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六點，李雲玲收到一則微信消息：六點半，大李莊，李景亮家。
她迅速複製該消息，發給一位「姐妹」。 隨後，她抱起4歲的女兒，騎著電動車來到位於隔壁村莊的李景亮家。
那是一棟看上去再普通不過的農房，外牆貼滿亮白色的瓷磚，房前晾曬的花生、玉米直觀地宣示了房主的農民身份。 它與四周房屋唯一的區別是——佔地面積更大，足足有七間房，而常規農房一般只有四間。
房子坐北朝南，共有兩扇供人出入的大門，兩個大門中間的牆將房子隔成了事實上的兩套房屋。 其中，東邊那套有一個面積超過30平方米的客廳。
6點20分左右，李雲玲到達了這處農房，從電動車後座上抱下女兒，輕車熟路地打開農房東邊套房的大門。
與外觀的「普通」不同，內裏，這是一座教堂。
諾大的客廳裏，除一張老式的寫字臺外，沒有任何傢具和裝飾。 此刻，一位年輕的神父正在那張寫字臺旁為稍後的講道做準備，每個禮拜日他都會在不同的村子進行巡迴佈道。 準備工作包括將白色的祭台布在寫字臺上平整地鋪開，隨後依次在桌子上擺放蠟燭、聖經、十字架，一個臨時的天主教祭台便搭建完成。
李雲玲對天主教的最早記憶可以追溯到二十多年前。 「當時我差不多就像我女兒現在這麼大，每個週末都會坐在我母親的自行車後座上，從我家出發，顛簸20多里地（10公里）去另一個村子的教堂做禮拜。」
她記憶中的教堂是一座無限接近西方教堂制式的建築，有著高不可及的穹頂、彩色的玻璃花窗、高懸的十字架、懷抱耶穌的聖母雕像以及可供教徒落座的高腳木椅。
但很不幸，2018年，該教堂所屬的縣、鄉、村多級政府以整治民心為由，聯合將其炸毀。
教堂的消失並未摧毀教徒們的信仰，他們很快轉移到以家庭為單位的教會，並集體捐款自行修建了與民房無二的、更隱蔽的「地下」教堂，李景亮家的教堂即是其中之一。 與此同時，教徒們的禮拜活動也在「嚴打」壓力下走向了「地下」。
但他們依然沒能逃脫「嚴打」。 兩年前，村委會聯合鄉政府工作人員到李景亮家沒收了教徒們「聽經」時坐的椅子，一同被收走的，還有天主教的象徵——金色的十字架和聖母瑪利亞的畫像。
那之後，包括李雲玲在內的教徒都異常謹慎，他們自行規定，彼此之間只能單線聯繫，且聯繫內容必須要簡單，不能洩露過多資訊，以避免暴露教會的活動。
在個體謹言慎行的基礎上，為了進一步避免被「一網打盡」，對於每周固定的禮拜活動，相鄰幾個村子的天主教徒選擇在地下聯合起來，由有威望的教徒在不同村莊裏村民自建的教堂中隨機指定禮拜地點，時間則由神父根據隨機生成的村莊巡迴順序臨時決定。 這一次被隨機指定到了大李莊李景亮家的教堂，時間則被安排在下午6點半。
椅子被沒收後，大家只好在地上坐。 為了省錢，坐墊是用裁縫店不要的碎布縫製成的，裏邊僅有少量的棉花。 六點半的李景亮家，已坐滿了與李雲玲一樣的教徒，其中超過90%的人為各個年齡段的女性。
與歐美國家以及中國城市地區的教會不同，中國北方鄉村地區的「地下」教會中，女性成員遠多於男性。 中國某985高校的學者曾對北方農村地區女性的宗教信仰行為進行研究。 在這位學者看來，身體病痛、安全感缺失、心理壓力大等因素使得鄉村女性更願意接觸宗教信仰，而信仰宗教後，宗教在她們的生活中切實發揮了進行心理調適甚至提供物質幫助等積極的作用，這反過來又繼續加深了宗教在女性之間的傳播。
