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爺，過來裝支大香先。」

当堂倌用柔亮的声线着我装香，我听到这个封建的称谓，愣了一下。 普通人家如我，从未被这样称呼过。

但也是这句话，开始了父亲在万国殡仪馆的丧礼：一个普通人的丧礼，一场祥和的超度佛事，一个我与父亲关系的节点。

灵堂上的一头是爸爸的遗照和灵位，下面是一张放有佛像和佛器的长台，和尚和助念团带着我们一起念佛诵经。

“又舍利弗。 极乐国土，有七宝池，八功德水，充满其中，池底纯以金沙布提。 四边阶道，金、银、琉璃、玻璃合成。 上有楼阁，亦以金、银、琉璃、玻璃、硨磲、赤珠、玛瑙而严饰之。 池中莲花大如车轮，青色青光、黄色黄光、赤色赤光、白色白光，微妙香洁。”

拿着《阿弥陀经》，这是我第一次吟唸佛经，不求甚解。 在裊裊的佛音中，我感到哀伤、平静，时而回想起父亲的种种，时而走神想像那个阿弥陀佛接引的极乐世界，那里佛光普照，有美丽的宝物、悠扬的音乐、绚烂的鸟儿…..

佛说众生皆苦，死亡是往生，也是解脱的契机。 或许父亲在癌痛中离去是解脱，然而死亡也是父子关系不可逆转的终结。 我与爸爸共存于世三十年，但直到父亲确诊癌症，我才第一次把生活的重心放在他身上，密切地相处了几个月的时间。 父子两人的距离，既近且远，直到死亡把我们永远分开。 我在思考这些距离的时候，理解爸爸的人生，也在领悟自己的人生。

看医生的临界点

人不舒服到什么程度才会看医生？ 又会看什么医生？

一年前，爸爸从县城老家下来香港长住，他说自己水土不服。 不是强烈的不适，而是“微肚泻”，排便的次数增加，粪便变幼，就像平日肠胃不适一样。

在爸爸的人生经验中，再不舒服在家熬几天就会好转，又或是看一下中医，吃些中药。 除了仅有两次被我们敦促去做身体检查，他从未进入过西医的体系。 爸爸常常开玩笑，说自己“百毒不侵”，现实是他确是家中较健康的那位，虽然吸烟多年，几年前的身体检查数据也比同龄人优秀。

这是我后来才想起的事，那些天我甚至没对他的不舒服太上心，只知道妈妈叫他看医生，他去了看楼下的中医，说是湿热之类，但情况没有太大改善。 直到后来我裁员失业在家，和爸爸相处渐多，才越想越不心安，终于“扚起心肝”（下定决心）带他去看西医。

起初爸爸不情愿，后来一起去看楼下的家庭医生。 这次看医生的经历爸爸不太满意，认为医生只是简单开肠胃药，还不能药到病除，好像更加佐证他心中“西医无用”的看法。 但这次看病留下一条尾巴：我们参加了政府的大肠癌筛查计划。 几天之后，诊所来电，说大便隐血测试呈阳性，我们又回到了诊所，在家庭医生那里拿肠胃科医生的转介信。

“伯伯，你看起来健康、有精神，吉人自有天相，祝你早日康复。” 临走前，家庭医生这样说。 他真是一位懂安慰人的医生，但我不喜欢他叫我爸爸做“伯伯”，好像叫老了许多。

癌症与我们的距离

从家庭医生转到肠胃科医生，地点从楼下到尖沙嘴商厦，我们找了一会才来到诊所。

“我谂你应该都几唔舒服，我在肛门附近摸到个约3CM的组织。” 肠胃科医生为父亲探肛后说。

“是吗？ 我本来有痔疮，也没有很不舒服呀。” 爸爸说。

医生隐晦地说，爸爸有机会生“过啲野”（肿瘤），然后解释接下来要做哪些检查，可能做哪些治疗。 我强忍着震惊，一边消化情绪，一边消化信息要点。 离开前，医生问爸爸有没问题，他说没有，只笑着说，“看你的表情，好像好严重。”

