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生活和夢：四位女性經歷的緬甸東部戰地

【編者按】2021年4月。緬軍總司令敏昂萊（Min Aung Hlaing）發動政變推翻昂山素姬（台譯：翁山蘇姬）和全國民主聯盟（NLD）民選政府，屠殺抗議民眾。與此同時，緬甸出現了公務員和政府職員參與的「公民抵抗運動」（CDM）。「民族團結政府」（NUG）和其武裝部隊「人民防衛軍」（People’s Defence Force, PDF）也相繼成立，緬甸各地的多支少數民族也相繼加入到了抵抗軍政府的運動中來，一場革命就此爆發。

2023年底至今，緬甸各地的武裝抵抗持續延燒——「三兄弟聯盟」在10月底發起「1027」行動，若開軍、克欽和克倫武裝在西、 北、東三個方向對軍政府開戰。在緬族的核心區域，「人民游擊戰」正在持續削弱軍政府的統治。

2023年，端傳媒曾經推出重磅深度圖解報導，解析緬甸各地的戰局走向。而在戰局地圖的變化之外，緬甸的內戰與革命，對投身其中的個體而言，則意味著難以承受卻又必須承受的重量。只是這些個體的經歷，少為華語讀者所看到。

位於緬甸東部的克倫尼邦，是緬甸各地抵抗軍政府的戰鬥中最成功，也付出了最大犧牲的區域之一。這一次，我們邀請到了在克倫尼邦紀錄戰事的緬甸記者 Esther J，為我們帶來四位不同年齡和職業的女性在克倫尼邦戰區的經歷口述。這既是她們對個人經歷的主觀陳述，也是對革命和內戰最直接而深刻的感觸。而 Esther J 亦為我們撰寫了一篇手記，介紹她接觸到這四位女性的故事的前後經歷，與自己在戰區做報導的的種種感受。

這些故事也有關最艱難境況下的女性故事、女性經驗，探討女性和政治、女性和國家的關係。因此，我們也將這篇報導列入「女人沒有國家？」專欄。

多羅希，8個孩子的母親

我叫多羅希（Dorathy），51歲，克耶族（即克倫尼族）。我有8個孩子——6男2女，還有3個孫子。政變後，我們流離失所，現在居住在距離克倫尼邦（也稱克耶邦）第二大城德莫索（Demoso）9公里的一個村莊裏。

我的兒子中，有3個都成為了抵抗軍士兵。在克倫尼邦的這場戰爭中，我失去了他們中的兩個。

政變發生近四個月後，也就是2021年5月底，緬甸軍方和當地抵抗力量在德莫索爆發了戰鬥。戰鬥離我們越來越近，我們暫時逃到了村外的稻田裏。在那裏，我們度過了整整一週，偶爾會溜回家拿點吃的。後來，戰鬥打進了我們村——槍聲和炮聲響成一片。我們又跑到村子附近的河灘上過了一夜，這次回不去了——我們眼睜睜看着村裏的房屋被燒燬，於是我們沒有了家。第二天一早，我們一行七人——我、我丈夫、兩個女兒、一個孫子、他的父母，一起搭上路過的汽車前往德莫索西部，除了身上穿著的衣服，我們什麼也沒帶上。

那天是2021年5月29日，我們到達了德莫索西部的一個村莊，一些親戚已經在那裏定居。抵達之後，我們在村民的幫助下，在當地的幼兒園裏建立了一個難民營地。過了9個月，當幼兒園要開學時，我們又不得不搬到村子裏另一個地方。

2022年3月11日，清晨5點鐘，一陣空襲聲將我驚醒，緊接着一通電話，帶來了噩耗：我的第二個兒子受傷了，他們的軍營遭到了空襲。他叫愛德華（Edward），25歲，是一名克倫尼抵抗戰士。兩分鐘後，我接到在醫院工作的女兒打來的電話，她說我需要去趟醫院，然後就掛了電話。一分鐘後，她又打來，說愛德華剛剛死了。

那天早上大約6、7點鐘，愛德華的遺體剛剛被運到我們的一戶親戚家，打算在那裏準備葬禮時，一架戰鬥機飛來，再次轟炸了離我們村子很近的反抗軍軍營。我們非常害怕，只能儘快讓愛德華下葬，沒有時間為他舉行傳統的克耶族葬禮。

