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創傷到承傳，移加港人與加拿大原住民的生命對照

第一次聽聞加拿大原住民寄宿學校學童死亡事件，是在一家人的餐桌上，女兒分享的一則新聞。她挑的那則報導，布滿了令人心寒的字眼：「數百具兒童骸骨」、「性侵」、「營養不良致死」，而學校所在只跟我們相隔兩小時車程。有一個瞬間，我以為她只是誤解了英文。但願只是。

每年6月21日是加拿大全國原住民日，這是此地的法定假期，各處都舉辦原住民主題的活動和表演，長老會帶領族人，召喚族群記憶與文化尊嚴。然而，對溫哥華的許多香港移民來說，原住民的刻板形象早已跟唐人街上露宿的成癮者身影交纏，成為一團必須避而遠之的混亂。究竟，那些流落街頭的原住民們，是如何一步步與自己的家園、族語、甚至祖先失聯的？我們真的能輕易說，原住民寄宿學校這些殖民創傷已是上個世紀的事？來自香港、作為異鄉人的我，越來越希望從原住民的經歷中理解這份糾結。我透過更早移居溫哥華的港人介紹，認識到一位寄宿學校的倖存者比阿特麗絲；她用文字把創傷記憶層層剝開，為下一代留下一段不能遺忘的歷史。同時，我也在那些與我同樣經歷文化衝擊與身份斷裂的香港移民身上，尋找跨越與連結的可能。

一場慶典的啟示

去年二月，我和十多個香港新移民一同到溫哥華PNE的室內場館，參加原住民新年慶典Hoobiyee Celebrations。建於1936年的場館曾是「加拿大國技」冰球和室內曲棍球的重要場地，如今略顯破舊，也不再播放激昂的《The Hockey Song》了。這天，豐富的民族色彩取而代之，像是同行朋友喜孜孜地在小攤檔買到、由土狼牙齒打磨而成的耳環。根據《印第安法案》，經注冊的原住民有狩獵權，但僅限於傳統領土及「食物、社會、或儀式」等特定用途。

鼓聲響起，各部落的表演團隊魚貫入場，時而旋轉、時而俯身，即使是第一次觀看，也能感受箇中的鳥獸靈感。但隊伍最吸引我的卻是：披着大斗蓬的婆婆半瞇着眼舞得搖搖擺擺，初生不久的嬰兒在媽媽懷裡睡着參與，還有坐輪椅進場的斷肢者。這裡過年，沒官腔沒明星沒看客，卻有承傳和平等參與。

期間發生了一樁意外：主辦方在場邊架起屏風，搶救一位突然急病倒下的原住民。慶典中斷，我從看台看到幾雙手輪番上陣，鍥而不捨地按壓一副龐大身軀。半小時後觀眾重新進場，傷者已被送走，屏風也撤去了，但主持人沒輕輕帶過；他請出長老到場館中央，以族語低沉吟誦。原住民朋友解釋，這是呼喚自然神靈和祖靈，祈求傷者和族人平安、健康，結連內在靈性。

旁觀的我，彷彿也受到一點衝擊：世上有一群人，不將死亡陰影視為慶典敗筆，不以笑語掩飾意外，更不倉促逃離哀傷，而是以一種莊嚴而平靜的姿態，凝視生命的脆弱。

幾乎每位新移民都曾被善意提醒：市中心東端（Downtown Eastside）能不去便不去，因為那是無家可歸者與成癮者的聚集地，許多是原住民。這不全然是偏見。根據 Lu’ma Native Housing Society 等組織於 2023 年在大溫哥華地區做的調查，無家者中有多達 33% 自我認定為原住民，而原住民僅佔當地總人口約 2%。在這樣的現實下，無家可歸、成癮與原住民三重身影，在許多人心中逐漸交疊。然而，Hoobiyee 新年慶典展現了截然不同的面貌：歌舞、圖騰與長老的祈福，共同召喚族群記憶與文化尊嚴。

