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自黑人的怒火！我們從未平等過？

【編者按】在2016年的今天，我們彷彿已經忘了黑人曾經是白人奴僕的歷史，又或是以為種族歧視早已隨着1970年代廢除種族隔離政策而結束。我們甚至可以在電視上看到黑人運動員代表美國參與奧運、看到黑人演員獲頒奧斯卡獎項，在2008年更選出了首位黑人總統，這一切看似都很公平、很美好。

但存在於白人社會的歧視並沒有因着時間而被沖淡，近年更有塵躍紙上的跡像。黑人少年被無故槍殺、警方選擇性地執法甚至濫殺黑人無辜、黑人演員因評審不公而發起 #OscarSoWhite 行動等等都在告訴我們，種族從未公平過。回望香港社會，因歷史和經貿發展而形成這個多種族、多族群的社會，面對這些膚色、語言、宗教、文化及生活方式都略有不同的少數，又可曾因為刻板形象和社會結構，讓他們與美國黑人一樣，被置於不公待遇之中呢？

標題為編輯所擬，原文標題為〈當佛格森在燃燒—在深切絕望中不放棄的理性批判〉，為《在世界與我之間》的專文導讀，經衛城出版授權刊出。

人心不是一個黑人總統上任八年就能改變的，刻板印象不是，結構也不是，多年來種族與階級的鎖死僵局更不是。

2014年8月密蘇里州的佛格森市（Ferguson），因為一位黑人青少年麥可·布朗（Michael Brown）被無故槍殺引發黑人抗爭，警方入駐制暴，坦克車開上佛市街頭。當時我住在距離佛格森只有十六公里遠的白人區拉杜（Ladue）。佛格森有67％的黑人，拉杜有96％的白人。當佛格森正在燃燒，拉杜富裕的中產階級正在把酒言歡。佛格森與拉杜的距離，遠遠超過那區區的十六公里。

《在世界與我之間》講的就是這黑與白之間十六公里的實際距離。

2008年美國總統奧巴馬（又譯歐巴馬）競選第一任總統的時候，他的口號是「希望」；2012年競選連任的時候，口號是「前進」；他所寫的兩本著作分別是《歐巴馬的夢想之路》（Dreams from My Father）及《歐巴馬勇往直前》（The Audacity of Hope）。從這些不難看出，奧巴馬的中心思想及對美國社會的企盼是一種整體懷着希望前進的積極樂觀。他奉為圭臬的一句名言，是馬丁·路德·金恩博士所說的「宇宙中道德的曲線很長，但它終究會趨向正義」，這句話就繡在他在白宮總統辦公室的地毯上。

有着一半黑人血統的奧巴馬能選上美國總統，這將不可能成為可能的故事本身本來就充滿希望、激勵人心，在他2008年當選之際，很多人更盼望或預言或篤定，美國黑人自1619年第一位黑奴抵達美國以來的血淚歷史將會成為過去，奧巴馬必然能將心比心處理美國種族問題，必然能讓美國所有的黑人有與有榮焉的驕傲並改善他們在社會上的次等地位吧？在一個黑人可以當總統的美國，種族歧視及種族論述都應該可以被終結了吧？所以奧巴馬就職後，美國就應該可以進入「後種族」（post-racial）或「後種族歧視」（post-racist）時代了吧？

這些都沒有發生。

長年被社會默許的種族不公

南方各州因小罪而被判刑牢獄的美國黑人比例直線上升，監獄成為變相繼續實施奴隸制度的合法煙霧彈。大量判刑黑人的結果，是汙名化美國黑人，也根深蒂固了黑人的犯罪性，至今仍難以改變。

長達二百五十年的奴役制度與九十年的種族隔離制度（Jim Crow）的影響，在意識層面、社會養成中，實際形塑了美國在財居政警法各種社會架構被默許的種族不正義。

大蕭條時期小羅斯福總統（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1882-1945）政府為了刺激房事及經濟，1934年成立了聯邦住宅管理局（Federal Housing Administration），提供優渥貸款鼓勵白人中產階級買房，同樣的福利卻不適用於黑人公民。這個聯邦政府所主導的不公平的房屋及貸款政策（redlining）至少進行了三十年。三十年足夠讓貧窮的黑人區愈窮途潦倒、學區崩壞，足夠讓白人得以貸款集體搬遷離開老舊市區（white flight）前往郊區，也足夠奠下美國許多城市種族隔離居住再難以翻轉的事實。