一年多後，我的第五個孩子——也是一名抵抗軍戰士——在戰鬥中被炮炸傷。幸運的是，他在住院三天後康復了。

我的可怕遭遇並沒有結束。2023年5月18日，我的第六個孩子弗朗西斯科（Francisco）在德莫索東部遭到軍政府的無人機襲擊身亡。死時只有22歲。

他早年想成為一名警察，在政變前通過了警察入職考試。2021年2月1日，也就是政變爆發的當天清晨，他正準備去機場搭乘飛往仰光的航班，參加警察培訓課程。那天早上，我記得他正整理著背包，這時他對我說，他不想去仰光了，他不知道年輕人還有什麼未來。15天后，弗朗西斯科離開了家，參加了軍事訓練。後來他回到村裏，開始秘密組織地下軍事訓練。

兩個兒子戰死後，我變得非常沮喪。我開始想自殺。但考慮到其他兒孫，我又不得不強忍情緒自己的情緒：如果我死了，誰來照顧他們？

我還沒從兒子去世的打擊中恢復，又一個可怕的打擊襲來。我的一個女兒是一名助產士，她在我們避難的村子裏的一家醫院工作。這次她在一次空襲中受傷了。那是2023年12月11日上午10點左右，村子被空襲和炸彈的爆炸聲震動。當天上午，醫院被投下三枚炸彈。我女兒的背部被彈片擊中受傷。醫生說，彈片正好卡在她的肺部和脊髓之間，做手術可能會致命。而在這次空襲中，醫院的另一名護士受了重傷，失去了一條腿。

在經歷了一系列夢魘之後，每當聽到飛機從遠處飛來，我就會心驚肉跳，擔心我的哪個孩子會再次受傷。我還大概已經患上了醫院恐懼症，開始害怕醫院，甚至不去醫院看望我的近親。可當我被這些想法壓得喘不過氣的時候，我的高血壓就變得更嚴重了，頭也更疼了。因此，我把我自己的時間用做家務和串門塞得滿滿當當，免得自己多想。

村子先後遭受了四次空襲後，學校改了課程安排。現在，我的兩個孫子每週只上三天學，每天只有1.5個課時。在這樣的教學環境下，孩子們怎麼能接受良好的教育呢？而由於醫院在空襲後永久性關閉了，我們也很難獲得醫療服務了。

12月底，到了一年一度撿柴火的時候。我們必須收集木柴留給全年使用。通常情況下，我和丈夫每天拾兩次柴，供家裏使用。每次，我們要花一個小時進到森林裏去找能用做柴火的木頭。為此我們要克服困難爬上全是石頭的山坡，直到山頂，然後把木柴砍下來，用竹籃背下去。

7月到12月，我們偶爾會去農場做季節工。經營農場的人叫我們去，我們就去，然後獲得日結工資。根據需要不同，我們的日薪從5000緬元（約1.5 美元）到7500緬元（2.5美元）不等。去農場的話，我要步行大概一個半小時。7月到9月的三個月是雨季，大雨和溼滑的路面極為糟糕，這段時間對我們來說是最難熬的。有些時候，不管下多大雨，我們每個人都背着5公斤重的化肥袋步行到農場，這段路沒有任何報酬。

無論暴雨還是酷暑，我們每天都要工作8小時。也從來沒有權利選擇什麼時候休息。在寒冷的雨中工作後，我通常會頭痛、咳嗽。有一天，我下班後感冒發燒。我的助產士女兒來了，給我開了藥，打了針。兩天後，我雖然沒有完全康復，但也不得不去上班了——如果我長時間休息，就拿不到工資，也就沒有錢給孫子們買食物和零食了。

我們每天都在為生存而掙扎。由於沒有手機，也沒有電，我習慣在太陽下山後就打開收音機，躺在床上聽廣播。但我從來沒有睡過一個安穩覺。有時我直到午夜才能入睡。這還都是沒有聽到戰鬥機的聲音時。

