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爺，過來裝支大香先。」

當堂倌用柔亮的聲線著我裝香，我聽到這個「封建」的稱謂，愣了一下。普通人家如我，從未被這樣稱呼過。

但也是這句話，開始了父親在萬國殯儀館的喪禮：一個普通人的喪禮，一場祥和的超度佛事，一個我與父親關係的節點。

靈堂上的一頭是爸爸的遺照和靈位，下面是一張放有佛像和佛器的長檯，和尚和助念團帶著我們一起念佛誦經。

「又舍利弗。極樂國土，有七寶池，八功德水，充滿其中，池底純以金沙布地。四邊階道，金、銀、琉璃、玻璃合成。上有樓閣，亦以金、銀、琉璃、玻璃、硨磲、赤珠、瑪瑙而嚴飾之。池中蓮花大如車輪，青色青光、黃色黃光、赤色赤光、白色白光，微妙香潔。」

拿著《阿彌陀經》，這是我第一次吟唸佛經，不求甚解。在裊裊的佛音中，我感到哀傷、平靜，時而回想起父親的種種，時而走神想像那個阿彌陀佛接引的極樂世界，那裡佛光普照，有美麗的寶物、悠揚的音樂、絢爛的鳥兒…..

佛說眾生皆苦，死亡是往生，也是解脫的契機。或許父親在癌痛中離去是解脫，然而死亡也是父子關係不可逆轉的終結。我與爸爸共存於世三十年，但直到父親確診癌症，我才第一次把生活的重心放在他身上，密切地相處了幾個月的時間。父子兩人的距離，既近且遠，直到死亡把我們永遠分開。我在思考這些距離的時候，理解爸爸的人生，也在領悟自己的人生。

看醫生的臨界點

人不舒服到什麼程度才會看醫生？又會看什麼醫生？

一年前，爸爸從縣城老家下來香港長住，他說自己水土不服。不是強烈的不適，而是「微肚瀉」，排便的次數增加，糞便變幼，就像平日腸胃不適一樣。

在爸爸的人生經驗中，再不舒服在家熬幾天就會好轉，又或是看一下中醫，吃些中藥。除了僅有兩次被我們敦促去做身體檢查，他從未進入過西醫的體系。爸爸常常開玩笑，說自己「百毒不侵」，現實是他確是家中較健康的那位，雖然吸菸多年，幾年前的身體檢查數據也比同齡人優秀。

這是我後來才想起的事，那些天我甚至沒對他的不舒服太上心，只知道媽媽叫他看醫生，他去了看樓下的中醫，說是濕熱之類，但情況沒有太大改善。直到後來我裁員失業在家，和爸爸相處漸多，才越想越不心安，終於「扚起心肝」（下定決心）帶他去看西醫。

起初爸爸不情願，後來一起去看樓下的家庭醫生。這次看醫生的經歷爸爸不太滿意，認為醫生只是簡單開腸胃藥，還不能藥到病除，好像更加佐證他心中「西醫無用」的看法。但這次看病留下一條尾巴：我們參加了政府的大腸癌篩查計劃。幾天之後，診所來電，說大便隱血測試呈陽性，我們又回到了診所，在家庭醫生那裡拿腸胃科醫生的轉介信。

「伯伯，你看起來健康、有精神，吉人自有天相，祝你早日康復。」臨走前，家庭醫生這樣說。他真是一位懂安慰人的醫生，但我不喜歡他叫我爸爸做「伯伯」，好像叫老了許多。

癌症與我們的距離

從家庭醫生轉到腸胃科醫生，地點從樓下到尖沙嘴商廈，我們找了一會才來到診所。

「我諗你應該都幾唔舒服，我在肛門附近摸到個約3CM的組織。」腸胃科醫生為父親探肛後說。

「是嗎？我本來有痔瘡，也沒有很不舒服呀。」爸爸說。

醫生隱晦地說，爸爸有機會生「過啲野」（腫瘤），然後解釋接下來要做哪些檢查，可能做哪些治療。我強忍著震驚，一邊消化情緒，一邊消化資訊要點。離開前，醫生問爸爸有沒問題，他說沒有，只笑著說，「看你的表情，好像好嚴重。」

