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比較歷史社會學家查理斯·蒂利（Charles Tilly）的敘述中，近代伊始，歐洲的現代國家構建之路徑一直遵循這樣一條因果線索：「戰爭造就國家，國家發動戰爭。 「（War makes states and states make war.）數百年持續不斷的紛亂戰火，迫使歐洲的統治精英在生存壓力和權力野心的雙重催逼下發展出現代軍隊、現代財政、現代科層官僚制等機構，以期對外擊敗各式各樣的敵人，對內壓服大大小小的自治權力中心。 實現對領土疆域完整控制的現代主權國家由此誕生，其絕對君主制的治理後被民主制、自由經濟和福利國家的「三位一體」所取代。 歐洲民族國家的構建，由此成為現代國際秩序的基礎，也成為非歐洲族群生存和發展的樣板。 而反過來講，這理當意味著21世紀的歐洲早已走出了這段歷史。
但沉重的歷史拒絕輕易退場。 2024年11月19日，當歐洲各國領導人標記俄羅斯對烏克蘭發動全面侵略戰爭進入第1000天，俄軍於當日再度對烏克蘭全境發動大規模導彈和無人機空襲之際，所有人都不得不承認：地緣政治和現實政治（Realpolitik）依然是當代世界最堅硬的權力要素之一; 第一次世界大戰消耗戰式（war of attrition）的大規模陸地常規戰爭，連帶其所有的血腥、殘酷和苦難，依然可以捲土重來; 歐洲人珍視的所有和平、自由與繁榮，依然可能在一個獨裁者的帝國執念與一個國家的法西斯式狂熱面前轟然倒塌——而大洋彼岸的強大盟友完全可能在白宮新主人的帶領下選擇袖手旁觀。
面對這關乎存亡根本的威脅，歐洲國家——以及歐盟作為一個整體——在幾乎每一個維度上的極度缺乏準備，更是顯得格外兇險。 法國總統馬克龍4月在巴黎索邦大學的歐洲政策演說中警告稱：「我們的歐洲並非永生不滅：她可能會死去。 」這種「死亡」固然可能是深陷經濟停滯之中緩慢而痛苦的病死，但同樣可能是一場撲面而來的戰爭衝擊下措不及防的暴亡。
如德國總理朔爾茨在戰爭爆發後不久向聯邦議會所宣佈，歐洲在本世紀面臨著要求根本變革的時代轉折（Zeitenwende）。 而所需變革的尺度和速度，將會不亞於歐洲現代國家構建時期的躍進，因為任何一個歐洲國家都無法再在全新的國際現實面前獨力自衛，其「政治」無論內政抑或外政都需要被相當程度上移到整個大陸的層級。
如筆者在早前文章中所述，歐洲所亟需的範式變遷（paradigm shift），是（再度）成為一個名副其實的多民族「帝國」：對內以現代自由主義的制度和政策實現深度統合，最大限度釋放出這片大陸的規模經濟潛力; 對外有力運用由此創造的工業、技術和軍事實力，捍衛歐洲的獨立和安全。 本文將嘗試探討的便是其中的後一方面。
期望渺茫的勝利，還是接受糟糕的和平？
無論是歸咎於西方遲緩而謹慎的援助，還是烏克蘭政府與軍隊領導層的決策，抑或是雙方人口、經濟規模和戰爭意志的客觀差距，乃至俄羅斯從中國、印度等廣大「中立」國家獲得的經貿輸血與制裁規避通道，2024年末的基本現實是：這場戰爭不但早已深陷僵局，而且正緩慢向著不利於烏克蘭及其支援者的方向發展。 西方主導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在2022年取得的幾項重大勝利——成功捍衛烏克蘭的主權獨立，北約盟國多年未有的團結一致，普京式個人獨裁體制遭遇巨大羞辱，中國因其對俄實質性支援而把歐洲國家推向美國一邊——全都顯得岌岌可危。
