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在基輔洶洶降臨

一

對烏克蘭人和俄羅斯人來說，基輔都是其文明的搖籃。還記得俄語系一年級課本上就教過一句格言：「基輔是俄羅斯諸城之母」。可如今，除非你想在最短時間內惹怒一個基輔人，不然在這座烏克蘭的都城，千萬不要對人說這句話。

從1917年二月革命沙皇退位，到1920年紅軍最終獲勝，根據不同的統計口徑，在基輔共發生了十二，十四或十八次政權更迭。俄國人、烏克蘭人、德國人、波蘭人，紅軍、白軍、烏克蘭人民軍，親歷其中十次政變的基輔作家米哈伊爾·布爾加科夫（Mikhail Bulgakov）曾調侃說：「沒佔領過基輔的只有希臘人。」

革命、戰爭、饑荒、劫匪、反猶騷亂在城裏肆虐，但市中心安德烈斜坡13號的小屋就像是驚濤駭浪中的方舟，庇護着布爾加科夫一家。1919年8月，布爾加科夫離開基輔，1921年搬去莫斯科。幾年後，他把在基輔發生的這段歷史和這座小屋寫進了長篇小說《白衛軍》，而主人公就是以他自己家族為原型的圖爾賓一家。

無論基輔城裏發生了多麼駭人聽聞的事，「奶油色窗簾」都將其與這座「暖和、舒適」的小屋，「帶紅色天鵝絨的舊傢俱」和「世界上最好的書櫥」隔開。舊帝國的軍官們在這裏彈鋼琴、唱歌劇，在瓷磚爐子上題字畫畫。但這座舊時代知識分子最後的避風港最終仍要被新時代的風暴吞噬。有人選擇逃跑，有人選擇光榮地戰鬥到最後，有人選擇投敵。主人公和他們的那個熟悉而美好的舊世界永遠消失在時代的熔爐中。

布爾加科夫在小說中復刻了基輔的種種地理細節，但迴避了它的名字，始終用大寫的「城」來稱呼它，從而不僅把基輔本身升格為一座像耶路撒冷、羅馬、君士坦丁堡那樣的永恆之城，也把這個在具體時代、具體地點發生的故事變成了一個講述新舊世界對抗的普世神話。

小說當時沒能在蘇聯完整出版，1925年，作家將其改編成劇本《圖爾賓一家的日子》。雖然也強調了布爾什維克的勝利是歷史註定，但當時這部劇最讓人震驚的是其中對白軍軍官的正面刻畫。受到評論界猛批的作家有了一個意想不到的伯樂——斯大林。《圖爾賓一家的日子》成了領袖最愛看的話劇之一。根據一個很不可靠，但坊間始終樂於傳播的神話，這部劇他一共去莫斯科藝術劇院看了十五次。

1989年，布爾加科夫文學紀念博物館在安德烈斜坡13號創立。展覽圍繞着布爾加科夫與圖爾賓兩個家庭在這裏的生活展開，並通過燈光和展品的色調變化，在這個不大的空間中同時呈現了現實與文學的雙重世界。與文學世界有關的物件都呈乳白色的，而彩色的物件則屬於真實世界。一位著名布爾加科夫研究者曾將其稱為「全歐洲最好的文學博物館」。

然而，對於那些民族自尊心強烈的烏克蘭人而言，布爾加科夫和他的這部小說卻一直有令人不快的另一面。布爾加科夫是基輔俄羅斯知識階層的一員，在世界觀上也更傾向君主制和舊秩序，一切革命對他而言都可謂格格不入，無論是布爾什維克發起的階級革命，還是彼得留拉（Symon Petliura）領導烏克蘭農民進行的民族革命。此外，他對烏克蘭語言和文化也抱持一種懷疑態度。這一切都在《白衛軍》和他的一些其他作品中得到鮮明體現，乃至放大。

一百年後，烏克蘭社會對這段歷史的認知也發生了轉變。這三年裏發生的事不再只是政變和內戰，而是「第一次解放鬥爭」。布爾加科夫筆下的大反派彼得留拉不再是內戰舞台上的一個普通玩家，而是烏克蘭民族英雄。《白衛軍》逐漸變成了一本政治不正確的小說。

不過，在全面戰爭爆發前，基輔人對這位聞名世界的大師仍持一種「瑕不掩瑜」的寬容態度，博物館也依舊被視為城市的驕傲，少數幾個積極發聲要求關閉它的知識分子則屬於輿論場中非常邊緣的激進分子。可是，當俄羅斯的導彈落在基輔，基輔郊外布查的平民慘遭屠殺，曾經的驕傲在一夜間變成恥辱。安德烈耶夫斜坡13號的小屋不再是一座避風港，反而成了這場文化戰爭的風暴中心。