回家途中，我神情恍惚，去街市买了条鱼回家蒸，但我和妈妈都不太吃得下，反倒是爸爸一如既往，大口大口地吃饭夹餸，只是当晚戒了抽了50年的烟。

晚饭后，我下楼再吃了一份麦当劳：在家人患癌的日子里，我一头栽进垃圾食品的致癌油脂中。 此后我不时去楼下的麦当劳：我害怕回家，我害怕吃饭，我害怕听到爸爸去完厕所马桶冲水的声音。

陷入深深的自责和不忿，我竟有点迁怒于父亲最早的医疗接触点：楼下的中医师，你把脉开方没问题，但可否也提醒一下病人，有不舒服可以做检查，何况政府有免费的筛查？

几日后照完肠镜，父亲的大肠癌明确无误，只是还不确定分期。 在法国医院的病床上，父亲揉着眼睛的穴位，淡淡说了一句：“乜今次咁大镬呀。” 而我拿着肠镜的照片，第一次直视肿瘤：一条圆形的肠道，肠壁黏附了黑色的丑陋肉块，上面还有些黏液。

或者人总会想到说法让自己好过。 事到如此，与其问怎么会这样，不如问发生了之后怎么办？

我是一个资料控，开始疯狂查阅大肠癌资料，到癌症的 NGO 查询，加入各种病友群组，然后发现自己对“万病之王”癌症真的一无所知。 当我看到资料说大肠癌是“幸运癌”，是少数可以预防的的癌症，而港府早在2018年就推行大肠癌筛查计划，我觉得自己被掴了一大巴掌：我自以为关心时事，但明明政府有宣传，为何我视而不见？ 为什么我会觉得癌症与我无关？

突如其来的恶疾带来众多的不确定–病情的不确定，心理状态的不确定，医疗开支的不确定。 我渐渐明白，看医生是要学习的，这是一个项目管理的过程。 但无论如何，我都希望在照顾病人需要和感受下，做出知情同意、符合家庭开支的合理决策。

然而我们并不那么同步。 我无法感知父亲的身体变化，而他也没有翻阅我从癌症NGO拿回家的资料小册子，说“看来都没用”。 在确认癌症分期的前一个晚上，我第一次备稿和父母谈话，讲解大肠癌的知识和可能面对的情境。 “之后我们可能会更频繁进出医院，一方面像是打仗，另一方面学习与癌症共存，总之有什么事我们一起面对。”

爸爸也敞开心扉，表明立场：“你不要以为我把生死看得很重，医得到就医，医不好就不要医。 我能活到快70岁已经很幸运，我最反对是倾尽所有，只为延长多一两年寿命。”

第二天结果揭盅。 我们虽已接受患癌这个现实，但最后的结果仍比想象中更差。 PET扫描的结果显示：肠癌4期，扩散淋巴和肝肺，存活率只有10%。

不是“别人家的小孩”

突然之间，我和爸爸的相处像是时空压缩，所有的相处都是倒数。 在不安定的日子里，一段记忆的追溯首先展开：我和爸爸如何走到了今天，又该怎样共度余生？

我和爸爸是截然不同的人，但我们都出生在华南地区的同一条县城“城中村”：他1950年代末，我1990年代初。 在毛时代出生的父亲，听他说儿时很穷，有6位兄弟，3位早逝，另外3位因爷爷的国企工人顶班而时有吵闹。 爸爸从来不在顶班的候选名单，因为爷爷觉得他“搵到食”，天生是一名手艺人，不必靠国家的铁饭碗。

高中毕业后，爸爸一直接些木工、装修和机械的工作。 到我出生时，他和伯父开了一家小型的木工厂，并诞下两位姐姐。 我能追溯到最早的爸爸记忆，是他的摩托车声音。 每到中午和傍晚时分，他下班回家，摩托车没到家门口我就闻声出门，大喊爸爸，抢先报告小孩眼中的大事趣事。 有一次家里晚饭买了盐焗鸡翼，爸爸加班迟迟没回家，我们先吃。 到他的摩托车声出现，我冲上前兴奋地说，“我们剩了只鸡翼给你”，爸爸笑着说“那你吃吧。” 那种惊喜，至今难忘。