我們的難民營地有20戶人家，100多口人。有時候有人捐助物資，我們可以得到定量的大米和一些食物。在沒有捐助者或沒有收入的情況下，我就只能向附近的米攤借米。我現在還欠米攤老闆一袋米（108 磅）。有時，我的助產士女兒會把她的津貼分給我一些，讓我買點肉。大多數情況下，我們都是以米飯和搗碎的辣椒醬充飢。間中我們可以在一個人道主義團體開設的流動半價攤位上買到雞蛋和咖喱魚乾。偶爾，我們還能吃到帶骨頭的肉——一個月最多三次。

由於身無分文，我們買不起大多數需要的東西。我們的收入永遠趕不上高通脹。對我來說，我只希望這個國家成為一個和平的國家，所有人都能買到自己想要的東西。

有時我想念家鄉，想念鄉親們，這時候我會想起和平的時候，那已經不存在了的和平。我只求回到我們的村莊，只求平靜地度過餘生。但只有這場革命最終勝利，我們的願望才能實現了。

然而，我們的反抗軍並不夠團結。我聽到廣播新聞報導，在中國調停下，其中幾支部隊與軍政府達成了停火協議，但也有一些抵抗力量誓言要繼續戰鬥，直到打敗軍政府為止。

我不希望這個國家被軍政府統治。我想說，革命者們，請戰鬥下去，直到我們實現民主。我們有那麼多犧牲了的英雄——不僅是我失去了孩子，還有無數母親也失去了孩子。

素季，前線士兵

我叫素季，21歲。我是克倫尼民族防衛軍（KNDF）第一營第三連的一名女性抵抗戰士。

三年前，還沒有在軍事政變的時候，我剛高中畢業。當時我夢想著在公立學校當老師。因為 Covid 大流行，大學關閉了，等著大學開學的時候，又發生了政變，推翻了民選政府。我很絕望。政變後不久，我在家鄉克倫尼邦的首府壘固（Loikaw）參加了抗議活動，之後我就參加了革命。

2021年5月下旬，當時軍政府和克倫尼抵抗力量在德莫索鎮爆發戰鬥。我和另外四位來自壘固同一街區的女生一起決定參加武裝革命。當時我18歲，她們幾個則是15到21歲不等。我接受了為期10天的軍事基礎訓練，成為了一名革命戰士。

開始時，我還不敢參加一線戰鬥，參加革命的主要目的是想要提供些力所能及的支持，比如在炊事和後勤部門幫忙，等等。起初，部隊給我安排了一些諸如監督軍糧，維持軍紀之類的辦公室工作。我要做伙食監督員，記錄相關收入、產出和口糧分發；另一方面，我要監督士兵的睡眠時間，每天早上檢查出勤，檢查是否有人缺勤，一旦有人違反規定，則要登記懲戒。

就這樣過了一年，我發現自己做得相當不錯。於是我的心態開始改變：我相信就算是更難的工作，自己也能做好。於是我決定加入前線戰鬥。

當時是2022年，我渴望在同年8月完成軍事專業技能培訓，然後加入戰鬥。但我的所有男性長官都不允許我這樣做。他們的理由是我是個女的。他們說，正因為我是女性，所以不適合去前線，他們不放心。他們還說，我必須先學習，先要努力達到與男性士兵同等的水平才行。

我盡了一切努力：我告訴自己，別人能做到的，我也一定能做到，如果一次不成功，那就再試一次。對於上級分配給我的任務，我從不抱怨——無論是偵查敵人動向，還是跟隨爆破和技術小組學習、或是協助狙擊小組等等。

我是全營唯一的女兵。去年4月，我意外獲得了一次到德莫索東部戰場歷練的機會。當時我是我們營狙擊小組中的助理，我們執行完狙擊任務，正在準備過夜宿營時，突然在傍晚遭遇了軍政府的部隊。我們立刻和他們交火了。當時我非常興奮，因為我沒想到會發生如此突然的交鋒：我們要尋找掩體，然後向敵人開槍。這是我第一次在前線扣動扳機。天黑前，我們成功地撤出了戰鬥，沒有人員傷亡。有了這次的經驗，我更渴望參加下一場戰鬥了。

接下來的戰鬥發生在德莫索東部的某個地方。那邊全是山地，長途跋涉後我們筋疲力盡。連續四天，酷暑難耐，我們渾身是汗，卻沒洗過一次澡。山裏有很高的懸崖，我想，即使我們能躲過敵人的火力，我們也有可能會不慎從懸崖上摔下來摔死。我還擔心我們會不會缺少飲水或缺少食物。而且，因為戰鬥是在森林裏進行的，所以不可能有廁所，我不得不適應鑽進樹叢中解決問題。