回家途中，我神情恍惚，去街市買了條魚回家蒸，但我和媽媽都不太吃得下，反倒是爸爸一如既往，大口大口地吃飯夾餸，只是當晚戒了抽了50年的菸。

晚飯後，我下樓再吃了一份麥當勞：在家人患癌的日子裡，我一頭栽進垃圾食品的致癌油脂中。此後我不時去樓下的麥當勞：我害怕回家，我害怕吃飯，我害怕聽到爸爸去完廁所馬桶沖水的聲音。

陷入深深的自責和不忿，我竟有點遷怒於父親最早的醫療接觸點：樓下的中醫師，你把脈開方沒問題，但可否也提醒一下病人，有不舒服可以做檢查，何況政府有免費的篩查？

幾日後照完腸鏡，父親的大腸癌明確無誤，只是還不確定分期。在法國醫院的病床上，父親揉著眼睛的穴位，淡淡說了一句：「乜今次咁大鑊呀。」而我拿著腸鏡的照片，第一次直視腫瘤：一條圓形的腸道，腸壁黏附了黑色的醜陋肉塊，上面還有些黏液。

或者人總會想到說法讓自己好過。事到如此，與其問怎麽會這樣，不如問發生了之後怎麽辦？

我是一個資料控，開始瘋狂查閱大腸癌資料，到癌症的 NGO 查詢，加入各種病友群組，然後發現自己對「萬病之王」癌症真的一無所知。當我看到資料說大腸癌是「幸運癌」，是少數可以預防的的癌症，而港府早在2018年就推行大腸癌篩查計劃，我覺得自己被摑了一大巴掌：我自以為關心時事，但明明政府有宣傳，為何我視而不見？為什麼我會覺得癌症與我無關？

突如其來的惡疾帶來眾多的不確定－－病情的不確定，心理狀態的不確定，醫療開支的不確定。我漸漸明白，看醫生是要學習的，這是一個項目管理的過程。但無論如何，我都希望在照顧病人需要和感受下，做出知情同意、符合家庭開支的合理決策。

然而我們並不那麼同步。我無法感知父親的身體變化，而他也沒有翻閱我從癌症NGO拿回家的資料小冊子，說「看來都沒用」。在確認癌症分期的前一個晚上，我第一次備稿和父母談話，講解大腸癌的知識和可能面對的情境。「之後我們可能會更頻繁進出醫院，一方面像是打仗，另一方面學習與癌症共存，總之有什麼事我們一起面對。」

爸爸也敞開心扉，表明立場：「你不要以為我把生死看得很重，醫得到就醫，醫不好就不要醫。我能活到快70歲已經很幸運，我最反對是傾盡所有，只為延長多一兩年壽命。」

第二天結果揭盅。我們雖已接受患癌這個現實，但最後的結果仍比想像中更差。PET掃描的結果顯示：腸癌4期，擴散淋巴和肝肺，存活率只有10%。

不是「別人家的小孩」

突然之間，我和爸爸的相處像是時空壓縮，所有的相處都是倒數。在不安定的日子裡，一段記憶的追溯首先展開：我和爸爸如何走到了今天，又該怎樣共度餘生？

我和爸爸是截然不同的人，但我們都出生在華南地區的同一條縣城「城中村」：他1950年代末，我1990年代初。在毛時代出生的父親，聽他說兒時很窮，有6位兄弟，3位早逝，另外3位因爺爺的國企工人「頂班」而時有吵鬧。爸爸從來不在頂班的候選名單，因為爺爺覺得他「搵到食」，天生是一名手藝人，不必靠國家的鐵飯碗。

高中畢業後，爸爸一直接些木工、裝修和機械的工作。到我出生時，他和伯父開了一家小型的木工廠，並誕下兩位姐姐。我能追溯到最早的爸爸記憶，是他的摩托車聲音。每到中午和傍晚時分，他下班回家，摩托車沒到家門口我就聞聲出門，大喊爸爸，搶先報告小孩眼中的大事趣事。有一次家裡晚飯買了鹽焗雞翼，爸爸加班遲遲沒回家，我們先吃。到他的摩托車聲出現，我衝上前興奮地說，「我們剩了隻雞翼給你」，爸爸笑著說「那你吃吧。」那種驚喜，至今難忘。