二

安德烈斜坡有「基輔蒙馬特」的美譽，戰前曾是遊客雲集的藝術家一條街。如今這裏冷冷清清，難得有幾個國內遊客和外國記者經過。一些不死心的商家依然擺出了紀念品攤，想要碰碰運氣。在斜坡中段，一個穿着破爛迷彩服、眼睛蒙上膠帶的假人被「吊死」在一扇鐵門上，身上掛着兩塊牌子：「俄羅斯佔領者」、「免費戰利品展」。

離假人不遠處，一隻青銅肥貓翹着二郎腿，揣着煤油爐坐在臨街露台上，煤油爐上寫着「燒吧，莫斯科」。這尊2024年新裝上的雕塑，是在致敬布爾加科夫的名著《大師與瑪格麗特》——在小說的結尾，正是這隻撒旦的隨從貓，把整個莫斯科鬧了個天翻地覆。

從青銅貓的位置再往上走四十步，就來到了布爾加科夫文學紀念博物館。這裏曾是基輔最受歡迎的景點之一，可如今博物館的外觀卻有些古怪。

門口的布爾加科夫青銅坐像被堆成金字塔形的沙袋埋了起來。在大戰剛爆發時，為了防止轟炸損傷，基輔的雕像都被採取了類似保護措施，但隨着烏克蘭防空實力加強，基輔市中心被轟炸的頻率大大降低，這些雕像大多已重見天日，但布爾加科夫卻依然深藏不露。

博物館的外牆一半是黃色，另一半則是突兀的褐色，有些地方能看到些許紅色油漆的殘跡。在正門的左上方，懸掛着一塊布爾加科夫青銅紀念牌。

2023年5月，這塊紀念牌被送去重新加工，牌匾上的俄語替換成了烏語，對布爾加科夫的描述從「著名俄蘇作家」變成了「傑出的基輔人、醫生、作家」。不過，此事經媒體報道後，似乎反而給不懷好意者提供了靈感。

兩週後，博物館遭到了第一次破壞，有人朝這塊紀念碑潑了紅油漆。館方決定保留紀念牌被潑漆後的效果，把它作為一件戰爭時期的展品和歷史的留存，並想借此向烏克蘭社會傳達一個信息：「歷史應該被研究，而非單純拋棄。」

但是2024年6月，又有人趁着夜色把牌子刷回了青銅色。儘管這可能是善意之舉，但在博物館看來，這仍是種自說自話的破壞行徑。

一個月後，一群青年男子在凌晨再次用紅色油漆大面積塗污了博物館的正立面。博物館的社交賬號以難得的憤怒口吻譴責破壞者無視法律、拒絕對話，選擇了「暴力與毀壞的語言，恰如俄羅斯帝國如今在烏克蘭的所作所為」。

諷刺的是，這些紅漆還殃及了同樣掛在建築正立面上的另一塊紀念牌，那是一位也曾在此居住的烏克蘭作曲家。此前，曾一度有活動人士要求將布爾加科夫博物館關閉，改建成這位「真正烏克蘭愛國者」的博物館。博物館只能臨時用手頭有的褐色顏料湊合着將紅漆蓋起來，於是就出現了一種突兀的雙色外立面。

反對博物館如今成了主流聲音。越來越多的知識界人士轉而批判布爾加科夫，反對博物館繼續存在。但許多類似言論都缺乏嚴肅的分析，只有純粹的情緒和立場展示。最積極發聲要求關閉博物館的，是烏克蘭文學研究者薇拉·阿赫耶娃（Vira Aheieva），她在訪談中驕傲地承認：「我從未去過布爾加科夫博物館，反正不需要。」

2024年4月，烏克蘭負責轉型正義的官方機構「國族記憶研究所」發布了一份為布爾加科夫定性的報告。這份報告可以說是此類文本中的佼佼者，其中給出的許多例證和文本分析都讓人懷疑，撰寫者要麼根本沒讀過布爾加科夫的原著，要麼就是在故意歪曲文本。報告的文風則讓人不由聯想到蘇聯時代御用文人們對布爾加科夫展開大批判時所使用的修辭：

布爾加科夫是一個世界觀上的帝國主義者，一個狂熱的仇烏分子。[…]他鄙視烏克蘭人​​和他們的文化，憎恨烏克蘭人對獨立的渴望，對烏克蘭國及其領導人持消極態度。在當時所有的俄羅斯作家中，他最接近當今普京主義的意識形態和克里姆林宮為種族滅絕烏克蘭正名的說辭。[…]他贊成俄羅斯共產主義的擴張。[…]在公共場所為紀念他而豎立的紀念碑和紀念標誌都是在宣傳俄羅斯帝國政策。

三

布爾加科夫博物館館長柳德米拉·古比阿努里（Liudmila Gubianuri）畢業於愛沙尼亞的俄羅斯文學研究重鎮塔爾圖大學，而她外表和姓氏中的格魯吉亞特徵又講述了她豐富的家族背景。畢業後她回到家鄉基輔，隨後便開始在布爾加科夫博物館工作，迄今也已有三十年。

如今，每當有官方機構或知識界名人發布類似批評博物館的文本，她都會在官網上認真地逐條反駁，有時還會辛辣地諷刺某些藉此進行政治投機的人士。而在阿赫耶娃眼裏，這成了她「狂熱捍衛親俄立場」的罪證。

