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中说梦说成灰：我记得与我读过的黄爱玲

影评界里，一提起黄爱玲，无人不道其贤。1月4号早上，从社交媒体得知她在睡梦中离世，我跟许多影评朋友一样，是难以相信，立刻再求证。

但她确是走了。

于是我想起了几个片段：我们踫巧一起看过一两部经典电影，印象中有《齐瓦戈医生》（Doctor Zhivago）和《红菱艳》（The Red Shoes）。等候的片刻，我们老是慨叹现在的电影新不如旧，还是老电影好。

去年，我远远看见她和丈夫一起看许鞍华《明月几时有》的首映，可是未能详谈，之后就再没有机会了。

另一些回忆，是我们一起主讲电影欣赏课堂，她为我们挑选过《林家铺子》和《小城之春》，都是值得一再欣赏的电影。还有一次是在香港电影资料馆讲解印度电影大师萨耶哲雷（Satyajit Ray）的《寂寞的妻子》（Charulata），我们从影片中的庭园场景，展开讨论，联系到中国戏曲里对于园林的设定和处理，回想起来，也觉得饶有意趣。

不同影评人，自然对黄爱玲有不同的回忆。黄爱玲在1970、1980年代游学法国，回来香港后，担任香港艺术中心电影部负责人，以及香港国际电影节的节目策划。从2000年出版的《戏缘》一书，可知她的宽阔视野，而这多少是因为她的游学经历和工作所致。至于她上佳的散文笔法，更是不在话下。

她的影评罕见滔滔雄辩，也少见文化理论的引用，重感知多于说服。

伊力卢马，她电影世界的中心

翻阅《戏缘》，可知她尤其喜爱法国电影，伊力卢马（Eric Rohmer）是中心所在。《戏缘》开首，一连六篇文章都是谈及伊力卢马的作品，而全书第一篇，写于1997年的〈不要高兴得太早〉，已见黄爱玲的影话笔法。

这篇文章的第一句：“伊力卢马其实是一个很有宗教情操的导演。”这是一个影评人的简洁判断，众所周知伊力卢马是虔诚天主教徒，如此断言，实在无可厚非，但黄爱玲没有纠缠于理性的重重论证，而是就电影论电影。这正是黄爱玲的笔法之一，她的影评罕见滔滔雄辩，也少见文化理论的引用，重感知多于说服。借用她在〈法国新浪潮速写〉的二分法，高达式的前卫尖锐，以及杜鲁福与伊力卢马的保守一方，黄爱玲倾向的大概是后者。

回到〈不要高兴得太早〉，在判断之后，黄爱玲将焦点集中于《狮子星座》（Sign of Leo）和《绿光》（又名《难得有情郎》，The Green Ray）两部电影。乍看没有甚么特别，但《狮子星座》可是伊力卢马在1959年推出的第一部长片，《绿光》呢，已是1986年了，这些似是遥不可及的作品，但因为评论人的慧心巧思，可以拉近并观，透过比较探析，折射新角度，正是黄爱玲的笔法之二。

再读下去，黄爱玲复述了《狮子星座》和《绿光》的剧情概要，扼要简述剧情，是影评人的基本功之一，但说得好不好，却是另一回事，黄爱玲在这方面可是匠心独具，绝不跌入流水帐的陷阱。最好的电影故事简述，犹如一篇赏心悦目的微型小说，这大概是黄爱玲的笔法之三。

梦中说梦，字如其人

黄爱玲式的影话，在《戏缘》和在2012出版的《梦余说梦》两集俯拾皆是，风格始终如一。她谈法国电影尤其运笔自如，除了伊力卢马，也特别钟爱名气稍逊、作品略少的皮亚勒（Maurice Pialat）。两位法国名导之外，她也欣赏墨西哥的利普斯坦（Arturo Ripstein）、伊朗的基阿鲁斯达米（Abbas Kiarostami），以及费穆和侯孝贤等大师。