這強烈的對比令人浮想聯翩：那些流落街角的人，是如何與自己的家園、族語與祖先失聯的？他們肩上背負著什麼？我們真的能輕易說，那些都是個人的失敗，只因殖民創傷早已是上個世紀的事情，與當下不再相干？

一年後，我與當日同行的鄒崇銘博士再次聊起那次經歷。他是前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講師，在反送中運動後的2022年移居溫哥華，近兩年持續關注原住民議題，不僅多次組織香港新移民探訪原住民保留區 (加拿大政府劃定給原住民社群使用的土地) ，曾住進原住民家庭考察，近日還把一本原住民回憶錄《薪火相傳：加拿大原住民寄宿學校倖存者的口述承傳》翻譯成中文出版。他向我分享了另一段同樣深刻的經歷——

原住民寄宿學校：以孩子為代價的國族工程

2023年9月，鄒崇銘到卑詩省米遜參加「全國真相與和解日」紀念活動。期間，聖瑪麗印第安寄宿學校（St. Mary’s Indian Residential School）舊生比阿特麗絲・伊萊恩・席爾弗（Beatric Elaine Silver）講述自己與家人的生命故事時，潸然淚下，陪伴的中學生摟著她哭成一團。就在此時，主持人突然宣布：「我們在這裡新發現50多具兒童骸骨，下週將召開新聞發佈會。」

主持人提到的，是原住民聯盟斯托洛民族（Stó:lō Nation）對失蹤兒童與未標記墳墓的初步調查：共158名兒童在三所前寄宿學校和一間前原住民醫院喪生，包括聖瑪麗印第安寄宿學校舊址，亦即紀念活動現場周邊。此類駭人聽聞的新聞並非加拿大的頭一遭。2021年，卑詩省甘露印第安寄宿學校遺址曾發現215個懷疑未標記墓地，震驚全球，也促使教宗方濟各親自到加拿大道歉。這些冰山一角印證了原住民社群長年的控訴：大量兒童遭虐待或疏忽照顧致死，卻從未被正式記錄，是殖民體制下的種族和文化清洗。

鄒崇銘這樣回憶活動現場：「儘管聽到那麼恐怖的內容，但活動氣氛依然祥和，甚至有一種溫情。我不確定是刻意營造，還是他們文化的一部分。」

當學校設在保留地上，孩子就與他們的父母——野蠻人——一起生活；他被野蠻人包圍，儘管他可能學會了讀寫，但是他的習慣、訓練和思維模式仍然是印第安人的。他只是個會讀寫的野蠻人。

— 約翰·亞歷山大·麥克唐納 (John A. Macdonald)，1883年

加拿大第一任總理麥克唐納在國會上的發言，奠定了加拿大一個多世紀旨在「文化滅絕」的原住民政策基調：伸手進原住民家庭，趁早抓出弱小，送到遠離爸爸媽媽的寄宿學校，令他們孤立無援地面對大世界的敵意，從此天天學習厭棄自己的家庭、社區、語言、文化根源和精神生活，乃至自己。「禮成」後，這些被連根拔起、剝光個人價值的孩子，像粉末一樣被丟進所謂的「文明社會生活圈」。那時的殖民者天真地以為，所謂的「印第安問題」，會就此徹底消失。

聖瑪麗印第安寄宿學校正是這套遍佈全國的強制系統的一員，直到 1984 年才正式關閉，是卑詩省最後一所運作的同類學校。它歷年來屢被揭發兒童失蹤、遭虐待和性侵事件，被印第安寄宿學校生還者協會（Indian Residential School Survivors Society）形容為「噩夢般的存在」。那場噩夢，也是比阿特麗絲60多年前的真實生活。