另一個食物的童年記憶，是縣裡新開了一家快餐店，爸爸逗我說薯條很熱氣，吃了喉嚨會噴火。最後我們去吃：薯條炸得香脆好味，但我沒有噴火，感到被騙。

在縣城的中小學讀書，我不是稱職的小鎮做題家，成績中規中矩，不是那種讓父母臉上有光的孩子，但爸爸並沒有給我很大壓力，讓我和別人家的小孩比較。我不知道爸爸哪裏來的開明想法，說小孩子有「自尊心」，家長整天比較孩子的成績，那大人小時候讀書的成績是不是也很好呢？現在又是不是比其他人學歷更高、賺更多錢呢？既然不是，那為什麼要比較小孩的成績？

倒是我萌生過比較父母的意識。小時候鄰居的家更漂亮，我羨慕。到小學高班和初中，我察覺到班上有些同學家庭條件更好，他們穿名牌、有車接送，多才多藝，還四處旅遊，接觸的世界更廣闊，但我家不是：爸爸一直很忙，他也沒有「親子活動」的概念，沒怎麼帶我去玩，卻也不太管教我，給了我莫大的自由。長大之後我才知道，縣城有兩類讓人艷羨的階級，一種是體制內的官員和公務員家庭，另一種是小鎮大企業的親屬，這些同學大概是縣城精英階層的子女。

不過父親也給了我虛榮的感覺，那是我們第一次搬家。在縣城剛興起商品房的時候，我們家搬到了新建的小區。對小孩來說，每次搬家都可以是創傷，爸爸第一次跟我說搬家時，我還大哭了一場，無法想像離開鄰居玩伴的世界，而他卻在一邊逗我玩。但搬家不久，新屋的虛榮感已蓋過不捨。同學說我家的小區漂亮，喜歡到我家玩，而我也在小區找到打籃球和乒乓球的快樂。

從縣城到我城

大概成長是一個和父親疏遠的過程，尤其是在我15歲那年，爸媽希望我有更廣闊的發展，做出一個重大的決定：媽媽帶我到香港讀書，爸爸則留在縣城。

香港是外公戰前移居過來的地方，我只在暑假來玩，如今我卻要和朋友分開，開始新的讀書生活，我感到孤單，尤其是早期我連電腦都沒有。直到現在，媽媽仍有怨懟，不解爸爸為何要我們住劏房，捱世界，沒有和母子倆共度難關。就算後來工廠倒閉，爸爸也一人留在家鄉，偶爾才過來探望我們。

但我很快適應父親隱退的日子。在那個年紀，我已經很少和爸爸說心事，甚至與他同時在場，我也未必覺得舒服自在。不過爸爸每次來港，都會改善伙食。在鄉下，他會炆好鴨肉或羊腩，然後急凍入袋帶來香港。我覺得寒酸，但能多吃一碗飯。來到香港，他也把家居積累已久的大小煩惱解決，清理淤塞的鋅盤、修好洗衣機。

雖然初期有過迷惘，我很快認識到新朋友，適應了香港的新生活。固然香港也是應試教育，但這裡的應試教育有多一點的思考空間；在縣城成績平平的我，竟在香港找到學習的樂趣和成功感。我仍記得，中三的歷史老師放學後留下我和其他同學，圍在一起閱讀材料和討論問題。那時探討的問題我銘記於心：面對社會罪惡問題，如賭博和娼妓，港英政府是否只能透過「合法化」這種手段回應？

這種學習新知識的快樂，偶然我也跟父親分享。尤其是六四事件，我看完教協的解說短片，像是發現天大的秘密，回鄉就給爸爸說，他也好像頗認同影片的內容。後來不知何故，他還說起自己的縣城文革經歷，說那時候年紀小，第一次看到武鬥殺人，嚇得尿褲子和發燒。

