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烏克蘭的兩極之間遊蕩

一

自從大學被調劑進俄語專業，我和俄羅斯文學結緣已有十六年了。當然，我的求學地不是基輔和哈爾科夫，而是莫斯科與彼得堡。我所在的學術共同體被這場戰爭分割成了「之前」與「之後」。有師生簽名或上街反戰，隨後開始被當局騷擾；有人逃出國卻無所適從，一位老師在臉書上近乎乞討般地尋找工作機會：「我知道，作為俄羅斯護照持有者，我現在最應該做的是上吊，但我還有妻子和孩子要養」。有人暗暗支持戰爭，把發反戰貼的我拉黑；某個平時就愛呼喊反西方口號的學者如今成了官媒上的「主權哲學」代表人物。

但多數人只是沉默。烏克蘭同行發布憤怒的視頻，呼籲俄羅斯學者站出來抗議，卻幾乎沒得到任何回應。學術研討會上，俄羅斯學者繼續若無其事地與同行爭論刊印陀思妥耶夫斯基著作時，「上帝」這個詞該用大寫還是小寫。2023年夏天，我出席了在日本召開的國際陀思妥耶夫斯基大會，在現場時刻感受到一種緊張而又尷尬的氛圍：西方同行期待着俄羅斯學者能有所表態，而俄羅斯學者則優雅地閃躲房間裏的大象。當實在無法避免，他們就用「正在發生的事」、「目前的情況」之類的委婉語來指代自己國家發動的戰爭。誠然，許多人這麼做只是出於對鎮壓機器的恐懼，但有時我也難免懷疑，如果人一直裝傻，會不會變得真傻。一位過去對我關照有加的教授在日本問我，為什麼這兩年不來俄羅斯開會了。我委婉地回答說，目前不是來訪的合適時機。她困惑地看着我，輕輕問了一句：「發生什麼事了？」

可與此同時，目擊俄軍在烏克蘭犯下的一樁又一樁殘暴的戰爭罪行，克里姆林宮的宣傳機器如何顛倒黑白，把一切包裝成烏克蘭「自導自演」，而多數俄羅斯民衆似乎又毫不猶豫地將這些謊言照單全收，這不能不讓作為俄羅斯文學研究者的我感到痛苦。這個民族如此為自己的文學傳統驕傲，這個政權多年來把文學當作推廣自身軟實力的工具，可文學似乎並沒有教會他們中的一些人善良，教會另一些人聰明。既然如此，我又為何要學習、研究這種文學？

在烏克蘭和國際媒體上，可以讀到太多關於「取消俄羅斯文化」，以及關於俄羅斯文學「帝國性」、「殖民性」的討論：既然普希金曾寫詩為沙皇鎮壓波蘭起義辯護，既然托爾斯泰曾是帝國殖民軍隊的一員，既然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個無可救藥的沙文主義者和反猶主義者，既然連索爾仁尼琴和布羅茨基這樣的蘇聯異見者都憎恨烏克蘭的獨立，那麼俄羅斯文學大可以被全面取消。

然而我所受的學術訓練告訴我，類似文章中有太多論偏頗之處，有對文本的膚淺解讀，也有戰爭狀態下情緒化的產物。作為外人，我沒有道德權利去評判每日與轟炸和死亡新聞相伴的烏克蘭人這裏文本讀得不仔細，那裏表達得太極端。但是在烏克蘭，卻有着一個很大的群體，他們從小和俄羅斯人讀一樣的書，看一樣的電影，聽一樣的音樂，他們在學院研究俄羅斯文學，他們照看着俄羅斯作家的故居遺產，他們的書店裏賣着俄羅斯作家的著作。我想要去了解他們的生活和故事，聽他們講述自己的想法與感受，他們如何在戰爭之中重新思考自己的身份認同。

在我們這個取消文化、身份政治、去殖民敘事佔據主導的時代，烏克蘭人處理俄羅斯文化遺產的方式，也可以為我們在自己身處的其他地方解決類似難題提供參照：當時過境遷，社會和人的觀念改變，我們應如何處理用後世的標準衡量顯得不正確的歷史和人物？去殖民的需求和對多元文化的追求出現矛盾時應該怎麼辦？如何做到既實現轉型正義，又不帶來社會分裂？

而我也是在處理自己的身份危機：我到底是誰，在俄羅斯生活了那麼多年，學了那麼久俄羅斯文學，這些經歷和知識對我的生活究竟有什麼意義？

從行前準備階段起，這種身份的不確定性就給我帶來了種種麻煩。無論簽證官還是邊防官，對於「我是誰」，他們都想聽我說一個確定的答案。然而我只有一個不那麼確定的答案，和一本確定很糟糕的護照——來自一個在這場戰爭中立場曖昧的國家，上面貼滿了過去的俄羅斯簽證。華盛頓、紐約、法蘭克福、塔林、華沙、利沃夫，每個疲倦、無聊的官員一翻開我的護照，就會立刻精神起來，然後向我拋出一連串問題：你去過俄羅斯？還去過那麼多次？你到底在那裏幹什麼？你學的是什麼專業？那你去烏克蘭又是做什麼？你和俄羅斯還有關係嗎？

哪怕突破重重障礙，終於進入烏克蘭，我也始終不知道該如何向人簡單明瞭地自我介紹。面對一些人，我是「記者」，面對另一些人，我是「作家」，還有些時候，我是「普希金之家曾經的博士生」。在一些鬆弛的場合，我是「曾經的語文學家，現在也不知是記者還是作家」。當然，有時候也會被火眼金睛的群衆識破。敖德薩的民宿房東說：「你不用解釋我也懂，現在來住我這房子的外國人，不是記者就是極端分子。」而在哈爾科夫的睡城，排隊買菜的大爺聽我說了一大通後冷笑一聲：「懂了，間諜。」

二

從華沙出發，我坐了一夜通宵火車抵達進入烏克蘭的第一站——利沃夫。剛踏上清晨的有軌電車站，就見到一名老太太在那兒激昂地演講：「她是為我們而死的，她曾經預言過，戰爭將會找上我們，她也預言過，死亡將會找上她。」