即使是最樂觀的估計現在也不得不承認，在軍事上和經濟上徹底擊敗俄羅斯，甚至藉由俄國內的政權更迭與意識形態劇變，以迫使克里姆林宮下令撤軍並接受持久的和平安排，其可能性已極度微弱。 隨著特朗普二度當選美國總統，西方是否仍有能力和意志持續在軍事上和財政經濟上支持烏克蘭也成為問題。 事實是，無論兩年前西方是否曾有過機會通過「突增」（surge）式的大力對烏援助、對俄制裁，乃至主動催化俄國內政局不穩來達致全面勝利，今天這個機會視窗也已經無可挽回地逝去。
但在另一邊，無論是放任烏軍在壓力下崩潰，或是對烏施壓迫其接受沿實際控制線停戰的「朝鮮半島模式」，甚至用土地和中立換和平的「芬蘭模式」，都同樣變得政治上不可持續、戰略上無從穩定。 已形成強烈國族認同的烏克蘭人不可能再接受莫斯科的支配，只會加速向西方靠攏，俄羅斯因此將面對難以下咽的實質性戰略失敗。 在普京治下的俄羅斯一側，否認烏克蘭國家身份的帝國主義意識形態、對遭受西方侮辱和損害的怨恨、因「熬過」了對手而更加大膽和激進的對外冒險衝動只會增長更甚，而這一切都伴隨著更集中於一人之手的決策權力，一個更強大的國防工業和軍事動員體制，和一個更混亂分裂的西方同盟。
按照戰略學者Edward Luttwak頗具爭議的經典命題，只有在一方取得決定性勝利、或雙方都徹底精疲力竭時，一場戰爭才會轉化為持久的和平。 提前強加的早熟的和平，很可能只是一場虛假而脆弱的暫時性停火，而不是真正的戰略終局。
這種糟糕的和平並不會比烏克蘭徹底戰敗、俄羅斯在基輔扶持一個傀儡政權的局面好多少。 俄烏兩軍交界處的平靜（如果能實現的話）被再度打破可能只是時間問題，波羅的海三國和波蘭等北約成員國亦會更嚴肅地考慮和準備與俄羅斯的直接軍事衝突。 俄羅斯在歐盟近鄰如巴爾幹半島、摩爾多瓦、喬治亞等國試驗多年的干涉之手更加不受烏克蘭戰局所致資源約束的拖累，而這些行動自2022年以來更是以全新烈度蔓延到了歐盟全境。
如果說從普京的視角和敘事來講，烏戰被視為與西方之間的代理人戰爭，那麼西方早就成為了戰爭的合法攻擊目標，針對西方的干涉活動也就是這場戰爭的內在組成部分，哪怕它是通過並非直接武裝衝突的間接手段進行，從而為俄羅斯的戰略意圖蒙上一層合理推諉（plausible deniability）的外衣。 在這種情形下，歐洲的命運，無論各國是否願意與否，都被與烏克蘭緊緊捆綁在了一起：在這個問題上「棄車保帥」，把歐洲共同體的「政治邊界」嚴格縮限到喀爾巴阡山以西已經不再是一個可選項。
從俄羅斯的混合戰爭，到法國的外交政策革命
如今，俄羅斯在歐洲各國實施的這種「混合戰爭」（hybrid warfare）已遠比戰前大幅升級。 在戰略層面，其目標遠不止於影響具體的選舉結果或服務於具體的地緣政治和地緣經濟利益，而是旨在加深歐洲國家的社會分裂、侵蝕公眾對民主制度和公共機構的信任，以及破壞西方對烏克蘭的財政與軍事援助努力。
為了實現這些目標，俄國家及其代理人的行動手法也遠遠超出了狹義上虛假信息宣傳（disinformation campaign）和網路攻擊的層面，開始出現大量線下的物理性破壞活動。 由於開戰以來大量俄羅斯在西方的外交官和情報人員被驅逐，這些行動更加依賴於當地代理人和犯罪集團網路，西方安全部門也因此更難追溯和歸責到俄羅斯政府。 同時，專門從事國外破壞和暗殺活動的俄羅斯軍事情報局（GRU）第29155部隊的作用亦顯著擴大，在瓦格納集團首領普里戈津死後更是全面接管了其外國軍事行動。