作為烏克蘭愛國者，古比阿努里感到憤怒。她成功讓媒體刪除了報道中對自己的不實指控，但沒能達成另一項訴求：讓阿赫耶娃道歉。「她顯然不是那種會道歉的人。」館長說。

另一方面，媒體依然更願意放大博物館反對者的聲音，而對為博物館辯護的言論則態度冷淡。於是民衆突然發現，過去他們引以為傲的布爾加科夫家竟然是個「狂熱的仇烏分子」，而他的博物館就一直堂而皇之地開在基輔市中心。

古比阿努里承認，同時生活在戰爭威脅和輿論壓力的腹背夾擊之下，包括她在內的博物館的員工都感到疲憊不堪。但這位館長並不責怪民衆。她用「新皈依狂熱」來解釋他們的憤怒：戰爭開始後，很多人第一次開始思考自己的身份認同問題，當他們決定自己是烏克蘭人後，就想要儘可能拋棄與俄羅斯有關的東西，儘快實現這種認同。

她說：「人會犯錯，這很正常。情緒很強烈，但都會過去。最終人們還是會明白，歷史的任何部分都是無法拋棄的。」

但布爾加科夫博物館並不只是消極防禦。恢復開放後不久，博物館決定撤下過去的那個「歐洲最好的」展覽，取而代之以一個叫「歷史突然洶洶降臨」的臨時展。在此前的展覽中，時代只是背景，布爾加科夫和《白衛軍》則處在前景。如今背景與前景發生了對換：每個展廳的講解雖然依舊與布爾加科夫和他的文學人物有關，但更多則是在介紹那個時代的烏克蘭英傑。例如，在布爾加科夫家女眷的房間，對居住在其中的作家三個妹妹的介紹迅速過渡到20世紀初幾位烏克蘭女性知識分子和女權主義者的故事，又通過作家對女權主義運動的不解，折射出當時男性和女性世界發生的衝突。根據博物館網站上的介紹，展覽的最終目的是分析、研究「第一次解放鬥爭」為什麼沒能成功，並鼓勵如今的烏克蘭人完成他們未竟的事業。

在視覺上，新展部分沿襲了舊常設展的設計思路，基於色調變化並置作家世界與文學世界，但如今闖入那個乳白色文學世界的已是更直接的迷彩色——來自眼下這場戰爭前線的武器部件，軍人的肩章、臂章；打開衣櫥，一百年前的女裝和高跟鞋旁是烏軍戰士的軍裝和軍靴。而在最後展廳的中央，布爾加科夫一家和小說中圖爾賓一家的餐桌上，蓋着博物館員工為前線編制的迷彩僞裝網；牆上貼着1908年作家與家人在基輔郊外消夏的照片，拍攝地點正是布查。

每個細節都在提醒參觀者，一百年前的歷史並非孤立事件，而是與烏克蘭人如今正在經歷的戰爭與苦難息息相關。

四

基輔是一個幾乎感受不到戰爭的地方，在城裏時不時就遇上堵車，士紳化的酒吧街區熱鬧得堪比2022年前的上海，酒吧外停滿了天知道從哪裏冒出來的豪車。基輔也是一個處處能感受到戰爭的地方。城市中心獨立廣場的草坪上插滿了小國旗，每面旗上都寫着一個為國捐軀者的姓名，粗粗估算，大概也有幾萬了。大街上和地鐵站裏，目之所及全都是不同部隊的招募廣告，用最酷的口號吸引越來越少的自願參軍者——「展現你的怒火」，「一起做強者」，「保衛你的一切」。即使在市中心的熱鬧酒吧裏，也貼滿了為部隊募集資金購買裝備的海報。

後勤永遠跟不上戰場的實際需求，許多軍人的裝備都是通過親友衆籌得來。烏克蘭的軍隊能堅持抵抗至今，在很大程度上靠的是其強大的公民社會。2014年俄羅斯入侵頓巴斯後，烏克蘭社會就涌現出了大量志願者組織，成為連接軍隊和社會的橋樑。志願者或名人利用自己的社會影響力，見縫插針地為部隊募款。咖啡館、書店、教堂、博物館裏往往都能見到募捐海報或捐款箱。

在布爾加科夫博物館展覽中陳列的一枚臂章上，畫着一張神情嚴肅的貓臉，上書「漢努霞的貓貓」。「漢努霞」是博物館研究員漢娜·普托娃（Hanna Putova）的暱稱，而「貓貓」則是烏克蘭人對前線軍人的愛稱。

自2014年起，漢娜就投身幫助軍隊的志願者工作。全面戰爭爆發後，她的很多知識界朋友奔赴戰場，她利用自己和博物館的影響力為貓貓們募款，而貓貓們則為她設計徽章、標誌，「漢努霞的貓貓」逐漸成了一個固定的志願者項目。