老太太口中的「她」是伊琳娜·法里翁（Iryna Farion），極具爭議的語言學家。我到烏克蘭不久前，剛傳出她遇刺身亡的消息，而認領謀殺的是一個俄羅斯新納粹團體。法裏翁是推廣烏克蘭語的重要活動人士，但她的做法卻往往以分裂社會為代價。她最近一次惹衆怒的言論是在今年年初宣稱，所有說俄語的烏克蘭軍人都不配被稱作烏克蘭人，引起烏克蘭社會各界強烈譴責。即使是在她遇刺後，許多公共人物發布的聲明也顯得頗為曖昧：「無論如何，殺人總是不對的」，「推廣烏語，她畢竟還是做了貢獻的」。在多數人依舊說俄語的東南部大城市，一些人談及此事，難掩幸災樂禍的神情。但在利沃夫，她卻是大英雄。在城市的名人公墓，她的墓前堆滿了鮮花，時不時有虔誠的老人前來祭拜。

圍繞法裏翁的複雜態度折射出了烏克蘭充滿張力的語言政策問題。「保護烏東俄語人口」是普京發動戰爭的一大藉口，而在這場戰爭中死去的多數平民恰恰又是說俄語的東部人。誠然，越來越多原本說俄語的烏東人開始改說烏語，媒體、機構、商店也紛紛撤下俄語網站和招牌，但當我真正來到現場，聽到、看到的情況還是比想象中微妙得多。

事實上，大多數烏克蘭人都是烏語和俄語雙語者，而某個人在某個場合說某種語言，或者更確切地說，不說某種語言，也往往是其個人立場的展現。在西部的利沃夫，人們往往不僅期待你說烏語，還期待你不說俄語。每當我和店員說起我的三腳貓烏語，並終於不小心漏出幾個俄語詞，對方就會和立刻我改說英語。在當地歷史博物館的一個展廳，穿着民族刺繡衫、神情剛毅的老奶奶堅持讓我在留言本上寫下自己的感想：「用中文寫，用英語寫，用你會的一切語言寫，但只有一種語言不允許使用。」

但後來當我來到位於黑海海濱的南部城市敖德薩，就發現那裏的情況正好相反。雖然時值盛夏，烏克蘭全國的人都涌來敖德薩度假，但在敖德薩的街頭逛了近一週後，我幾乎沒有聽到一句烏克蘭語。規定服務業必須使用烏克蘭語的語言法在這裏似乎成了一紙空文，商家大大方方地用俄語和所有顧客問好。在本地新聞中，經常能看到堅持說烏語的外地遊客與說俄語的店員起衝突的視頻。外地遊客要求對方作為烏克蘭人就該說烏語，而店員則頂撞說，我們敖德薩人都說了一輩子俄語，憑什麼現在就不讓說了。

在更多情況下，人們會在不同城市、不同場合、面對不同對話者自如地切換語言。商店裏的店員可以彼此用俄語聊天，但面對作為顧客的我卻改用烏語。咖啡館裏聊天的年輕情侶可能一個說俄語，一個說烏語，卻完全不妨礙他們打情罵俏。在哈爾科夫這樣用俄語為主的城市，店家通常會用烏語問候、寒暄，以符合語言法的規定，隨後和顧客一起心照不宣地換成俄語交流。最微妙的一次經歷發生在第聶伯河右岸的烏曼。在這座居民普遍說烏語的小城裏的標誌性景點，我和兩個說俄語的敖德薩人拼團請一個講解員。知道我們來自何方後，講解員輕聲宣布，既然今天有「尊敬的外國客人」，講解就改用俄語進行。可每當狹路相逢其他遊客和講解員，她就和敖德薩人遞一個顏色，立刻切換成烏語交流。

就連我的受訪者，對於語言使用也都有各自的態度。哈爾科夫文學博物館的館長佩雷普丘克與我商定好用英語訪談，儘管我們都知道，我們用俄語可以更好地表達自己，但對她而言，不說俄語是一種態度。其他許多受訪者同意用俄語訪談，但有時話說到一半會卡住：「這個詞用俄語怎麼說來着，真的不記得了，抱歉，我太久沒說俄語了。」而在敖德薩，一切自然默認用俄語進行，雖然許多訪談者會不由地為自己辯護：「別看我一直說俄語，我是真會說烏語的！」

但無論在哪座城市，書店通常是使用烏克蘭語態度最堅決的地方。在利沃夫老城中心市場廣場上的老字號「1號書店」，我一進門就看到店裏掛着法裏翁的肖像，一旁則是被蘇聯秘密警察殺害的幾位烏克蘭民族主義武裝組織領袖和兩位死於非命的著名作曲家。店員向我一一介紹，最後動情地總結說，他們都是為了捍衛我們的民族和文化而被俄羅斯人殺害的。

其他許多書店門口也會掛着語氣堅決的告示：「說烏克蘭語，尊重自己的國族」，「我們不銷售俄語書籍，也不支持侵略國文化」。就連在街頭聽不到烏語的敖德薩，書店也會在門口鼓勵大家：「努力說烏語的俄語母語者，你們並不可笑，你們不可思議。」不過，當我試着與該店店員用我的蹩腳烏語交流，她的第一反應是：「您可比我們的某些市民說得好多了。」

面向年輕人的獨立書店往往會採用同樣堅決，但更輕鬆、戲謔的態度。由於這種拒斥俄語的做法常被俄羅斯宣傳機器貼上「仇俄」標簽，一家非常熱門的獨立書店乾脆把自己社交網站上的簡介改成：「屬於你的仇俄書店。我們仇得還不夠，但我們在努力。」

三

除了文學博物館，書店也許是我在烏克蘭逛得最多的場所了。不僅因為這裏是文學與民衆之間最主要的連接點，還因為——它們實在太多了。事實上，我從沒見過一個書店密度像利沃夫老城那麼高的地方。在面積不到四平方公里的老城核心區，至少有18家書店。有「1號」這樣的古早風文史書店，有選書多而雜的連鎖書店，有充滿國營氣息的科學院書店，但最常見的卻是選書少而精的獨立書店。

