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般阻擾下，交流和合作還是緩慢地發生了，在後台，不同腔調的語言從得獎者口中說出，儘管媒體都根本忙碌得無瑕感動，這種震盪還是留駐在我們心裡，難以言喻。
來到台北，一切懸而未決，但先來幾場不絕的細雨。
現實中不斷滾動的金馬放映和社交平台潛藏的各種暗湧，我們不斷嘗試去歸納或尋找報導角度，電影怎樣了，工業又怎樣了。每逢大型影展，都是影迷心理洶湧著「大局觀」的時刻，不斷追看電影彷彿便是要為電影尤其是華語電影指點江山。
這是電影不斷被挑戰的年代，我們總以為一切都定論了，但也不是——突然之間，人們不再愛去電影院了。這是大事嗎？不是，可也像不是小事。我們既然從未親眼見過龐然大物的憑空消失，誰又說為電影的憂慮是自找煩惱呢？院線的蕭條等等，金馬獎是倔強面對這一切的。而現在全世界的影展和電影獎，都與從前所不同，它們同時在不同場域發生：在真實的影展活動和電影院現場，也在各個社交平台，新興的thread上吵得不可開交。對比現實中滑落的數字，網路上的喧嘩是很奇妙的補充，虛實結合發生，彷彿組合起來才是事情的全貌。
多重空間：獎項無法獨善其身
哪怕的確是電影技藝最優先，民眾的反應認可了創作者需要對自己的行為負責。
它無形中消解了過去人們所認知的、通論意義上「電影獎」的觀賞門檻。電影獎誕生的那一刻起，很長一段時間曾經是工業和評論對觀眾單向輸出的過程，如今整個的局面多了一重力量。現在已經不能若無其事地由一個民眾並不喜愛的人站起來高談闊論了。
例如，若是在從前，王小帥得獎（最佳改編劇本獎），其他的聲音可能只是微小的水花，現在網路a.k.a.民間不再是單向接收賽果的一方了。早在提名之前，網路上對他的討論就形成了一種氣候，並沒有因為他的作品登上領獎台而消弭人們對他的意見，若非如此，他在本屆金馬的感言會真的被視為創作的英雄。還好，影展沒法從這樣的民眾共識之中獨善其身。也雖然，工業的上層還是可以挑選話題，在票房微弱的事態裡，曾經的高下之分更加微妙。
這種不同群體互有來往、互不服軟的混亂與喧鬧，我認為比400多人投出觀眾票選獎更有意義，它確認了電影人的公眾義務。哪怕的確是電影技藝最優先，民眾的反應認可了創作者需要對自己的行為負責。
因著本次金馬的特別體驗，我終於有足夠時間多去旁觀金馬影展的放映和映後活動，金馬的活動很容易就和各種生活中真實的人產生連結。它不只是在電影院，有從各個地點輻射開來的能量，比如在信義威秀的booth，看得到學生也看得到長者，談論和觸碰電影是沒有壓力的，這在如今很重要。
一邊看看現實，一邊看看銀幕
相對大陸政府所認定，金馬就是要「搞事」的說法，金馬從來是盡可能擁抱美學準則下的一切。
在金馬即將揭曉的這一週，「電影」這個危機重重的藝術形態終於迎來了一些話題。在中國大陸，《好東西》被很多人提及並討論，雖然票房還未見樂觀；在香港，《破·地獄》橫掃票房，杜琪峯接受BBC訪問片段被瘋傳；在台灣，《餘燼》點燃了大眾對電影的關注，也再回帶了過往歷史的痛苦。
三者間，只有台灣的話題《餘燼》出現在金馬獎上。吳慷仁不來又來，吳君如一定來，還有很多人、很多作品，想來也不能來。然後好像日子恍惚了，我們還是在2019年嗎？但不是，這是第61屆金馬獎。