在中六那年，我要準備考DSE，那是一試定生死的重要時刻。印象中爸爸來港更頻繁，住了一段長時間，為我做好吃的飯菜。有一天，我在家做中文科「文學與電影」的功課，看《祝福》的電影，爸爸見到後說，自己小時候也讀過《祝福》，「祥林嫂被封建禮教逼死嘛」，然後我們一起談論起魯迅來。

也許有了這些零碎的對話，我一度以為我們父子倆對話不多，但有些價值和想法可能是共通的，或者至少是可以對話的，直到2014年的雨傘運動。我不記得我們是怎樣吵起來，唯一記得的是我當晚在朋友圈轉了馬嶽一篇時文的節錄，覺得那就是寫爸爸：「有些人，可能一輩子都未曾真正為了理想做事，每次做事都計較利益和利害關係，於是他們見到有很多人長期投入一個自己似乎沒有直接得益的運動，有人會捐出大量物資（哪怕只是清水）支持，便覺得一定是背後有神秘組織力量有不可告人的陰謀和目的。」

但我覺得這樣說太傷人，很快就刪貼了。回過頭想，這次吵架或者也沒有很重要，在運動平息後，我們回到各自的日常，就像什麼都沒有發生。不過我確實把某個部份的自己關閉了，也越來越少回鄉，每到大時大節都遊歷世界，到台灣、東南亞、歐洲。

如今我拼命回想，都想不起2014年後那幾年有什麼深刻的父子記憶，只記得他給了我一筆錢去歐洲做交換生，和媽媽去了我的大學畢業禮，然後畢業後沒對我的 NGO 工作有任何評判——當然我也沒有認真說過，我到底在做些什麼工作。

一家團聚的不慣

在2019年和2020年新冠疫情後，我和爸爸只在手機屏幕偶爾見面，印象很模糊。解封後，世界翻轉了幾次，闊別多年的我終於有機會回鄉，近鄉情怯。

那段時間，我找了一份朝九晚六的金融工作，在爸爸看來也許終於是收心養性，重回正軌，下一步就是結婚生仔。在縣城的親戚飯局上，我一人面對一桌久未見面的親戚，他們群起催婚催育，著我為陳氏添丁，我只敷衍虛應過去，沒有反駁。爸爸沒有加一把嘴，但我知道親戚所說正是他所想。那桌飯我吃得膛目結舌，不單因為全場的催婚催育氣氛，還因為我很久沒有聽過如此重男輕女的厭女言論，「隔離街的陳老四，賣水果賺了幾層樓。但又有什麼用呀？他只有兩個女，錢都給了外人。」「以前我覺得生仔生女都沒所謂，但年紀越大，越覺得還是生仔好。」同場有很多小女生，而大人們毫不顧忌。原來我們都是這樣長大的。

最後我只在鄉下留了幾天，就匆匆回港，趁還有假期趕回香港法庭旁聽。

幾個月後，輪到爸爸來香港。這次不一樣，他決定到香港長住一段時間。那天我放工回家，忘了爸爸來港，我還真不習慣，畢竟廳裡的沙發本是我坐在上面看書，現在變成爸爸在躺平聽有聲書。然而爸爸的到來，一如既往改善家居環境。我囤書成癖，家裡四周堆滿書。他便買了些木板，在家又刨又錘又鑿，忙了幾天做了一個掛牆大書櫃，把書本都安放得妥妥貼貼，只是後來腰痛了一星期。

一家團聚後，其實我們都不知道怎樣建立有連結的家庭生活。我發現，在鄉下和爸爸相處更加舒服自然，但在香港，卻好像有更大的隔閡。爸爸在港過著比較「封閉」的生活， 他對香港的地方沒有太大興趣，也不想一起出外吃飯和遊玩，每天在家是睡覺、聽有聲書和買菜做飯。我們問他為何不找同鄉去玩，他說「別人都要返工。」