另一個食物的童年記憶，是縣裡新開了一家快餐店，爸爸逗我說薯條很熱氣，吃了喉嚨會噴火。最後我們去吃：薯條炸得香脆好味，但我沒有噴火，感到被騙。

在县城的中小学读书，我不是称职的小镇做题家，成绩中规中矩，不是那种让父母脸上有光的孩子，但爸爸并没有给我很大压力，让我和别人家的小孩比较。 我不知道爸爸哪里来的开明想法，说小孩子有“自尊心”，家长整天比较孩子的成绩，那大人小时候读书的成绩是不是也很好呢？ 现在又是不是比其他人学历更高、赚更多钱呢？ 既然不是，那为什么要比较小孩的成绩？

倒是我萌生过比较父母的意识。 小时候邻居的家更漂亮，我羡慕。 到小学高班和初中，我察觉到班上有些同学家庭条件更好，他们穿名牌、有车接送，多才多艺，还四处旅游，接触的世界更广阔，但我家不是：爸爸一直很忙，他也没有“亲子活动”的概念，没怎么带我去玩，却也不太管教我，给了我莫大的自由。 长大之后我才知道，县城有两类让人艳羡的阶级，一种是体制内的官员和公务员家庭，另一种是小镇大企业的亲属，这些同学大概是县城精英阶层的子女。

不过父亲也给了我虚荣的感觉，那是我们第一次搬家。 在县城刚兴起商品房的时候，我们家搬到了新建的小区。 对小孩来说，每次搬家都可以是创伤，爸爸第一次跟我说搬家时，我还大哭了一场，无法想象离开邻居玩伴的世界，而他却在一边逗我玩。 但搬家不久，新屋的虚荣感已盖过不舍。 同学说我家的小区漂亮，喜欢到我家玩，而我也在小区找到打篮球和乒乓球的快乐。

从县城到我城

大概成长是一个和父亲疏远的过程，尤其是在我15岁那年，爸妈希望我有更广阔的发展，做出一个重大的决定：妈妈带我到香港读书，爸爸则留在县城。

香港是外公战前移居过来的地方，我只在暑假来玩，如今我却要和朋友分开，开始新的读书生活，我感到孤单，尤其是早期我连电脑都没有。 直到现在，妈妈仍有怨怼，不解爸爸为何要我们住劏房，捱世界，没有和母子俩共度难关。 就算后来工厂倒闭，爸爸也一人留在家乡，偶尔才过来探望我们。

但我很快适应父亲隐退的日子。 在那个年纪，我已经很少和爸爸说心事，甚至与他同时在场，我也未必觉得舒服自在。 不过爸爸每次来港，都会改善伙食。 在乡下，他会炆好鸭肉或羊腩，然后急冻入袋带来香港。 我觉得寒酸，但能多吃一碗饭。 来到香港，他也把家居积累已久的大小烦恼解决，清理淤塞的锌盘、修好洗衣机。

虽然初期有过迷惘，我很快认识到新朋友，适应了香港的新生活。 固然香港也是应试教育，但这里的应试教育有多一点的思考空间; 在县城成绩平平的我，竟在香港找到学习的乐趣和成功感。 我仍记得，中三的历史老师放学后留下我和其他同学，围在一起阅读材料和讨论问题。 那时探讨的问题我铭记于心：面对社会罪恶问题，如赌博和娼妓，港英政府是否只能透过“合法化”这种手段回应？

这种学习新知识的快乐，偶然我也跟父亲分享。 尤其是六四事件，我看完教协的解说短片，像是发现天大的秘密，回乡就给爸爸说，他也好像颇认同影片的内容。 后来不知何故，他还说起自己的县城文革经历，说那时候年纪小，第一次看到武斗杀人，吓得尿裤子和发烧。