每次我想上前線時，都要和男性長官們抗爭一番。他們的理由總是千篇一律：我是個女的，他們很擔心。但我從來沒有放棄。我一直催他們派我去前線，直到我如願以償。在說服他們之前我會一直嘗試下去。

2023年11月11日，克倫尼革命組織聯合起來發起了攻佔邦首府壘固的「11.11」軍事行動。幾經努力，我終於獲准參加了這場戰鬥。向軍政府統治下的克倫尼邦首府壘固發起攻擊。

壘固戰役令我終身難忘。11月19日，與我的一名戰友在壘固警察局附近的戰鬥中頭部中彈。當時是晚上7點左右，我們兩個人被困在一座建築裡。敵人知道我們在樓裡，於是不斷射擊，子彈像暴雨一樣射向我們。當時我的背部也被重武器打傷。我蹲在牆角，看着倒在我身邊的戰友，子彈打穿了他的腦袋，但他的心臟還在跳動，我當時在想：我該怎麼辦？但我什麼也做不了。我救不了他。我甚至無法把他從那個地方帶出去。一刻鐘之後，在其他戰友的幫助下，我頂着敵人的槍林彈雨，帶着他的槍飛快地跑了出去。幾分鐘後，我們拖出了他的屍體。那是我一生中最可怕的時刻。我也差點丟了性命。

參加戰鬥不僅讓我有過激動的時刻，也給我留下了許多創傷。每次從前線回來，或是開始時夜不能寐的日子裡，我都會感覺到在戰鬥中犧牲的戰友們、同志們在看着我，我都能聽到他們的聲音。這些時候我分辨不出，這些所見所聽到底是真的呢，還是我自己的想象？我認為這是幻覺。我們營前前後後至少戰死了8名戰士。其中有兩個人和我關係很好，一個比我大四歲，他就像我的哥哥一樣。另一個人則是我最親的朋友，他總是捉弄我。我永遠不會忘記後一位戰死前對我說的話。他說，當他捉弄我的時候，不要生他的氣，因為如果他死了，就再也不能捉弄我了。

前線戰鬥格外困難。我的日常生活也和以前完全不同。在家的時候，我總是在浴室洗澡。但在這裏，我們必須去公用的水泥池洗澡。水是由一輛裝有水箱的卡車從距離軍營約2公里外的水源地拉來的。一開始的時候，在室外有人經過的地方穿着筒裙洗澡讓我覺得很不適。但後來我就習慣了。

在德莫索西部的軍營裡，我們通常早上6點起床。我完成日常的軍事任務之外還會做飯、做一些辦公室工作和其他分配給我的任務。那裡沒有電也沒有網絡。冬天時，我們通常在傍晚6點點起篝火，然後圍坐在火邊聊天，直到晚上9點上床睡覺。

生活在戰區，日常生活並不平靜。軍政府的炮擊和空襲，讓克倫尼的人民即使在襲擊中倖存了，沒有受什麼傷，也留下了深重的心靈傷害。作為一名戰士，我更害怕我們的軍營成為空襲目標。我們在地上挖了一個坑洞，在裡面上橫放了木樑，用作防空洞。只要聽到戰鬥機的聲音，我們就會立即逃到防空洞裏。但我們不能在裏面睡覺，因為它甚至不夠四個人同時躺下。我們只是坐在裏面，聽着空襲或炮擊的聲音。

噴氣式飛機無時無刻不讓我們害怕。甚至有時，卡車發動機的聲音和人們的口哨聲都能嚇到我。

除了這些困難和危險，我還有時會難過，我會想家。我不知道媽媽是不是還健康。我是五個兄弟姐妹中的長女，但我沒能照顧好家人。戰鬥爆發後，我的家人不得不逃離壘固，我甚至失去了與他們的聯繫。在他們身處困境時，我沒有與他們在一起。