就和存在於烏克蘭的無數類似募捐平台一樣，「漢努霞的貓貓」的Facebook頁面上有為某支部隊募集特定物資的通告，有收到募捐的貓貓感謝幫助的視頻，也有貓貓前往布爾加科夫博物館舉辦晚會的海報。雖然「漢努霞的貓貓」並非註冊慈善組織，但每個月仍能募集到至少幾百美元的資金，捐款者有時甚至還包括她的反戰俄羅斯友人。2024年3月，普托娃獲頒「烏克蘭志願者」獎章。

而讓她格外驕傲的還有貓貓們送給她的一面簽滿名字的紅黑旗。這面旗如今就掛在她辦公桌後的牆上。漢娜以紅黑旗為背景，為我錄製了採訪視頻，她的黑色長髮和黑框眼鏡與旗幟中的黑色自然地融為一體。

紅黑旗曾是烏克蘭西部抵抗蘇聯佔領的游擊隊的旗幟，過去常被視為激進民族主義的象徵。但在2014年後，它越來越進入社會主流，併成為堅定愛國主義的標誌。漢娜向我講述了兩種關於紅黑旗起源的民間解釋。一種說法是，每當俄羅斯人入侵，烏克蘭的藍黃國旗就會因人民的憤怒而漲成紅黑色。事實上，漢娜的貓貓們把一面藍黃旗送給她的志願者同儕，而把紅黑旗留給了她，「因為我性格更火爆、激進」。另一種說法則認為，當鮮血染紅了烏克蘭的藍黃國旗，它就會變成紅黑色。這並非誇張的修辭。漢娜說，光在大戰爆發的第一年，她就失去了大約十個自己的貓貓。

和許多烏克蘭人一樣，漢娜不再用俄語寫作、交流。但與他們不同的是，她並不支持一刀切地取消俄羅斯文化。十年前，她還曾在自己的YouTube頻道上發布不少朗誦俄羅斯詩人作品的視頻，現在她並不為此感到後悔，依然認為他們是天才詩人，儘管並不認同他們的一些政治觀點。就如同普希金忠於沙皇政權的事實並不妨礙她喜愛普希金，至今她都記得，普希金是自己「童年時第一個能通過節奏識別出來的詩人」。但除了普希金之外，烏克蘭人還可以閱讀自己的文學和波蘭文學，「而俄羅斯人呢，除了普希金，他們還有什麼？」

作為職業檔案工作者，漢娜過去就和布爾加科夫博物館有過合作關係，卻在2023年才正式加入博物館，儘管當時圍繞它的爭議已甚囂塵上。此時加入博物館，漢娜做出的是一個深思熟慮的選擇，她既是要向自己的同胞，也是要向俄羅斯人證明，她熱愛的布爾加科夫是烏克蘭文化遺產的一部分，因為烏克蘭文化應該是多元、多民族的，其中也包括曾經在這裏生活過的俄羅斯人的文化。「我加入這個博物館，是為了拯救我們的文化遺產，並將其保留給我們自己和我們的後代。」

在古比阿努里看來，布爾加科夫博物館可以，也應該成為一個討論創傷歷史的場所。但為此需要獲得民衆的信任，然而在戰爭狀態下，社會承受着巨大的痛苦和壓力，人們更願意選擇不去討論，而是徑直取消、禁止、拋棄。但並非沒有過成功的例子。這位館長回憶說，有過一些情緒非常激烈的愛國者來到博物館，但在交談、解釋，並帶他們參觀後，這些人就改變了自己的態度。

2024年8月，民族記憶研究所更新了對布爾加科夫的鑑定意見。使用的措辭溫和了不少，改正了原先報告中一些明顯的硬傷，但依然保留得出的結論。

但博物館正在撰寫新的反駁文。古比阿努里並不認同研究所的這種工作方式——他們在出具報告時沒有邀請博物館參與，把自己當成法官，「而布爾加科夫則成了罪犯」。而事實上，去殖民化本應是一個社會各界共同參與的進程。

研究所得出最終結論後，還需經過一系列行政手續，最終經由基輔市議會表決。在最壞情況下，這也只會涉及博物館是否需要改名，以及作家的雕像、紀念牌能否繼續存在，而博物館本身不會被勒令關閉。

館長說，即使被迫改名，博物館仍將繼續以布爾加科夫作為布展的核心，畢竟現有館藏也都是圍繞他建立的。但在戰爭結束前，博物館不會布置新的常設展。「新的布爾加科夫博物館應該是什麼樣的，我們還不知道，我們需要和烏克蘭社會一起研究、思考並決定。」