相對大陸政府所認定，金馬就是要「搞事」的說法，金馬從來是盡可能擁抱美學準則下的一切，所以每一屆提名和獲獎的牌面和組合才如此任性。最貧窮的，與最中產的憂慮在這裡相遇，最殘忍的，與最夢幻的空想在這裡並排。
我看完《默視錄》後走出影廳，在想片中為什麼一定要在中間提「監視器」這一節，它是一個突如其來的道理，與電影之中的其他線索相比，是一句硬塞進電影裡的佈道，和餘下的電影部分沒有關係。單看楊修華是想法不斷的視覺藝術家，似乎也在這種高度工業化的作品裡面辛苦前行。這部戲像是目睹他被各種力量拉扯，最後選擇重現蔡明亮的都市寂寞主題。可《默視錄》不能算蔡明亮的legacy，他最大的legacy是如今楊貴媚即將參加的大安森林「邊哭邊跨年」，都市的寂寞人集體回應了他。
電影不能單看，就是要一邊看看現實，再一邊看看銀幕。道理也不能想說就說，如果它在現實中成立，同樣在電影中也必須水到渠成。金馬獎的價值，恰好因為它如實，甚至赤裸得有點任性地反射著現狀。哪有不關現實的電影這種東西。吳慷仁應該就體會了拍電影無法單純這件事，你是演員，但你不可能只是被當作一個演員。
當我們看到張艾嘉和吳君如分別搭檔阿部寬和許光漢打趣地互別苗頭，要很轉折地想到，若不是是否去大陸發展的風波，吳慷仁也會是一個寫進頒獎嘉賓台本的男神符號，但這一切沒有發生，事情反朝著另一個方向而去。
要為婁燁擔憂嗎？
還好是金馬，肯定了婁燁本身早已不可抹去的地位。他早年是電影工業局外人，現今又拍出這樣不討好的電影，金馬給了一個可以供他呼吸的妙境。
電影及電影的世界就是這麼寫實，但閱讀方式的門檻確是高了。比如要理解楊貴媚和謝盈萱等嘉賓在台上的發言，需要對照現實中串流平台上話題不斷的《影后》影集。要理解各種缺席的身影，要跟對岸的影業新聞做補充。
要如何理解《一部未完成的電影》呢？疫情困境並非一種共識，對不同國家的人而言，它意味著不同的回憶和情境。這部電影在歐洲影展首映之後，微博上多了不少言而不盡的中差評，為這部片挑了不少毛病。還不止，英文傳媒也有不少看似公允的批評，竟叫人先把期待降下去。直到在金馬展映看了，才發現完全不是那麼一回事。
一個劇組在武漢附近發生的故事，電影比劇情梗概更驚心動魄，明明我們早已經從幾年前的新聞和網路消息裡經歷過這一切，可還是被他純熟的鏡頭運用及剪輯打動，電影牽引著觀眾的心情，讓我們為後來發生的一切提心吊膽。從情感上，他拍出了人們真摯的恐慌與軟弱，何況還有那麼多真實的短片加入；從技術上，他所製造的懸念充滿張力，《一部未完成的電影》，也許也是不需要完成的，既實驗又保有溫度，更探索了影像集體創作的另一種可能，有懸念也有悲傷，確非入圍同類可比。
進而又為婁燁擔憂，以這部片連結現實與虛擬，匯集大量網路影像的手法，重建及摸索了另一種寫實影像，他必然會得獎。得獎，卻又意味著或許至少十年職業生涯的冷藏，哪一種狀況都不公平。
反過來想，如果是中國影展，他反倒未必可以獲獎。看過一些中國大陸的影評和影迷反饋，認為婁燁的這一部電影並不高明。他們說，沒有立體反應疫情面貌。當下只覺得慶幸，還好是金馬，肯定了婁燁本身早已不可抹去的地位。曾經的不可說，與不再有人說，都是唏噓。他早年是電影工業的局外人，現今又拍出這樣不討好的電影，金馬給了一個可以供他呼吸的妙境。再近，再遠，都不可能。這種恰好的距離。