以法國為例：俄羅斯通過「Doppelganger/RRN」和「Portal Kombat」等行動，利用克隆網站、虛假社交媒體帳戶和人工智慧生成的法語內容來傳播親俄宣傳和放大社會不滿，一度成功在主流媒體和社會公眾中製造了對所謂「巴黎地鐵臭蟲」的恐慌; 俄國特工在埃菲爾鐵塔下放置了多具棺材，上書「死在烏克蘭的法國士兵」，以圖動搖法國公眾對烏克蘭的支援; 在這個同時有著歐洲最大穆斯林社群和最大猶太人社群的國家的首都，街頭一度出現大量象徵猶太教「大衛之星」的塗鴉，不久後巴黎的猶太人大屠殺紀念館牆上則被人噴塗了象徵2000年第二次「阿克薩起義」（second Intifada）期間以色列軍人被殺事件的「紅色手掌」圖案， 而二者都很快被追溯到俄羅斯雇傭的代理人之手。
在歐洲各國，此類破壞事件層出不窮，包括了對鐵路和電網等關鍵基礎設施的網路或物理攻擊，在存放烏克蘭物流公司貨物的倉庫縱火，襲擊軍事設施，乃至企圖暗殺關鍵個人——例如德國軍工企業「萊茵金屬」的CEO。
有趣的是，與普京多年來反覆企圖以政治和軍事手段壓服烏克蘭反使後者加速倒向西方類似，針對歐洲的混合戰也很可能加速了德法等西歐國家過去兩年間的對俄強硬轉向。 其中，如果說德國總理朔爾茨對「時代轉折」的高調宣稱令人驚喜，在落實過程中卻因政策惰性和政府內部的黨派紛爭而遠不盡如人意，那麼法國總統馬克龍引領的變遷雖然來得遲了些，卻是一場更徹底的外交政策革命。
在戰爭之初，法國顯得猶豫不決，仍然希望與俄羅斯保持暢通的外交溝通管道，但現在法國已成為支持烏克蘭和加強歐洲防禦態勢的主要宣導者。 雖然法國最初在對烏軍事援助方面落後於美、德、英等盟國，但此後不但參與訓練烏軍士兵、大幅增加軍援數額，而且法國所供武器顯著更先進、更新式、更耐用。 馬克龍甚至拒絕排除向烏克蘭部署法國軍隊直接參戰的可能性，理由是戰略模糊是威懾俄羅斯的關鍵; 他的外交部長也在最近的訪談中直言法國對烏克蘭的支援「不設紅線」。在布拉迪斯拉發和布拉格等地的出訪和演說中，馬克龍扭轉法國多年來對歐盟與北約東擴的保守取態，主動向東歐各國伸出橄欖枝，法國開始積極主張和推動歐盟加速東擴進程。
多重因素導致了法國政策和馬克龍立場的轉向，其中既有對普京在戰前外交中刻意誤導法國方面的不滿，也有對開戰以來歐盟內部權力分配重心東移的體認和遷就，但決定性的原因無疑是俄羅斯及其代理人在法國本土、海外領地（如新喀里多尼亞）和非洲等一系列地帶針對法國核心利益的攻擊，充分表明其無意充當可以正常對話的合作夥伴。 在這個前提下，歐俄之間的「中間地帶」現狀也就無以為繼，只有將其儘速納入西方的政治經濟軌道（歐盟）和軍事軌道（北約）才能維繫該地區的穩定和保護歐洲的戰略利益不受傷害。 正如曾責怪北約東擴導致了烏克蘭問題的基辛格後來卻支持烏克蘭加入北約一樣，法國的轉向歸根結底亦源自法式現實主義的地緣政治邏輯。
歐盟外交與防務政策的新時代