古比阿努里說完這些，把我送到樓下，然後走進一間空展廳，加入了正在為前線編織僞裝網的同事們。

五

在烏克蘭，也有一些堅持為布爾加科夫博物館發聲的學者，基輔大學語文學院的副教授梅海洛·納扎連科（Mykhailo Nazarenko）就是其中一位。

在許多講座和採訪中，納扎連科常提醒觀衆「烏克蘭[民族]文化史」（istoria ukrainskoi kultury）和「烏克蘭[國家]文化史」（istoria kultury Ukrainy）的區別。諸如布爾加科夫這樣的作家，儘管不屬於前者的範疇，但仍是後者的重要組成部分。布爾加科夫確實是帝國文化的產物，但帝國文化也是基輔文化的一個篇章。儘管如今烏克蘭人為民族獨立而鬥爭的歷史更為重要，但這並不意味着就可以忽略基輔歷史的帝國篇章。可以批評、譴責布爾加科夫的觀點，但不能一扔了之。更何況，僅僅因為他是最有才華的基輔書寫者這一點，我們就不應該否定他。

2021年，納扎連科編了一套1000多頁的兩卷本文集，名叫《〈科布扎爾〉之外》。《科布扎爾》是烏克蘭民族詩人塔拉斯·謝甫琴科（Taras Shevchenko）最著名的詩集，但遺憾的是，這也是不少烏克蘭人唯一讀過的烏克蘭古典文學作品。

編纂這本書緣起於幾年前，他讀了一位被遺忘的19世紀烏克蘭女作家的短篇小說。那時他開始思考，有多少像她這樣才華橫溢卻不為人知曉的烏克蘭作家理應被後人閱讀、銘記？他用了數年時間，深入挖掘、蒐集烏克蘭古典文學中的冷門佳作。最後用139件作品拼成一幅馬賽克圖像，展現了「烏克蘭文化從小俄羅斯走向烏克蘭的自我意識運動」。

2023年，經澤連斯基總統確認，納扎連科因這套文集獲頒烏克蘭文化界最高獎項——塔拉斯·謝甫琴科獎。

然而，消息傳出沒多久，輿論又炸開了鍋：有人發現納扎連科在基輔大學俄語系任教，本行研究的是俄羅斯文學。「烏克蘭最的高文化獎怎麼能頒給一個博士論文寫俄羅斯作家謝德林（Mikhail Saltykov-Shchedrin）的人？」更不走運的是，他很久以前曾和人把約翰·克勞利（John Crowley）的《他方世界》合譯成俄語——恰好在戰前，俄羅斯的一家出版社再版了這個譯本。如今在網上檢索納扎連科的名字，排名靠前的新聞往往是這樣的標題：「謝甫琴科獎陷醜聞：獲獎者與俄羅斯有聯繫」。

其實，俄羅斯全面入侵後，納扎連科所在的俄語系就低調地更名為「東斯拉夫語言文學及信息應用研究系」。這個名稱冗長、晦澀到了近乎有些滑稽的地步。不過在該系的發展大綱中，「信息應用」的所指非常清楚，就是與烏克蘭安全和國防部門合作，「對抗信息侵略，保護烏克蘭的信息空間」。

這個系的很多畢業生如今在前線作戰，或是在國防、安全領域工作。納扎連科自己則在教學中加入更多關於俄羅斯文學帝國特徵的討論。目前，他正在寫一本這方面的科普書，但他不想和許多評論者一樣簡化這個問題，而是要在解釋俄羅斯文化複雜性的同時，分析俄羅斯為何不願反思、克服自己文化中的帝國情結，而這又如何導致了如今的局面。

儘管如此，烏克蘭社會中有很多人仍然不能理解納扎連科及其同事們的工作。

2022年10月，在俄羅斯的一次大規模空襲中，基輔大學的許多院系都遭到波及，而原俄語系的教研室因為離導彈落點較近，受到了最嚴重的損傷。現場圖片顯示，教研室裏一片狼藉，窗玻璃全部被震碎，燈和天花板材掉落。當這張照片出現在媒體上，許多人的關注點卻在於：基輔大學為何還存在着俄語系？部分媒體幸災樂禍地稱，俄羅斯人將基輔大學「去納粹化」，反諷背後的言下之意大概是將俄羅斯文學與納粹畫上等號。隨後，學院發布聲明，否認俄語系的存在，而媒體繼續挖出種種蛛絲馬跡，證明「俄語系仍在繼續運作並教授學生。」

我和納扎連科約在線上見面。他四十多歲，圓潤的臉上架着一副金屬框矩形眼鏡，基輔傍晚的斜陽從背後把他蓬鬆、隨性的銀髮映照成金色。他非常健談，但也相當嚴謹、縝密。

談及自己和同事們的遭遇，這位學者有些無奈：「我希望這些人至少能讀一下我的書，了解一下我們系的工作，再來判斷我們是否夠格。」不過，他已經習慣了這種生活在夾縫中的處境。不久前他還看到一位同行要求對烏克蘭所有的俄羅斯文學研究者進行「除垢行動」（lustration），以肅清後方的「第五縱隊」。他自嘲說，自己此前曾在一天之內先被某位素來激烈反對俄羅斯文化的烏克蘭當代著名作家拉黑，又被某位俄羅斯極端民族主義者辱罵——「如果不是發生在同一天，這事還沒那麼好笑。」