具體到李雲玲，對於為何信仰宗教，她直言：「世俗世界有太多的魔鬼，我需要借助神的力量，讓天使把它們趕走」。
但伴隨著天使的降臨，「撒旦」也不期而至。
「神蹟」降臨
「戰勝魔鬼的法寶是什麼？」
「是天主的聖言」。
這一問答貫穿了李雲玲對於宗教的所有記憶。 外祖母、母親自她有記憶起，便是虔誠的天主教教徒。 於是，順理成章的，她也成為了天主的子民。
外祖父留給李雲玲的印象並不好。 他是一個瘦小、精悍的老頭兒，愛喝酒且脾氣暴戾，動輒便會打罵妻子和四個女兒。 甚至到李雲玲讀小學後，還親眼目睹外祖父拽著外祖母的頭髮把她的頭往牆上撞，僅僅是因為外祖母餵牛時沒有把花生藤蔓剁碎。 李雲玲的母親上前勸阻，同樣遭到了拳打腳踢。 打完人後，外祖父揚長而去，留下滿屋的狼藉。
「每當這種時候，外祖母都會拉著我母親說，『我們念會兒經（聖經）吧』。」 李雲玲回憶到。
出生於上世紀40年代中國北方農村的外祖母，並不識字，卻是那一帶的教會中念經最頻繁的人。 「很多人只會在禮拜的時候念（經），但她幾乎每天都要念好幾次。」 李雲玲說。 「因為不識字，外祖母不能像其他人一樣拿著聖經讀，只能在每次參加禮拜時，對神父說的話進行死記硬背，然後每天翻來覆去地背誦」。
這樣做的意義是什麼？
「死後可以升入天堂，不再無望地承受苦難。」 李雲玲說。
對天堂的嚮往也是48歲的馮明欣堅持積極佈道的原因之一，在她常年不懈的奔走中，幾乎每個月都有與她年紀相仿的鄉村女性皈依宗教。 與李雲玲不同，她加入的是基督教的福音派。 在她看來，與天主教宣揚的人死後靈魂可以升入天堂不一樣，信仰福音，人死後靈魂與肉體都可以進入天堂，這對她是極大的誘惑，也是她用來在鄉村傳教的「法寶」。 「萬教歸一，最後都會歸於福音」，馮明欣表示，如果沒有「天堂」這一信念的支撐，她根本堅持不到現在，說不定早就自殺了。
與中國北方農村的大多數鄉村家庭一樣，馮明欣的丈夫常年在外打工，她則在家耕種土地、侍奉公婆、養育孩子。 但在兒子不到7歲的時候，丈夫出軌，堅決要跟她離婚。
根據鄉村社會的規則，離婚後的女性無法獲得任何份額的夫家宅基地以及宅基地上的房屋，哪怕房屋是由其夫妻雙方共同建造的。 同理，娘家的土地和房屋默認由男性後代繼承。 因此，即使回到娘家，離婚後的女性也會被視為寄人籬下，為避免家庭內部的矛盾爆發，她們只能選擇再次嫁人。
「女性沒有家」的現實困境，多年來一直為公益律師和NGO組織所關注和積極介入，但截至目前並未有明顯改善。
馮明欣相對「幸運」，對於丈夫的離婚主張，公婆極力阻攔，這使她得以避免無處容身的境遇。 但丈夫在外組建了另一個事實上的家庭，十幾年來鮮少回到鄉村，更沒有給過馮明欣任何家用，甚至從未過問兒子和父母的生活開銷。 她不得不背負著空殼婚姻，獨自奮力謀生，以養育兒子、贍養公婆。
離婚風波後的第四年，馮明欣被隔壁村一位信仰福音的農婦找到，農婦告訴她，信仰福音後，神會運用神力將穀物自動填滿她的糧倉，虔誠的信徒更是可以進入天堂，免於遭受人世間的苦難。 農婦指名道姓地舉例稱：某某早上從面缸裏舀了一升白麵，晚上再去看的時候發現麵缸裏的面相較於早上她舀面之前一點都沒少。 「神會悄悄説明受苦受難的人」，對方說。
生活陷入困頓的馮明欣就此成為一名虔誠的教徒，她希望藉助神的力量讓自己和家人的生活在生前和身後都變得好一些。
與李雲玲的外祖母一樣，馮明欣每天都會念經。 但與天主教徒需要跪拜聖母像不同，福音派認為神在每個人的心中，只要內心感受到苦，便可以隨時隨地念經去祈求神的説明。