其中，她对费穆、基阿鲁斯达米和侯孝贤可谓一路追随。她为香港电影评论学会主编的《诗人导演：费穆》，是探析费穆电影必备的案头书。而随著影片《孔夫子》重新出土，黄爱玲既编又写，她撰著的〈历史的沧桑〉一文，谈及《孔夫子》当初问世的时代，费穆展现孔子形象的策略，费穆的电影美学⋯⋯行文一板一眼，意料不到的是〈历史的沧桑〉最后一节，笔锋转折，转入《孔夫子》与德莱叶（Carl Theodor Dreyer）《圣女贞德》（The Passion of Joan of Arc）、伊力卢马《柏士浮》（Perceval le Gallois）的比较评析。其中不单可见黄爱玲对法国电影情有独钟，也可领略黄爱玲比较探析的影评笔法，重视艺术的微妙契合。

近两三年，黄爱玲分别在2015年和2016年，于《明报月刊》发表了〈幽匣之镜聂隐娘〉和〈基阿鲁斯达米札记〉两文，她对基阿鲁斯达米和侯孝贤的重视，确是不离不弃。

《梦余说梦》的书名，取自《聂绀弩旧体诗全编》。黄爱玲觉得书中“驴背寻驴寻到死，梦中说梦说成灰”两行，特别悲凉。她的评说标准总是有所感，而有所言，她的影评风格婉约温和，见字如见人。

她的贡献，我的回忆

踏入新世纪，黄爱玲担任香港电影资料馆研究主任，我相信她在电影评论和研究界的一大甚或最大贡献，就是为香港电影资料馆编辑了多部专书。

这些专书是“官方出品”，但种类也多元：有口述历史和回忆录，如《理想年代：长城、凤凰的日子》、《张彻：回忆录、影评集》、《王天林》；有以电影公司出品为研究焦点，如《邵氏电影初探》、《现代万岁：光艺的都市风华》、《国泰故事》；有电影导演研探，如《李晨风：评论、导演笔记》、《风花雪月李翰祥》、《故园春梦：朱石麟的电影人生》；有电影、历史与社会的相关研究，如《粤港电影因缘》、《冷战与香港电影》、《中国电影溯源》（恰巧以上四类各有三部专书），还有一部重要电影的研探专集《费穆电影：孔夫子》。

黄爱玲为以上专书撰写“编者话”，其中总有她自己的笔触与感悟。《邵氏电影初探》的前言，就由儿时看邵氏电影的印象开始，增加读者对邵氏电影的亲切感，至于书中长文〈未因素淡失颜色──谈谈邵氏文艺片〉，黄爱玲在文章上半部细谈的不是人所皆知的邵氏电影，而是卜万苍的《毁灭》、王引的《碧云天》和李翰祥的《春光无限好》，文章后半部谈论的除了陶秦名作《不了情》，还有已逐渐被人忽略的马徐维邦。兴许由于作者另辟蹊径，才可打开视域。

我相信她在电影评论和研究界的一大甚或最大贡献，就是为香港电影资料馆编辑了多部专书。

话说回来，黄爱玲不单关注往昔电影，《戏缘》中的长文〈九七风景〉，以至几篇王家卫电影的评论（后来更与人合编《王家卫的映画世界》的增订本），与及为《今天》第99期组织了“回归十五年：香港电影专辑”以注目后九七香港电影，可见她对香港电影不休止的关注。

关于黄爱玲的回忆，也不局限于电影，还记得六年前（2012年）的除夕，我收到黄爱玲的电邮，她说：“昨天终于去了看‘宋、元、明中国书画珍品展’，郑思肖的《墨兰图》真美，美得不张扬，恬淡清雅，很东方。画作辗转流落东瀛，本身已是一则故事，画家背后的经历也动人，闻之令人戚然。想起上次你讲《小城之春》，曾提及此画，所以‘打’上几字（已不是“写”的年代了），顺祝新年好好。”

之后我传上我写的一篇短文，黄爱玲就传来丈夫雷竞璇的艺评文章。我拜读过后，立刻后悔自己献丑了，当初应该藏拙，如今想来，好像一切就发生在昨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