在德國依然深陷政府內訌和政治危機的情況下，法國的外交政策革命在歐盟自戰爭爆發以來的對俄政策轉變中扮演了更關鍵的角色。 這一部分是由於在法國的憲法體制中，外交政策和國防事務是總統的「專屬許可權」（domaines réservés），因此儘管同樣內政動蕩，法國的對外政策仍能保證足夠的穩定和連貫。 但更重要的是，除匈牙利等少數國家以外，前述對俄羅斯和東歐局勢認識的根本轉變已經在不同程度上成為歐盟各國朝野的主流共識。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儘管決策機制更緩慢、複雜，決策過程中的否決點（veto points）更多，歐盟依然在匈牙利歐爾班政府的阻撓下通過了十多輪嚴厲的對俄制裁和對烏援助一攬子政策。 以金額來計算，歐盟對烏克蘭的援助規模與美國幾乎相當，並作出了更多、更大規模的長期援助承諾，包括今年2月通過的2024-2027年間提供500億歐元的財政資金支援，在年內生產和提供100萬發炮彈，以及加速在歐洲和烏克蘭境內擴大軍工生產能力的計劃等等。 歐盟面臨的客觀困難主要是冷戰結束以來歐洲國防工業能力的廢弛，以致其支援主要體現在維持烏克蘭政府的財政能力，而無法取代美國實物武器轉讓的軍事作用; 但即便如此，歐盟也很快就將超過美國，成為烏克蘭最大的累計軍援提供者，哪怕這是以「掏空家底」、耗盡歐洲軍隊自己的裝備庫存為代價。
為什麼儘管戰局焦灼、久拖不決，歐盟援烏的政治意志至今沒有明顯的疲軟跡象？ 這固然可能是由於歐盟層面的決策更為「精英主義」和技術官僚主導，不易受政治紛爭的阻礙，但更可能的解釋或許是：歐洲的公眾輿論和政治精英在外交和防務問題上的看法發生了地層位移（sesmic shift）式的根本變化。
兩年多以來的事實證明，不但歐洲公眾的對俄觀感急劇惡化，且即便在保加利亞、塞普勒斯、希臘和匈牙利等「傳統親俄國家」，俄羅斯的形象也遭到了無法逆轉的損害。 在義大利、法國等多數西歐國家，極右翼政黨紛紛與此前的「親俄」言行切割，維持對歐盟和北約的同盟承諾、大幅提高國防開支等政策得到了比之前更為廣泛的跨黨派支援。 越來越多的跡象表明，一種為「戰前時代」做準備的「歐洲堡壘」（Fortress Europe）式的對外政策共識正在形成：更直白的經貿保護主義、更大膽的產業補貼、更強硬的邊境和庇護政策、更進取的外交和軍備競賽投資都是這個共識的一部分。
如前所述，這個共識的形成得益於普京行為決策的催化，也離不開法國總統馬克龍自2017年索邦大學演說以來對「歐洲戰略自主」（European strategic autonomy）的反覆宣導。 但正如筆者在2021年的文章中所分析，其中最關鍵的莫過於美國時任總統、當下的候任總統特朗普的衝擊。 事實上，如果說特朗普自那時至今的外交政策觀念有什麼變化，那就是他的孤立主義傾向變得更加激進，在即將到來的新一屆政府中也可能會更不受約束。 特朗普「我會鼓勵俄羅斯對你們（歐洲國家）為所欲為」的驚人言論，足以讓歐洲人意識到自己在即將到來的特朗普任期內將面臨的戰略孤單（strategic solitude）。
要讓這種美國防衛承諾不確定性帶來的孤單不轉為恐慌和無助，歐洲人不至於變成馬克龍所謂被國際上的「肉食動物」吃掉的「素食動物」，歐盟各國就必須大幅增加國防開支，並加強國防預算協調，走向更多的國防市場一體化（例如鼓勵聯合借貸、聯合採購和軍工企業併購），甚至探討將英法兩國的核威懾保護傘擴及到全歐的可能性。 而在這些具體政策方面，歐盟內仍因財政約束、對美國軍售的依賴程度等問題而推進困難重重。
邁向一種帝國式政治？