比阿特麗絲：「我們都是哭哭的孩子」

我隨鄒崇銘拜訪比阿特麗絲位於卑詩省阿伯茨福德近郊保留區的家。她坐客廳中央，翻開薄薄的紀念冊給我們看。其中一頁的班照上，孩子穿著整齊，有序地分站幾列，向鏡頭露齒而笑。「這只是學校要展示的。但其實我們都是傷心的、哭哭的孩子。」比阿特麗絲說。

另一頁，寫着「致我們的職工」和讚美話：「他們屹立着 —— 溫柔與力量之塔，迎接令常人心生畏懼的挑戰；堅定、謙恭、體貼又慈心」。但比阿特麗絲只讀到諷刺。她指着相片中一個老師說：「她是巫婆，對我們做過所有壞事。我曾在法庭指控她，但沒人相信我⋯⋯她說自己愛我們如同己出。」那位老師活到90多歲，終其一生服務於天主教教會。

比阿特麗絲的兄弟姊妹全部逃不過入讀寄宿學校的命運。早她30多年出生的二哥Dolton，只活到12歲。同校的大哥Ray回憶，某天他突然被老師召到船上，說要送他和弟弟一起回到200英里外的家。Ray高興極了，在船艙跑出跑入找弟弟，但到處也找不到。神父耐不住，終於告訴他：「你弟弟在下層的棺材裡。」沒有人向家人解釋Dolton的死因，但大家都說這個金髮男孩長得太漂亮了。

姊姊Dianna入學時只有四歲，因為年紀太小未能進教室學習，卻因此目擊了兩次上吊；一次在體育館，另一次在黑暗冰冷的煤炭儲藏室，都是男孩。至於比阿特麗絲自己，則不只一次在深夜目睹學姐被老師從寢室帶走。懵懂的她和好友們把小床推攏，手牽手入睡，以為那樣，惡魔就不會來。

就在最後一個孩子被送進寄宿學校後，比阿特麗絲那個說話輕聲細語又溫柔的媽媽，開始酗酒了。

這些痛苦回憶，在比阿特麗絲努力成為加拿大人的那些日子裡，被藏得很深。直至2018年，她獲邀到一間中學分享經歷。現場多是白人孩子，他們聽得害怕又悲傷，溢出滿滿的同情，最後還畫了22幅畫來表達感受，成為一個展覽。這次經歷鼓勵令比阿特麗絲下決心記錄自己的故事。像所有剝開舊傷疤來書寫的人那樣，她躲起來用文字與回憶交戰，邊揮筆邊舔傷。

「我記得（書寫過程中）有很多很多頭痛，也流了很多眼淚。我寫了很多，同時也刪掉不少。我把讀者想像成孩子——他們有權知道真相，包括性侵、飢餓和所有殘酷的事，但必須用一種溫柔的方式。不能讓恐懼吞沒他們。」

從一團巨大濃厚、黑漆漆的烏雲當中，比阿特麗絲小心翼翼地從邊緣牽出一條微弱卻堅定、名叫「希望」的金線：孩子間的情誼、失敗但不失抗爭精神的逃跑、被肯定的閱讀和書寫能力，以及一位真正看見自己的老師——

在那些早年裡，最棒的事情是我學會了閱讀，並愛上了閱讀。我回憶並記得邁克爾修女，她對我很友善，最重要的是，她相信我的能力。我常常被責罵，是的，但那些責罵包含了這樣的話：「我知道你能做得更好，比阿特麗絲！⋯⋯你那麼聰明，可這都被浪費了！⋯⋯」

——《薪火相傳：加拿大原住民寄宿學校倖存者的口述承傳》

在比阿特麗絲回憶裡，米高修女善良又溫柔，「她看到我身上的亮光，常常鼓勵我，令我感到自己也是重要的。那兒沒有別的大人會那樣對待我們。我知道她的手一直被（制度）束縛着，為此，我深深敬佩她。如果有機會再見，我會感謝她。」