在丈夫離家的十多年中，馮明欣辛勤耕種土地之餘，還經常去建築工地背磚、攪拌水泥，但和那些常年做苦力而導致身體疼痛的人相比，她身體沒有任何病痛，甚至連感冒藥都沒吃過。 「這就是神蹟」，她說。
相信「神蹟」的還有吳桂芝，她信奉的是基督教的靈恩派，與其他鄉村女性教徒一樣，她皈依宗教的契機，同樣是苦於生活中遇到的困難在世俗世界無法尋找到有效的解決之道。
吳桂芝今年57歲，23年前的那個夏天，在高溫天氣裏沒日沒夜連續拿鐮刀收割了幾天小麥後，她發現自己的雙臂開始腫脹，幾天內浮腫迅速蔓延至全身，甚至手腳最後都變成了紫色。 與身體的腫脹相伴隨的是全身無力、憋悶、喘不上氣，村裏的赤腳醫生對此束手無策。
丈夫用農用三輪車拉著她在周邊村子裏的村醫和鄉鎮衛生所間奔波，還到30多里地（15公里）外的一個村子，拜訪了一位專治疑難雜症的「神醫」。 「神醫」擅長把脈、扎汗針、拔罐和開中藥，仔細查看了吳桂芝的病情後，給她開了400元的中藥，便打發她回家自行熬葯。
但一個月後，她的癥狀並未減輕，丈夫再次去找「神醫」，「神醫」擺擺手悄悄告訴吳桂芝的丈夫，回天乏力，讓他儘快幫吳桂芝準備後事。
「在所有人都以為我肯定會死掉、不再對病情抱任何希望的時候，鄰居家的大姑姐來到我家，站在我的病床前，高舉雙手為我祈求聖靈降臨，之後，她更是帶我去見了牧師。 牧師摸了我的頭頂，並給了我一本聖經，告訴我神可以幫我驅趕身上的魔鬼。 」吳桂芝說。
在接觸到聖經後的兩個月後，吳桂芝的身體開始慢慢康復。 「這不是神蹟還能是什麼呢？」 她說。
天堂的誘惑
病癒後，驚歎於神的無所不能，吳桂芝加入靈恩派，成為鄉村裏又一名女性教徒，她所經歷的「神蹟」至今仍是鄉村傳教士勸慰村民加入靈恩派的經典案例。 受「神蹟」的感召，2024年以來，已有多位家境貧困的年長農婦成為吳桂芝的堅定追隨者。
對於重病時為什麼沒去正規醫院的提問，吳桂芝坦承，她和丈夫常年在土地裏摸爬滾打，很少有機會去縣城，去到城市裏會感到膽怯，而且他們根本不知道什麼是掛號，遑論建檔、繳費、預約等一系列流程。
「更重要的是，去縣城裏看病的花費太高了，我們這樣的農民很難負擔得起。」 她說。
吳桂芝生病的2001年，農民看病就醫只能全部自費。 直到2004年，中國政府推出了針對農村和農民的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簡稱「新農合」）。 這一醫療保障制度的確立被時任國務院總理溫家寶稱為世界上覆蓋人口規模最大的醫療保障體系。
但在新農合體系內，農民去三級醫院（中國大陸醫院的最高資質級別，多存在於直轄市、省會和大型地級市等大城市）看病的就診報銷比例僅為20%，去村衛生室即村醫開設的門診和鎮衛生院就診的報銷比例則分別為60%和40%。 即使2016年國務院將城鎮居民醫療保險和新農合進行整合後，農民看病的報銷比例迄今未有明顯改善。
更重要的是，在農民看病報銷比例最高的村醫門診，村醫僅能對患者就疼痛、發熱等身體表徵實施開藥、打針和輸抗生素等醫療行為，並沒有能力提供更優質的醫療救助。
最終，宗教成為了包括吳桂芝在內的貧窮農婦們對抗外界不可抗力尤其是身體病痛的終極武器。
因此，從那之後，謹遵靈恩派「神蹟」可以醫病、教徒應該靠著對上帝的信心而非藥物去對抗疾病的教義，吳桂芝生病後再沒看過任何醫生，也沒有吃過任何藥。 在她的敘述中，不久前，她連續幾天高燒不退，整個腹部硬得像石塊，但她堅信神的庇護一直都在，最終靠著堅持念經扛過了那次磨難。
