夢中說夢說成灰：我記得與我讀過的黃愛玲

影評界裡，一提起黃愛玲，無人不道其賢。1月4號早上，從社交媒體得知她在睡夢中離世，我跟許多影評朋友一樣，是難以相信，立刻再求證。

但她確是走了。

於是我想起了幾個片段：我們踫巧一起看過一兩部經典電影，印象中有《齊瓦戈醫生》（Doctor Zhivago）和《紅菱艷》（The Red Shoes）。等候的片刻，我們老是慨嘆現在的電影新不如舊，還是老電影好。

去年，我遠遠看見她和丈夫一起看許鞍華《明月幾時有》的首映，可是未能詳談，之後就再沒有機會了。

另一些回憶，是我們一起主講電影欣賞課堂，她為我們挑選過《林家鋪子》和《小城之春》，都是值得一再欣賞的電影。還有一次是在香港電影資料館講解印度電影大師薩耶哲雷（Satyajit Ray）的《寂寞的妻子》（Charulata），我們從影片中的庭園場景，展開討論，聯繫到中國戲曲裡對於園林的設定和處理，回想起來，也覺得饒有意趣。

不同影評人，自然對黃愛玲有不同的回憶。黃愛玲在1970、1980年代遊學法國，回來香港後，擔任香港藝術中心電影部負責人，以及香港國際電影節的節目策劃。從2000年出版的《戲緣》一書，可知她的寬闊視野，而這多少是因為她的遊學經歷和工作所致。至於她上佳的散文筆法，更是不在話下。

她的影評罕見滔滔雄辯，也少見文化理論的引用，重感知多於說服。

伊力盧馬，她電影世界的中心

翻閱《戲緣》，可知她尤其喜愛法國電影，伊力盧馬（Eric Rohmer）是中心所在。《戲緣》開首，一連六篇文章都是談及伊力盧馬的作品，而全書第一篇，寫於1997年的〈不要高興得太早〉，已見黃愛玲的影話筆法。

這篇文章的第一句：「伊力盧馬其實是一個很有宗教情操的導演。」這是一個影評人的簡潔判斷，眾所周知伊力盧馬是虔誠天主教徒，如此斷言，實在無可厚非，但黃愛玲沒有糾纏於理性的重重論證，而是就電影論電影。這正是黃愛玲的筆法之一，她的影評罕見滔滔雄辯，也少見文化理論的引用，重感知多於說服。借用她在〈法國新浪潮速寫〉的二分法，高達式的前衛尖銳，以及杜魯福與伊力盧馬的保守一方，黃愛玲傾向的大概是後者。

回到〈不要高興得太早〉，在判斷之後，黃愛玲將焦點集中於《獅子星座》（Sign of Leo）和《綠光》（又名《難得有情郎》，The Green Ray）兩部電影。乍看沒有甚麼特別，但《獅子星座》可是伊力盧馬在1959年推出的第一部長片，《綠光》呢，已是1986年了，這些似是遙不可及的作品，但因為評論人的慧心巧思，可以拉近並觀，透過比較探析，折射新角度，正是黃愛玲的筆法之二。

再讀下去，黃愛玲複述了《獅子星座》和《綠光》的劇情概要，扼要簡述劇情，是影評人的基本功之一，但說得好不好，卻是另一回事，黃愛玲在這方面可是匠心獨具，絕不跌入流水帳的陷阱。最好的電影故事簡述，猶如一篇賞心悅目的微型小說，這大概是黃愛玲的筆法之三。

夢中說夢，字如其人

黃愛玲式的影話，在《戲緣》和在2012出版的《夢餘說夢》兩集俯拾皆是，風格始終如一。她談法國電影尤其運筆自如，除了伊力盧馬，也特別鐘愛名氣稍遜、作品略少的皮亞勒（Maurice Pialat）。兩位法國名導之外，她也欣賞墨西哥的利普斯坦（Arturo Ripstein）、伊朗的基阿魯斯達米（Abbas Kiarostami），以及費穆和侯孝賢等大師。

