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六点，李云玲收到一则微信消息：六点半，大李庄，李景亮家。
她迅速复制该消息，发给一位“姐妹”。随后，她抱起4岁的女儿，骑着电动车来到位于隔壁村庄的李景亮家。
那是一栋看上去再普通不过的农房，外墙贴满亮白色的瓷砖，房前晾晒的花生、玉米直观地宣示了房主的农民身份。它与四周房屋唯一的区别是——占地面积更大，足足有七间房，而常规农房一般只有四间。
房子坐北朝南，共有两扇供人出入的大门，两个大门中间的墙将房子隔成了事实上的两套房屋。其中，东边那套有一个面积超过30平方米的客厅。
6点20分左右，李云玲到达了这处农房，从电动车后座上抱下女儿，轻车熟路地打开农房东边套房的大门。
与外观的“普通”不同，内里，这是一座教堂。
诺大的客厅里，除一张老式的写字台外，没有任何家具和装饰。此刻，一位年轻的神父正在那张写字台旁为稍后的讲道做准备，每个礼拜日他都会在不同的村子进行巡回布道。准备工作包括将白色的祭台布在写字台上平整地铺开，随后依次在桌子上摆放蜡烛、圣经、十字架，一个临时的天主教祭台便搭建完成。
李云玲对天主教的最早记忆可以追溯到二十多年前。“当时我差不多就像我女儿现在这么大，每个周末都会坐在我母亲的自行车后座上，从我家出发，颠簸20多里地（10公里）去另一个村子的教堂做礼拜。”
她记忆中的教堂是一座无限接近西方教堂制式的建筑，有着高不可及的穹顶、彩色的玻璃花窗、高悬的十字架、怀抱耶稣的圣母雕像以及可供教徒落座的高脚木椅。
但很不幸，2018年，该教堂所属的县、乡、村多级政府以整治民心为由，联合将其炸毁。
教堂的消失并未摧毁教徒们的信仰，他们很快转移到以家庭为单位的教会，并集体捐款自行修建了与民房无二的、更隐蔽的“地下”教堂，李景亮家的教堂即是其中之一。与此同时，教徒们的礼拜活动也在“严打”压力下走向了“地下”。
但他们依然没能逃脱“严打”。两年前，村委会联合乡政府工作人员到李景亮家没收了教徒们“听经”时坐的椅子，一同被收走的，还有天主教的象征——金色的十字架和圣母玛利亚的画像。
那之后，包括李云玲在内的教徒都异常谨慎，他们自行规定，彼此之间只能单线联系，且联系内容必须要简单，不能泄露过多信息，以避免暴露教会的活动。
在个体谨言慎行的基础上，为了进一步避免被“一网打尽”，对于每周固定的礼拜活动，相邻几个村子的天主教徒选择在地下联合起来，由有威望的教徒在不同村庄里村民自建的教堂中随机指定礼拜地点，时间则由神父根据随机生成的村庄巡回顺序临时决定。这一次被随机指定到了大李庄李景亮家的教堂，时间则被安排在下午6点半。
椅子被没收后，大家只好在地上坐。为了省钱，坐垫是用裁缝店不要的碎布缝制成的，里边仅有少量的棉花。六点半的李景亮家，已坐满了与李云玲一样的教徒，其中超过90%的人为各个年龄段的女性。
与欧美国家以及中国城市地区的教会不同，中国北方乡村地区的“地下”教会中，女性成员远多于男性。中国某985高校的学者曾对北方农村地区女性的宗教信仰行为进行研究。在这位学者看来，身体病痛、安全感缺失、心理压力大等因素使得乡村女性更愿意接触宗教信仰，而信仰宗教后，宗教在她们的生活中切实发挥了进行心理调适甚至提供物质帮助等积极的作用，这反过来又继续加深了宗教在女性之间的传播。
具体到李云玲，对于为何信仰宗教，她直言：“世俗世界有太多的魔鬼，我需要借助神的力量，让天使把它们赶走”。
但伴随着天使的降临，“撒旦”也不期而至。
“神迹”降临
“战胜魔鬼的法宝是什么？”
“是天主的圣言”。
这一问答贯穿了李云玲对于宗教的所有记忆。外祖母、母亲自她有记忆起，便是虔诚的天主教教徒。于是，顺理成章的，她也成为了天主的子民。
外祖父留给李云玲的印象并不好。他是一个瘦小、精悍的老头儿，爱喝酒且脾气暴戾，动辄便会打骂妻子和四个女儿。甚至到李云玲读小学后，还亲眼目睹外祖父拽着外祖母的头发把她的头往墙上撞，仅仅是因为外祖母喂牛时没有把花生藤蔓剁碎。李云玲的母亲上前劝阻，同样遭到了拳打脚踢。打完人后，外祖父扬长而去，留下满屋的狼藉。