雖然戰爭嚴重破壞了烏克蘭的國民經濟，但出乎所有業界人士意料的是，烏克蘭的圖書業卻在這些年蓬勃發展。比如烏克蘭最大的連鎖店「存在書店」（Ye）在2023年新增了22家門店，今年準備再增22家。2023年烏克蘭出版商的收入比2022年翻倍，比戰前的2021年增長超過三分之一，雖然這和書價上漲也不無關係。但更重要的是，由於時常停電、斷網，或要去防空洞躲避，書籍取代電子產品，重新成為人們首選的消磨時間產品。

由於生意太好，獨立書店也紛紛開成了連鎖店。利沃夫的名店開去基輔，基輔的名店開來利沃夫。這些店往往面積不大，一半空間用於餐飲，但選書品位頗為不俗，且經常會舉辦有趣的文化活動。在利沃夫的「書之獅書店」（Knyzhkovyi Lev），我撞見了一位女詩人正在庭院裏舉辦「詩、歌、故事和咖啡晚會」，場下坐了二三十位觀衆。而在基輔市中心人滿為患的「感書店」（Sens），我看到許多人佔了座在等待當天的活動——三位知識女性談「遠離莫斯科：我是如何告別帝國的」。

多數書店都會有自己的暢銷榜、推薦榜。就拿幾家獨立書店的榜單來說，上榜的通常會有經典烏克蘭小說、當代類型小說、詩集，也有關於烏克蘭民族主義和語言的歷史與科普讀物，但我發現在許多店裏，目前最暢銷的是一本指導如何與焦慮和抑鬱共存的心理學手冊。可以清楚地看到烏克蘭人如今最想從書籍中獲得的東西：療癒與慰藉，對隱秘創傷的表達，對身份認同的探索。

烏克蘭圖書業不僅克服了戰爭和經濟危機，還迅速度過了急劇轉型。無論連鎖書店還是獨立書店都紛紛徹底拋棄俄語圖書，甚至是烏克蘭本土在戰前印刷的俄語書。要知道，在十年前，俄語書還佔了烏克蘭圖書市場80%的份額，即使在戰前，烏克蘭書店出售的俄語書比重仍有近40%。而如今，不賣俄語書不僅是法律要求，更是一種自覺行為——對這些面向中產階級的獨立書店而言，賣俄語書成了一種非常「不酷」的商業自殺行為。

然而，去俄化轉型卻導致了一個悖論：在全國範圍內，它的確讓面對俄羅斯文化弱小、被壓制的烏克蘭文化有了更多發聲的空間，但在哈爾科夫和敖德薩這樣的城市，它卻讓在很大程度上仍在使用俄語的本地文化失去了發聲的機會。在這兩地的許多書店，一刀切地下架俄語書導致關於本地歷史、文化、文學的書也都消失殆盡。店員似乎也經常被問這個問題，在哈爾科夫本地出版巨頭Vivat的書店，店員歉意地表示：「很多人都問這個問題，但現在真的一本都沒有，我們自己也很慚愧。」而在敖德薩市中心的「字母書店」（Bukva），我還沒把問題說全，店員就惱怒地回了一個「沒有」，看來早已被問得有些不耐煩。

但普通民衆對俄語讀物的需求並不會在一夜間消失。離開基輔和敖德薩最中心的商業區，就能在更接地氣的圖書市場看到全然不同的景象。俄語書在這裏依然佔了市場份額的半壁江山。其中大多是烏克蘭本地作坊翻印的盜版。最時興的讀物——比如當代俄羅斯頭號禁書、蘇聯主題耽美小說《紅領巾之夏》——甚至有各種不同印刷質量的盜版版本供不同預算的顧客選擇。

許多書市攤主似乎積怨已久，哪怕稍稍疑惑一下怎麼還能賣俄語書，他們就會大發牢騷：「這是我們的文化遺產，難道就這麼扔垃圾桶裏嗎？」「烏克蘭獨立了三十年，俄語書從來都沒有問題，為什麼現在就有問題了？這是違反憲法的！」至於賣盜版書，那近乎成了種愛國行為：「不然難道要賣正版資敵？！」

對市中心那些只賣烏語書的獨立書店，書市攤主往往頗為不屑：「我可是正經大學畢業的，而去那種店裏喝咖啡的都是些小女孩。」當被問及有沒有愛國活動人士來抗議或舉報他們賣俄語書，一些攤主更是憤怒，表示自己的生意隨時會被毀於一旦。一位攤主將活動人士稱為「不讀書的中學生」，而另一位大叔更是輕蔑地稱之為「一群博主而已」。與此同時，在一些獨立書店店員眼裏，不學無術的則是哪些賣俄語書的攤主：「這些人那麼愛普希金，可他們連一行普希金都背不出，而我卻能完整地背誦。」

有些聰明的攤主給自己找到了護身符：「來我這兒買俄語書的一半是前線軍人，要不去抓他們？」事實上，當被問及是否有軍人來買書，幾乎所有攤主都給出了肯定的答案。敖德薩的一位攤主表示，定期會給一位士兵收集一大批俄語科幻小說，讓他去戰壕裏分發。「我們的小夥子說，每次炮轟『咔嚓普』（烏克蘭人對俄羅斯人的蔑稱）的間歇，他們就會讀上幾頁。」

在敖德薩的一家書店，售賣的飲料裏有一款「莫斯科佬的血」。店員歡快地表示，這是他們最受歡迎的飲品，許多顧客特地慕名而來，有位本地文人每次走進書店，就會高喊一聲 「給我喝莫斯科佬的血！」可同樣是在敖德薩，一位年長的知識女性痛心地對我說，她至今無法原諒2014年尊嚴革命時部分極端示威者呼喊的口號「莫斯科佬上絞架」——這與這座城市的寬容多元精神格格不入。