對於鄉村教徒的這種行為，上述中國985高校的學者表示，相對於現在歐美國家的教徒，中國鄉村教徒的宗教觀更具實用主義和功利性，農民的信教行為更像是在用宗教彌補生活中遇到的社會和國家職能的缺失。
李雲玲的外祖父也希望妻子能夠通過念經和對神的信仰來驅趕病魔，儘管天主教並不限制教徒在生病後去尋求專業的醫療服務。 在生命的最後幾年，李雲玲的外祖母常年因病臥床，卻沒被丈夫帶去看過任何一次醫生。 女兒們回家探望母親，也僅敢偷偷喊來村醫給母親輸液，以減輕不知源頭在哪裏的身體病痛。
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2021年的秋天，外祖母在連續幾天滴水未進後，吐了一大口鮮血，眾人手忙腳亂地第一次將她送去縣人民醫院，醫生建議將老人轉去更高級別的醫院進行搶救，這一醫囑被家人們拒絕。 幾天後，因救治無效，外祖母離世。
在處理外祖母的後事時，李雲玲外祖父逢人便說，給妻子看病花費了4000元。 「她可是花了4000啊」，他感慨道。 根據中國政府推行的農村養老金政策，作為一個60歲以上的農民，外祖父每月可以領取120元人民幣的養老金，4000元是他3年多的養老收入。
對於外祖母的離世，其他家人感受到的更多是內心的解脫。 「姥姥一定是去了天堂，天堂是多麼美好的地方。」 李雲玲說。
基於對天堂的信仰和無限嚮往，即使村委會對「地下」宗教的盯防越來越嚴格，李雲玲仍然堅持每個週末帶女兒去村民自建的教堂做禮拜、傾聽神父的教導並祈求神父賜予聖水以對抗現實世界的磨難。
她說，這是她內心的全部依靠，尤其是在丈夫外出打工，全家所有事務都需要她一個人操持的時候。
對於像李雲玲一樣留守鄉村的女性教徒，負責她所在村莊教區的年輕天主教神父曾反覆「因地制宜」地講解聖經中的相關內容：「無論貧窮還是疾病都不能拋棄愛人以及家人，即使犧牲自己也要做到夫妻和睦、家庭美滿，不可傷害他人的健康與財物，只有這樣才能在老去的時候見到天主。 」
神父的話像針一樣刺進了李雲玲的心裏。 「生命和生活都因此找到了一個具體的錨點」，她說。
也正是因此，當村幹部找到她並以她女兒不能上小學作為威脅，要求她脫離宗教去做一個「正常人」的時候，她據理力爭：「我一直在盡心扶持丈夫、孝敬公婆，當一個好人。 我對社會沒有產生過任何危害，我也沒有妨礙過任何人，你們憑什麼不讓我去做禮拜？ 做一個好人就這麼難嗎？ 」
信仰回歸現實
吳桂芝2023年7月曾被關押在鄉政府的「黑監獄」裏長達一周。 在被帶走之前，村委會和鄉政府的領導耐心地對她進行了勸解：「等以後你老了，國家每個月都會給你發放養老金，看病還可以報銷，這麼好的日子都是黨和政府給的，你應該心存感激」。
但在吳桂芝心裏，上帝是唯一能給她帶來安慰的真神。 她堅信上帝透過聖靈能夠日常給與信徒恩賜、治癒信徒的疾病，而這一切是黨和政府的承諾永遠無法達到的。 因此，對於村委會和鄉政府領導們的勸告，她選擇用最樸素的方式——絕食，進行抗爭以及捍衛自身對聖靈的虔誠。
最後，因為害怕鬧出人命，鄉政府通知吳桂芝的兩個兒子將她接回了家。
但這並不代表「劫難」的終結。
近幾年，隨著中國政府收緊宗教政策，《宗教場所管理辦法》（以下簡稱《辦法》）也幾經修改，最新版本於2023年9月1日開始施行。