在中六那年，我要准备考DSE，那是一试定生死的重要时刻。 印象中爸爸来港更频繁，住了一段长时间，为我做好吃的饭菜。 有一天，我在家做中文科“文学与电影”的功课，看《祝福》的电影，爸爸见到后说，自己小时候也读过《祝福》，“祥林嫂被封建礼教逼死嘛”，然后我们一起谈论起鲁迅来。

也许有了这些零碎的对话，我一度以为我们父子俩对话不多，但有些价值和想法可能是共通的，或者至少是可以对话的，直到2014年的雨伞运动。 我不记得我们是怎样吵起来，唯一记得的是我当晚在朋友圈转了马岳一篇时文的节录，觉得那就是写爸爸：“有些人，可能一辈子都未曾真正为了理想做事，每次做事都计较利益和利害关系，于是他们见到有很多人长期投入一个自己似乎没有直接得益的运动，有人会捐出大量物资（哪怕只是清水）支持，便觉得一定是背后有神秘组织力量有不可告人的阴谋和目的。”

但我觉得这样说太伤人，很快就删贴了。 回过头想，这次吵架或者也没有很重要，在运动平息后，我们回到各自的日常，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 不过我确实把某个部份的自己关闭了，也越来越少回乡，每到大时大节都游历世界，到台湾、东南亚、欧洲。

如今我拼命回想，都想不起2014年后那几年有什么深刻的父子记忆，只记得他给了我一笔钱去欧洲做交换生，和妈妈去了我的大学毕业礼，然后毕业后没对我的 NGO 工作有任何评判——当然我也没有认真说过，我到底在做些什么工作。

一家团聚的不惯

在2019年和2020年新冠疫情后，我和爸爸只在手机屏幕偶尔见面，印象很模糊。 解封后，世界翻转了几次，阔别多年的我终于有机会回乡，近乡情怯。

那段时间，我找了一份朝九晚六的金融工作，在爸爸看来也许终于是收心养性，重回正轨，下一步就是结婚生仔。 在县城的亲戚饭局上，我一人面对一桌久未见面的亲戚，他们群起催婚催育，着我为陈氏添丁，我只敷衍虚应过去，没有反驳。 爸爸没有加一把嘴，但我知道亲戚所说正是他所想。 那桌饭我吃得膛目结舌，不单因为全场的催婚催育气氛，还因为我很久没有听过如此重男轻女的厌女言论，“隔离街的陈老四，卖水果赚了几层楼。 但又有什么用呀？ 他只有两个女，钱都给了外人。” “以前我觉得生仔生女都没所谓，但年纪越大，越觉得还是生仔好。” 同场有很多小女生，而大人们毫不顾忌。 原来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

最后我只在乡下留了几天，就匆匆回港，趁还有假期赶回香港法庭旁听。

几个月后，轮到爸爸来香港。 这次不一样，他决定到香港长住一段时间。 那天我放工回家，忘了爸爸来港，我还真不习惯，毕竟厅里的沙发本是我坐在上面看书，现在变成爸爸在躺平听有声书。 然而爸爸的到来，一如既往改善家居环境。 我囤书成癖，家里四周堆满书。 他便买了些木板，在家又刨又锤又凿，忙了几天做了一个挂墙大书柜，把书本都安放得妥妥贴贴，只是后来腰痛了一星期。

一家团聚后，其实我们都不知道怎样建立有连结的家庭生活。 我发现，在乡下和爸爸相处更加舒服自然，但在香港，却好像有更大的隔阂。 爸爸在港过着比较“封闭”的生活， 他对香港的地方没有太大兴趣，也不想一起出外吃饭和游玩，每天在家是睡觉、听有声书和买菜做饭。 我们问他为何不找同乡去玩，他说“别人都要返工。”