那，你有話要對另一位「巫婆」老師說嗎？「我沒有話要跟她說，只要她不要來到我身邊。」比阿特麗絲揮揮手，彷彿揮去突如其來的疲憊：「你來了，你活過，你做了你以為該做的事⋯⋯但都是正確的事嗎？她大概覺得是，因為要『拯救印第安人』。但那是虐待。」

與許多同路走來的原住民相比，比阿特麗絲或許屬幸運的少數——她沒酗酒沒染上毒癮，甚至完成大學教育成為老師，年中還在家人支持下參選酋長，雖然最終落敗。「在大學裡我不談自己原住民的那部份；想要在白人世界成功，就要做那樣的人、照那種方式行事。但是我仍然是比阿特麗絲，仍然為自己的文化感到驕傲，沒有斷掉自己家族的連繫。」

「我能回溯痛苦的過去，擁抱它們，但不沉溺當中，努力建立自己的靈性和精神生活。我這樣鼓勵我們的人。」比阿特麗絲說：「同時我知道，許多人離開寄宿學校後，根本無法再談論那段經歷，即使能夠回家，也感到錯置與疏離。我們都有不同的殘缺、失能和創傷，只能以各自的方式背負着。」

我們聊天當日是陽光映照雪地的大晴天，比阿特麗絲煮好雞湯與我們分享，溫暖自在，只是聊天的興緻有點斷續，思路也有點跳躍。後來鄒崇銘告訴我，那已經是她的大好狀態，「特別是九月全國真相與和解日前後，她覺得有責任去講述自己的經歷， （活動）逢請必到，把自己弄得很累，身體和精神狀態都不穩定。」

原住民與港人之間：「不能直譯，卻能對照」

鄒崇銘把比阿特麗絲那本有關寄宿學校生活的回憶錄翻譯成中文，獲得非牟利團體和獨立出版社的支持，計劃在六月出版。

他說：「選擇這本書有兩個目的。一是讓加拿大的香港人了解這裡的現實。既然住了下來，好應該嘗試從本地的社會脈絡出發，看身邊的事。原住民是加拿大單一最大的人權議題，但錯綜複雜，不容易消化。這本書以口述歷史講述比阿特麗絲在寄宿學校中的苦難日常，議題明確直接，而且正面、有生命力，具抗爭精神，是很好的入門。」

「第二個目的，是希望香港人能從原住民的經歷中，看見一些值得深思的對照——特別是，如何面對創傷與殖民地政治。文化清洗是其中的重要主題，無論是英殖時期的香港，或是這兩三年來，香港教育制度的變化，都有一種令人不安的熟悉感。像是2024年教育局公布『公民與社會發展科』課程指引，要求教師向中三學生講解習近平思想，學生要回答『四個必須』及『四點希望』⋯⋯」

「中國對香港的新殖民主義，在某程度上正朝着文化清洗的方向發展。香港人的處境，跟這邊的原住民也是相通的。」

和許多香港人一樣，鄒崇銘對政治創傷並不陌生。自2012年反國教運動起，他積極參與民間抗爭，歷經2014年守護菜園村、2019年反送中運動，直到2022年不得不出走，離開自己成長的城市，剛好是人生十年。那是一段愈走愈孤單、愈走愈無力的旅程。移居溫哥華後，他身心俱疲，曾經打算以旁觀者姿態過另一種「非政治化」的生活。

「來加拿大前的那段日子，剛剛出了甘露那單大新聞，全世界都在看，這跟加拿大着重DEI（多元共融）的民主自由形象完全相反。但是那時我覺得遙遠，有點逃避的狀態，不想聽那樣沉重的東西。」後來回看，那場對移居地的認知衝擊，無異於在新鮮的傷口上再劃一刀。

鄒崇銘終於從觀眾席上探出頭來，關注原住民議題，是意料之外的發展。轉捩點，是他認識了朱偉光 (Bill Chu)。朱偉光是我去年另一篇報道的受訪者，一位長年關注原住民平權運動、乃至成為「原住民老朋友」的70年代香港移民。

