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仰光到戰地：「我要回到衝突現場去」

【編者按】「不重磅記者自留地」是端傳媒新開設的專欄，由來自不同地區的記者輪值書寫。這些故事也許並不重磅、也非必要，卻是記者生涯中，讓我們心癢難耐、不吐不快的片刻。

這次這篇手記，來自紀錄了四位緬甸女性的戰區生活的記者 Esther J。2021年的政變改變了她的記者生涯。她開始紀錄抗議、殺戮、暴力、革命和戰爭。而她的足跡，也從仰光到泰緬邊境，再到山中的克倫尼邦。

2021年2月，敏昂萊和軍人發動政變。那之後，為了不被軍隊追蹤，我不得不離開在仰光的公寓，開始在城裏不同地方搬來搬去。那時我們每天都在跟進採訪仰光的抗議活動。

那年的2月28日，是我永遠無法忘記的一天。這一天是「奶茶聯盟日」，亞洲各地的「奶茶聯盟」抗議者們發起反緬甸政變的集會。同一天，我來到仰光的赫勒丹（Hledan）採訪抗議活動。

赫勒丹是仰光最繁華的區域之一。那天的抗議現場，來了許多年輕人，他們帶著做好的標語牌。有些人還拿著「奶茶聯盟」的牌子。然而抗議還沒開始，催淚彈就飛入了人群。人們開始散開，幾分鐘之後又聚攏起來。接著又飛來催淚彈，軍警推進，敲打他們的金屬盾牌發出聲音威懾人群。

軍警一上前，示威者就四散跑進附近的建築；軍警一走開，示威者們就又跑出來聚集。就這樣來來回回了大概兩三次。軍警最終對著人群開火了。我親眼看到一個躲在學校柵欄後面的年輕男生被子彈擊中腹部喪生。他的名字叫做 Nyi Nyi Aung Htet Naing，時年20歲。那天在赫勒丹，還有另一名示威者被打死。這是政變後軍方首次在仰光槍殺和平示威者。

親眼看到這一幕，徹底衝擊了我。之前一天，2月27日，我的一位記者同事被捕了。她當時在報導示威抗議。到了3月，軍政府撤銷了5家本地媒體的許可證，我當時工作的媒體位列其中。

仰光不再安全了。我搬去了泰緬邊境。在那裡，我以一種流亡式的狀態工作了一年半。中間我試過用聯合國的緊急簽證去澳洲，但我沒有選擇留下。簽證如今過了期。然後我決定：我要回到衝突現場去。2023年，我搬到了克倫尼邦。

接到端傳媒的約稿後，我立刻想起了兩位女性的故事——一位是素季（Su Kyi）。她是克倫尼民族防衛軍的一位年輕戰士。另一位是南素妙凱（Nan Su Myat Khine），她在「威薩醫療隊」做一名護士。

素季所在的克倫尼民族防衛軍，是緬甸政變後克倫尼邦（也稱克耶邦）規模最大的反抗團體。我起先並不認識她。但和她同屬一支部隊的另一名反抗戰士和我提起過她，那之後我就想著我要了解她的故事。南素妙凱和我更熟一些，我們常常一起去前線。她們的營地在我們隔壁的村裡，我很了解她們現實中的情況和困難。

至於另外的兩個故事，有關在戰爭中失去孩子的一位女性，和一位加入公民抵抗運動（CDM）反對軍人政變的前公立學校教師。我先前就知道一些抵抗運動的教師的故事。他們在政變後做起了藍領階級的工作，同時義務為（反抗軍的）社區學校授課。

我手頭想寫的在戰爭中失去孩子的女性故事，有兩個。一個是多羅希（Dorathy）的故事。她是一位戰爭難民。去年我參加了她的兒子的葬禮，因而我知道她們一家的情況。

另一位女士是三個孩子的媽媽，住在撣邦南部靠近克倫尼邦的地方。她的兩個兒子都加入了抵抗軍，並且都戰死了。第二個兒子戰死後七個月，人們把他的遺骸帶了回來。我覺得她的故事更有書寫意義。但我不認識她。我試圖通過她兒子先前所在的部隊聯繫她。但她沒有回復我。等待兩週後，我沒有繼續聯繫，而是回頭寫了多羅希的故事。

最後一個故事，也就是德德凱教授（Thet Thet Khine）的故事，源於一次偶遇。一次在德莫索西邊的一間街邊小餐館，我在吃魚湯米線（Mohinga）和一些緬甸小吃的時候，遇到了德德凱老師。她和她的女兒開了一家小店。那之後，我和她聊了兩三次，了解到了她的經歷和困難，於是我決定把她的故事寫出來。

這些故事的主角中，我和每一位都做了面對面的訪談。因為軍政府關閉了克倫尼邦的網絡通訊，要通過電話或者互聯網聯繫上她們並不容易。每次找她們的時候，最快的辦法反而是通過熟人去問。而且一旦錯過了信息，就要再聯繫好幾次才能聯繫上。

這其中，每次訪談我們都聊了一小時以上。有幾次回頭整理，我發現有些信息存疑，於是我就再約補充採訪。之後我再把錄音整理成文字檔，然後翻譯成英文。我盡力選擇了比較合適的詞彙，讓英文翻譯的部分貼合原文的意思。

對我來說，因為在一線、在戰區做採訪，要找到這些有衝擊力的女性故事並不困難。在這些日子裡，無論去哪裡，我只需要步出房門，去做採訪，去街邊吃東西，去村子裡走走，就能從草根的群眾那裡聽到許多這樣的故事。