而爸爸的伴侣，我的妈妈在港多年，已建立起自己的社交生活。 有一周时间，我和妈妈甚至各自出远门旅行，独留爸爸在家。

在新年前，我算是找到一项可以全家参与的活动：写挥春（春联）。 记忆中爸爸写的字很硬朗好看，于是我买了可爱的猫猫红纸给爸爸写。 下笔那一刻，我便发现那不是我记忆中的字体。 爸爸说已多年没写字，快连字也不会写，遑论写得漂亮。 但经过试笔练习，爸爸到底在肥猫的肚子上，写上“身心舒畅”几个大字。 我很喜欢，把它贴在厕所的门上。

只是当时不知道，几个月后，我又把它撕了下来。

我们都是喜欢观察的人

确诊那晚，从肠胃科医生诊所回到家，我们仨坐下来如常晚饭，但我们知道，熟知的生活已然结束。

一团愁云住进了我家，但日子还是要过，每个阶段都有每个阶段的事。 我看到一个癌症病人的贴切比喻：“就好像坐在一艘小船上，有人告诉我前方有个瀑布，上岸不可知，但他妈我不知道这个瀑布到底有多远。” 其实我们的人生，又何尝不是这样？

接下来的日子，只能接受治疗，减少痛苦，然后回到做人的基本：尽量吃好睡好，常做运动，维持生活品质。 然而确诊像是按了一个加速键，爸爸的腹痛严重了，睡得不好，消沉了很多，但看病却是慢动作的等待：排公立医院新症要一周，到真正开始治疗还要再等一个月。

这样漫长的等待，像是把不安、恐惧、焦虑拉长的过程。 我们又去看了私家肿瘤科医生，当作是看政府医院前的医疗意见。 我永远也记得那位女医生，她用坚定的语气跟我们说：“年纪大当然会病。 情况是严峻的，但有得医，我们一起医。” 在希望匮乏的日子里，这位女医生的话弥足珍贵，稍微驱除头上的乌云。

不过她也带来另一些困惑。 没有人想捂着银包看医生，但现实是我们最后要回到公立医院才能负担。 她的诊所翌日就可以开展治疗，方案是化疗加标靶药，一个疗程的化疗药要30多万，而标靶药还要另做一个大概两三万的基因测试，后续的标靶药价格更贵。 这个方案可以衔接到公立医院吗？ 医生说可以。 那公立医院可以做基因测试，把检测费用省下来吗？ 她不知道。

在求诊过程中，我才明白，公私营医疗中间有信息的鸿沟，私家医院不知道公立医院的情况，政府医院也不清楚私人医生的情况。 寄望在两边医疗体系治疗的病人，常常都有这样那样的障碍。

回到家中，我重拾斗志，才想起没有问医生拿具体的药物名称，难以做进一步的资料搜集。 但爸爸没有那么乐观，反而有一种清醒：“她是私人执业，要赚钱，当然说有得医。” 我们还是等了一星期，见到公立医院医生才决定治疗方案。 在这期间，恰好是爸爸的生日，我们一家人终于去玩，拜天坛大佛。

那一天，我们仨坐观光缆车上去，妈妈忙着拍大屿山的风景照，爸爸则一边抬头观察缆车，一边跟我讲解他的发现。 我已经第三次坐昂坪360缆车，经爸爸提点才留意到缆车原来有两条缆，一条拉动，一条承托。 我突然意识到，其实我和爸爸都是喜欢观察事物的人，只是他喜欢观察器械，而我喜欢观察人类社会。 后来，我们还吃了豆腐花和斋饭，登顶天坛大佛，爸爸又跟我说天坛大佛的结构和工艺，推断这庞然大物是如何拼装上去。 我觉得很好玩，有种小时候听爸爸讲故事的快乐。

也许我们太早出门，爬楼梯又消耗体力，回家后我们饱睡了一个午觉：这次旅程特别完满和美好。

差一点说“为你好”

几天后，我们终于见到政府医院医生，正式进入公立医院的体系。 虽然等了两三个小时，但这位政府医生很耐心、透明，给了我们一份清晰的治疗方案，又安排了基因测试，转介医务社工申请标靶药津贴。

