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篇）

2014年，時隔17年，隱喻香港主體身份的「盧亭」又出現了。2014年11月，《漁港夢百年》在沙田大會堂上演。這部劇的主人公「盧亭」，引起了台下觀眾的強烈共鳴。導演陳曙曦說：「這部劇上演之時恰逢雨傘運動，演員排練之餘都睡在金鐘、旺角。」對陳曙曦來說，從盧亭身上感受到的香港主體性，從未像雨傘運動時那樣強烈。

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教授羅永生認為，《漁港夢百年》超越了過去的歷史敘述框架。香港的故事不止從鴉片戰爭開始，甚至早於宋朝、漢朝。遠古的時候，香港不過是沙灘，世界上其他地方也還沒有國家，不必區分民族。人類文明發展，賦予了一個地方意義，也在權力爭鬥中不斷修改這些意義。

《漁港夢百年》的編劇黃國鉅認為，孫中山提出革命口號「驅除韃虜，恢復中華」。漢、滿、蒙、回、藏「五族共和」概念，現在看起來好像天經地義，但少數民族未必這樣看。「你驅除韃虜，為什麼不讓我自治？最後變成一個多民族大一統國家。從漢人的視角是不會發現這種矛盾的。盧亭就可以看出來。」黃國鉅說。

「自治」「命運自決」在香港歷史上是不曾被提出過的。在戲中，魚頭人身的盧亭拿着革命獎券，困惑地問孫大炮：「五族共和，那我是哪一族？」孫大炮說，沒關係，只要你買了我的革命獎券，到時候革命成功，你就可以有一塊地自治了，在你的大嶼山。

先有不同於別人的自我主體，才談得上自治。而尋找自我，對香港人來說是極為痛苦的過程。「二戰之後，盧亭和他者的關係越來越糾纏不清，特別是到了中英開始談判的階段。中國希望你把自己當成中國人，那個階段盧亭可能真的當自己是中國人，唱愛國歌曲會流眼淚的。怎麼到了九七之後，發現（中國人）可能也是一個他者。」黃國鉅說。「這是痛苦，悲傷的發現過程，它可能不希望中國是他者，它希望和他們一樣。」

「盧亭」的主體探索只是在劇場的虛構情境裏，2014年1月出版的《城邦舊事──十二本書看香港歷史》試圖掙脫現有歷史論述，用排除法界定出香港主體。這本書的作者徐承恩，自稱第三代香港人，祖輩分別為廣東香山移民、四邑移民及祖籍廣東澄海的新加坡歸僑，他認為這些都是來自被中華帝國邊緣化的海洋東亞族群。出於興趣，他開始自修香港史，2015年7月，他帶着第二本書《鬱躁的城邦：香港民族源流史》來到香港書展。

徐承恩在2012年的一篇文章《國族史觀，本土危機》中提出，不能讓中國的國族主義觀點壟斷香港史論述，否則香港就永不超生。中華民族由「三皇五帝」講起，以「炎黃子孫」四個字來強調每一個華人都是「同出一源」，縱有差別都是「多元一體」的，這種國族史觀，是本土史觀主要的批評方向。

近兩、三年，強調香港本土歷史的聲音越來越多。劉蜀永和他的老師們的香港史著述，被列為「國族史觀」的代表。劉蜀永同意所謂「國族史觀」的確是一種針對分離意識的史觀。最早是台灣一些學者探討身份問題時提出對「國族認同」的異議，後來發展為對「國族史觀」的批評。但他堅持，國族史觀並不是與「本土」天然對立。

《蓮麻坑村志》也是中華書局在書展推出的「香港專題」其中一本。「我們編修的《蓮麻坑村志》是一部微型地方誌。講的是很本土的事情，但不少内容與國家、民族密不可分，」劉蜀永說，「強調本土並不一定等同於分裂，任何地方的人都會有本土意識。關鍵是不能盲目排外，不能把本土與國家完全對立起來。那樣做既不符合歷史發展，也不利於長遠的本土利益。」