我也沒有以前那樣的理想了。現實讓我感到沮喪，我不再想像著自己可以做一名老師。說實話，如果我能活到這場革命結束，我會想回到父母身邊，幫他們種田，或者打工養家。

雖然我有時會感到喪氣，但我還是讓自己鼓起勇氣戰鬥下去，直到打敗軍政府。這種勇氣的主要動力，來自於我們犧牲的戰友。因為如果我們都放棄了，那他們就白白犧牲了。

所以我們要把革命進行到底，因為我們不想被獨裁者和軍政府統治。我相信，我的工作不僅對我們的組織至關重要，也攸關緬甸全國的革命形勢。我們的革命是在和殘暴的獨裁者作鬥爭的武裝革命，因此我們必須敢於戰鬥，敢於犧牲，敢於和敵人同歸於盡。

戰士需要履行自己的職責，才會感受到自己不可或缺的意義感，不然就會更加疲憊。這場革命是武裝革命，我們必須戰鬥、再戰鬥、消滅敵人，從中也許有一半的機會我們能活下來。我認為這對革命來說很重要。我們不喜歡軍事委員會（軍政府），我們不能忍受再出現一個像軍事委員會這樣的組織了。

我希望我們的國家能像其他國家一樣和平——學生能上學，人們能在和平的環境下掙到收入。現在這個國家飽受戰爭蹂躪，一切顯然都陷入了困境。即使我們打贏了這場革命，戰後的恢復也需要很長時間。但是，我堅信我們能夠在未來，建設一個我們理想中的國家。

南素妙凱，戰地護士

我叫南素妙凱（Nan Su Myat Khine）。25歲。是一名公民抵抗運動（CDM）的護士。我現在在克倫尼邦的「威薩醫療隊」，為前線服務。

政變前我在仰光的婦女總醫院做護士。政變後，我辭職參加了公民抵抗運動。2022年12月，我回到了家鄉——德莫索鎮的南梅孔（Nan Mei Khone），從此成為了一名戰地護士。

我最先到達的地方是一家政府修建的公立醫院，政變後被當地人控制。我們在那裏為抵抗戰士、國內的戰爭難民和當地居民提供醫護服務。醫院只有七個人：一個醫生和六個女護士。每天至少要接待20名傷員和病患。人手不足，我們非常忙，通常只有3名工作人員能夠在24小時的輪班當值。

在那裡工作一週後，醫院遭到了炮擊，那是2021年12月底。幸運的是那次沒人受傷，我們設法將包括孕婦在內的所有病人轉移到了安全的地方。當天下午，我們收拾好所有東西離開了醫院。晚上，我們剛剛抵達德莫索鎮以西，醫院就被空襲擊中了。

在德莫索西部，我們在一所學校裏度過了大約四個月，為當地人和國內難民提供醫療服務。4月，我們搬到了山谷中的另一個村莊。那是一個在山谷背陰處的美麗的綠色村子。那裡沒有炮擊和空襲，非常寧靜。季風季節開始後，大部分日子都是傾盆大雨。我們在一個人道主義團隊的幫助下開辦了一家醫院，他們還特別資助我們購買了藥品。後來，我們認為我們需要獨立運作，於是與那個團隊分道揚鑣。我們接著轉移到了另一個村莊，成立了我們的「威薩醫療隊」團隊，「威薩」是緬甸語「Weizza」——傳說中具有治療力量的超自然存在。

2023年12月，我們在德莫索西部的一個村莊開設了診所。團隊有四名成員：一名醫生、一名醫科學生和兩名護士。大多數時候，我們都應召前往前線救治受傷的抵抗戰士。每次去前線我們都必須停留直到戰鬥結束。在一些戰鬥期間，我們必須在前線待上1到3個月。不去前線時，我們就在診所所在的社區提供醫療服務。

我們駐紮的所有村莊都沒有互聯網連接。需要上網時，我們就要走去最近的有移動網絡連接的地方。

2023年2月14日，我們前往即將發生激烈戰鬥的緬泰邊境，為受傷的抵抗戰士提供治療。這個地區全是山脈，地形崎嶇，汽車進不去，所以有時我們不得不徒步進山。我們在那裏搭建了一個臨時營地，可以步行到一條小河邊洗澡。而從我們的營地驅車一個小時，然後再步行一個半小時，才能到達我們為傷員提供治療的地方。來自前線的傷員則要步行3個小時才能到達那裡。