未來雖不可知，但一切彷彿都可以按部就班，只是政府醫院開始治療還要再等一個月。我們只好拿著方案，首先到私家醫院開始第一次化療，然後在公立醫院銜接治療。化學治療是吊針和吃藥，一開始比想像中順利，爸爸回到家還說腫瘤沒那麼痛，振奮地說第二天可以做運動了。

於是我訂了幾天後的球場，想和爸爸打球，但最後變成我和媽媽對打。吃了一段時間化療藥，舊症狀加上副作用累積，爸爸開始感到頭暈、反胃，腹痛、腸胃紊亂。原本午飯是爸爸做給我吃，他也吃得比我多，現在卻連下床都好累，食量變得很少，令人擔心營養不良。午飯我煮他喜歡吃的山藥麵，恨不得把所有有營養的食材都共冶一爐，幸好爸爸能吃一小碗大雜麵，然後我下午茶再買碗豆腐花一起吃。

我自以為找到一點飲食的竅門，但幾日後當我煮好麵條，正要喊爸爸吃飯，他卻說了一句：「我不吃麵了，想吃小米粥，小米粥養胃。」我當下很洩氣，忍不住內心說了一句，「為何不早說呢？」當然我很快就煲了一鍋小米粥，爸爸能吃下，只是我又擔心營養太過單調。

伴隨著病情的轉差，爸爸的脾氣越來越差，說話很惡，難以平和溝通，我有點害怕。有一天我們叫他吃飯，他大聲地說，「都要吃得下先得，你們不明白我！」其實爸爸說得對，我真的無法體認他的痛苦，莫說是癌痛，平日女性朋友的經痛我也難以感同身受。

但我有時還是生氣，媽媽悉心照顧爸爸，但他常常對媽媽頤指氣使，還發媽媽的脾氣，而不是同為照顧者的我。我安慰媽媽，沒想到她跟我說了一個秘密：多年以前，我還未出生，爸爸對她的脾氣就這麼差；直到我出生後，媽媽才母憑子貴，獲得更好的對待。我無言以對。

對不舒服的病人來說，平日普通不過的活動都變得舉步維艱。去醫院尤其艱難，從搭車、排隊、見醫生到取藥，每一步都要等。第二次去公立醫院，爸爸的情況差了很多，在醫院的時間簡直如坐針氈。到終於見到醫生，他也只是流水作業問了幾句，然後開一堆化療藥和各種緩解症狀的藥物。我說擔心爸爸營養不夠，醫生便給了我一張營養師的轉介單張，說排隊要一個月。

醫院的冷氣很凍，爸爸即使身穿羽絨背心，也難以忍受。後來我才想起，化療藥的副作用正是對冷特別敏感，那種凍的感覺直入骨髓。

看完醫生後，又等了很久才見護士和拿藥物。期間一直沉默不語的爸爸突然問了一句，「其實我們在這裡幹什麼？」我愣了一下，意識到這是一個認真的問題。我說，我們將繼續化療，現在等醫院安排下一兩個月的治療日程。

「既然醫不好，為什麼還要醫？」爸爸晦氣地說，「不過你們一定不肯，你們要負責！」

我差點回一句「這是為你好」，但我確實被這個問題難倒，更確切說是不知如何回應爸爸的不安：原來作為病人，爸爸感知到的是身不由己，自己是疾病的局外人。於是我陷入深深的自我懷疑：我們看病的過程是否有充分的知情同意呢？還是我將自認為正確的做法套在爸爸身上呢？

看到醫生安排的治療日程，每一兩個星期就要抽血、看醫生、化療，我感到頭痛不已，無法想像怎樣再帶爸爸來醫院。如果治療癌症是一場戰爭，那麼當事人已經軍心動搖，意志渙散。

後來我才思考，其實打仗是不是一個恰當的治癌比喻呢？因為經常搜索癌症資訊，神奇的演算法推送一些抗癌勇士的故事給我，他們樂觀、積極、勵志，像是無所畏懼的正能量戰士。我有一念想過，爸爸怎樣才能這樣？但我慢慢明白，在巨大的病痛面前，憤怒、厭惡、退縮才是常態，迎難而上固然是美好的品質，但不應該是對病人的要求吧？