有時我感覺，烏克蘭的社會和文化界似乎分裂成了兩極。雖然兩邊都深受戰爭之苦，都認為自己愛國，都在積極幫助軍隊，但是對於諸如應該消費哪種語言的文化產品，應該如何對待過去的俄語文化遺產這樣的問題，雙方幾乎勢如水火。政治覺醒的城市中產認為俄語文化本身就是俄羅斯侵略的幫兇，在未來的烏克蘭不應有其立足之地，而另一邊更多是在蘇聯時代接受教育的中老年人，他們認為文化和語言本身是無辜的，不應就這麼被清算、拋棄。而戰爭極化了人們的情緒，兩邊似乎都不願傾聽、理解對方的想法，只是單純覺得對方不讀書、沒文化、瞎胡鬧。

四

走在敖德薩街頭，我有時懷疑自己是不是身處2024年的烏克蘭。街道的名稱還是那部俄羅斯文學史，路邊建築上密集地掛着曾在此居住的俄羅斯文化名人的紀念牌：康定斯基、布寧、帕烏斯托夫斯基等等。在市中心最繁華的商業街德里巴斯街邊，掛着一塊紀念俄羅斯化學家門捷列夫曾在此任教的紀念牌。一對曬得黝黑的度假客夫婦停下了腳步：

「瞧瞧，還有門捷列夫。」

「咱們的那個門捷列夫嗎？」

「咱們的。」

我受到的最大震撼來自城市地標建築歌劇院門口的廣場。許多站在那裏與劇院合影的烏克蘭遊客會突然吃驚地瞪大眼睛，然後手指前方，讓拍照者轉過身去看。原來，正對歌劇院立着兩面巨大的紀念牆，兩邊分別用唯恐人看不見的大字寫着「敖德薩州的蘇聯英雄」和「敖德薩州的社會主義勞動英雄」，下面則是密密麻麻的英雄名單，以及各種蘇聯時代勳章、獎章浮雕。在許多其他城市，這樣的紀念碑在十年前的去共產化運動中就應該被拆除，也難怪置身此地的烏克蘭人會有種穿越到幾十年前的錯愕感。

我不由想起還在利沃夫的時候，一群在街邊遊蕩的青年拉着我喝酒，聽說我之後要去敖德薩，他們就直搖頭：敖德薩人都是一群「棉襖」（vatnik）。在烏克蘭，這個詞指普京政權的無腦支持者，類似於我們在中文裏說的「粉紅」。

原因不光是許多敖德薩人還在堅持說俄語。還因為正是在敖德薩，轟轟烈烈進行的去殖民化運動遇到了最大的阻力。

然而，無情的去殖民風暴還是刮到了敖德薩。2024年7月底，州政府宣布，敖德薩的85個地名將被更改。可在街頭和文化機構裏，多數市民對我訴說的是憤怒和痛苦：「為什麼要改巴別爾（Issak Babel）、伊裏夫和彼得羅夫（Ilf & Petrov），他們對烏克蘭做過什麼壞事，說過什麼壞話嗎？」「他們難道不知道巴別爾是被共產黨殺害的嗎？真是野蠻！野蠻！」「我的許多朋友說，就這樣吧，走在新的街道上吧，還能怎麼辦？可我問他們，你們是敖德薩人，這些名字對你們來說不珍貴嗎？你們在這些街道上長大，這些作家的書你們都讀過。你們能安心嗎？」「我們都是烏克蘭的愛國者，我們都痛恨侵略者，可為什麼要動我們的語言、我們的文化？」

敖德薩人珍視的這些作家，他們在敖德薩出生、長大，寫作關於敖德薩的故事，即使後來離開，也始終認同自己是敖德薩人。他們構成了一個俄羅斯文學中單獨的「敖德薩流派」，使這座城市一舉成為繼莫斯科和彼得堡之後的俄語文學的第三首都。他們確實是俄羅斯文學的一部分，但這也是「咱們的」俄羅斯文學。對於許多敖德薩人來說，這是他們一生的記憶，是他們自我認同的一部分。而對於敖德薩以外的人來說，塑造了敖德薩城市神話的也正是這些作家和他們的主人公：這是巴別爾筆下盜亦有道的猶太走私幫派悍匪，或者伊裏夫和彼得羅夫筆下那個走遍蘇聯，用敖德薩碼頭的伎倆把官僚、市儈玩得團團轉的騙術大師本德爾。

20世紀下半葉，本地文學有了各種更輕快的載體：背着吉他遊走街頭的吟遊歌手，在舞台表演自創段子的相聲演員，當然還有一種更短小精悍、影響深遠的形式：笑話。蘇聯政治笑話最常見的主人公拉賓諾維奇通常就被認為是一個敖德薩猶太人。他總是用一句四兩撥千斤的俏皮話把當權者氣得說不出話來，卻又能做到全身而退。

拉賓諾維奇看着標語——「列寧去世了，但他的事業長存！」
「那他最好還是活着。」

拉賓諾維奇每天早上去報攤，拿起《真理報》，看了看第一頁，然後把報紙退了回去。幾天後，售貨員問他在找什麼。

「訃告。」
「訃告在最後一頁。」
「我期待的訃告在第一頁。」

把所有這些文學和笑話的主人公綜合一下，差不多就能得到外界眼中敖德薩人的一張標準像：狡猾精明，可以與任何政權合作，但不把任何當權者看在眼裏。比起死磕硬抗，他們更喜歡一種更靈巧的抵抗武器——幽默。幽默既可以用來抵抗蘇聯政權和俄羅斯侵略者，也可以消解敖德薩人在去殖民化浪潮中看到的荒謬。

主變聖容街上有一塊未來主義詩人、畫家布爾柳克（David Burliuk）的紀念牌，上面用俄語寫着不合時宜的「俄羅斯未來主義之父曾居住於此」。於是有好事的路人用筆劃掉了「俄羅斯」，並把「父」從俄語改成了烏語，在一個俄語母語者讀起來，現在的題字頗有種「未來主義老爹」的風味。

而在爭議的最中心——濱海林蔭道盡頭的普希金紀念碑旁，我隨機問了一些路人，是否贊成當局拆除雕像和更改路名的決定，得到了不少頗為敖德薩式的回答。

一位在長椅上劃短視頻的環衛工先是抱怨了一大通政府不務正業，錢應該用在前線士兵身上，而不是浪費在這裏。隨後她突然靈機一動：「話說回來，普希金畢竟是黑奴的後代，他又不是俄羅斯人，為什麼我們要抵制他？」