這些困難並非單純的國防和政策問題，因為任何重大的軍事問題說到底依然是一個政治問題，甚至是經濟問題。 提高國防開支面臨的最直接約束便是各國的財政狀況，而歐洲長期的經濟停滯、龐大的社保與福利開支令其在「黃油與大炮」的經典抉擇中面臨著先天不足的困難; 歐元區嚴苛的財政紀律，加上歐盟共同財政政策的缺位，也進一步縮限了各國增加軍費的可行空間。 而各國在國防採購上是選擇「歐洲優先」即通過優先採購歐洲製造的彈藥來支援本土國防工業，還是大幅購買美國甚至韓國生產的武器與彈藥來滿足緊急援烏需要的分歧，也反映的是長期戰略願景上的深刻分歧——傾向於前一立場的法國，就因此被屢屢質疑其是否對大西洋同盟足夠忠誠、又是否想借歐盟之手實現其工業和政治上的支配地位。
可以說，歐洲面臨的總體性危機是如此之徹底，所有的重要問題最終都互相關聯。 在帝國主義者進犯歐洲大門的時代，只有超越民族國家架構、將自身轉化為一個「戰爭事業」的帝國才有能力保衛歐洲。 更大程度的一體化（尤其是去監管、資本市場一體化和共同財政政策）對於重振歐洲的經濟基本面極為必要，也是任何軍費「猛增」的前提。 但在這一領域的改革如果沒有德國的配合勢必寸步難行。 因此，德國行將舉行大選的新聞可謂格外令人鼓舞，這場大選預計將導致政黨輪替，從而有望擺脫當下德國內政外交失能的沮喪局面，德國自民黨對歐元區債務規則改革的強硬抵制有望被移除，德法近些年的關係不順也有望改善。 同樣，如果法國政府的財政健康和政治穩定得不到改善，其在歐洲政策上的可信度也將無從恢復。
一個不依賴美國安全承諾的歐洲，其內部權力分配同樣必須超越北約創始之初的構想：「把俄國人擋住，把美國人留住，把德國人按住。 」（Keep the Russians out， the Americans in， and the Germans down.）相反，德國無論在外界認受還是自我認知上都需要徹底擺脫戰後以來極度和平主義的「戰略閹割」狀態，成為一個敢於運用武力等「硬實力」保衛本國和歐洲利益與價值觀的正常國家。 而法國必須學會從戴高樂時代的設想中走出，不再把歐洲一體化事業當成確保對德國的支配和遏制、延續往日的「大國榮耀」並順便向外傾倒本國經濟問題的平臺。 而德法兩國的這些戰略思維轉變，都意味著要超越本國的狹隘視角，學習從整個歐洲大陸角度思考和決策的能力。
頗有些諷刺意味的是，在德法兩國不同程度的內政動蕩嚴重折損二者在歐洲層面影響力的同時，填補布魯塞爾權力真空的是2019年獲提名時無人看好的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 而她在2020年以來對一系列危機的應對，以及今年歐洲議會選舉後的表現，都充分證明瞭其既有純熟的政治手腕，又有穩健的政治遠見。 仿如歷史的經典劇本一樣，重量級成員國因內政自顧不暇，又彼此不合，其阻撓帝國構建者的能力因而大大削弱，而後者正在趁此機會提出一系列雄心勃勃的改革方案，試圖成為雅克·德洛爾（Jacques Delors）以來最有權勢、在歐洲歷史上留下最深刻印記的「總統式」歐委會主席。 但今日歐洲的政治階級是否有足夠的責任感、勇氣與智慧拿出同樣的雄心，承擔起這項歷史性的任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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