前線醫療隊的工作一如既往地艱苦。我們所在治療所雖然距離交火的「紅區」還有一段距離，但很容易遭到空襲和炮擊。我們也很容易被偵察機發現，從而成為攻擊目標。

從邊境回來後不久，我們前往撣邦南部的另一處前線。在那裏，我們在靠近水源的山腳下建立了一個臨時營地。我們在地上挖了一些小防空洞。大約兩個月後，我們的小隊又轉移到距離交戰區約9公里的茂密森林中。那裡沒有防空洞，但我們認為那裏的地形比較安全。

我們與另一支抵抗部隊的醫護人員住在一起。有一天，可怕的事件發生了。那是2023年5月26日，我們的團隊到最近的村莊使用互聯網。一名隊員不慎丟了手機，我們不得不連夜找手機。後來天太黑了，我們就在那裏睡了一夜。

第二天，也就是5月27日，我們下午回到營地，然後目瞪口呆——營地一片瓦礫，下面躺着四具屍體。營地遭遇了殘酷的空襲，四名醫護人員遇難。兩女兩男。雖然我們足夠幸運，沒有喪命，但活下來的負罪感讓我們深深地受到了某種創傷。

戰鬥結束後，我們非常害怕回到德莫索西部的診所，於是暫時搬到了撣邦南部的另一個村莊。但我們沒能在那裏久留，又回到了德莫索西部，把診所就設在那裏。我們在診所所在村莊的旁邊的另一個村莊裡修建了掩體，以便晚上能睡個安穩覺。

2023年11月，「11.11行動」在壘固展開。我們在這場行動中為被俘的受傷緬甸軍政府人員提供治療。當時大約有30名受了重傷的戰俘需要照顧。雖然我們憎恨軍政府的軍人，但我們不能無視他們，畢竟我們是醫務人員，我們也像對待正常病人一樣對待他們，遵守職業道德。但我想說，跟他們說話時，我的態度並不很好。

「11.11」行動期間，是我們最忙碌的日子，傷患的數量不斷增加，大部分是受傷的抵抗戰士。有幾天，傷員早上來的時候我正在廚房做飯，只能暫停廚房的工作。還有幾天我們全天無休，甚至沒時間吃午飯。僅靠四個人來運作這個醫療隊非常困難。晚上緊急送來傷患的時候，只有兩名工作人員值夜班。此外，當醫生不在時，我這個護士就會遇到治療病人的最大壓力。但我也會盡我所能照顧他們，有些情況下，會把他們轉到其他醫院。

除了護士的工作，我還得做其他一些雜活，比如清潔、消毒、清洗沾有血跡的衣服，以及記錄藥品。我們主要依靠一些個人捐贈者和社會組織來獲取藥品，但總是不夠用。由於軍政府檢查、沒收和限制藥物進出，很難將藥品運到克倫尼邦。

我們也一直在為個人需求而掙扎。作為一名護士，我們每月從民族團結政府（NUG）領取50000緬元（約合16美元）的津貼，但這遠遠不能滿足我們的需求。我有一些兄弟姐妹和朋友出錢支持我的個人生活。

我們還從一個支持境內難民的人道主義援助團體那裏得到了大米，有時本地村民也會提供一些蔬菜和木柴來支持我們的工作。我們團隊所在的村子離水源很遠，這時候公民抵抗運動的消防隊就會幫助我們運生活用水。

今年1月，我們開始前往克倫尼邦南部的帕桑（Hpasawng）鎮前線作戰。我們在叢林中用防水油布搭了過夜帳篷。晚上天氣寒冷，又為了防止蚊蟲叮咬，我們整夜不停地燃燒木柴。

1月23日是戰鬥最激烈的一天。至少有40名抵抗軍士兵受傷，近20人陣亡。我們整整一天都在救治傷員，連吃飯和上廁所的時間都沒有。大多數士兵的傷源於炮彈、地雷和狙擊手。一天下來，我們都覺得精疲力竭。

在這場革命戰爭中，我們經歷了巨大的損失。我想說說我自己的村莊發生的事情。兩年前，緬甸軍隊士兵將我們的村莊夷為平地。我們失去了房子，我的家人不得不逃離，他們在境內的難民營求生。2021年12月24日，軍政府在摩梭村（Moso village）大肆屠殺平民，數十名平民被燒死。那次屠殺中我也失去了一位親人。