修改後的《辦法》第一章總則第三條規定：「宗教活動場所應當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擁護社會主義制度，深入貫徹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 任何組織或者個人不得利用宗教活動場所進行危害國家安全、破壞社會秩序、社會公共利益和公民合法權益等活動」。
與宗教政策收緊相伴隨的是，天主教中國教區的多位主教和神父在近兩年接連被拘留、軟禁甚至失蹤。
對於以上種種磨難，上述年輕的天主教神父表示：「宗教自誕生之初便一直在遭受各種迫害，它只會讓教徒的信仰更為純粹、教會發展的更加壯大」。
神父的話鏗鏘有力，再次堅定了郝建茹對天主的依附。
郝建茹的大兒子2024年夏天大學畢業，在畢業的前一年即開始備考國家公務員。 為了兒子的前途著想，在親屬的勸說下，郝建茹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主動選擇與教會和「姐妹」們保持距離，以防兒子考上公務員後，自己的宗教背景無法使其通過政治審核。
對於這一抉擇，她深感罪惡，而脫離了對天主的依附，世俗世界裏諸如如何助力兒子找工作、如何攢錢為兒子負擔城市住房的首付款及如何支付將來兒子結婚所需的彩禮等問題如同大山一樣壓在她的心頭，令她徹夜難眠。
她不得不再次來到民房裏的教堂，向神父訴說她的苦惱。 這一次，神父給了她一個小巧的收音機，這個收音機僅能接聽一個固定的頻道，神父告訴她，那是來自梵蒂岡的聲音。
為了對外證實梵蒂岡的聲音確實是真實存在的，溝通時，郝建茹隨機打開了收音機，收音機裏的女聲正在用普通話播報「耶穌對伯鐸的回應是為了讓他感受到『神聖的震驚』，而這也是天主聖愛的表現，目的是讓伯鐸克服內心的恐懼，好能接受耶穌光榮的苦難和使命」。
「我現在除念經外，每天都要收聽一會兒收音機，我現在能清晰的感受到在我身上，天使打敗了魔鬼，我堅信經受住苦難的考驗有助於死後通往天國。」 郝建茹說。
在這一指引下，郝建茹的大兒子在考公務員失敗後也接受聖洗皈依了天主教。
從功利的視角來看，皈依天主的「利」是大於「害」的。
鄉村天主教神父對聖經的解讀也在隨著社會現實的更新而不斷釋放出新的含義。 例如，神父會要求「在教」（皈依天主教）的未婚女性不能要求過高的彩禮，並對教徒解釋說那是不義之財，不為天主所接納。 而這正中郝建茹的下懷，她有兩個兒子，亟需要求低彩禮的宗教規訓來減輕家庭負擔。
在中國北方農村，因男女比例嚴重失衡，給付女性的彩禮也水漲船高，16.6萬、18.8萬被視為常規水準，個別地區彩禮則高達28萬。 為幫助年輕人解決婚嫁難題，最高人民法院、民政部及各市、縣政府均曾紛紛出臺各種《規定》、《意見稿》和多種政策，以期規範村規民約、規範教育農村紅娘嚴禁哄抬彩禮標準等行為。
但頂層意志在鄉村這一國家行政權力的末梢，向來難以施展其功效，鄉村地區的天價彩禮現象並未明顯消減。
而宗教卻以神的名義，成功規訓了教徒對彩禮的慾望。 比如，郝建茹教會的神父明確做出了規定，「在教」未婚女性的彩禮金額不宜超過4萬元。
在鄉村，不止天主教，福音派同樣對高額的彩禮金額進行了抵制。 在上述不願透露姓名的學者看來，這是不同的宗教派別在鄉村地區極力想要擴大自己教眾數量的一種傳教策略。
這一策略取得了顯著的成功。