1865年美國內戰過後，政府通過了憲法第十三條修正案，這條修正案明文規定蓄奴非法，然而這個舉世聞名的「正義」憲法法條中卻有個但書——將「罪犯」排除在這條憲法的保護中。也就是說，在美國憲法規定下，罪犯可以合理被奴役，他們的勞力可以合法被繼續剝削。因此廢奴之初，南方各州因小罪而被判刑牢獄的美國黑人比例直線上升，監獄成為變相繼續實施奴隸制度的合法煙霧彈。大量判刑黑人的結果，是汙名化美國黑人，也根深蒂固了黑人的犯罪性，至今仍難以改變。

美國的人口僅為世界的5％，它的牢犯比例卻占全世界的25％，而在這大量的牢犯人口中，美國黑人刑犯與白人刑犯的比例是七比一。事實上當今美國黑人接受刑事監控（例如入獄、保釋或緩刑）的數目，遠比1850年的黑奴數目還多，美國監獄系統儼然成為奴隸制度之後，另一套控制貶低美國黑人的手段。[1]古柯鹼使用者以白人及西班牙裔為大宗，但因持有古柯鹼被起訴的黑人卻比白人多出了兩倍。黑人僅占美國總人口的13％，卻占與警方致死衝突中的三分之一。

這些史實與數字透露了太多制度、結構、判決及執法上的根本不公。人心不是一個黑人總統上任八年就能改變的，刻板印象不是，結構也不是，多年來種族與階級的鎖死僵局更不是。

只有「一半黑」的黑人總統

奧巴馬當選雖然代表了承諾與希望，但這些希望的背後有着不可否認的條件、限度及整體黑人的犧牲與成全。

但除了這些根本上的難題之外，奧巴馬對於種族問題的迴避，強調階級重於種族的言論，以及對自身種族身分的認同及操演，都是奧巴馬時代不但似乎沒有脫離種族問題，反而面臨更劇烈的種族分化的重要原因。美國《大西洋月刊》的名評論家塔納哈希·科茨（Ta-Nehisi Coates），他成長於黑人貧民區，對於美國黑人難以翻身的處境有切身之痛，在批判美國社會種族問題毫不留情。他的文字真實、理性、考據精準，卻又不失文學性，讀來剛柔並濟，在奧巴馬上任後很快變成了這個時期最重要的奧巴馬批評家。

當奧巴馬政權強調樂觀前進，他的文章總是看到悲觀停滯；當奧巴馬政權強調階級，科茨提醒他們種族。科茨許多文章深入剖析奧巴馬的各種論述及行為表現背後的種族意義，他理性觀察身為第一位在歧視黑人的民主社會中的黑人總統，奧巴馬該如何操演又如何被制約於「總統」這個角色。

2012年奧巴馬成功連任之際，科茨發表了一篇廣受盛讚的論述，名為〈對一位黑人總統的恐懼〉（Fear of a Black President）。他在這篇文章中指出，奧巴馬當選雖然代表了承諾與希望，但這些希望的背後有着不可否認的條件、限度及整體黑人的犧牲與成全。他認為奧巴馬任內的行為操演有兩個邏輯可循：「一半黑，加倍好」（half as black, twice as good）。科茨引用賓州大學政治科學家的數據，指出奧巴馬身為第一位黑人總統，在上任的前兩年期間，政策及演說中提到種族的比例，是1961年以來歷屆民主黨總統中最少的。奧巴馬迴避用種族論述回答種族相關的社會議題，不只是因為他個人對於自身種族身分認同的問題，同時也是因為，當他站在黑人那一方做出種族回應時，他偏袒黑人權益的說辭永遠有被放大及被政治化的危機。