但是，他並不責怪社會中那些激進的聲音。雖然其中也有為政治利益而跟風者，但在他看來，多數人之所以會變成這樣，是因為十年戰爭所受的創傷，抑或是在突然轉變身份認同後急於捍衛自己的選擇，「摧毀曾經崇拜的東西，崇拜曾經摧毀的東西」。

納扎連科堅信，作為有影響力的學者，與持有不同觀點的人對話是自己的社會責任。他引用了烏克蘭大作家伊萬·弗蘭科（Ivan Franko）的一句詩：「我時不時要吠一下，好讓她別睡着。」

學者必須質疑在社會意識中根深蒂固的事物，並且保持理性，不把複雜的文化問題扁平化。畢竟他和對話者都有着共同的目的：為烏克蘭的文化環境建立起一個可以接受的觀點體系，從而探討自我身份、被殖民的歷史和眼下的戰爭。

六

基輔大學語文學院佔據了基輔市中心一座宏偉的新古典主義建築，在民間常被稱為「黃樓」。黃樓外牆上曾有一塊布爾加科夫的紀念牌，紀念作家在這座建築內度過的八年寒窗歲月。2022年8月，這塊紀念牌被拆除。

對於這場拆雕像、改路名的運動，納扎連科給出了自己複雜而又全面的看法。

他介紹說，從歷史上來看，蘇聯為各個加盟共和國設定「民族詩人」，但普希金卻必須是蘇聯所有民族共同的精神財富，在蘇聯的每一座城市，都必須豎立一座他的紀念碑，無論他是否到過那個地方。因此，普希金紀念碑和以他命名的街道都是帝國的象徵標記。

他支持把基輔的普希金街改用葉夫亨·奇卡連科（Yevhen Chykalenko）的名字命名。大部分基輔人都不知道他是誰，但這恰恰表明了改名的重要性，因為在納扎連科看來，沒有奇卡連科，20世紀初基輔的烏克蘭文化就不可能存在。「這並不意味着我反對作為作家的普希金，但對烏克蘭人來說，有一些烏克蘭文化人物比普希金更重要。」

不過仍需要區分紀念碑豎立的具體情景。他舉例說，基輔有三座普希金像，其中兩座完全是多餘的，但有一座是19世紀末基輔社會各界捐資建造，應被視為城市歷史的一部分，而敖德薩濱海林蔭道的普希金像也屬於同樣情況。他也非常不贊同在敖德薩抹去伊里夫、彼得羅夫和巴別爾痕跡的做法，因為這「非常接近於改寫歷史」。

納扎連科的看法與我之前在敖德薩聽到的埋怨遙相呼應。不過，在敖德薩，我也曾聽到對於普希金像的不同看法。

泰佳娜·雷布尼科娃（Tetyana Rybnikova）是敖德薩一家人文書店的店主，也是敖德薩文學博物館的研究員。

她認為，這場紛爭之所以讓敖德薩人痛苦，與其說因為普希金，毋寧說它牽扯了所有人的回憶。

「我們的童年和青春在這些紀念碑的廕庇下度過，許多人生事件都與其直接相關」。可此時此刻，俄羅斯人卻在殘忍地殺戮烏克蘭人，他們絲毫不掩飾自己滅絕烏克蘭民族、文化和身份認同的意圖。而他們又如此熱愛普希金，無論走到哪裏，都要給他立像。既然如此，她覺得，何不「休息一下」，先暫時擺脫普希金，等戰爭勝利後，烏克蘭人可以再回來思考，生活中到底有沒有留給這位詩人的位置。

在敖德薩市中心，雷布尼科娃的書店開在一條不那麼熱鬧的街道上。它並不起眼，沒有花花綠綠的店名招牌，只是低調地貼了一個「書」字。去過了足夠多的烏克蘭書店，我自覺對什麼店裏賣什麼書已經有了預判。然而走進這家店，卻發現其與衆不同之處：書架上擺放着大量俄語書籍，尤其是關於俄羅斯文史的批判性研究叢書。要不是因為店裏同樣有很多烏克蘭語書和關於敖德薩的書，我會以為回到了自己從前在彼得堡最愛逛的那幾家自由派人文書店。

雷布尼科娃一頭簡潔的淺灰色短髮，穿一件隨和的深色連衣裙，總是笑眯眯的。她靜靜坐在門口，一邊看書，一邊觀察每個進店顧客的閱讀興趣。通常過上大概一分鐘，她就會對顧客的趣味有了大致的了解，然後開始詢問對方的需求。如果話說得投機，就會多聊上一會兒。