因為兒子的婚事自感「走投無路」的陳會君在年屆60時加入了福音派，對於她的「投誠」，教會給與了慷慨的「回報」。 在她成為教徒的第二年，地方福音派教會便依託龐雜的地下宗教網路，為她32歲的「大齡光棍」兒子成功介紹了一個女朋友。 相處半年後，陳會君給付了女方3.6萬元彩禮，兒子順利成婚。 女方家距離陳會君家的村子有30多公里遠，遠超鄉村社會正常婚嫁的地理距離，而雙方得以有機會相識，得益於女方同樣出自福音派家庭。
根據地方教會的規定，福音派家庭的未婚女性，其擇偶物件應同為福音派家庭的男性，但對未婚男性卻少有限制，教會的態度僅僅是建議未婚男性選擇福音派未婚女性教徒，但並不強求。
陳會君對新兒媳甚是滿意，也正是基於此，她的傳教意願也更加強烈，甚至她會主動告知村民，兒媳就是「神」介紹的，藉此招納更多的人成為鄉村福音派教徒。
與福音派一樣，天主教神父在宣導低彩禮的同時，同樣指示佔比龐大的女性教徒在擇偶時應該優先選擇有著同樣天主信仰的男性。 但鄉村男女教徒之間懸殊的數量差異，導致適婚年齡的女性教徒很難找到合適的男性天主徒成婚。 在這種情況下，女性教徒只有在獲得神父的同意後才能與異教徒（英語：Infidel，字面意「不信者」）男性成婚。 而一旦與異教徒成婚，女性教徒則有義務對丈夫傳授天主信仰。
在上述985高校的學者看來，這種具有明顯針對性的宗教規則，無疑是教會以宗教和神的名義施加在年輕女性身上的枷鎖。
走上「祭壇」
多倫多大學的一位華人教授於30年前在美國受洗，成為了一名虔誠的基督徒，對於中國北方鄉村教會的上述婚嫁規則，他直言，歐洲和北美多個派別的教會，都不存在這樣的「規訓」。
在這位教授看來，在西方社會，各個宗教派別的教徒都有充分的自由對聖經教義進行debate（爭論、討論），在保持對基督信仰不變的前提下，充分的debate使得教義、神學思想能夠做出符合時代進步要求的闡釋。 從教會思想史來看，西方世界的神學思想一直在與時俱進。
不過在中國北方的鄉村地區，宗教被迫隱入地下後，對宗教教義和規則的debate也徹底消失了。 而隨著公開討論被扼殺，對聖經的解釋權也完全被收歸於與鄉村教徒進行單線聯繫的神父。
在鄉村地區，掌握著對聖經教義最終解釋權的神父，其知識系統又是如何更新的？
「我們會不斷通過定期聆聽更高級別神職人員講座的方式來完善自己對聖經的理解，此外，借助收音機收聽天主教的電臺廣播，也是一種持續學習的方式。」 上述年輕的天主教神父表示。 不過對於這種同樣需要在偷偷摸摸中進行的神學知識更新，該神父直言，他們神學思想的精進在一定程度上確實因「政治鎮壓」而受限頗多。
對於這一現狀，上述多倫多大學的學者指出，神職人員學習和傳道的雙地下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也直接導致了宗教「異端」在中國鄉村地區的興起。
在他看來，靈恩派到處宣揚的各種病得醫治的神蹟，從而讓信徒產生錯覺，認為可以通過「聖靈的大能」達到疾病痊癒的效果，便是「異端」的一種。 而海外也不乏因信仰神能醫治疾病甚至絕症的靈恩派教徒最終死於疾病的案例。
不過這一「異端」因為鄉村父權、夫權的盛行，導致女性在調動以金錢為主的家庭資源方面缺乏主動權，而有機會在極大的範圍內發揚光大。 不可否認的是，它在給鄉村女性帶去「生」的希望的同時，卻又在無形中「蠶食」著她們的生命。
除此之外，「異端」同樣包括以神的名義對女性施加的各種管制。