鄒崇銘說：「一定要提Bill Chu這個人，他看待原住民的角度，跟大多數香港新舊移民都不一樣；是很重要的提醒。」朱偉光始終以一種基督心腸關懷基層民眾，深刻反省教會對寄宿學校的參與，也反對殖民者從未間斷的侵權和壓迫，以及近年中共對原住民的利益滲透。他投入的方式一步一腳印，包括在卑詩省居里山（Mount Currie）抗爭事件廿年後，依然持續關注獨居山頭守護民族土地的原住民抗爭者；曾經年復一年，義務帶領願意聆聽的加拿大人到保留地，了解原住民的生活面貌；也在官方和民間網絡，多次為原住民平權運動發聲。

二人初見也是在PNE的原住民新年慶典。鄒崇銘看到一位高瘦長者靜靜站在入口，在人來人往中，等候幾位他邀來參與活動的香港新移民。熟絡後鄒笑說，「那時他看來『憨居居』(憨厚木納) ，後來知道他一直是這個模樣」。所謂的「憨居居」，我這樣理解：一個人默默耕耘，長年堅持做自己相信的事。

這裡的人其實也分為三等：英法移民後裔才是根正苗紅的公民，之下是有色移民——他們原是殖民地上的「搵錢順民」，經過幾代人大力爭取，才局部取得公民身分的認可。再等而下之，則是世世代代長居加拿大的原住民。他們本來是這片土地的主人翁，但亦因此在壓迫和掠奪中首當其衝。由於殖民統治者不具備合法性（在卑詩省尤甚），因此統治者只能一方面對原住民步步為營、嚴加操控；另一方面則持續掠奪其土地及資源，作為政府的主要收入——我說的並非百多年前的歷史，而是當下每天仍在發生的事情。

——《薪火相傳：加拿大原住民寄宿學校倖存者的口述承傳》序，朱偉光，2025年

循着朱偉光耕耘多年的人際網絡，鄒崇銘一步步走進原住民社群，以社會學家的自覺，試圖疏理原住民當下每天仍在面對的現實，包括原住民兒童至今在寄養系統的比例，至今依然過高，延續了兒童與原生文化、社群與語言之間的隔離。探訪多次後，鄒崇銘去年乾脆帶到 Pemberton 保留地一個原住民家庭寄住三週，一起吃喝拉撒睡。

「我從民生角度出發，出發前做了一堆有關原住民與食物的研究。」鄒崇銘說：「後來跟他們去採蘑菇，一整天也採不到一粒。改到超市購買，卻發現那裡的食物竟然比出了名物價高的溫哥華還貴。我確實覺得，城市所見的原住民藝術與儀式，許多已經失去生命力，變得像博物館展品；而在郊區，他們的生活方式亦早已改變，跟城市人一樣依賴金錢過活。」那，傳統生活給原住民留下了什麼意義？「血緣緊密的社群關係，和與自然的深刻連結——在保留區，野外就是日常。熊常常出沒，偷雞、破壞欄杆。」

離開時，他帶走這樣的田野觀察：土地資源掠奪、氣候變化和傳統技能失傳等多重因素，令傳統採摘打獵的生活模式一步步斷裂；原住民失去自給自足的食物來源，被迫跟城市人一樣依賴超市和金銀。

他描述的狀況並非孤例：有研究比較多個保留地的食物供應，發現成本顯著高於全國平均，部分甚至是大城市的兩倍，而且營養和品質低劣。這些保留地一般地處偏僻，基建缺乏，交通不便；原意是延續原住民的文化與生活方式，卻無法真正成為安居之所。在資源匱乏與高物價雙重夾擊下，許多原住民只能遷徙至城市尋求生計，卻往往不敵主流經濟體系的猛力碾壓，最終失去自我認同與族群歸屬，乃至靈魂的立足之地。