“每当这种时候，外祖母都会拉着我母亲说，‘我们念会儿经（圣经）吧’。”李云玲回忆到。
出生于上世纪40年代中国北方农村的外祖母，并不识字，却是那一带的教会中念经最频繁的人。“很多人只会在礼拜的时候念（经），但她几乎每天都要念好几次。”李云玲说。因为不识字，外祖母不能像其他人一样拿着圣经读，只能在每次参加礼拜时，对神父说的话进行死记硬背，然后每天翻来覆去地背诵”。
这样做的意义是什么？
“死后可以升入天堂，不再无望地承受苦难。”李云玲说。
对天堂的向往也是48岁的冯明欣坚持积极布道的原因之一，在她常年不懈的奔走中，几乎每个月都有与她年纪相仿的乡村女性皈依宗教。与李云玲不同，她加入的是基督教的福音派。在她看来，与天主教宣扬的人死后灵魂可以升入天堂不一样，信仰福音，人死后灵魂与肉体都可以进入天堂，这对她是极大的诱惑，也是她用来在乡村传教的“法宝”。“万教归一，最后都会归于福音”，冯明欣表示，如果没有“天堂”这一信念的支撑，她根本坚持不到现在，说不定早就自杀了。
与中国北方农村的大多数乡村家庭一样，冯明欣的丈夫常年在外打工，她则在家耕种土地、侍奉公婆、养育孩子。但在儿子不到7岁的时候，丈夫出轨，坚决要跟她离婚。
根据乡村社会的规则，离婚后的女性无法获得任何份额的夫家宅基地以及宅基地上的房屋，哪怕房屋是由其夫妻双方共同建造的。同理，娘家的土地和房屋默认由男性后代继承。因此，即使回到娘家，离婚后的女性也会被视为寄人篱下，为避免家庭内部的矛盾爆发，她们只能选择再次嫁人。
“女性没有家”的现实困境，多年来一直为公益律师和NGO组织所关注和积极介入，但截至目前并未有明显改善。
冯明欣相对“幸运”，对于丈夫的离婚主张，公婆极力阻拦，这使她得以避免无处容身的境遇。但丈夫在外组建了另一个事实上的家庭，十几年来鲜少回到乡村，更没有给过冯明欣任何家用，甚至从未过问儿子和父母的生活开销。她不得不背负着空壳婚姻，独自奋力谋生，以养育儿子、赡养公婆。
离婚风波后的第四年，冯明欣被隔壁村一位信仰福音的农妇找到，农妇告诉她，信仰福音后，神会运用神力将谷物自动填满她的粮仓，虔诚的信徒更是可以进入天堂，免于遭受人世间的苦难。农妇指名道姓地举例称：某某早上从面缸里舀了一升白面，晚上再去看的时候发现面缸里的面相较于早上她舀面之前一点都没少。“神会悄悄帮助受苦受难的人”，对方说。
生活陷入困顿的冯明欣就此成为一名虔诚的教徒，她希望借助神的力量让自己和家人的生活在生前和身后都变得好一些。
与李云玲的外祖母一样，冯明欣每天都会念经。但与天主教徒需要跪拜圣母像不同，福音派认为神在每个人的心中，只要内心感受到苦，便可以随时随地念经去祈求神的帮助。
在丈夫离家的十多年中，冯明欣辛勤耕种土地之余，还经常去建筑工地背砖、搅拌水泥，但和那些常年做苦力而导致身体疼痛的人相比，她身体没有任何病痛，甚至连感冒药都没吃过。“这就是神迹”，她说。
相信“神迹”的还有吴桂芝，她信奉的是基督教的灵恩派，与其他乡村女性教徒一样，她皈依宗教的契机，同样是苦于生活中遇到的困难在世俗世界无法寻找到有效的解决之道。
吴桂芝今年57岁，23年前的那个夏天，在高温天气里没日没夜连续拿镰刀收割了几天小麦后，她发现自己的双臂开始肿胀，几天内浮肿迅速蔓延至全身，甚至手脚最后都变成了紫色。与身体的肿胀相伴随的是全身无力、憋闷、喘不上气，村里的赤脚医生对此束手无策。
丈夫用农用三轮车拉着她在周边村子里的村医和乡镇卫生所间奔波，还到30多里地（15公里）外的一个村子，拜访了一位专治疑难杂症的“神医”。“神医”擅长把脉、扎汗针、拔罐和开中药，仔细查看了吴桂芝的病情后，给她开了400元的中药，便打发她回家自行熬药。
但一个月后，她的症状并未减轻，丈夫再次去找“神医”，“神医”摆摆手悄悄告诉吴桂芝的丈夫，回天乏力，让他尽快帮吴桂芝准备后事。