而爸爸的伴侶，我的媽媽在港多年，已建立起自己的社交生活。有一週時間，我和媽媽甚至各自出遠門旅行，獨留爸爸在家。

在新年前，我算是找到一項可以全家參與的活動：寫揮春（春聯）。記憶中爸爸寫的字很硬朗好看，於是我買了可愛的貓貓紅紙給爸爸寫。下筆那一刻，我便發現那不是我記憶中的字體。爸爸說已多年沒寫字，快連字也不會寫，遑論寫得漂亮。但經過試筆練習，爸爸到底在肥貓的肚子上，寫上「身心舒暢」幾個大字。我很喜歡，把它貼在廁所的門上。

只是當時不知道，幾個月後，我又把它撕了下來。

我們都是喜歡觀察的人

確診那晚，從腸胃科醫生診所回到家，我們仨坐下來如常晚饭，但我們知道，熟知的生活已然结束。

一團愁雲住進了我家，但日子還是要過，每個階段都有每個階段的事。我看到一個癌症病人的貼切比喻：「就好像坐在一艘小船上，有人告訴我前方有個瀑布，上岸不可知，但他媽我不知道這個瀑布到底有多遠。」其實我們的人生，又何嘗不是這樣？

接下來的日子，只能接受治療，減少痛苦，然後回到做人的基本：盡量吃好睡好，常做運動，維持生活品質。然而確診像是按了一個加速鍵，爸爸的腹痛嚴重了，睡得不好，消沉了很多，但看病卻是慢動作的等待：排公立醫院新症要一週，到真正開始治療還要再等一個月。

這樣漫長的等待，像是把不安、恐懼、焦慮拉長的過程。我們又去看了私家腫瘤科醫生，當作是看政府醫院前的醫療意見。我永遠也記得那位女醫生，她用堅定的語氣跟我們說：「年紀大當然會病。情況是嚴峻的，但有得醫，我們一起醫。」在希望匱乏的日子裡，這位女醫生的話彌足珍貴，稍微驅除頭上的烏雲。

不過她也帶來另一些困惑。沒有人想捂著銀包看醫生，但現實是我們最後要回到公立醫院才能負擔。她的診所翌日就可以開展治療，方案是化療加標靶藥，一個療程的化療藥要30多萬，而標靶藥還要另做一個大概兩三萬的基因測試，後續的標靶藥價格更貴。這個方案可以銜接到公立醫院嗎？醫生說可以。那公立醫院可以做基因測試，把檢測費用省下來嗎？她不知道。

在求診過程中，我才明白，公私營醫療中間有資訊的鴻溝，私家醫院不知道公立醫院的情況，政府醫院也不清楚私人醫生的情況。寄望在兩邊醫療體系治療的病人，常常都有這樣那樣的障礙。

回到家中，我重拾鬥志，才想起沒有問醫生拿具體的藥物名稱，難以做進一步的資料搜集。但爸爸沒有那麼樂觀，反而有一種清醒：「她是私人執業，要賺錢，當然說有得醫。」我們還是等了一星期，見到公立醫院醫生才決定治療方案。在這期間，恰好是爸爸的生日，我們一家人終於去玩，拜天壇大佛。

那一天，我們仨坐觀光纜車上去，媽媽忙著拍大嶼山的風景照，爸爸則一邊抬頭觀察纜車，一邊跟我講解他的發現。我已經第三次坐昂坪360纜車，經爸爸提點才留意到纜車原來有兩條纜，一條拉動，一條承托。我突然意識到，其實我和爸爸都是喜歡觀察事物的人，只是他喜歡觀察器械，而我喜歡觀察人類社會。後來，我們還吃了豆腐花和齋飯，登頂天壇大佛，爸爸又跟我說天壇大佛的結構和工藝，推斷這龐然大物是如何拼裝上去。我覺得很好玩，有種小時候聽爸爸講故事的快樂。

也許我們太早出門，爬樓梯又消耗體力，回家後我們飽睡了一個午覺：這次旅程特別完滿和美好。

差一點說「為你好」

幾天後，我們終於見到政府醫院醫生，正式進入公立醫院的體系。雖然等了兩三個小時，但這位政府醫生很耐心、透明，給了我們一份清晰的治療方案，又安排了基因測試，轉介醫務社工申請標靶藥津貼。