和我在烏克蘭見到的很多知識分子一樣，雷布尼科娃也畢業於大學俄語系。之所以當初沒有選擇學烏克蘭文學，也是因為在中學裏，烏克蘭文學課的教學質量不如俄羅斯文學課。

她回憶了自己的中學文學老師。這是一位非凡的女性，熱愛自由，追求真理。赫魯曉夫解凍時期，她讀到了斯大林時代被禁的文學作品，隨後把自己對蘇聯政權的疑惑和思考告訴學生，最終導致被學校開除。她熱愛俄羅斯文學，視之如生命。就像哈爾科夫的文學老師布萊頓一樣，她最愛的作家也是葉賽寧。然而，當她終於有機會前往葉賽寧的故鄉進行朝聖之旅，看到破敗不堪的俄羅斯鄉村，看到那裏荒廢、腐爛的生活，她突然意識到，真正讓她感到親近的是烏克蘭農村精心粉刷的白色小屋，而不是俄羅斯半腐爛的木房子。「通過俄羅斯文學，我徹底明白了自己是烏克蘭人。」

這位老師名叫漢娜·赫盧姆比耶夫斯卡（Hanna Holumbiievska）。如今，可以在歷史文獻中檢索到這位老師的各種事跡：她如何因堅持真理被卑鄙文人舉報，面對當局的恐嚇如何拒不認錯，克格勃如何企圖將其送進精神病院，以及失去工作後，她如何因貧病交加含恨而終。但最吸引我注意的是檔案中的這麼一段話：

1976年10月5日，十一名敖德薩持不同政見者……來到濱海林蔭道上的普希金紀念碑前，舉行了一次無聲示威，抗議蘇聯侵犯人權的行徑。泰佳娜·雷布尼科娃……等赫氏的四名學生……參加了示威。航海學校的士官生被派去對付他們。當時女性站在最前面，她們被輕微抓傷，但示威者們沒有屈服於挑釁，默默站了一個半小時。……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於赫氏，敖德薩反抗蘇共政權的沉悶聲響才變得有組織起來。

我這才知道，當雷布尼科娃說「許多人生事件」都與那座雕像「直接相關」，她指的是什麼樣的事件。而要贊同「休息一下」、「擺脫普希金」，對她而言又是一個多麼痛苦的抉擇。

納扎連科也經歷了類似的身份認同轉變。他是俄語母語者，烏克蘭語直到後來才進入他的生活。在寫作俄羅斯文學博士論文的同時，他已經開始研究烏克蘭文學。隨着時間的推移，他對烏克蘭文學的興趣逐漸超過對俄羅斯文學的興趣。他知道關於俄羅斯文學還有很多有趣的題目可寫，但他經常自問，在當下的烏克蘭，「我研究俄羅斯文學的意義是什麼？」

我問納扎連科，作為同時研究兩種文學的學者，烏克蘭文學裏究竟有什麼俄羅斯文學所缺少的東西？他說，烏克蘭文化有非常強大的自我批判能力，善於在歷史中尋找與現實的深層聯繫，而不侷限緬懷歷史上的偉大，這使得烏克蘭作家常能在詩歌的相鄰句子中把崇高與自嘲結合起來。俄羅斯文學總體上缺乏這種反思傳統，而曾經為俄語文學在這方面輸送新鮮血液的，恰恰是烏克蘭作家或來自敖德薩的猶太作家。

此外，由於經常審視殖民和後殖民經驗，烏克蘭文化已經逐漸解決了「我們是誰」的問題，形成了一種政治民族身份認同：烏克蘭人就是那些自認為是烏克蘭人的人，與血統來源無關。而俄羅斯對於這個問題的答案卻始終只關乎帝國歐洲核心區的俄族居民，西伯利亞或高加索人則不會被包括在這個答案裏，因此他預言，俄羅斯文化將會面臨嚴重的身份認同危機。

和努力與異見者交流的納扎連科一樣，雷布尼科娃也強調了對話的重要性。她提醒我，雖然處在戰爭狀態，但烏克蘭仍是一個多元民主國家，每個人都有權表達自己的觀點。問題的關鍵在於不應該彼此爭鬥，而是尋找共識。而這也正是她為書店選書的宗旨。雖然其中許多是俄羅斯出版的書，但它們培養人的批判思維和獨立思想。她相信，人只有掌握足夠的知識和信息，才能形成自己的觀點，不然就只是在重複別人的看法。

過去，烏克蘭的出版業還不成熟，類似的好書主要都靠俄羅斯出版。而如今，俄羅斯不再能出這樣的批判性書籍，而烏克蘭的出版業則迅速崛起。雷布尼科娃書架上的俄語書越來越少，不是因為被抵制，而是因為它們正逐漸被人買走。

她說：「那些買俄語書的人並非不愛烏克蘭，相反，他們希望烏克蘭成為一個民主、自由、智慧，充滿閱讀和思考者的國家。」

這也契合了這家書店的正式名稱——「後天之島」，它發源於翁貝托·埃科的迷宮小說《昨日之島》。埃科的主人公想要回到過去，而我們則應該看向鮮活的未來。我們來書店是為尋找「後天的自己」，而書將會幫我們看到它、理解它，並帶領我們進入「後天的世界」。