兩個在雕像後玩滑板的少年一聽到我的問題，立刻開始了雙口相聲表演：「這雕像多漂亮啊，我看不應該拆。」「我們剛在學校裏學完他的作品，現在又說他是侵略者，那我們全都白學了？」「大家來敖德薩旅遊，就是來看我們的文化。現在被他們全拆光了，還會有人來嗎？」「街道改名是純粹的白癡行徑。他們實在找不到新的路名，就開始用量子街、單簧管街命名。」「還有蘋果街、葡萄街……半座敖德薩城變成了果汁！」

就連政客們也開始加入爭吵。敖德薩的民選市長和中央指派的州長之間就地名問題展開隔空罵戰。市長認為，這些作家所代表的多元文化歷史遺產是「敖德薩的DNA」，決定了城市的「身份認同與使命」，拋棄這些遺產，就等於把城市「清零」。州長則反脣相譏，認為這場運動是一個「擺脫帝國敘事」的「歷史性機會」，敖德薩屬於年輕的當代藝術家和作家，市長及其支持者何不滾去莫斯科的街道上散步。

總的來說，與我交談的民衆普遍都支持市長。林蔭道上的一位女士表示，市長「為了保衛我們的街道，被他們整得好慘」。還有一座博物館的員工私下透露，州長有一個十人委員會，其中有幾個人為他制定了一份要整肅的文化機構名單。「這些人對敖德薩的歷史一無所知，也完全不想知道。」

儘管如此，最終的獲勝者看來仍是州長。街道改名的法案已被通過，2024年9月，州長明確表示，普希金雕像一定得拆。

五

2022年俄羅斯全面入侵後，烏克蘭各地開始拆除俄羅斯文化名人雕像，以示與帝國的文化遺產和殖民政策告別。拆得最多的就是普希金像，因而這場運動被稱為「普希金倒」。

敖德薩有兩座普希金雕像，濱海林蔭道上的那座由市民集資建於19世紀末，還有一座則位於普希金博物館大門口，於1999年詩人誕辰200週年之際揭幕。

我來到博物館現場，發現詩人的雕像和外牆上的紀念牌都被用OSB木板包了起來，板上則被人噴了各種塗鴉，恍惚中有種回到了哈爾科夫的錯覺。外牆上還能看到一處過去掛牌匾的痕跡，想必這裏原是博物館的名牌，現在也被卸下雪藏了。

要不是門洞脫落的牆皮旁隱隱約約殘留着「博物館」字樣和一個箭頭，訪客幾乎無法找到這座幾乎處於半地下狀態運營的博物館。飄忽的開館時間更是增加了探訪的難度。儘管谷歌地圖顯示博物館每天營業到晚上8點，官網稱工作到5點，但事實上如果下午3點沒有訪客，博物館就會早早打烊。在戰時財政撥款嚴重不足的敖德薩博物館系統，這似乎是相當常見的做法，不僅可以節省暑期的電費，也能讓一些員工外出做兼職餬口。

我在第四次嘗試時才得以進入參觀博物館。館長阿拉·尼爾沙（Alla Nirsha）親自為我講解。她六十來歲，戴着眼鏡，神似我從前見到的許多蘇聯知識女性——她們瘦瘦小小，看似不聲不響，可一旦談及自己珍視的東西，就會爆發出無盡的能量和激情。

博物館為省電沒有開空調，而為防止展品被陽光曬壞，窗玻璃上貼了遮光紙，窗戶也都開得很小。儘管當天溫度並不算高，但展廳裏悶熱異常，二十分鐘後我就覺得自己快要中暑，完全無法想象一個月前敖德薩每天將近40度時身處其中的體驗。但只要一說起心愛的普希金，尼爾沙就完全忘記了環境的惡劣，甚至當員工拿來一台電扇，想為我們降溫，她也一口回絕：「不必，親愛的，這會讓我分心。」

由於寫作諷刺沙皇政權的詩作，普希金在1820年被貶去帝國的南方工作，期間他在敖德薩住了十三個月。這段經歷通常被描述為「流放」，但許多敖德薩人都會說出無數條理由反駁這個說法。尼爾沙也羅列了一大堆：來到敖德薩後，普希金自稱「來到了歐洲」，他在這裏掛了個閒職，從不上班，天天聽歌劇、看芭蕾、吃牡蠣、去海邊游泳、賭牌、追求有夫之婦，當然，還創作了兩首長詩、兩章半《奧涅金》和十幾首抒情詩。「您聽說過這麼輕鬆的流放嗎？」

1824年，由於得罪了本地總督，普希金被從這裏趕回俄羅斯的老家莊園，從此再也沒有回過敖德薩。但在離開後幾年，他在自己最重要的作品《葉夫根尼·奧涅金》中，用141行詩寫下了自己對敖德薩的回憶，這也是整個19世紀書寫這座自由港的最華麗詩章。

尼爾沙幾乎能背誦所有普希金在敖德薩寫下的和關於敖德薩的詩篇。在她看來，這節詩裏體現了敖德薩最重要的城市精神：多元與包容，而普希金的魅力也正在於他能理解並包容一切。可讓她痛心的是，如今這種精神在很大程度上已經喪失了。

圍繞每一件最微小的展品，她都能發散出十分鐘的故事，詩人某首作品複雜的創作歷程，他與各位友人、繆斯的愛恨情仇，他去過的某座敖德薩建築的歷史沿革，敖德薩建城諸公的無私為民，如何根據矛盾的證據判定普希金當初究竟住哪間房，房間裏的洗手檯如何從總督書房流入一位普希金學家手裏，最後又通過他的侄女進入了這座博物館。每個故事都能透露出她對普希金、對博物館，以及對那個舊時代的真摯感情。

參觀完常設展，她又帶我看了博物館在戰前辦的最後一個特展。這個關於全世界普希金雕像的展覽如今顯得格外不祥。每講完一尊在烏克蘭的普希金雕像，她都懷着一種無奈、死心的冷靜輕輕加上一句：「現在已經拆了。」