《在世界與我之間》

出版時間：2016年10月

出版社：衛城出版

作者：Ta-Nehisi Coates

譯者：宋瑛堂

無法展現憤怒的「黑」人

當黑人的怒火燃燒（black rage），美國白人必絕地反撲，不容其有任何燎原之機。

2012年當佛州少年崔旺·馬丁（Trayvon Martin）在自家社區被無故槍殺時，原本社會輿論同口譴責濫殺無辜，同樣身為黑人孩子父母的奧巴馬語重心長對馬丁的父母喊話，他說「如果我有兒子，他也會長得像崔旺」，一句話將奧巴馬向來極力維持的種族中立粉碎殆盡，政客及民眾開始政治化、種族化崔旺·馬丁案。奧巴馬的一句話將崔旺·馬丁從一個「人」變成一個「黑人」，而奧巴馬自己則從一個「總統」變成「黑人總統」，一夕之間美國社會長期養成的種族偏見如驚蟄初醒般改變了社會輿論的走向。

即便在近幾年警方無故槍殺黑人的事件愈見頻繁，都鮮見奧巴馬如此顯露真心、如此以一個黑人自居做出回應。但維持一個種族中立的立場及言辭，就是奧巴馬任期中「一半黑，加倍好」的條件及限制。縱使白人社會對黑人施加無理暴力，縱使奧巴馬的對手屢屢語帶不屑、行為乖張，奧巴馬總顯得不為所動、冷靜回應，這樣的冷靜在科茨看來就是要「加倍好」的制約。白人可以憤怒，但黑人永遠無法以憤怒相應，因為美國歷史中如奈特·杜納（Nat Turner）的黑奴暴動事件仍然牽動着美國人的敏感神經；當黑人的怒火燃燒（black rage），美國白人必絕地反撲，不容其有任何燎原之機。殲滅黑人怒火的決心，我們在佛格森市以制暴的裝甲卡車處理黑人抗爭看得再清楚也不過。

因此科茨認為，美國黑人長期對白人社會的忍讓與妥協，也就是從奴隸制度以來的壓抑到馬丁·路德·金恩的非暴力路線，成就了一個可以想像黑人總統的社會氛圍，也因此忍讓與妥協也是奧巴馬身為總統的包袱，甚至是全體黑人的包袱。因為當任何的黑人暴力與黑人怒火都會延燒到他們視為驕傲的黑人總統身上時，全體黑人都不得不背負了一個「保全大局」的責任，被動地被套上「加倍好」的行為約束，即使這樣的相忍為國並不會換來這位必須要或者希望要「一半黑」的黑人總統，對黑人利益的加倍關注。

至此，可以想見科茨（及許多美國黑人）對於奧巴馬政權不再抱持任何希望，他們清楚看見吞忍及讓步只是助長了種族偏見的惡性循環。

掙扎，是為了打開潘朵拉盒子後的希望

2013年科茨受邀參加一場與總統的會議時，奧巴馬將他拉到一旁，對他說，「不要絕望。」

「希望」正是科茨與奧巴馬之間最大的不同，也就是為什麼科茨的《在世界與我之間》可以解讀成是對奧巴馬「希望論」的批判。科茨相信社會結構的力量，不相信情感政治（politics of emotion）；他的筆調訴諸事實而不是安慰，他清楚認為白人至上的邏輯是美國社會的基調與養成，永遠會存在，也永遠將會如此，他在書中鼓勵兒子不用再為此浪費心神，不用再為了要讓白人瞭解黑人價值而神傷，因為這永遠不可能。與奧巴馬所勾勒的一個終究會趨向正義的社會未來相比，科茨的未來顯得相當無望。科茨給他的兒子以及新一代美國黑人的建議不是希望，而是不斷的質問與掙扎。