未來雖不可知，但一切彷彿都可以按部就班，只是政府醫院開始治療還要再等一個月。我們只好拿著方案，首先到私家醫院開始第一次化療，然後在公立醫院銜接治療。化學治療是吊針和吃藥，一開始比想像中順利，爸爸回到家還說腫瘤沒那麼痛，振奮地說第二天可以做運動了。

於是我訂了幾天後的球場，想和爸爸打球，但最後變成我和媽媽對打。吃了一段時間化療藥，舊症狀加上副作用累積，爸爸開始感到頭暈、反胃，腹痛、腸胃紊亂。原本午飯是爸爸做給我吃，他也吃得比我多，現在卻連下床都好累，食量變得很少，令人擔心營養不良。午飯我煮他喜歡吃的山藥麵，恨不得把所有有營養的食材都共冶一爐，幸好爸爸能吃一小碗大雜麵，然後我下午茶再買碗豆腐花一起吃。

我自以為找到一點飲食的竅門，但幾日後當我煮好麵條，正要喊爸爸吃飯，他卻說了一句：「我不吃麵了，想吃小米粥，小米粥養胃。」我當下很洩氣，忍不住內心說了一句，「為何不早說呢？」當然我很快就煲了一鍋小米粥，爸爸能吃下，只是我又擔心營養太過單調。

伴隨著病情的轉差，爸爸的脾氣越來越差，說話很惡，難以平和溝通，我有點害怕。有一天我們叫他吃飯，他大聲地說，「都要吃得下先得，你們不明白我！」其實爸爸說得對，我真的無法體認他的痛苦，莫說是癌痛，平日女性朋友的經痛我也難以感同身受。

但我有時還是生氣，媽媽悉心照顧爸爸，但他常常對媽媽頤指氣使，還發媽媽的脾氣，而不是同為照顧者的我。我安慰媽媽，沒想到她跟我說了一個秘密：多年以前，我還未出生，爸爸對她的脾氣就這麼差；直到我出生後，媽媽才母憑子貴，獲得更好的對待。我無言以對。

對不舒服的病人來說，平日普通不過的活動都變得舉步維艱。去醫院尤其艱難，從搭車、排隊、見醫生到取藥，每一步都要等。第二次去公立醫院，爸爸的情況差了很多，在醫院的時間簡直如坐針氈。到終於見到醫生，他也只是流水作業問了幾句，然後開一堆化療藥和各種緩解症狀的藥物。我說擔心爸爸營養不夠，醫生便給了我一張營養師的轉介單張，說排隊要一個月。

醫院的冷氣很凍，爸爸即使身穿羽絨背心，也難以忍受。後來我才想起，化療藥的副作用正是對冷特別敏感，那種凍的感覺直入骨髓。

看完醫生後，又等了很久才見護士和拿藥物。期間一直沉默不語的爸爸突然問了一句，「其實我們在這裡幹什麼？」我愣了一下，意識到這是一個認真的問題。我說，我們將繼續化療，現在等醫院安排下一兩個月的治療日程。

「既然醫不好，為什麼還要醫？」爸爸晦氣地說，「不過你們一定不肯，你們要負責！」

我差點回一句「這是為你好」，但我確實被這個問題難倒，更確切說是不知如何回應爸爸的不安：原來作為病人，爸爸感知到的是身不由己，自己是疾病的局外人。於是我陷入深深的自我懷疑：我們看病的過程是否有充分的知情同意呢？還是我將自認為正確的做法套在爸爸身上呢？

看到醫生安排的治療日程，每一兩個星期就要抽血、看醫生、化療，我感到頭痛不已，無法想像怎樣再帶爸爸來醫院。如果治療癌症是一場戰爭，那麼當事人已經軍心動搖，意志渙散。

後來我才思考，其實打仗是不是一個恰當的治癌比喻呢？因為經常搜索癌症資訊，神奇的演算法推送一些抗癌勇士的故事給我，他們樂觀、積極、勵志，像是無所畏懼的正能量戰士。我有一念想過，爸爸怎樣才能這樣？但我慢慢明白，在巨大的病痛面前，憤怒、厭惡、退縮才是常態，迎難而上固然是美好的品質，但不應該是對病人的要求吧？