我們於是聊到了博物館門口雕像的命運。原來，為它們罩上OSB板並不是為了防止被轟炸波及，用她的話說，這是為了「防野蠻人」。我檢索了一下新聞，看看這尊雕像遭受過多少破壞。有一次上面被寫滿了烏克蘭語的「打倒」，有時被塗上Z字——俄羅斯侵略的象徵，還有一次被畫了納粹十字。

「你能想象普希金和納粹有關係嗎？我真的不明白。」尼爾沙非常憤慨。不過，每次雕像被破壞，她和博物館的員工都會將其擦洗乾淨：「他們是不會得逞的。」

尼爾沙畢業於敖德薩大學法語系，畢業後學校建議她保研入黨，但被她拒絕。她很驕傲自己成長在一個蘇聯持不同政見者家庭，家裏沒出過一個黨員。她進入博物館系統工作，先是在其他兩家機構幹了十五年，然後調入文學博物館系統，迄今已逾三十年。還在蘇聯時代，博物館員的工資就已很低，需要下班縫紉或兼職當導遊餬口，但是她不後悔，因為從小她就被教育「錢不能帶來幸福，工作的意義比收入更重要」。

1994年來到普希金博物館後，她與博物館團隊歷時五年，一起策劃了沿用至今的新展，剝除了蘇聯時代強加給詩人的意識形態框架。她認為，普希金首先是一個天才詩人，而非自由鬥士。可想而知，當我詢問她是否同意如今輿論熱議的普希金的「帝國性」，她連說了三個「不是」，認為這都是給詩人貼的標簽。「我的講解裏有什麼不對的地方嗎？孩子參觀了博物館會學壞嗎？這難道不是一個讓人了解歷史的機會嗎？我真的不明白。」

當我提到「烏克蘭愛國主義陣營對普希金的不滿」，她說了自己對愛國主義概念的理解：愛國主義不取決於一個人對某個國家的看法，而是取決於他站在善還是惡那邊；愛國主義不是喊口號，而是行動。她說，在戰爭爆發後，有法國朋友為她提供了一棟房子，邀請她和家人一起搬去創作，但是她拒絕了：「如果我命裏注定要死去，那我選擇死在敖德薩，因為這是我的家。」和許多敖德薩人一樣，當提到「愛國」時，尼爾沙首先想到的是這座城市：「我愛敖德薩，愛我們的文化，我永遠不會背叛它。這就是我選擇的生活方式。」

可能也正是歸功於尼爾沙的堅守，敖德薩的普希金博物館才得以繼續存在。在大戰前，基輔也曾有過一家普希金博物館。開戰後其館長離開烏克蘭，前往歐洲。此後博物館就被關閉，並在兩度改名後重開，如今其展陳已和普希金乃至文學沒有任何關係。

尼爾沙覺得，普希金和荷馬一樣，超越時代，屬於永恆。那些拆他紀念碑的人都會消失，而普希金會永遠留存，直到人類滅亡。「哎，雖然我們正越來越接近這一點。」也許是因為虔信宗教，她對自己使命的認知中總是包含了一些悲壯的啓示錄色彩。「今天我還存在，但明天或許就不在了，」她說自己早就該退休了，但為了不辜負普希金，她決定捍衛博物館，把永恆傳遞給下一代，「我不知道自己還能堅持多久，我寧願為此犧牲自己，也絕不會背叛自己，不會背叛亞歷山大·謝爾蓋耶維奇·普希金。」

尼爾沙的這種堅韌讓我回想起許多隻有在歷史書上才能讀到的誓死捍衛理想的烏克蘭、俄羅斯知識分子故事。而不同於哈爾科夫文學博物館，敖德薩的普希金博物館也沿襲了一種更傳統的布展理念。它在專業性上無懈可擊，如果你熱愛普希金，那麼在這裏參觀會帶來非常多收穫。然而，當時代發生劇變，普希金在一夜間變得不合時宜，博物館卻沒能做出回應。是的，這位200年前的詩人的確是天才，或許他也的確屬於永恆，然而當俄羅斯的導彈在敖德薩炸燬了他曾光顧的大教堂，當他曾讚美的黑海上飄滿了俄羅斯的水雷，烏克蘭人想要知道，他的才華與我們今天所受的苦難有什麼關係？如果這個問題得不到回答，這座博物館的前路就會依然艱難。

在提起博物館受到的外界壓力時，尼爾沙常會嘆息一聲「不明白」。這句「不明白」我在敖德薩時常聽人說起。在文學博物館，也就是普希金博物館的母館，一半窗戶都被俄羅斯轟炸海港帶來的衝擊破震碎，而博物館的館藏幾乎全都被封存。有人說這是考慮到安全，也有員工悄悄告訴我，這是因為這些展品介紹的是俄語作家，現在該怎麼處理它們，「大家都不明白」。

文學博物館有一座附屬的雕塑花園，裏面全都是敖德薩文學的創作者和作品主人公的銅像，拉賓諾維奇像就是其中之一。每年4月1日，博物館都會往公園裏新增一座雕像，但是大戰爆發後，大家都不知該如何是好。

如今在花園內，雕像下的講解牌都被撤走，因為「生怕有什麼寫得不對的地方」。最費解的是，公園大門外的介紹牌上原本寫着，公園內陳列「文學和笑話的主人公」，而現在「笑話」一詞被用膠布貼了起來。我問一位館員，這是怎麼回事，她無奈地嘆了口氣：「真的不明白這個時代，現在既然連普希金都不允許了，我們也不知道還有什麼是可以的。生活太苦了，也許笑話也會得罪人，所以乾脆先貼起來吧。」

敖德薩的這些老派知識分子讓我想起契訶夫的名劇《櫻桃園》。櫻桃園象徵着某種舊時代的美好事物，抑或是對最珍貴往昔的回憶。但是當時代發生劇變，新一代人已不再需要它。全劇主人公拉涅夫斯卡婭是一個行事高尚的舊貴族，但時代的劇變超出了她理解的範圍，她始終無法正視現實，「不明白」是她常掛在嘴上的台詞。最終，她錯過了一切拯救櫻桃園的機會，而曾經的農奴洛帕欣買下櫻桃園，當着她的面開始砍伐。