「實際地說，原住民今日面對的許多困境，是所有傳統社群瓦解過程中的必然。不同的是，他們還背負着殖民壓迫與剝削的歷史。很多人以為這些歷史是上世紀的事，但其實一點也不遙遠，至今仍在影響日常。最直接的例子就是寄宿學校。」待在保留地的日子，鄒崇銘發現，身邊許多原住民都曾就讀於寄宿學校。那些經歷的影響，猶如充滿惡意的漣漪，一層層蔓延擴散至親密關係中，甚至一代一代的傳遞下去。

真相與和解，真的存在嗎？

這也是《薪火相傳》一書出版人 Kerry Coast 的親身經歷——她甚至不是原住民。她的祖輩從蘇格蘭移民加拿大，是當年受到殖民政府熱烈歡迎的白人移民。用她自己的話說，她是「嫁進原住民文化 Lil’wat 的媳婦」，亡夫是原住民行動者，在他們的女兒五歲時便過身。

「（寄宿學校）這件事毀了我的人生，因為它毀了他的。」

「最初遇見他、愛上他，然後在一起的時候，我完全不知道他經歷過什麼，一點都不知道。那是在第一次有受害者控告寄宿學校之前，沒人會談論這些事，直至他後來告訴我。表面上，他是堅強的文化領袖、堅定的土地捍衛者、有力量的歌者，簡直是個英雄；但他只是把那些酗酒和自殺的念頭都藏起來了。

「在這些之下，他是一個從小就被殘酷對待的人。最震撼是，這不只是個人的創傷，不只是一樁悲劇或意外，而是整個民族的經歷。然後你又意識到，這一切都是為了讓我們（殖民者）可以佔據他們（原住民）的土地。真相層層疊疊，沉重得教人無法承受。」

Kerry Coast 承接了丈夫的使命。她研究原住民族教育，亦多次在國際層面參與爭取原住民權益，包括在 2011 至 2013 年間擔任國際非政府組織國際人權促進與發展機構（IHRAAM）的代表，出席於紐約舉辦的聯合國原住民族常設論壇（UN Permanent Forum on Indigenous Issues）。

我問：然則，你怎樣看「真相與和解」的成效？2007年，加拿大政府與原住民代表達成協議成立「真相與和解委員會」（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就聆聽與承認倖存者的真相、恢復原住民文化與語言、改革制度等方方面面提出建議，目標是建立平等與尊重的國族關係。今日，加拿大的小學生都知道9月30日是「全國真相與和解日」，大家要穿橙色上衣上學，以表示跟原住民孩子站在一起。

「你確定要問這個？」Kerry Coast 彷彿倒抽一口涼氣，但還是接着說：「你問任何一位原住民，他們都會說：承認傳統領土的主權與所有權，才是邁向真相與和解的起點。所以在我看來，雖然今日大家都在談『和解』，但它根本尚未存在。就像加拿大一個說法，talk and log，一邊讓人忙着討論，另一邊在原住民的土地上砍樹如儀。」

鄒崇銘補充：「我認為有關『真相與和解』的現實，目前最準確的描述，是把東西放進博物館供奉，然後請你以後不要再說了，甚至乾脆請你也睡進棺材裡頭，那樣就可以成為他們展出的圖騰。」他整理出23個有關原住民的關鍵詞，特別希望能向香港移民說明，包括——