仿佛一切只剩痛

正當我為前路焦頭爛額之際，形勢急速惡化。爸爸看完公立醫生後，持續癌痛，伴有嚴重腹瀉。我多次提出去醫院，但他聽到醫院兩字就害怕，強硬拒絕，只想留在床上。

又一次，我們誤判了看醫生的時機。在家磨了兩三天，我們才叫救護車去醫院。醫生很快注射了止痛藥，爸爸恢復精神，我鬆了一口氣，然而到傍晚時分，護士突然打給我，說病人尿很酸，急性腎衰竭，問緊急關頭做不做心肺復甦。我知道爸爸不強求續命，強忍著震驚道「傾向不做」，後來知道爸爸還清醒，改說「看病人意願」。

我渾身發抖下來到病房，到病房看到爸爸卻有一種反差感。儘管鼻子和腰間都插上管道，他還很精神，不像是鬼門關前的人。看到我來，爸爸熟練地調整病床，還跟我說期病床的機關原理。我問及急救的決定，他語氣間竟有一絲輕快，「千萬不要，快快就好。」爸爸還能流暢說話，我問他要不要和親人朋友通話，他說「不用啦，沒什麼好說的。」

自確診以來，我屢次問爸爸要不要和親人朋友交代一下，但他一直不說。至今我仍然不解，究竟是恐弱，對死亡的忌諱，還是其他個人經驗和社會文化，令爸爸始終不願啟齒半句。後來我逐家報喪，每個親戚的第一反應是「這麼大件事幹嘛不早說」，聽起來像有怪責的意味，我有口難言。

但我和爸爸還是有好好道別。在父子倆的最後談話，爸爸顯得從容，他叫我不要太傷心，說「你像我一樣，喜歡看小說，是感性的人。」他說自己這輩子「沒什麼遺憾」，不責怪我還沒結婚生仔，「一切順其自然就好。」憶起往事，他很得意於從小就給我零用錢，也得意於一直對我放養，給我自由發揮。我只表示感謝，謝謝他在我小學時搬去小區，到我中學時又送我到香港，讓我有機會找到自己的興趣。

談起身後事，爸爸想葬在鄉下，說一來可以和親兄弟葬在一起，二來想我對家鄉有「念想」，每年都回鄉拜祭。最後，爸爸還交代了一些舊屋的水電雜事，就像一個要出門遠行很久的旅人。

父子倆相處了30年，最後30分鐘便說完要說的話。我並沒有趁最後機會表明心跡，說清楚自己並不追求結婚生仔的生活。一個月後我才知道，爸爸也沒有趁最後機會，把埋在心底的話跟我道明。

後來，爸爸又跟媽媽和從大陸趕來的兩位姐姐講遺言，他著我們「好好生活」，不要太傷心。爸爸越說，聲音越少，後來更閉眼休息。我以為死亡就是這麼一個「油盡燈枯」的緩慢過程，但當死神來到，疼痛令爸爸變得很有力。他跟說遺言時判若兩人，在床上不斷翻來覆去，仿佛一切只剩疼痛。

「癌症病人不該受疼痛之苦，他們有擺脫痛楚的權利。以治療消除痛楚，正是重視病人這項權利。」世界衛生組織這麼論及臨終照護時減輕癌痛的必要。但再猛的止痛藥也有時限和極限，爸爸不斷命令我們找護士開止痛藥，「有責任我背」。我們一開始真的去找，但護士說開藥有指引，按時就開；後來爸爸再催促，我們只好佯裝去問，謊稱再忍多一會就會有藥。

看到至親受苦，我算是明白什麼叫「煎熬」和「無力感」。我不忍直視，很想離場，但只能在病床邊發抖、陪伴、安慰。然而安慰的效果成疑；又或者說，再厲害的安慰也比不上一針令爸爸安睡兩小時的鎮靜劑。