這座「櫻桃園」的現實原型就位於敖德薩的一座街心花園。2013年，本地知識界在原址立起了一塊紀念牌：「20世紀初，此地曾是奧·瓦西里耶娃的莊園，出售該莊園的事件構成了契訶夫劇本《櫻桃園》的基礎。」

當我來到這座花園，發現它正在施工，紀念牌也已被拔走，取而代之的是圍住工地的鐵皮牆，上面噴繪瞭如今敖德薩最受歡迎的街頭藝術——「LBWS烏克蘭愛國貓」。

六

在敖德薩，我常去濱海林蔭道閒逛。這是市民最愛散步、約會的地方，就連市長也會每天帶着隨從來這裏巡視，聽取民衆的意見。林蔭道的盡頭就是城裏最著名的那座普希金像。在新聞裏也時不時能讀到它遭破壞的消息：有時被潑漆，有時頭上被套上個塑料袋。不過我在敖德薩的那幾天，沒有什麼大事發生，雕像看起來一切正常。

在普希金像對面的長椅上，坐着一位大叔。他看上去六十多歲，光光的下巴後面留着理查德·瓦格納式的喉鬚，帶着的兩個舊包裏看起來裝了很多沒用的東西。總的來說，他給人的感覺介於不修邊幅和流浪漢之間。

我湊上前問他：「大叔，您怎麼看關於拆除普希金雕像的爭論？」

他看了看我，把目光轉向普希金，抿了一口保溫杯裏的紅茶，不緊不慢地吟誦起來：

不想取悅傲慢的世界，
只熱愛友情的關懷，
我願自己能向你獻上
更為無愧於你的擔保……

我的天，他這是在從頭背誦《葉夫根尼·奧涅金》。

背完了好幾節詩後，他注意到一旁的我有點侷促，便示意讓我坐下，然後又慢慢喝了口茶，說道：「不存在任何爭論。有的人有知識，有的人愚昧無知。有知識的人對美國、法國、俄羅斯、烏克蘭、中國、印度文化態度都一視同仁，因為這都是文化。」

隨後，就像別的許多敖德薩人一樣，他也開始和我強調普希金愛敖德薩，說他被流放至此，這是蘇聯的謊言。他在敖德薩寫了那麼多作品，包括剛才他背的這些。「如果他在這裏心情不好，能寫出這樣的詩嗎？」

他又向我講述雕像作者的身份——這是一位女士，名字和拿破崙的妻子一樣。「現在，別查手機，回答我，拿破崙的妻子叫什麼？」

半分鐘後，我在第二次嘗試時猜對了：約瑟芬。

他指了指幾個在林蔭道上賣唱的年輕人：「你已經比這些人高出不少了，他們永遠都說不出來。」

他又喝了口茶，慢慢講起了雕塑家約瑟芬娜·波隆斯卡婭的傳奇經歷，她是俄羅斯第一位女性雕塑家，這座雕像獲得過金獎，「在俄羅斯帝國，你找不到第二座這樣的雕像」，而她的丈夫又是多麼優秀的敖德薩詩人，最後自然不忘全文背誦一首他的詩。

他帶我走到雕像背後，讓我注意「只有真敖德薩人才會知道的細節」——普希金的腰上刻着雕塑家的名字。

隨後他開始介紹雕像背後的市議會大樓，關於它的自鳴鐘，關於大樓的玻璃屋頂，帶我站到一個能看見這玻璃屋頂的特殊角度。如果不是我打斷，他也許會把市中心的每一個地標都介紹一遍。

所有這些信息，據他所說，都是從書上讀到的，「網上找不到」。我好奇地問他是不是敖德薩大學的文學教授？他喝了口茶，淡定地說：「我就是一個普通敖德薩人。敖德薩人和外地人的區別在於，敖德薩人讀書。」

我問他該如何稱呼，他掏出一張皺巴巴的有名無姓的手寫名片。但「因為我所從事的工作性質」，他要我連這個名字都不要透露，而是稱呼他「武伊科」——這個詞在西烏克蘭語中是「舅舅」的意思。

第二天傍晚，我聽完歌劇後，在朗熱隆街上又迎面撞上了武伊科。「向後轉，跟我走，昨天我說完後，你肯定有很多疑問。我有十分鐘時間為你答疑。」

我們又一次坐在了林蔭道的長椅上。他的穿着和昨天完全一樣，只是沒拿保溫杯，頭上戴了頂鴨舌帽，上面的字已經脫落了一半，但隱約能看出寫着十年前尊嚴革命時的口號。

我問武伊科，革命時他在幹什麼。他站起來看了看四周，讓我繼續跟他走。「這種事情不能在這裏談，有人竊聽，」他指了指懸鈴木和馬慄樹上的小燈盒，「他們說這是用來照明的。你信嗎？」

我們走進路邊的一幢老樓，這是希德洛夫斯基公爵衰敗的府邸，走道的地上還鋪着原裝的大理石。外面是週六喧譁的人群，門口的廣播大聲循環，招攬顧客來看樓裏的「毒蛇展覽」。時不時有攜家帶口的遊客走進來參觀。我們坐在黑暗走道的潔白大理石上，武伊科湊着我的耳朵低語。他說：「之所以要在這裏說，是因為整起事件我參與的程度不一般。」

武伊科激動地回憶起2014年尊嚴革命的場景。他說那天他如何穿過敖德薩的大小庭院，閃避樓頂狙擊手的暗槍，然後在革命現場認出了好幾個僞裝成示威者和警察的俄羅斯特工。故事裏穿插着大量敖德薩地名和政客人名，我聽得暈暈乎乎，只記得最後他大無畏地衝進人群，朝他們的臉上就是一拳，摘下他們的面罩，撕下他們的肩章。據說，第二天臉書上都在傳一個視頻，有個大叔一手夾着公文包，一手痛揍俄羅斯特工。「那些天，警察在路上看到我，會把制帽的帽檐悄悄往下拉。因為現在大家都知道，我是敖德薩第一個揍黑警的。」