我的一些朋友已經離開這裏去了他們覺得更好的地方，而我卻在做這份沒有任何收入的工作，這讓我很難過。有時，我對自己的未來感到很灰暗，覺得沒什麼希望。我的夢想其實很簡單——我只想回報我的母親，支持她過上更好的生活。畢竟作為一名喪偶的女性，她一生含辛茹苦地把八個孩子拉扯成人。但我不得不完全不去管這個夢想。

現在的日子過得很艱難，但我的動力只有一個，那就是革命。我相信我的工作對這場革命來說非常重要。我最早時參加了公民抵抗運動的和平遊行，並辭去了工作來抵抗軍政府。現在，我正在照顧有需要的人和受傷的抵抗軍士兵。在打贏革命戰爭和實現民主的征途中，我們是重要的輔助角色。

我祈禱這場革命戰爭能儘快取得勝利，因為我不想讓我們的人民和國家落後於世界。作為一名護士，我非常擔心克倫尼邦的嬰兒和兒童——他們已經有三年沒有接種任何疫苗了，而接種疫苗對他們的健康和生命至關重要。我也一直希望克倫尼邦能夠發展起來，希望克倫尼邦的人民能夠有開闊視野的機會。

德德凱，大學教授

我叫德德凱（Thet Thet Khine），今年59歲，擁有博士學位。我是一名教授，曾在緬甸中部曼德勒地區的一所公立大學——密鐵拉大學（Meikhtila University）擔任歷史系主任。

2021年2月1日，緬甸軍方領導人敏昂萊將軍發動政變，推翻了民選文官政府，並逮捕了我們的領導人。從那時起，我就辭去了大學工作，參加了當時的公民抵抗運動。當時還有大批公務員也參加了這場運動。2021年2月5日，我們在大學校園裏發起了抵制軍事政變的和平示威——紅絲帶運動，隨後幾天，教師和學生們紛紛走上街頭參加抗議活動。

2021年3月2日上午，我離開了由政府提供的大學宿舍，因為我得到消息我將被逮捕。我隨後躲進了城郊的紡織廠區域。當我躲在那裏時，士兵們開始在附近搜查。因此我不得不盡早逃離那裡。

2021年3月22日，我和我的丈夫——一名退休的政府審計員，一起前往克倫尼邦的首府壘固。一週後，警方對我發出了逮捕令。在壘固，我和女兒住在一起，她是壘固一所大學英語系的助理講師。我們住在城市的南郊，早餐靠賣一種叫「Mohinga」的魚湯米粉為生。

我的女兒也加入了公民抵抗運動。我的小兒子則在讀醫學專業的研究生，專攻骨科。他為在仰光抗議政變的血腥鎮壓中受傷的人提供治療。作為一名醫生，我的兒子還觀察到了人們的傷情，發現軍政府使用重型武器殺害抗議者。2021年3月中旬，即政變後約45天，士兵們前來搜查他在仰光的住所，所幸他成功逃脫，和我一樣他也逃來了克倫尼邦。

一年多後，大約2022年年中，學校和大學重新開放。一些學生回到了學校，而一些學生仍然抵制軍政府，不去學校上課。因此，我們不得不考慮為學生另闢蹊徑，當年6月，我們開辦了網上大學。我們的座右銘是 「教育革命」。我被任命為網上大學的校長。這所大學由參與公民抵抗運動的老師們管理，招收了約700名學生。

作為抵抗運動的大學校長，在仍然由軍政府統治下的壘固生活的風險太大。我擔心如果我不小心被捕，我同事的信息就會泄露，他們也可能被捕。因此，我搬到了撣邦南部其他少數民族武裝組織控制的地區。

我的兒子也在那邊的一家醫院工作。他每個月都會拿出他的口糧和津貼來養活我和我丈夫。這種支持讓我們過上了體面的生活，沒有任何經濟上的擔憂。但一年後，也就是2023年6月，當地武裝當局不再允許革命武裝和參加革命的人留在他們控制的地區。包括我兒子在內的一些醫生也被驅逐——因為他們為抵抗戰士提供醫療服務。我們就搬到了克倫尼族邦德莫索鎮西部的一個村莊。