李雲玲的母親謹遵神父的「教誨」嫁給了同樣信仰天主教的李雲玲的父親，二十五年後，跟隨母親的步伐，李雲玲嫁到了十四公里外同樣出身天主教家庭的丈夫。
李雲玲雖然同樣時刻要求自己要按照聖經的教導做到與人為善、孝順長輩、關愛丈夫，並堅信隱忍羞辱與行善是無比美好的事。 但作為「95」後，當新時代年輕人被解放的本性與鄉村天主教的規訓產生碰撞時，她陷入了迷茫與自我懷疑。
李雲玲與丈夫的結合像是基於宗教連結的「包辦式」婚姻。
在二十歲時，父母所在的教會便開始四處為她尋覓丈夫人選。 相比於喜歡，李雲玲在一開始對丈夫的態度便是不討厭，但「不討厭」的標準僅能維繫夫妻二人之間基本的日常溝通，在生活摩擦、婆媳矛盾面前則難以發揮更多的作用。
最終在與丈夫爆發一次激烈的爭吵後，李雲玲萌生了要解除婚姻的想法，那一瞬間她自己都被嚇了一跳，因為在她認識的天主教徒中，尚未有離婚的先例。
而當她將離婚的念頭告知父母後，毫無意外的，被父母言辭激烈地否定了。 根據鄉村教會中神父對聖經的解讀，天主並不樂於看到教徒離婚，天主教徒的世界推崇的是永久婚姻，宣佈「婚姻無效」的教徒會被認定為背負罪孽，同時會被視為奸夫淫婦，不允許領受聖餐甚至不被允許參加部分禮拜活動。
教徒之間如果一定要解除婚姻關係，則需經過神父的同意，但原則上神父不會同意。 而即使神父最終破例同意，在婚姻關係解除之後，女性教徒不會被允許再婚，男性教徒則不會受到相應的束縛。
自16世紀梵蒂岡宣佈英王亨利八世的婚姻無效從而導致聖公會產生以來，普通的天主教徒解除婚姻的過程漫長且代價昂貴，直到2015年作為「慈悲年」倡議的一部分，教宗方濟各對解除廢止婚姻程式進行了歷史性改革，讓天主教徒的離婚與再婚變得更容易。 而教宗在同一年接見來自世界各地的朝聖信友時更是強調，離婚再婚的信友仍是教會的成員，教會團體必須真實地接納他們。
但顯然，因為政治壓制、對中國區主教實施的逮捕與監禁、資訊隔離等種種因素，梵蒂岡推行的婚姻改革尚未傳遞到中國鄉村的地下教會。
因此，無論是否能成功與丈夫解除婚姻關係，作為天主教徒的李雲玲，人生前景都是一片慘澹。 李雲玲的父親曾在關係親密的朋友面前真情流露，作為父親，他希望女兒可以享有更幸福的人生；但是作為虔誠的天主教徒，他深知離婚後無法再婚的女兒，要麼獨自帶著外孫女在周邊人異樣的眼光中艱難求生，要麼只能將外孫女留給夫家，孤身一人如修女般將餘生奉獻給天主以及天主在人間的事業。
兩種結局都令作為父親的他在情感上難以接受。
而當出走變得格外困難時，李雲玲只能通過每日念經來獲得內心暫時的平靜和救贖，「天主會賜福任何一個虔誠的教徒，並有能力改變其命運」，她說。 她希望她的虔誠最終能夠帶來命運的轉機，更希望這種轉機能夠在代際間傳承。
李雲玲的女兒出生不久即在地下教會接受了聖洗。 對於女兒的人生期許，李雲玲直言：「我繼承到的是我外祖母和母親的命運，我不希望我的女兒再重複這一路徑，我希望她以後可以擁有比我更好的人生」。
但怎樣才能變得更好，她沒有答案。 因此她帶著女兒向神父告解，聽完她的憂思後，神父為小女孩兒戴上了一個經由他念經祝福過的十字架，並在胸前畫了一個十字，「這是天主的慈愛」，他說。
（文中受訪者為化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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