”

袁孝伟随后在四川绵阳一家医院接受了高位截肢手术。他天真地想，等装了假肢，就和原来的手臂一模一样了。但手术后好几天，截肢部位开始感染，没有一位医生顾得上和他商量假肢的事。

当时整个医院为救灾忙乱不堪，袁孝伟回忆：“大量灾民做截肢手术，每天运出去的断手断脚可以装满两个半人高的医用垃圾筒，连纱布都不够用。”伤员没法停留，做完保命的手术，就会被分配到北京、上海、广州等地的医院。袁孝伟也在五天之后转院，住进重庆西南医院。由于残端感染，他在西南医院做了第二次手术：清除腐肉。之后，他在医院床上躺了两个月。

对袁孝伟来说，保命的喜悦过去，漫长而严酷的现实才刚刚开始：还会有假肢吗？还会感染吗？未来怎么生活？还能读书吗？治疗要一直延续吗？身体会好起来吗？医疗费用谁来付？

根据四川政府统计，地震后，像袁孝伟这样急需康复治疗的伤残灾民超过7000人。而2008年的中国，康复体系薄弱得像一张纸。喧哗过去，大难不死的上万名伤员和他们的救护者很快陷入了新的困境：缺钱、缺专业人员、缺康复场所和器材。

拐点

在几乎每个伤员身上，于占东都看到了未及时做康复的遗憾：如果早一点，不会是这样。

袁孝伟第一次听到“康复”（rehabilitation）这个词，是从香港的一群骨科医生那里。

据中国康复医学会常务副会长励建安调查，震后的四川，有康复医学教育背景的医生不超过400人。大多数地区对康复的理解仅停留在“躺在家里休息”，或用推拿、针灸来减轻疼痛。一个更棘手的情况是，截肢病人的“康复”费用，并不在政府认定的医疗保险范畴内。2008年6月，政府宣布将于当年12月31日终止针地震伤员的免费医疗后，一场“送伤员回家”的浪潮开始了。

各地医院迫于经济压力，开始将大量刚刚接受完截肢手术的伤员，送回乡镇、村子里的临时板房区。

在香港，一直关注地震灾情的医生们非常著急。他们知道，大量伤员截肢，一定要尽快装上假肢，即使复原情况还不适合马上安装，也一定要让伤员下床运动，练习平衡能力和残端肌肉。“不然在床上休养两三个月，截肢端肌肉萎缩了，假肢更难装上。”香港中文大学矫形外科及创伤学系荣誉副教授罗尚尉告诉端传媒。在香港语境中，康复通常称为“复康”，是通过不同专业、协助患者在身体和心理方面最大限度的恢复到过往水平，并返回社区生活。

越早提供康复训练，伤员往昔功能的恢复机率就越高。罗尚尉和一群骨科医生、物理治疗师、假肢矫形师等自发组织起来，带著充气假肢等器械，赶往离香港较近的广州医院，协助伤员。又于当年8月，在香港注册了非牟利组织 Stand Tall，聘请了15个工作人员，直接进驻四川工作。

见到Stand Tall的香港骨科专科医生陈启明时，袁孝伟已经按照之前医生的嘱咐、“一动不动”在床上躺了两个月了，他的截肢端肌肉大面积萎缩。

陈启明告诉袁孝伟，要想安装可以灵活运动的电子手，必须大力进行康复训练，让萎缩的肌肉重新活起来。

袁孝伟开始了艰苦的康复训练：在残端贴感应片，对著显示肌肉信号的电脑，进行各种练习。“我爸都叫我放弃了，说没有希望了，”但袁孝伟不愿意。几个星期不停歇的锻炼后，他顺利装上了电子手。“戴上之后，我感觉自己又完整了。”这只产自德国的电子手根据他的体重、身高和左臂重量来订造，花费十万元，由Stand Tall全额资助。

在康复的路上，袁孝伟幸运地抓住了拐点。但不是每个人有这样的机遇。

她们怕死、又没人管，就想找一个地方把病医好，自己可以做饭或种田。

2009年年初，由香港福幼基金会（下称“福幼”）资助的康复团队进入绵竹市人民医院工作，开始寻找早已散落民间的伤员。当时26岁的于占东辞掉了大庆油田总医院康复医学中心工作，跟著福幼的团队到附近的乡镇排查伤员，依据伤情建立档案并安排就医时间。

“车开到乡下，好多伤员已经在那里等了，因为听说终于来了可以不花钱还能解决问题的人，”于占东告诉端传媒。他记得，村里的老婆婆用哀求的眼神久久徘徊在志愿者旁边，“她们怕死、又没人管，就想找一个地方把病医好，自己可以做饭或种田。”

在几乎每个伤员身上，于占东都看到了未及时做康复的遗憾：如果早一点，不会是这样；如果当初在救命的前提下，考虑到伤员日后的生活和工作，一些医疗处理或许不会这么草率。“这是他（伤员）生命的一个拐点，是不可逆的。”于占东说，一旦错过了黄金康复期，人的能力就越来越难恢复。