其中，她對費穆、基阿魯斯達米和侯孝賢可謂一路追隨。她為香港電影評論學會主編的《詩人導演：費穆》，是探析費穆電影必備的案頭書。而隨著影片《孔夫子》重新出土，黃愛玲既編又寫，她撰著的〈歷史的滄桑〉一文，談及《孔夫子》當初問世的時代，費穆展現孔子形象的策略，費穆的電影美學⋯⋯行文一板一眼，意料不到的是〈歷史的滄桑〉最後一節，筆鋒轉折，轉入《孔夫子》與德萊葉（Carl Theodor Dreyer）《聖女貞德》（The Passion of Joan of Arc）、伊力盧馬《柏士浮》（Perceval le Gallois）的比較評析。其中不單可見黃愛玲對法國電影情有獨鐘，也可領略黃愛玲比較探析的影評筆法，重視藝術的微妙契合。

近兩三年，黃愛玲分別在2015年和2016年，於《明報月刊》發表了〈幽匣之鏡聶隱娘〉和〈基阿魯斯達米札記〉兩文，她對基阿魯斯達米和侯孝賢的重視，確是不離不棄。

《夢餘說夢》的書名，取自《聶紺弩舊體詩全編》。黃愛玲覺得書中「驢背尋驢尋到死，夢中說夢說成灰」兩行，特別悲涼。她的評說標準總是有所感，而有所言，她的影評風格婉約溫和，見字如見人。

她的貢獻，我的回憶

踏入新世紀，黃愛玲擔任香港電影資料館研究主任，我相信她在電影評論和研究界的一大甚或最大貢獻，就是為香港電影資料館編輯了多部專書。

這些專書是「官方出品」，但種類也多元：有口述歷史和回憶錄，如《理想年代：長城、鳳凰的日子》、《張徹：回憶錄、影評集》、《王天林》；有以電影公司出品為研究焦點，如《邵氏電影初探》、《現代萬歲：光藝的都市風華》、《國泰故事》；有電影導演研探，如《李晨風：評論、導演筆記》、《風花雪月李翰祥》、《故園春夢：朱石麟的電影人生》；有電影、歷史與社會的相關研究，如《粵港電影因緣》、《冷戰與香港電影》、《中國電影溯源》（恰巧以上四類各有三部專書），還有一部重要電影的研探專集《費穆電影：孔夫子》。

黃愛玲為以上專書撰寫「編者話」，其中總有她自己的筆觸與感悟。《邵氏電影初探》的前言，就由兒時看邵氏電影的印象開始，增加讀者對邵氏電影的親切感，至於書中長文〈未因素淡失顏色──談談邵氏文藝片〉，黃愛玲在文章上半部細談的不是人所皆知的邵氏電影，而是卜萬蒼的《毀滅》、王引的《碧雲天》和李翰祥的《春光無限好》，文章後半部談論的除了陶秦名作《不了情》，還有已逐漸被人忽略的馬徐維邦。興許由於作者另闢蹊徑，才可打開視域。

我相信她在電影評論和研究界的一大甚或最大貢獻，就是為香港電影資料館編輯了多部專書。

話說回來，黃愛玲不單關注往昔電影，《戲緣》中的長文〈九七風景〉，以至幾篇王家衛電影的評論（後來更與人合編《王家衛的映畫世界》的增訂本），與及為《今天》第99期組織了「回歸十五年：香港電影專輯」以注目後九七香港電影，可見她對香港電影不休止的關注。

關於黃愛玲的回憶，也不局限於電影，還記得六年前（2012年）的除夕，我收到黃愛玲的電郵，她說：「昨天終於去了看『宋、元、明中國書畫珍品展』，鄭思肖的《墨蘭圖》真美，美得不張揚，恬淡清雅，很東方。畫作輾轉流落東瀛，本身已是一則故事，畫家背後的經歷也動人，聞之令人戚然。想起上次你講《小城之春》，曾提及此畫，所以『打』上幾字（已不是「寫」的年代了），順祝新年好好。」

之後我傳上我寫的一篇短文，黃愛玲就傳來丈夫雷競璇的藝評文章。我拜讀過後，立刻後悔自己獻醜了，當初應該藏拙，如今想來，好像一切就發生在昨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