仿佛一切只剩痛

正当我为前路焦头烂额之际，形势急速恶化。 爸爸看完公立医生后，持续癌痛，伴有严重腹泻。 我多次提出去医院，但他听到医院两字就害怕，强硬拒绝，只想留在床上。

又一次，我們誤判了看醫生的時機。在家磨了兩三天，我們才叫救護車去醫院。醫生很快注射了止痛藥，爸爸恢復精神，我鬆了一口氣，然而到傍晚時分，護士突然打給我，說病人尿很酸，急性腎衰竭，問緊急關頭做不做心肺復甦。我知道爸爸不強求續命，強忍著震驚道「傾向不做」，後來知道爸爸還清醒，改說「看病人意願」。

我渾身發抖下來到病房，到病房看到爸爸卻有一種反差感。儘管鼻子和腰間都插上管道，他還很精神，不像是鬼門關前的人。看到我來，爸爸熟練地調整病床，還跟我說期病床的機關原理。我問及急救的決定，他語氣間竟有一絲輕快，「千萬不要，快快就好。」爸爸還能流暢說話，我問他要不要和親人朋友通話，他說「不用啦，沒什麼好說的。」

自確診以來，我屢次問爸爸要不要和親人朋友交代一下，但他一直不說。至今我仍然不解，究竟是恐弱，對死亡的忌諱，還是其他個人經驗和社會文化，令爸爸始終不願啟齒半句。後來我逐家報喪，每個親戚的第一反應是「這麼大件事幹嘛不早說」，聽起來像有怪責的意味，我有口難言。

但我和爸爸還是有好好道別。在父子倆的最後談話，爸爸顯得從容，他叫我不要太傷心，說「你像我一樣，喜歡看小說，是感性的人。」他說自己這輩子「沒什麼遺憾」，不責怪我還沒結婚生仔，「一切順其自然就好。」憶起往事，他很得意於從小就給我零用錢，也得意於一直對我放養，給我自由發揮。我只表示感謝，謝謝他在我小學時搬去小區，到我中學時又送我到香港，讓我有機會找到自己的興趣。

談起身後事，爸爸想葬在鄉下，說一來可以和親兄弟葬在一起，二來想我對家鄉有「念想」，每年都回鄉拜祭。最後，爸爸還交代了一些舊屋的水電雜事，就像一個要出門遠行很久的旅人。

父子倆相處了30年，最後30分鐘便說完要說的話。我並沒有趁最後機會表明心跡，說清楚自己並不追求結婚生仔的生活。一個月後我才知道，爸爸也沒有趁最後機會，把埋在心底的話跟我道明。

後來，爸爸又跟媽媽和從大陸趕來的兩位姐姐講遺言，他著我們「好好生活」，不要太傷心。爸爸越說，聲音越少，後來更閉眼休息。我以為死亡就是這麼一個「油盡燈枯」的緩慢過程，但當死神來到，疼痛令爸爸變得很有力。他跟說遺言時判若兩人，在床上不斷翻來覆去，仿佛一切只剩疼痛。

「癌症病人不該受疼痛之苦，他們有擺脫痛楚的權利。以治療消除痛楚，正是重視病人這項權利。」世界衛生組織這麼論及臨終照護時減輕癌痛的必要。但再猛的止痛藥也有時限和極限，爸爸不斷命令我們找護士開止痛藥，「有責任我背」。我們一開始真的去找，但護士說開藥有指引，按時就開；後來爸爸再催促，我們只好佯裝去問，謊稱再忍多一會就會有藥。

看到至親受苦，我算是明白什麼叫「煎熬」和「無力感」。我不忍直視，很想離場，但只能在病床邊發抖、陪伴、安慰。然而安慰的效果成疑；又或者說，再厲害的安慰也比不上一針令爸爸安睡兩小時的鎮靜劑。