伤员们告诉于占东，国家免费医疗终止前，他们被外省的医院送回家；经济条件较好的医院会婉转地提醒要不要回家看看安置情况；其余的医院则会直接通知出院；很多伤员甚至是提前回来的。

“医院也有压力，”于占东说。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知情者表示，政府当时承诺免费治疗，但应该补给医院的钱迟迟未入帐。

碰撞

所有医院都说，你把钱放在这儿，你就不用管了。

时间就是生命。渴望投入救济的香港康复力量深知这一点，他们在第一时间携带资金和人力抵达四川，却因为两个系统的对接困难，眼睁睁看著黄金时间的流逝。

据《南方周末》报道，香港政府当时希望在四川援建一个康复中心，问了一两个月都不知道该找谁对接，最后，四川方面决定由卫生厅来协调这件事。

这一方面因为“康复”这个体系彼时在大陆薄弱而且发展不均衡。香港医生公认的“预防医学、治疗医学和康复”三大体系，大陆却比较集中在治疗，更不用说康复系统下的物理治疗师、职业治疗师、假肢矫形师等不同专业细分，以及与骨科在手术前就开始的配合。“当时（中国大陆的）康复科是亏本的科，赚钱的是骨科那些”，Stand Tall成员罗尚尉医生说，康复科在医院中长期不受重视，与骨科之间，也不一定存在合作关系，“关系是靠财政维系的。”

另一方面，内地的医院各有算计与考量。福幼的大陆项目总监周建国记得，他当时拿著来自香港的500万善款，想到基层医院设置康复点，但谈崩了无数家。“所有医院都说，你把钱放在这儿，你就不用管了。”

一个不愿透露姓名的志愿者至今忿忿不平：“政府不能做（康复治疗）、也没有想过去做，基金会来做了，给你医院买设备、出治疗费，你医院还只是想，这样做了能给我什么好处！”

周建国跑了半年，直到2009年初，才在绵竹市人民医院设立了驻点，医院向福幼提供了两千多平米的板房，能同时容纳200来个床位。但和庞大的康复需求相比，仍是杯水车薪。据福幼前期普查，作为伤员重灾区的绵竹有2400多人急需康复治疗。

当时，医院调任有20多年经验的骨科医生赵正恩去做康复科主任，他一度觉得自己被“贬黜”了。志愿者回忆，初期他们和其他科室合作都很难：“跟医生讲康复，（他们）都不懂是怎么回事，他们认为推拿或针灸有效，你的东西没有效，他没办法支持你。”

与福幼自下而上的渗透方式不同，Stand Tall 采取了另一条路，用罗尚尉的话说，是要“打通天地线”。

“时任政务司司长唐英年、时任医院管理局主席胡定旭都有从中安排，联络四川当地不同政府部门，”罗尚尉表示，他们最终决定和四川省人民医院合作。Stand Tall 不负责直接医治伤员，而是训练当地的医生、治疗师，去协助伤员。

康复是一条没有尽头的路。从重庆西南医院出院后，袁孝伟带著电子手回到重建后的北川中学，投入高三生活。很多幸存的同学和他一样，接受了截肢手术，艰难地重新学习走路、写字、上厕所、吃饭等。截肢之后，骨头可能会继续生长，引发骨刺和疼痛，每隔几年，可能需要再手术；而假肢可能会损坏、需要修理和调整。

每隔一段时间，袁孝伟都要去成都省人民医院会见Stand Tall的团队。“他们评估我肌肉的情况，检查疼痛的情况，详细问我做什么动作，会减少疼痛，”袁孝伟说，电子手连结残端的接受腔也要根据身体的情况，不时调整。后来，经过训练，他甚至可以用这只电子手来打乒乓球。

袁孝伟说，地震之后，还未满18岁的他突然就觉得，自己是一个大人了。2009年高考，他报考了天津体育学院的康复专业。他想去更深入的了解这个曾经帮助自己的专业，也想著以后可以“偿还”，去帮助其他人。

目光

那目光中带著三分之一的好奇，三分之一的怜悯，还有三分之一的……

不过，慢慢接受了自己的袁孝伟发现，其他人不一定能接受自己。

一个曾经在医院里帮助过他的志愿者，后来去北川中学看望他，袁孝伟兴奋地拿出自己的电子手给这个女孩看看。“她一看到，整个脸都吓白了，可能她没看到这种东西吧，”这是袁孝伟第一次感觉到，原来自己的残障，会让别人这么不舒服。

后来很多年，袁孝伟都没有穿过一次短袖衣服，无论在多么闷热的夏天。走在路上，他发现别人总爱盯著他看。“那目光中带著三分之一的好奇，三分之一的怜悯，还有三分之一的，我不知道是什么。”他的回应是平静地“看回去”，直到别人不再盯著他看。