“在所有人都以为我肯定会死掉、不再对病情抱任何希望的时候，邻居家的大姑姐来到我家，站在我的病床前，高举双手为我祈求圣灵降临，之后，她更是带我去见了牧师。牧师摸了我的头顶，并给了我一本圣经，告诉我神可以帮我驱赶身上的魔鬼。”吴桂芝说。
在接触到圣经后的两个月后，吴桂芝的身体开始慢慢康复。“这不是神迹还能是什么呢？”她说。
天堂的诱惑
病愈后，惊叹于神的无所不能，吴桂芝加入灵恩派，成为乡村里又一名女性教徒，她所经历的“神迹”至今仍是乡村传教士劝慰村民加入灵恩派的经典案例。受“神迹”的感召，2024年以来，已有多位家境贫困的年长农妇成为吴桂芝的坚定追随者。
对于重病时为什么没去正规医院的提问，吴桂芝坦承，她和丈夫常年在土地里摸爬滚打，很少有机会去县城，去到城市里会感到胆怯，而且他们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挂号，遑论建档、缴费、预约等一系列流程。
“更重要的是，去县城里看病的花费太高了，我们这样的农民很难负担得起。”她说。
吴桂芝生病的2001年，农民看病就医只能全部自费。直到2004年，中国政府推出了针对农村和农民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简称“新农合”）。这一医疗保障制度的确立被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称为世界上覆盖人口规模最大的医疗保障体系。
但在新农合体系内，农民去三级医院（中国大陆医院的最高资质级别，多存在于直辖市、省会和大型地级市等大城市）看病的就诊报销比例仅为20%，去村卫生室即村医开设的门诊和镇卫生院就诊的报销比例则分别为60%和40%。即使2016年国务院将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和新农合进行整合后，农民看病的报销比例迄今未有明显改善。
更重要的是，在农民看病报销比例最高的村医门诊，村医仅能对患者就疼痛、发热等身体表征实施开药、打针和输抗生素等医疗行为，并没有能力提供更优质的医疗救助。
最终，宗教成为了包括吴桂芝在内的贫穷农妇们对抗外界不可抗力尤其是身体病痛的终极武器。
因此，从那之后，谨遵灵恩派“神迹”可以医病、教徒应该靠着对上帝的信心而非药物去对抗疾病的教义，吴桂芝生病后再没看过任何医生，也没有吃过任何药。在她的叙述中，不久前，她连续几天高烧不退，整个腹部硬得像石块，但她坚信神的庇护一直都在，最终靠着坚持念经扛过了那次磨难。
对于乡村教徒的这种行为，上述中国985高校的学者表示，相对于现在欧美国家的教徒，中国乡村教徒的宗教观更具实用主义和功利性，农民的信教行为更像是在用宗教弥补生活中遇到的社会和国家职能的缺失。
李云玲的外祖父也希望妻子能够通过念经和对神的信仰来驱赶病魔，尽管天主教并不限制教徒在生病后去寻求专业的医疗服务。在生命的最后几年，李云玲的外祖母常年因病卧床，却没被丈夫带去看过任何一次医生。女儿们回家探望母亲，也仅敢偷偷喊来村医给母亲输液，以减轻不知源头在哪里的身体病痛。
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2021年的秋天，外祖母在连续几天滴水未进后，吐了一大口鲜血，众人手忙脚乱地第一次将她送去县人民医院，医生建议将老人转去更高级别的医院进行抢救，这一医嘱被家人们拒绝。几天后，因救治无效，外祖母离世。
在处理外祖母的后事时，李云玲外祖父逢人便说，给妻子看病花费了4000元。“她可是花了4000啊”，他感慨道。根据中国政府推行的农村养老金政策，作为一个60岁以上的农民，外祖父每月可以领取120元人民币的养老金，4000元是他3年多的养老收入。
对于外祖母的离世，其他家人感受到的更多是内心的解脱。“姥姥一定是去了天堂，天堂是多么美好的地方。”李云玲说。