納扎連科和雷布尼科娃都堅定地相信文學在戰爭年代有自己的意義。全面戰爭爆發時，納扎連科一邊把父母從被圍困的基輔疏散到郊外，一邊通過寫論文來排解焦慮。他研究了蘇聯末期一位著名烏克蘭作家如何在一部通常被認為正統的歷史小說中埋設隱喻語言。最終，他的研究既滿足了自己的好奇心，也解決了烏克蘭文學史中一個至今未被充分了解的謎團。

雷布尼科娃也說了一個故事。不久前，她的店裏來了一個顧客。經過觀察，她發現這是一個善良、聰明，卻無暇讀書的人。但大戰爆發後，她開始讀書了。她在店裏買了幾本烏克蘭歷史小說。臨走時，她停下腳步，嘆了口氣說：「我有這麼多書，如果不得不逃難，我該怎麼辦？」

雷布尼科娃對她說：「您用不着逃。」

她說：「你們在敖德薩不用逃，但我來自第聶伯羅，離前線很近，經常被轟炸。」

她離開後，雷布尼科娃意識到，當戰爭的恐怖降臨，這個過去不讀書的人在文學和藝術中找到了力量。「作為書店從業者，我常常告訴人們，文學在困難時刻能給人帶來支持。而現在，我親眼見證了這一點。」

七

距離基輔大學語文學院的黃樓不遠處，是一座雄偉的黃色拜占庭式建築——聖弗拉基米爾大教堂。這座教堂歷時30年建設完成，工程彙集了19世紀下半葉帝國最優秀的建築師、畫家、匠人。旅遊手冊上把它稱為基輔最美的教堂。

8月13日，蜂蜜救主節的前一天，按照習俗，人們將乾花、乾草、豐收的蔬果裝在籃子裏，帶入教堂祝聖。教堂門口各種出售乾花草藝術品的攤位拍成一長列，空氣中飄着濃郁的野花香。

節日的晚禱尤為盛大、漫長，95歲的基輔牧首身着全套節日法袍主持儀式。時不時有看起來從不上教堂的年輕人光顧，穿着明顯不合宜的吊帶衫或短褲，面對盛大的儀式，和我一樣四下張望，手足無措。他們似乎只是想來點一根蠟燭，為自己身在前線的親友祈福。

儀式進行到某個時刻，惱人的防空警報再度響起，但整個教堂裏沒人因此挪動半步。合唱越來越響，彷彿是要蓋過這不祥的死亡之聲。在合唱的間歇，牧首用蒼老而堅定的聲音念着祈禱文。不知所措的年輕人眼裏含着淚，透出剛點上的蠟燭光芒。在信衆的正前方，踏着青雲、身着紫袍的聖母顯現在後殿祭壇的金色背景之上，用莊嚴而悲傷的神情望着教堂裏的衆人。她的雙手緊緊抱着懷中的聖嬰，像是作為一個母親，最後一次無謂地抵抗愛子不可避免的殉難。

一位教堂的侍者發現了徘徊許久的我。她看起來四十多歲，臉上永遠掛着燦爛而真誠的笑容。她沒有問我身份、來意，就直接讓我跟她上樓。

穿過一重又一重的旋轉樓梯，終於來到了一個穹頂上方，這裏是教堂的鐘樓。她是教堂的敲鐘人，名叫泰佳娜。泰佳娜讓我看她敲鐘，又帶我參觀訪客通常無法到達的教堂二樓，為我一一講解壁畫，指給我看敖德薩的護欄，烏拉爾山的礦石與金屬，意大利和比利時的大理石。

我們聊到這場戰爭對人命運的改變，泰佳娜跟我講了一個故事。有一位女子的女婿被俄軍殺害，留下了孩子，她不知道該怎麼辦才好，便來教堂尋求慰藉。泰佳娜告訴她：要祈禱，為那些殺死他的俄羅斯士兵的健康祈禱，只有這樣，沒有別的辦法。因為基督的真理就是愛，基督是通過愛，而不是通過恨復活的。歸根結底，「只有好人，沒有壞人，所謂的壞人只不過是走了歧途的好人」。

我不是教徒，也不是烏克蘭人，我沒有道德權利替別人選擇是否去原諒。泰佳娜的話給我以極大的震撼。但是，在烏克蘭的這二十幾天，聽聞了太多關於死亡和喪失的故事，我不確定那些失去了親人和至交的人，是否已準備好踐行福音書上的教誨。和解與寬恕的時刻，什麼時候才會到來？

教堂大穹頂上畫着耶穌基督，右手做祝福手勢，左手握福音書。福音書上寫着：「我是世界的光。跟從我的，就不在黑暗裏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而基督身後的背景則是星空。泰佳娜說，畫家特地臨摹了基輔的星空。「如今，我只要在基輔的夜晚看到星空，就感覺這幅壁畫上的基督在看我。」

而我不由想到的卻是布爾加科夫《白衛軍》的結尾：

一切都會過去。苦難，折磨，鮮血，飢餓，瘟疫。當我們的軀體和事業在大地上蕩然無存時，劍將消失，而星星卻會留下。沒有一個人不知道這一點。那為什麼我們不願把自己的目光投向星星？為什麼？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