但若是未來已無進步的可能，那又掙扎什麼呢？

若是科茨認為白人至上的路程已定，那他又為什麼不放棄對此的炙熱批判呢？

是他的書讓原本應隱藏的黑色憤怒隨着曝光及討論宣洩而出，衝撞出更有力的一個集體黑人之聲，足以與白色憤怒抗衡的黑人怒吼。

2014年佛格森警方濫殺黑人無辜之後，「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的黑人平權運動在各地四處開花，他們對於警方執法不公的抗爭讓奧巴馬政權在2015年5月呼籲禁止聯邦政府發放重型機械（如佛格森暴動時所使用的坦克車）給地方警部使用；同年12月FBI宣布加強追蹤警方致死射殺的系統；芝加哥與科茨的家鄉巴爾的摩也同時在抗爭要求下，開除了他們的警力首長。這些難道不是趨向正義的折彎？

也在同一年，科茨的《在世界與我之間》成了全世界的暢銷書，讀者透過他的文字看到黑人切身的軀體之痛與種族歧視的根深蒂固。科茨受邀到各地演講，讓美國社會再次直視並審視結構的根本不公與內化僵固，他的暢銷書讓跨種族的各界知識分子一同參與了這個國家層級的對話，不但承續前人如布萊恩·史蒂文生（Bryan Stevenson）在《不完美的正義》（Just Mercy: A Story of Justice and Redemption）中的批判，或蜜雪兒·亞力山德 （Michelle Alexander）在《新種族隔離制度》（The New Jim Crow）中的控訴，更將解析結構偏見的風潮帶到另一個高度，如傑西·威廉斯（Jesse Williams）記錄「黑人的命也是命」的紀錄片《保持清醒》（Stay Woke），或黑人女導演阿娃·杜威內（Ava Marie DuVernay）大膽探討美國牢獄制度結構中種族偏見的紀錄片《憲法第十三條》（13th），都是在這時期接連推出的重要作品。

是科茨的書鏗鏘有力地，用他來自社會底層的成長經驗及最貼近人心的文字打開了潘朵拉的盒子，是他的書讓原本應隱藏的黑色憤怒隨着曝光及討論宣洩而出，衝撞出更有力的一個集體黑人之聲，足以與白色憤怒抗衡的黑人怒吼，是他的書幫助美國黑人再次看清，和平抗爭的夢想與希望如果不自己去闖永遠不會到來，是他的書心痛地告訴美國黑人，世世代代的不公掠奪着我們的一切，我們已經有太多可以憤怒的理由。這樣的覺醒難道不是一種進步？

跨越十六公里的怒火能燃出希望

其實科茨很清楚，他從來沒有真正絕望，只是他追求的是一個理智的、做得到的希望。奧巴馬所提倡的同理心（empathy）或融合，對科茨來說只是顧左右而言他、粉飾太平的希望。

因為身為奴隸後代在貧民區成長的美國黑人，與身為肯亞知識分子之子的奧巴馬不同，他們沒有選擇另一個身分的自由、勇氣甚至想像的能力，在社會長期的制約及養成下，他們，及美國白人，都無法想像跳脫、轉換或看見其他種族身分的可能，談同理心與融合只是一個自我感覺良好的姿態。科茨所要的希望，不是跳脫，而是面對。

「黑人的命也是命」的重要支持者及發言人傑西·威廉斯曾說：「歷史的軌跡並不會逐漸趨向正義，那是人為所致。」正義及希望對科茨來說，同樣不是瑰麗未來中想像的空中樓閣，不是在現實之外與之上的天真企盼，而是在現實中努力與掙扎奮鬥所贏得的那一點一滴。

二十一世紀的美國黑人平權運動還在如野火般燃燒，它的歷史地位仍難以被蓋棺論定，但《在世界與我之間》以其心已死的沉痛感性，加上理智堅定訴諸事實的批判聲音，解釋及持續催化了這一波的黑人覺醒，它無疑將會是瞭解這個時期最具力道的經典之一。

當佛格森在燃燒，那炙熱的怒火必要逼得拉杜為之駐足停擺，因為它們之間，應該只有十六公里。

[1] 這個數據引用自美國學者蜜雪兒·亞力山德（Michelle Alexander）在2010年所出版的《新種族隔離制度》（The New Jim Crow），180頁。雖然當今的黑人人口也遠比1850年增加許多，這樣的比較不見得公平，但考量當代美國向來以自由平等自居，這樣的數字人足以令人震驚與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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