在德莫索西部，只有一些很隨機地有網絡連接的地方才能接入移動互聯網。由於我在網上大學任教，互聯網是必不可少的。所以每次我都要花45分鐘爬到能收到網絡信號的山頂。平時我的課從上午9點開始，到中午12點結束。偶爾課程會延長到下午3點，這時我就必須帶上午餐盒，在山上的小屋裏度過漫長的一天。在雨季，伴隨着潮濕的季風，山路變得泥濘溼滑。我很難爬上山。這時我就會用一根竹棍當柺杖，穿着登山鞋，這樣就能勉強上到山頂。

除了網絡大學，我還在一所聯邦民族網校擔任教師。聯邦學校為我提供了30萬緬元（約100美元）的津貼，可以滿足我和丈夫的基本需求。但是，要吃點好東西並不容易，因為我時常買不到我想要的東西。我們的食物主要是米飯、蔬菜湯、辣椒醬、煎雞蛋或用油煎的醃製的魚。

在這個村子裏，我去哪兒都得走路，因為我不會騎摩托車，讓別人載我也不容易。穿着拖鞋走在塵土飛揚的小路上，腳上總是髒兮兮的。

2023年11月11日，克倫尼武裝革命組織聯合發起了「11.11行動」。一週後，壘固的電話和移動互聯網被切斷。因此，我們失去了過去從壘固移動網絡塔發射的所有連接。我的日常在線教學工作就此完全停止了。我將教學工作移交給了大學教務處，自己只參與行政和管理工作。

這樣一來，我在聯邦網校任教的月津貼也被取消了。後來，我的女兒在11月底搬到了我家，我們在附近繼續賣魚湯米粉，以維持生計。

甚至，住在遠離戰區的村子裏，我們也無法避開炮擊和空襲。2023年12月19日，我很早就睡了，但在凌晨12點左右突然醒來。大約20分鐘後，整個村莊都迴響着戰鬥機飛過的聲音。幾秒鐘內，我看到火焰衝向黑暗的天空，伴隨着爆炸的悶響，震撼着周圍的一切。早上起來，我們看到家門口對面的一棟樓附近有一些炸碎的石塊，所幸沒有人員傷亡。

如果我們晚上想睡個安穩覺，就必須睡在掩體裏。一般聽到噴氣機的聲音後，只需三秒鐘，航空炸彈就差不多要落下了。我們沒有像樣的掩體，但我們家院子外面有一條小溝，溝上有一座水泥橋，我們可以蹲在那裏躲著以防空襲。一些條件好一些的人建造了水泥碉堡，可以睡在裏面，但我們大多數人負擔不起修造的價錢，因為我們連吃飯都很困難。

現在，我們陷入困境，身無分文。軍政府讓我們回去工作，但我沒有回去工作的念頭。即使餓死，我也絕不會在軍政府手下工作。我們的國家之所以要這麼激烈地爆發武裝革命，唯一的原因就是軍政府太殘暴了。他們槍殺和平抗議的民衆，處決民主活動人士，解僱和逮捕參與公民抵抗的工作人員，許多人在拘留期間被殺害。如此冷酷無情的獨裁者，我們怎麼能容忍下去呢？

作為一名大學教授，我曾經生活富足。有時，我很懷念家裏的舒適生活——我想吃自己喜歡吃的早餐，我想喝在這裏喝不到的咖啡。我本來還有機會成為副校長或校長，然後過上平靜的退休生活，但現在這一切都沒了。軍政府摧毀了我們所有的夢想。我現在其實急需做右眼手術，因為我的視力出了問題。但是，這樣的治療對現在的我來說是不可能的，而如果我去城裏做手術，我就會被逮捕。

三年來，軍政府殘酷地鎮壓抗議活動、焚燒村莊、大規模殺戮，對平民發動空襲。他們一直在攻擊自己的人民。我想質問聯合國、質問東盟（ASEAN）和世界各國的領導人：為什麼他們不能對緬甸軍政府採取行動，制止所有的這些暴行？

也許我最後會死在這裡。但如果我還活著，我會為革命戰爭勝利後成立的人民政府服務。我希望自己能活到革命結束之後的那一刻，因為我確實想在那個欣喜若狂的時刻，和大家一起慶祝。

（翻譯：端傳媒國際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