這時一個現實的問題是，我們不知之後發生什麼，但已身心俱疲，猶豫不決是否回家休息。我問護理員姨姨，類似的病人多久才離去。「很難說的，有人是幾天，有人是一兩個星期，還有些人是幾個月。」病房的悲喜並不相通，這位姨姨正在刷淘寶看衣服，被我問到才放下手機，我聽到回覆後心涼了半截。

我們繼續留守，只是最後仍有遺憾。在清晨時段，爸爸在病床翻轉，醫院職員著我們暫時出外，他們要清潔病房。隔了一會，護士說病人快不行了。我們回到病床，爸爸已不能說話，眼睛半閉，呼吸和心跳緩慢地消退。

護士拉上布簾，媽媽調高唸佛機的聲音，我們一家人圍在一起，就這樣，我們目送爸爸走完最後一程。

每个人的功课

在这几个月，我和爸爸常常一起坐车。 首先是看医生的的士，后来是急救的救护车; 之后是移送遗体的灵车，最后是带骨灰回乡的包车。

在香港做完佛事後，我們又在鄉下找道士做了一場法事。喃嘸師傅是儀式的當然權威，單向指令，所有事情都被推著走，我感到戰戰兢兢，唯恐犯錯被說，不是很喜歡。見到家族成員，我原想把這幾個月的經歷說出來，但儀式一片忙亂，根本沒有好好說話的機會。我後來才意識到，傳統喪禮的重要之事不在言說和紀念，而是祭祀。

喪禮最重要的環節是下葬，爸爸的山墳在縣城的城郊。那天下著雨，我們踩著泥濘的山路，穿過重重灌木草叢和別人家的墓穴，來到爸爸的新居。這裡也是陳氏的祖墳，背山面水，我已多年沒來。在道士的喃嘸下，我捧著一隻雞公鞠躬拜祭——牠和我們一樣，這幾天在燒衣的嗆鼻和嗩吶鑼鈸的吵耳下，在束縛之中參與了喪禮的不同環節。這是我第一次觸碰公雞，牠身體發熱，長滿羽毛，不容易捉緊，最後拉了我一身雞屎。

當所有的儀式完成，我們才終於鬆一口氣。在纓紅宴上，親戚間互道家常，相談甚多，反而我難以插話，像是家族的陌生人。然而我也聽到自己的身世之謎，以及爸爸沒有和我說的心裡話。我的誕生在兩個姐姐之後，那時候爸爸因為生了女兒被大隊幹部笑到臉黃，抬不起頭做人。後來，爸爸和媽媽才終於懷上了我，但因為「走計生」而藏匿在多個親戚家，唯恐被婦女主任抓到落胎。到我出生，媽媽便被強制上環。

堂哥跟我說，爸爸找他串門子，談起一生人最後悔的事。這件事是送我到香港，令我心往外跑，不然我會留在縣城，每天一起喝茶，找份安穩的工作，早婚早育，生一兩個小孩給他帶。在旁人口中聽到爸爸的心裡話，我既恍然大悟，也心存感激，很感謝爸爸沒有在我面前直接道明，給我壓力。

我相信，我們都是歷史、環境和經驗的產物，但我們不止於此。爸爸對我的偏愛，一半是父權制度的紅利，另一半是他由衷希望我快樂自由地成長。但我們都有自己的功課，爸爸大概已心滿意足，完成了父權宗族交給他的功課；然而我實在無法繼續他的功課，大人的父權文化期望不是我的目標、我的功課。

最近我突然想到，多年來我都沒有認真看過爸爸的朋友圈貼文。於是我開始爬梳，有段時間他轉載健康保健資訊，有段時間他轉發民族主義小號，有段時間他轉載風水命理，但最底下的第一則貼文是關於我的，多年以前我還點讚。這則貼文是爸爸在10年以前拍了我在報紙寫的文章，但沒對上焦，還反轉了，貼文寫著「傑仔發表的文章」。

我早已忘記，多年以後潸然淚下。

「生活不是我們活過的日子，而是我們記住的日子，我們為了講述而在記憶中重現的日子。」僅以馬奎斯（García Márquez）的這句話，紀念我和爸爸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