後來我試圖核實武伊科講的各種故事，但都沒能取得實質性突破。武伊科講述的許多革命時的細節都與實際情況吻合，但我看了十幾個敖德薩的現場視頻，就是沒能在畫面裏找到一個夾着公文包痛打黑警的神秘大叔。

也許這根本不重要。講述這些故事時，武伊科的語氣總是如此平和、連貫、自然。我想，就算這些故事都是他虛構的，那他也已經把它們內化進了自己的意識，活進了自己的記憶。

天色已晚，賣唱的年輕人在不遠處表演一首愛國歌曲，圍觀的人越來越多，動靜越來越大。武伊科瞥了他們一眼，不屑地說道：「這幾個站在那裏唱歌的人，就比那些圍在外面歡呼的早來兩週，現在他們告訴新來的，說自己是敖德薩愛國者，所以應該給他們扔20格里夫納。」
我鼓起勇氣，問了一個始終讓我困惑的問題：「在利沃夫時，有人對我說，敖德薩人都是『棉襖』。如果有人說您是『棉襖』，您會怎麼回答？」

武伊科又開始了他的故事。

七

2022年2月24日，戰爭開始了，我在濱海林蔭道上。他們在這裏布置迫擊炮和機槍。我問：「夥計們，發生什麼了？是演習嗎？」他們說：「不是，戰爭開始了，俄羅斯打進來了。」我走到歌劇院旁，看見他們在那裏停了坦克。起初我以為這只會持續一兩天，後來我意識到，這確實是戰爭。

2月27日，我拿上背包，帶了些乾糧，去徵兵辦公室，因為我是退役軍官。走着走着，幾個人攔住我，問我要去哪兒。我解釋之後，他們說：「跟我們來吧。」我看看他們的樣子，問：「各種部隊我都見過，可你們這算是什麼果泥？」（「果泥」是什麼意思，你知道嗎？）他們說：「我們都是志願軍，敖德薩領土衛隊。跟我們來就是了。」

我去了他們的營地，鐵絲網圍着的幾層樓高的建築。營地裏有三百人，穿着迷彩服的志願軍，已經準備去前線了。我走向指揮官，自我介紹。他沒多問，就告訴我去列隊。他問我需要什麼，我說：「給我一把工兵鏟。」到了中午，我手下已經有三十個人，我開始教他們如何在戰壕中用工兵鏟。於是我就成了徒手格鬥教官。我一共訓練了十三個小組，後來還繼續訓練軍隊和報名參戰的民衆。每天我從早上8點工作到晚上12點。一年零兩個月裏，我只休了四天假。除了那幾天，我每天都在水泥地上，與刺刀、槍、鏟子為伴，教他們如何戰鬥。

有一次，我給志願兵上課，他們都是敖德薩人。課程非常簡單：如果你在房間裏，一顆手榴彈掉在你面前，你該怎麼做？我準備了兩顆訓練用手榴彈，向他們演示。一個志願兵看到手榴彈後直接撲了上去，我對他說：「你是個好戰士，很勇敢，但你現在已經掛了。不需要做這種事。我們的目標是活下來，不是成為英雄。如果手榴彈落在你面前，應該迅速轉身，做一個翻滾，保護好頭部，這樣爆炸結束後，你還能活着。」

我在樓上訓練，志願者給大家送來了紅菜湯。我和這些姑娘打過招呼後，走出房間。門半掩着，我趁機扔了兩顆訓練手榴彈進去。手榴彈「砰砰」爆炸了。姑娘們很驚恐：「發生了什麼？」我說：「一切正常。」進去後，我看到一個人把桌子翻倒了，躲在桌子後面，另一個人把長凳翻倒了，躲在長凳後面。那裏有個假人，是用棉花做的，有頭、手和腳，有個兵就躲在假人後面。我說：「夥計們，通過。」

我教他們的原則是，沒必要留俘虜。那些帶着武器來的人，不值得留情。俄羅斯人又沒有帶餐券來，他們只想殺死你，強姦你的妻子和女兒。他們說我們是兄弟，我們怎麼會是兄弟呢？抓到這樣的人，有什麼好說的，用他們的屍體肥沃烏克蘭的土地。

在戰爭開始那幾個月，敖德薩為軍隊組織了六個志願營。一個營大概有七八百人。六個營分別去保衛基輔、蘇梅、頓涅茨克、卡霍夫卡、赫爾松和尼古拉耶夫。蘇梅的感謝信寄到了我的基地，表揚我們訓練有素、戰鬥力強。你知道戰鬥的慘烈程度嗎？七百個人去了尼古拉耶夫，回來時只剩三百人。這些事沒有人會告訴你。

後來，我訓練的一個小組的指揮官受傷住進了醫院。弟兄們告訴我這個消息。我走進病房，他沒有認出我，因為我一直戴面罩教學。我看了他一會兒，他也看着我。他的腿傷得很重，他說自己從此就是殘廢了。作為上級軍官和長者，我告訴他：「別讓我再聽到你說這種話。你只是暫時行動不便。你有一個簡單的任務：一年半後，重新拿到駕照。」一年半後，他重返前線，繼續戰鬥。他的部隊三次在巴赫穆特駐紮，有半年的時間，他們參與了偵查任務，全員倖存。我教他們的不是學校裏的那種死板戰術，而是告訴他們：「你們的任務很簡單，完成任務並活着回來。」

我教的那些小夥子裏，有一個在哈爾科夫附近用「標槍」摧毀了十輛坦克，還有一個叫安德里的傢伙炸掉了七輛坦克。至於我呢，我有三枚「勳章」。那是我曾訓練過的士兵送給我的三個頭套。安德里要走的時候，對我說：「老頭，我把我的頭套送給你。」政府給誰發獎是政府的事，可這些頭套對我來說，比任何官方表彰都更有意義。

你想知道敖德薩人是如何面對戰爭的？就是這樣。能上戰場的去戰鬥，不能上戰場的留在後方。有人為前線買裝備，有人訓練士兵，有人逃去國外，有人躲在家裏以免被徵召，也有人在等俄羅斯人到來。沒什麼大不了的。不必強求人人都愛烏克蘭。每個人的生活方式不同，但生活還在繼續。

所以，我回答你的問題了嗎？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