我是在2023年4月來到克倫尼邦西部的德莫索的。那時候我已經做了5年記者。但這是我第一次做戰地報導。我和男友找到了一個被岩石小山和小塊森林環抱的村子，在那裡，我們從一戶村民手上租了一塊地，搭了一間竹子作牆的小屋住了下來。我們還在屋外挖了一個掩體，用來躲避軍政府的迫擊炮炮擊和戰機轟炸。住進戰區兩個月後，我和男友結了婚。

德莫索的地貌和氣溫都和下緬甸的平原不同。春天時，這裡會刮起大風，捲得塵土飛揚。雨季時，黑雲帶來暴雨，街道變成一片澤國。冬季天氣涼爽，白晝時間也相應變短。

2023年5月的時候，我們所在的區域遭遇了嚴重的炮擊和空襲。一開始，我們全部都躲進了旁邊的森林裡，夜裡就睡在森林的地上。但在戶外過夜太可怕了——不僅是蚊蟲叮咬折磨著我們，實際上我們也並不覺得進了森林就一定能躲過空襲。於是我們很快搬回了村子。北邊山裏的三個記者這時候也搬來和我們住——他們的房子被炮擊摧毀了。

供電是我們這些記者的命脈——我們要給筆記本電腦、手機和相機充電。但戰區的電力供應一早就中斷了。我們自己搭設了太陽能電板供電來解決這個問題。但雨季的時候連續幾個月都烏雲密佈，這時候我們就要啟動發電機來供電。

這期間我們的手機還有網絡——直到2023年11月，我們都能接入鄰近的克倫尼邦首府壘固的手機網絡。當然，網絡質量很差，有時候是3G，有時候只有2G，我們還要用上信號增強器來放大這一點點可憐的網絡通訊。就算這樣，要上傳大概20到50mb的文件，也需要搞幾個鐘頭。到了11月，所有的網絡都被切斷了。那時開始我們就只能用星鏈（Starlink）通訊了。但不是每個人都能用得起它——用星鏈的價格，是每個月200美元。

在戰區，危險無處不在。就算不上前線做報導，待在家裏，我們也要面臨空襲和炮擊的危險。我們相信我們挖的掩體能為我們提供安全保護——那是地上挖出的一個坑洞，上面舖了些樹幹。而在前線，每次採訪前我們都要先確定可以尋找隱蔽的掩體，一聽到戰機轟鳴或者炮擊的聲音響起，我們就躲到那裡，臉朝下趴在地上。

在空襲和炮擊之外，我最怕的是被軍政府抓住、折磨或者殺死。去年6月，我們去撣邦南部的莫比耶（Mobye）採訪。當時軍政府佔領了城鎮的大部分區域，很多平民在炮擊和槍擊中喪生。那天我們收到信息，說一支本地救援隊會把被軍政府槍殺的平民遺體帶出來。於是我們便和一群抵抗軍士兵一起騎車進城去紀錄這個場景。在一處路口，一名抵抗軍士兵發現旁邊的一座建築裡有軍政府的士兵，距離我們很近，我們趕緊躲到了樹叢裡。這一幕是我至今為止最恐怖的體驗。萬一當時被抓了或者被殺了會是怎樣？我不敢再想。

8月21日一大早，軍政府連續轟炸了我們居住的村子三次。那是早上4點鐘，我們在巨大的飛機轟鳴聲中驚醒。不到幾秒鐘功夫——我們甚至都來不及躲進掩體——炸彈就落下了——雖然開始時距離我們屋子比較遠，但第三次轟炸時，500磅的航空炸彈直接落在了不到我們100米的地方。還好那時候我們已經躲進了掩體。太陽升起後，我們在屋子附近撿到了一些彈片。幸運的是在這次轟炸中，村裏無人傷亡。我們長舒一口氣。

這次轟炸後，我們用水泥加固了我們的掩體，這樣我們可以在掩體裡過夜，也就更安心一些了。

困難總是很多，但我很滿意於自己能在戰區報導，而不是隔著很遠寫新聞。作為一名記者，能夠了解和紀錄人民群眾的這場抗爭的每個細節，了解和紀錄這場革命的歷史，是無比寶貴的經驗。

這場緬甸人民的革命，在社交媒體上的樣子，和實際在地發生的樣子相當不同。採訪中我能觸及到抗爭者的對話、情緒和行動，從中看到他們的失敗和成功。我可以融入本地人，從而理解他們的鬥爭——他們為什麼流淚，他們遇到什麼難處，他們在殘酷的世界中如何為自己營造開心的時刻。從中，我也學到了很多，尤其是對克倫尼地區的社會、經濟和政治情況增長了很多理解。

我總會忍不住想：如果我死了，那些沒做完的採訪該怎麼辦？我積累的文件和錄音又該怎麼處理？或者萬一我的電腦、手機和文件數據在襲擊中損毀了，該怎麼辦？為此我把所有這些東西都長期放在掩體裡，以保護它們的安全。我也告訴在海外的朋友我的所有密碼，萬一我死了，他們可以接手處理這些檔案。

我也向自己保證說，無論日子多艱難，我也要保持每天記日記，把經歷詳細記錄下來。但願一小塊一小塊的事實，能夠一點點地將歷史記錄下來。

（翻譯：端傳媒國際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