金馬並非要刻意選擇「那些題材」，只是它們若不能在中國大陸生長，自然就會趁著風勢，落到其他地方生根發芽，開出花朵。既然工業化的大製作和類型片為了大陸市場不敢越雷池半步，在大陸市場無法被看見的靈異、多元和身體書寫也就會乘著風來到金馬，同樣敏銳而表達慾難以彌補的創作者，也就必然會因為他們獨特的氣質被看見。
在以往，他們的特色多少被掌握最重頭資源的導演們掩蓋了，馮小剛陳凱歌和張藝謀在金馬輪番上陣，那幾年的獨立電影活在歲月靜好的陰影下，不被重視。
大陸的反制，促成了一輩又一輩獨立電影導演有計劃地在金馬面對觀眾。這樣不近不遠，有一重微妙的張力。獨立導演當然也可以遠渡重洋去歐洲，可是從《一部未完成的電影》和《沃土》的結果看，到底還是要金馬的能量，才可以引來兩岸三地最多人的關切。
在這種人氣烘托下，那些可能被迫待在角落裡的作品與它們所涉的議題，由屬地的社群（或者是非屬地的社群）發酵，像是昆蟲生命中的一環，最奪目最難以置信又很可能最短暫的一環。
既然工業化的大製作和類型片為了大陸市場不敢越雷池半步，無法被看見的靈異、多元和身體書寫也就會乘著風來到金馬，敏銳而表達慾難以彌補的創作者，也就必然因其獨特的氣質被看見。
看見香港新血的意義
看另一邊的香港電影，金馬很自如地提供了一種補充新血，加強新陳代謝的推動力。有一種觀點認為，無論是否關於政治，香港的創作者想要在穩固的世代結構中獲得屬於自己的創作空間和人脈與能量，需要相當長時間的積累，但這種積累並不是正向的，倒像是一種消耗，直到他們的新銳與莽撞變成謹小慎微和得體，才可以被這個系統肯定及接納。
雖然也是因為大環境的政治驅動，金馬無形之中讓新世代的香港電影作者與作品有了呼吸空間。因為對台灣的觀影群體而言，不只這個新的創作群體是一種未知，很多中生代與資深的創作，在台灣的語境裡也顯得陌生，沒有了這種預設，當然也在中國市場的致命引力之下，資深電影人便把這一塊空間讓了出來。
連續多年，香港的年輕導演持續入圍金馬獎最佳新導演，金馬獎或者台灣影視業也見證了袁澧林、余香凝、鍾雪瑩、游學修、劉俊謙、柯煒林等新演員從小配角成長為能夠擔當行業典範的主角。在各種評選之中，如果是香港傳統工業語境下，他們和前輩較量的時候，多少被評價為「越級挑戰」。金馬獎卻沒有這種預設，這裡可以發生任何超出想像和框架的事。
雖然也是因為大環境的政治驅動，金馬無形之中讓新世代的香港電影作者與作品有了呼吸空間。今年選擇鍾雪瑩成為最佳女主角，金馬獎透露出切實的青春氣息，這種活力實在要非常成熟的工業基底下才可以誕生。
今年選擇鍾雪瑩成為最佳女主角，金馬獎透露出切實的青春氣息，這種活力實在要非常成熟的工業基底下才可以誕生。妙就妙在，金馬獎不是一個工業獎，它本身的雜糅將檯面與街巷打通了。在這個意義下，它的舉動也拓寬了女性影像書寫的另一種可能。「她們」未必再需要是母親、戀人，超越了社會所僅僅期待的框架。
真的要做「亞洲奧斯卡」？
這種毫無預設，有利也有弊。金馬邀請評審，強調評審必須每一部入圍作品都看，這有建立起一個非常公正的氛圍。但也有微妙的地方。百忙之中的評審們，除了橫向的對比，縱向的脈絡是否也清楚？比如某一位入圍的表演者，如果真的要評選他/她演技的變化和進步，恐怕也還要看完這位候選人不同階段的其他作品才可以真的定論，才不會被一些既定印象帶跑。