• 真相與和解 Truth and Reconcialiation⋯⋯和解的語言已廣泛出現在政治、教育與公共生活中。然而，所謂的「和解」往往以殖民者的舒適感為中心，而非從原住民的正義出發。若無土地歸還、法律改革或結構性改變，容易淪為表演，而非變革⋯⋯
• 資源心態 Resource Mentality ⋯⋯卑詩省的開發政策根植於殖民剝削邏輯，視土地為如取如攫的資源庫，而非由與之有祖傳聯繫的原住民族群守護的家園，也不是具文化、生態及精神意義的生活場景。這種思維持續引發衝突，因為原住民的世界觀往往建立於互惠而非掠奪之上。挑戰資源心態，是建立永續與公義未來的必要起點⋯⋯
• 華工 Chinese Labourers⋯⋯華工在 19 世紀卑詩省的鐵路發展中扮演重要角色，但普遍遭受歧視、暴力與法律排斥。當年不少華工與原住民社群連結互助，甚至通婚，藉以求生。可是來到 20 世紀，隨着華人移民的社會地位逐漸提升，與原住民社族日益疏遠，部分甚至重複了殖民者的視角與偏見。理解這段歷史，對於今日建立跨族群的團結與互助，具有重要意義⋯⋯
• 中國資本 Chinese Capital⋯⋯流入加拿大產業的財務投資，很多與中國國有企業或具政治背景的公司有關聯。在卑詩省，中資已擴展至礦業、林業與房地產開發，部分更涉及原住民領土，引發出對主權、知情同意與最終受益者的質疑。有指這是殖民模式的延續：外來權力在未尊重原住民權利的情況下，持續從其土地中牟利⋯⋯

「假如香港新移民是政治醒覺的一群」

最後的中國因素，是鄒崇銘也是朱偉光的共同關注。對於那些在這幾年歷經政治壓迫、不得不移居加拿大的香港人，朱偉光心存寄望：要對殖民管治建立自覺，珍惜加拿大當下擁有的自由與民主；與此同時，不要陷入狹隘的「唐人街視野」，被「中國崛起」論述鼓吹的民族主義混淆，錯將「中國人」等同「華人」，不要被拉攏其中，參與中共的政治及經濟利益。

「假如香港新移民是政治醒覺的一群，自應不再重蹈過往華裔移民的覆轍。」朱偉光說。

幾年間，鄒崇銘結集了一些香港移民共同關注原住民議題，包括非政府組織的行動者、藝術家、醫生、教師、學生等。當中部分，成立了一個叫「C^Mind守望」的組織，期許成為 “think and do tank”——既是智庫，也是行動者，包括進行「卑詩省的資源依賴、轉型與和解初探」研究報告，以及籌款支持原住民在保留區成立教育機構，培訓年輕人為自己的社區提供針灸和草藥等健康服務。

慢慢地，鄒崇銘從同行者和自己身上，觀察到一個微妙的變化，「我們接觸過不少原住民的領袖與行動者，他們充滿抗爭意識與能量，但大多數原住民仍處於一種絕望的狀態。一開始，我們常常在討論中說溜嘴：『看看怎樣幫助他們？』這個出發點固然善意，也很直觀，但事後回看，其實非常『憨居』（天真與傲慢）。」

「過了一年，大家就自動不說『幫助』了，因為你何德何能？然後再慢慢明白，或許更有意義的方式，是反過來思考，我們有什麼可以從他們身上學習。」

今年二月，原住民新年慶典 Hoobiyee Celebrations 再度於 PNE 舉行，朱偉光一如既往，守在入口迎接他的香港朋友。新移民 Eugene 是兩個孩子的爸爸，他說眼前的傳統慶典令他再次思考一家人的新生活——該學習放下、適應新環境，還是努力保留一直在堅持的廣東話、香港人圈子、香港人文化⋯⋯？「作為家長，我還在掙扎中。」

新移民 Yvonne 第二次參與，她感到今年的表演更有力量、也更精神抖擻，彷彿一掃去年不期而至的死亡陰霾。這氛圍讓她想起自己也曾在香港街頭，與群眾同聲歌唱——「你會覺得自己並不孤單，而是與很多人在一起，離開時帶走很多力量。」

這也是 Hoobiyee 今年的主題：來自四方八面的原住民族，翻山越海也來團聚，就是為了在一起，「尋回屬於我們的靈光」（Reclaiming the Spir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