我们希望可以改变社区去帮助残障人士，而不是教残障人士怎样上两级楼梯。

在香港复康会社工、高级顾问伍杏修看来，“康复”也包括了一个社会需要做出的调整，包括公众教育、社区规划等。“一个残障人士不可能一辈子都在医院里，最终都要与家人在社区里过活。社区到底是怎样？社区的人接不接受？社区里有没有无障碍的通道？究竟他回去后怎样生活，这些就是我们关心的问题了。”伍杏修说，“我们希望可以改变社区去帮助残障人士，而不是教残障人士怎样上两级楼梯。”

地震后，时任香港复康会总监的伍杏修带队，在都江堰、绵阳、北川、青川等灾区设立服务站。他们准备模仿香港模式，在灾区舖设一张“社区康复网络”，为灾民提供心理辅导、互助小组、家居改造等服务。

2010年，大学刚刚毕业的赖寒加入了这个团队，驻扎都江堰。她的工作是每日外出探访伤员，常常要坐一个多钟头的车到山里。在聚源镇一个村庄，赖寒认识了聚源中学一位初中三年级的女孩。地震时校舍倒塌，导致她左眼眶骨折、左眼失明，两条小腿压伤，只能跛行。

赖寒记得第一次家访，女孩早早就站在自家平房前等候，左眼失明令她走路时总有些踉跄。但女孩不怎么说话，也不和父母沟通。赖寒坚持每周探访一次，慢慢熟络了，女孩才告诉赖寒，她常常失眠、或是做噩梦，梦见以前坐在自己后面的同学，“这辈子再也见不到了”。她也担心脸上的疤痕和腿部情况会影响以后的生活。

赖寒给她找来治疗师，教她怎么在家做康复训练，给她做心理辅导，和她聊未来、聊梦想，她看到女孩一点一点恢复自信，后来考上了自己心仪的幼教专业，毕业后成为一名幼师。

政府的大政策是赶在指定时间内兴建指定数量的房间，全部房屋都是倒模般倒出来的，他们不会为了小部分人而多做事情。

2012年，这个团队又在都江堰引入了复康会在香港创造的活动——“无障碍定向”：让残障人士和健全人士一起组队，去完成各项任务，例如去逛超市、去看电影等，令健康人体会到城市空间中无障碍设施的重要性。赖寒有次和一个瘫痪的阿姨一起去超市，坐进电梯的瞬间，阿姨突然哭了起来，她说：病了十多年，我就没有来过超市。

推广无障碍设施并不容易。“政府的大政策是赶在指定时间内兴建指定数量的房间，全部房屋都是倒模般倒出来的，他们不会为了小部分人而多做事情，”伍杏修说，“所以后来我们便从事软件上的教育，还有小修小补。”包括协调资源，组织居民与街道办协商改造计划，资助社区做无障碍设施。“装义肢的人，往后人生都有笔恒常支出”，社工也帮灾民持续寻找假肢维修、更换的资源。

西装

走出来了，正在认认真真的生活

袁孝伟并没有天天戴著电子手。

“这只手太重了，而且有时候过安检，都被要求脱下来检查。不过重要场合我还是要戴上，它就像，我的一件西装吧，”他轻松地笑起来。从两年前开始，他更加不顾忌别人的目光了，没戴“西装”，也会穿上“让自己感觉舒服”的短袖T恤。

从天津体育学院毕业以后，他成了一名注册的康复治疗师，加入NGO国际助残。2013年四川庐山地震，2014年云南地震，他先后到两地驻扎，帮助当地的伤残灾民。去年，他转到一家研发和生产康复器械的公司工作。

他曾经幸运地抓住了“拐点”，也希望更多人有一样的机遇。这也是来到四川援助的香港专业力量最想看到的：把经验留在当地，生根发芽。

2012年，在绵竹市人民医院做康复的最后一批伤员出院，一些志愿者选择留下来。2017年，原来被人看不起的康复科正式被授牌“四川省重点治疗专科”：如今有9名医生、21名治疗师和11名护士。

2013年，香港复康会在四川成立了本土NGO——四川扬康残疾人康复技术培训指导中心，并参与了2010年青海玉树地震、2013年雅安地震的伤员康复工作。赖寒已成为独当一面的社工，服务对象亦扩展至其他残障人士和慢性病患者。

Stand Tall 也没有撤离的计划。“我们现在帐上还有一千万，应该还能做几年，”罗尚尉表示。他们一直透过微信群组，连系著两三百位在十年前的地震后接受了截肢手术的人，每隔一段时间，就会从香港飞到成都，集中为伤员修理假肢、改善接受腔等。

走过十年，袁孝伟27岁了，他说自己“走出来了，正在认认真真的生活”。今年，他拒绝了不同单位邀请他参加的纪念活动，只想在5月12日那天约上十年前曾在废墟之下的两个同学，一起聚聚、聊聊。他们的生命，还有很多个十年要走。漫长的康复路，这才刚刚开始。

（张洁平参与川震十年系列策划及编辑工作，特此致谢。）

（端传媒实习记者张竟祎、谭德恩、徐雪莹对此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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