基于对天堂的信仰和无限向往，即使村委会对“地下”宗教的盯防越来越严格，李云玲仍然坚持每个周末带女儿去村民自建的教堂做礼拜、倾听神父的教导并祈求神父赐予圣水以对抗现实世界的磨难。
她说，这是她内心的全部依靠，尤其是在丈夫外出打工，全家所有事务都需要她一个人操持的时候。
对于像李云玲一样留守乡村的女性教徒，负责她所在村庄教区的年轻天主教神父曾反复“因地制宜”地讲解圣经中的相关内容：“无论贫穷还是疾病都不能抛弃爱人以及家人，即使牺牲自己也要做到夫妻和睦、家庭美满，不可伤害他人的健康与财物，只有这样才能在老去的时候见到天主。”
神父的话像针一样刺进了李云玲的心里。“生命和生活都因此找到了一个具体的锚点”，她说。
也正是因此，当村干部找到她并以她女儿不能上小学作为威胁，要求她脱离宗教去做一个“正常人”的时候，她据理力争：“我一直在尽心扶持丈夫、孝敬公婆，当一个好人。我对社会没有产生过任何危害，我也没有妨碍过任何人，你们凭什么不让我去做礼拜？做一个好人就这么难吗？”
信仰回归现实
吴桂芝2023年7月曾被关押在乡政府的“黑监狱”里长达一周。在被带走之前，村委会和乡政府的领导耐心地对她进行了劝解：“等以后你老了，国家每个月都会给你发放养老金，看病还可以报销，这么好的日子都是党和政府给的，你应该心存感激”。
但在吴桂芝心里，上帝是唯一能给她带来安慰的真神。她坚信上帝透过圣灵能够日常给与信徒恩赐、治愈信徒的疾病，而这一切是党和政府的承诺永远无法达到的。因此，对于村委会和乡政府领导们的劝告，她选择用最朴素的方式——绝食，进行抗争以及捍卫自身对圣灵的虔诚。
最后，因为害怕闹出人命，乡政府通知吴桂芝的两个儿子将她接回了家。
但这并不代表“劫难”的终结。
近几年，随着中国政府收紧宗教政策，《宗教场所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也几经修改，最新版本于2023年9月1日开始施行。
修改后的《办法》第一章总则第三条规定：“宗教活动场所应当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利用宗教活动场所进行危害国家安全、破坏社会秩序、社会公共利益和公民合法权益等活动”。
与宗教政策收紧相伴随的是，天主教中国教区的多位主教和神父在近两年接连被拘留、软禁甚至失踪。
对于以上种种磨难，上述年轻的天主教神父表示：“宗教自诞生之初便一直在遭受各种迫害，它只会让教徒的信仰更为纯粹、教会发展的更加壮大”。
神父的话铿锵有力，再次坚定了郝建茹对天主的依附。
郝建茹的大儿子2024年夏天大学毕业，在毕业的前一年即开始备考国家公务员。为了儿子的前途着想，在亲属的劝说下，郝建茹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主动选择与教会和“姐妹”们保持距离，以防儿子考上公务员后，自己的宗教背景无法使其通过政治审核。
对于这一抉择，她深感罪恶，而脱离了对天主的依附，世俗世界里诸如如何助力儿子找工作、如何攒钱为儿子负担城市住房的首付款及如何支付将来儿子结婚所需的彩礼等问题如同大山一样压在她的心头，令她彻夜难眠。
她不得不再次来到民房里的教堂，向神父诉说她的苦恼。这一次，神父给了她一个小巧的收音机，这个收音机仅能接听一个固定的频道，神父告诉她，那是来自梵蒂冈的声音。
为了对外证实梵蒂冈的声音确实是真实存在的，沟通时，郝建茹随机打开了收音机，收音机里的女声正在用普通话播报“耶稣对伯铎的响应是为了让他感受到‘神圣的震惊’，而这也是天主圣爱的表现，目的是让伯铎克服内心的恐惧，好能接受耶稣光荣的苦难和使命”。
“我现在除念经外，每天都要收听一会儿收音机，我现在能清晰的感受到在我身上，天使打败了魔鬼，我坚信经受住苦难的考验有助于死后通往天国。”郝建茹说。
在这一指引下，郝建茹的大儿子在考公务员失败后也接受圣洗皈依了天主教。
从功利的视角来看，皈依天主的“利”是大于“害”的。