因為毫無預設，最後也許是某個人的切片對上另一個人的切片。我們只能討論瞬間，瞬間背後也有蜿蜒的歷史。可是要求每位評審真的做完這種功課也不現實。也許就和日常中我們談論電影一樣吧，雖然我們好像在談論同一種事物，同一件作品，實際上彼此講得也未必相同。
金馬獎不需要變成奧斯卡，能在這種迷霧般的環境裡繼續關照不同層級的創作者，能夠繼續延續這種關懷，它肯定會有另一種經驗。
說到既定印象，一邊在播報頒獎，一邊看網路上影迷將金馬期許比作亞洲的奧斯卡，我反而有些不情願。奧斯卡特殊的工業屬性，以及美國工業成熟的宣傳方式，最終令每家電影公司依靠公關去大量為自己的候選人和候選作品造勢，去為整個工業內的人製造出一種個人在這次評選中的「形象」。如今他們的候選人已經不會避諱地談論，自己的奧斯卡宣傳之路，要向知名大牌借多少衣服，一路從西岸宣傳到東岸，經由團隊設計出各種議題和包裝，強化自己的形象。
影迷們希望金馬也淪為各種公關公司大戰的賽場，而不是作品競技的賽場嗎？我希望金馬獎依然保有自己的獨特性，而不是去變成一種「有規格」的著名頒獎典禮。在那個狀況下，通常只要製造或者陳列出足夠的符號，電影頒獎典禮就足夠被津津樂道好一陣子。第二年推倒重來的循環，是休養生息也可能是難以邁過的小溪。
同理，若不必為「電影」擔心，也就不必為金馬獎擔心。金馬獎不需要變成奧斯卡，能在這種迷霧般的環境裡繼續關照不同層級的創作者，能夠繼續延續這種關懷，它肯定會有另一種經驗。
出發的時候，我們抱著這種「現實太糟了，明天會好嗎」的心情走向台北流行音樂中心。記者們劈裡啪啦的鍵盤聲，響徹於白色的帳篷裡。對比起國父紀念館，這裡更加未來感，更加敞亮，典禮大廳的裝潢更加精緻，展示了一種新的時代感。
來自中國大陸的創作者們獲得了最佳劇情片，最佳導演，最佳男主角，最佳攝影等大獎，香港則取下最佳女主角，最佳動畫短片，最佳紀錄短片；還有更多的是不同地區和國家的合製，還有不同地方的業內彼此合作，比如來自台灣的陳和平為鶴岡的耿軍剪出了《漂亮朋友》，來自新加坡的曾威量與尹又巧聯合取下最佳新導演，新台法美合作的《默視錄》，由來自比利時的福多瑪拿下最佳原創電影音樂。
想要擔心的是其他事情。在金馬的後台，看到很多入圍或得獎者沒能前來。我們似乎已經默認了他們的缺席。他們在哪裡呢？這是我們記者應該問，卻又無從問起的問題。
在百般阻擾下，交流和合作還是緩慢地發生了，結果了。他們一個一個走入後台，不同腔調的語言從得獎者口中說出，被麥克風擴大時，儘管媒體都根本忙碌得無瑕感動，這種震盪還是留駐在我們心裡，難以言喻。
想要擔心的是其他事情。在金馬的後台，看到很多入圍或得獎者沒能前來。我們似乎已經默認了他們的缺席。他們在哪裡呢？這是我們記者應該問，卻又無從問起的問題。有人在別的劇組，有人有別的工作，在這一刻，我們只能接受這樣的答案，很難去探個究竟。
頒獎典禮結束的第二天，台北放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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