這時一個現實的問題是，我們不知之後發生什麼，但已身心俱疲，猶豫不決是否回家休息。我問護理員姨姨，類似的病人多久才離去。「很難說的，有人是幾天，有人是一兩個星期，還有些人是幾個月。」病房的悲喜並不相通，這位姨姨正在刷淘寶看衣服，被我問到才放下手機，我聽到回覆後心涼了半截。

我們繼續留守，只是最後仍有遺憾。在清晨時段，爸爸在病床翻轉，醫院職員著我們暫時出外，他們要清潔病房。隔了一會，護士說病人快不行了。我們回到病床，爸爸已不能說話，眼睛半閉，呼吸和心跳緩慢地消退。

護士拉上布簾，媽媽調高唸佛機的聲音，我們一家人圍在一起，就這樣，我們目送爸爸走完最後一程。

每個人的功課

在這幾個月，我和爸爸常常一起坐車。首先是看醫生的的士，後來是急救的救護車；之後是移送遺體的靈車，最後是帶骨灰回鄉的包車。

在香港做完佛事後，我們又在鄉下找道士做了一場法事。喃嘸師傅是儀式的當然權威，單向指令，所有事情都被推著走，我感到戰戰兢兢，唯恐犯錯被說，不是很喜歡。見到家族成員，我原想把這幾個月的經歷說出來，但儀式一片忙亂，根本沒有好好說話的機會。我後來才意識到，傳統喪禮的重要之事不在言說和紀念，而是祭祀。

喪禮最重要的環節是下葬，爸爸的山墳在縣城的城郊。那天下著雨，我們踩著泥濘的山路，穿過重重灌木草叢和別人家的墓穴，來到爸爸的新居。這裡也是陳氏的祖墳，背山面水，我已多年沒來。在道士的喃嘸下，我捧著一隻雞公鞠躬拜祭——牠和我們一樣，這幾天在燒衣的嗆鼻和嗩吶鑼鈸的吵耳下，在束縛之中參與了喪禮的不同環節。這是我第一次觸碰公雞，牠身體發熱，長滿羽毛，不容易捉緊，最後拉了我一身雞屎。

當所有的儀式完成，我們才終於鬆一口氣。在纓紅宴上，親戚間互道家常，相談甚多，反而我難以插話，像是家族的陌生人。然而我也聽到自己的身世之謎，以及爸爸沒有和我說的心裡話。我的誕生在兩個姐姐之後，那時候爸爸因為生了女兒被大隊幹部笑到臉黃，抬不起頭做人。後來，爸爸和媽媽才終於懷上了我，但因為「走計生」而藏匿在多個親戚家，唯恐被婦女主任抓到落胎。到我出生，媽媽便被強制上環。

堂哥跟我說，爸爸找他串門子，談起一生人最後悔的事。這件事是送我到香港，令我心往外跑，不然我會留在縣城，每天一起喝茶，找份安穩的工作，早婚早育，生一兩個小孩給他帶。在旁人口中聽到爸爸的心裡話，我既恍然大悟，也心存感激，很感謝爸爸沒有在我面前直接道明，給我壓力。

我相信，我們都是歷史、環境和經驗的產物，但我們不止於此。爸爸對我的偏愛，一半是父權制度的紅利，另一半是他由衷希望我快樂自由地成長。但我們都有自己的功課，爸爸大概已心滿意足，完成了父權宗族交給他的功課；然而我實在無法繼續他的功課，大人的父權文化期望不是我的目標、我的功課。

最近我突然想到，多年來我都沒有認真看過爸爸的朋友圈貼文。於是我開始爬梳，有段時間他轉載健康保健資訊，有段時間他轉發民族主義小號，有段時間他轉載風水命理，但最底下的第一則貼文是關於我的，多年以前我還點讚。這則貼文是爸爸在10年以前拍了我在報紙寫的文章，但沒對上焦，還反轉了，貼文寫著「傑仔發表的文章」。

我早已忘記，多年以後潸然淚下。

「生活不是我們活過的日子，而是我們記住的日子，我們為了講述而在記憶中重現的日子。」僅以馬奎斯（García Márquez）的這句話，紀念我和爸爸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