乡村天主教神父对圣经的解读也在随着社会现实的更新而不断释放出新的含义。例如，神父会要求“在教”（皈依天主教）的未婚女性不能要求过高的彩礼，并对教徒解释说那是不义之财，不为天主所接纳。而这正中郝建茹的下怀，她有两个儿子，亟需要求低彩礼的宗教规训来减轻家庭负担。
在中国北方农村，因男女比例严重失衡，给付女性的彩礼也水涨船高，16.6万、18.8万被视为常规水平，个别地区彩礼则高达28万。为帮助年轻人解决婚嫁难题，最高人民法院、民政部及各市、县政府均曾纷纷出台各种《规定》、《意见稿》和多种政策，以期规范村规民约、规范教育农村红娘严禁哄抬彩礼标准等行为。
但顶层意志在乡村这一国家行政权力的末梢，向来难以施展其功效，乡村地区的天价彩礼现象并未明显消减。
而宗教却以神的名义，成功规训了教徒对彩礼的欲望。比如，郝建茹教会的神父明确做出了规定，“在教”未婚女性的彩礼金额不宜超过4万元。
在乡村，不止天主教，福音派同样对高额的彩礼金额进行了抵制。在上述不愿透露姓名的学者看来，这是不同的宗教派别在乡村地区极力想要扩大自己教众数量的一种传教策略。
这一策略取得了显著的成功。
因为儿子的婚事自感“走投无路”的陈会君在年届60时加入了福音派，对于她的“投诚”，教会给与了慷慨的“回报”。在她成为教徒的第二年，地方福音派教会便依托庞杂的地下宗教网络，为她32岁的“大龄光棍”儿子成功介绍了一个女朋友。相处半年后，陈会君给付了女方3.6万元彩礼，儿子顺利成婚。女方家距离陈会君家的村子有30多公里远，远超乡村社会正常婚嫁的地理距离，而双方得以有机会相识，得益于女方同样出自福音派家庭。
根据地方教会的规定，福音派家庭的未婚女性，其择偶对象应同为福音派家庭的男性，但对未婚男性却少有限制，教会的态度仅仅是建议未婚男性选择福音派未婚女性教徒，但并不强求。
陈会君对新儿媳甚是满意，也正是基于此，她的传教意愿也更加强烈，甚至她会主动告知村民，儿媳就是“神”介绍的，借此招纳更多的人成为乡村福音派教徒。
与福音派一样，天主教神父在倡导低彩礼的同时，同样指示占比庞大的女性教徒在择偶时应该优先选择有着同样天主信仰的男性。但乡村男女教徒之间悬殊的数量差异，导致适婚年龄的女性教徒很难找到合适的男性天主徒成婚。在这种情况下，女性教徒只有在获得神父的同意后才能与异教徒（英语：Infidel，字面意“不信者”）男性成婚。而一旦与异教徒成婚，女性教徒则有义务对丈夫传授天主信仰。
在上述985高校的学者看来，这种具有明显针对性的宗教规则，无疑是教会以宗教和神的名义施加在年轻女性身上的枷锁。
走上“祭坛”
多伦多大学的一位华人教授于30年前在美国受洗，成为了一名虔诚的基督徒，对于中国北方乡村教会的上述婚嫁规则，他直言，欧洲和北美多个派别的教会，都不存在这样的“规训”。
在这位教授看来，在西方社会，各个宗教派别的教徒都有充分的自由对圣经教义进行debate（争论、讨论），在保持对基督信仰不变的前提下，充分的debate使得教义、神学思想能够做出符合时代进步要求的阐释。从教会思想史来看，西方世界的神学思想一直在与时俱进。
不过在中国北方的乡村地区，宗教被迫隐入地下后，对宗教教义和规则的debate也彻底消失了。而随着公开讨论被扼杀，对圣经的解释权也完全被收归于与乡村教徒进行单线联系的神父。
在乡村地区，掌握着对圣经教义最终解释权的神父，其知识系统又是如何更新的？
“我们会不断通过定期聆听更高级别神职人员讲座的方式来完善自己对圣经的理解，此外，借助收音机收听天主教的电台广播，也是一种持续学习的方式。”上述年轻的天主教神父表示。不过对于这种同样需要在偷偷摸摸中进行的神学知识更新，该神父直言，他们神学思想的精进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因“政治镇压”而受限颇多。
对于这一现状，上述多伦多大学的学者指出，神职人员学习和传道的双地下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也直接导致了宗教“异端”在中国乡村地区的兴起。
在他看来，灵恩派到处宣扬的各种病得医治的神迹，从而让信徒产生错觉，认为可以通过“圣灵的大能”达到疾病痊愈的效果，便是“异端”的一种。而海外也不乏因信仰神能医治疾病甚至绝症的灵恩派教徒最终死于疾病的案例。
不过这一“异端”因为乡村父权、夫权的盛行，导致女性在调动以金钱为主的家庭资源方面缺乏主动权，而有机会在极大的范围内发扬光大。不可否认的是，它在给乡村女性带去“生”的希望的同时，却又在无形中“蚕食”着她们的生命。
除此之外，“异端”同样包括以神的名义对女性施加的各种管制。
李云玲的母亲谨遵神父的“教诲”嫁给了同样信仰天主教的李云玲的父亲，二十五年后，跟随母亲的步伐，李云玲嫁到了十四公里外同样出身天主教家庭的丈夫。
李云玲虽然同样时刻要求自己要按照圣经的教导做到与人为善、孝顺长辈、关爱丈夫，并坚信隐忍羞辱与行善是无比美好的事。但作为“95”后，当新时代年轻人被解放的本性与乡村天主教的规训产生碰撞时，她陷入了迷茫与自我怀疑。
李云玲与丈夫的结合像是基于宗教链接的“包办式”婚姻。
在二十岁时，父母所在的教会便开始四处为她寻觅丈夫人选。相比于喜欢，李云玲在一开始对丈夫的态度便是不讨厌，但“不讨厌”的标准仅能维系夫妻二人之间基本的日常沟通，在生活摩擦、婆媳矛盾面前则难以发挥更多的作用。
最终在与丈夫爆发一次激烈的争吵后，李云玲萌生了要解除婚姻的想法，那一瞬间她自己都被吓了一跳，因为在她认识的天主教徒中，尚未有离婚的先例。
而当她将离婚的念头告知父母后，毫无意外的，被父母言辞激烈地否定了。根据乡村教会中神父对圣经的解读，天主并不乐于看到教徒离婚，天主教徒的世界推崇的是永久婚姻，宣布“婚姻无效”的教徒会被认定为背负罪孽，同时会被视为奸夫淫妇，不允许领受圣餐甚至不被允许参加部分礼拜活动。
教徒之间如果一定要解除婚姻关系，则需经过神父的同意，但原则上神父不会同意。而即使神父最终破例同意，在婚姻关系解除之后，女性教徒不会被允许再婚，男性教徒则不会受到相应的束缚。
自16世纪梵蒂冈宣布英王亨利八世的婚姻无效从而导致圣公会产生以来，普通的天主教徒解除婚姻的过程漫长且代价昂贵，直到2015年作为“慈悲年”倡议的一部分，教宗方济各对解除废止婚姻程序进行了历史性改革，让天主教徒的离婚与再婚变得更容易。而教宗在同一年接见来自世界各地的朝圣信友时更是强调，离婚再婚的信友仍是教会的成员，教会团体必须真实地接纳他们。
但显然，因为政治压制、对中国区主教实施的逮捕与监禁、信息隔离等种种因素，梵蒂冈推行的婚姻改革尚未传递到中国乡村的地下教会。
因此，无论是否能成功与丈夫解除婚姻关系，作为天主教徒的李云玲，人生前景都是一片惨淡。李云玲的父亲曾在关系亲密的朋友面前真情流露，作为父亲，他希望女儿可以享有更幸福的人生；但是作为虔诚的天主教徒，他深知离婚后无法再婚的女儿，要么独自带着外孙女在周边人异样的眼光中艰难求生，要么只能将外孙女留给夫家，孤身一人如修女般将余生奉献给天主以及天主在人间的事业。
两种结局都令作为父亲的他在情感上难以接受。
而当出走变得格外困难时，李云玲只能通过每日念经来获得内心暂时的平静和救赎，“天主会赐福任何一个虔诚的教徒，并有能力改变其命运”，她说。她希望她的虔诚最终能够带来命运的转机，更希望这种转机能够在代际间传承。
李云玲的女儿出生不久即在地下教会接受了圣洗。对于女儿的人生期许，李云玲直言：“我继承到的是我外祖母和母亲的命运，我不希望我的女儿再重复这一路径，我希望她以后可以拥有比我更好的人生”。
但怎样才能变得更好，她没有答案。因此她带着女儿向神父告解，听完她的忧思后，神父为小女孩儿戴上了一个经由他念经祝福过的十字架，并在胸前画了一个十字，“这是天主的慈爱”，他说。
（文中受訪者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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