強調本土並不一定等同於分裂，任何地方的人都會有本土意識。

香港傳統民主派是在統一的大前提下強調本土的。他們接受香港作為中國的一部分是無可選擇的，不可能關起門偏安一隅，也不可能像剜掉腐肉一樣，把和中國有關糟糕的歷史記憶、令人不安的食品安全、惹人批評的人權事件從香港剔除。所以只有中國朝向民主方向發展，香港才可能健康，井水必須滲透河水。

然而另一些絕望的香港人已經不相信靠香港的涓滴之水，能影響北方的滔天洪流。體量相差太遠。徐承恩說，當六四發生的時候，就宣告了大陸沒有民主自由的土壤，香港人就應該看清，改變是不可能的。

身份認同難以強加。即使承認當年的歷史背景，尊重上一代追求民主中國的感情，但這些已經過去了，新一代不需要再揹負這種責任和包袱。21歲的梁繼平，在2015年香港大學學生會籌辦的「六四」悼念晚會發言中這樣說。港大中山廣場上燭光搖曳，像是一場世代間的告別。「當官方的歷史版本完全壟斷，民間自然會產生一個對話機制去抗衡。我們現在講香港歷史，當然有自己的political agenda，但表達的時候不想太政治化，更不想有一個明確派別。香港人的自主、自治，是大家都追求的，」梁繼平說。

這場晚會，台上講者頻頻引用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的《想像的共同體 : 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這本書的中文版翻譯，是台灣歷史學者吳叡人。劉蜀永認為，這本書中的基本論點，反映出世界上反建制的一波思潮，不只在香港發生。

「極端本土派最大的問題是，一方面，否認民族這個概念的存在，另一方面，需要的時候，又說香港是一個民族。邏輯是混亂的。『香港民族』是不是也是一個想像出來的共同體？香港人的想法都是這樣嗎？和這個想法不一樣的人怎麼辦呢？」劉蜀永質疑道。

「世界大同的確尚未實現，權利的爭取和實現需要區域界限，所以必須提出『香港民族』，」徐承恩這樣解釋。為了避免封閉排外的名號，他強調「香港民族」是基於「公民民族主義」。這個框架下，所謂「香港民族」主要以共同命運、共同政治社會體制、共同心理特徵與共同價值等標準來界定的，與血緣、種族無關。

而如何尋找「共同」，尋找怎樣的「共同」才是最棘手的問題。近年流行懷舊熱潮，菠蘿油、絲襪奶茶、流行金曲、電視節目、風物掌故等等拼湊成的「集體回憶」，似乎並不足以構成身份認同。這些回憶的背後，缺乏精神支撐，是否很快就會流逝？

「公民民族」的「共同」價值也受到世代差異挑戰。韓江雪、鄒崇銘2006年合著的《香港的鬱悶》，不只看到嬰兒潮一代中少數成功上位的精英，更看到大部分人根本就不是白手興家的企業家，也沒有發展出自由資本主義的理想人格和相適應的文化。

羅永生對這本書的評論中寫到：「他們性格的基本特徴其實是依附、服從，善於在官僚制度下存活，長於辦公室政治，喜歡『食老本』。所謂公平、開放的原則，根本從未真正建立過，何來可以被遺忘？」徐承恩強調的，「香港民族」在英國殖民者影響下，偏向海洋文明，追求自由民主的天然屬性，難免顯得有些尷尬和一廂情願。


也斯曾借「鴛鴦」這種港式飲品，以詩句道出他心目中的香港性格特點：「五種不同的茶葉沖出了／五種香濃的奶茶，用布袋／或傳說中的絲襪溫柔包容混雜／沖水倒進另一個茶壺，經歷時間的長短／影響了茶味的濃淡，這分寸／還能掌握得好嗎？若果把奶茶／混進另一杯咖啡？那濃烈的飲料／可是壓倒性的，抹煞了對方？……」

構建身份認同，塑造價值方向，原本就是爭奪歷史戰場的根本目的。香港人對於歷史，從輕視、不在乎，經歷無法言說的困惑，到被迫選擇一個新立場去顛覆舊版本，沒有人想過一切來得這麼快。

黃國鉅說，一場雨傘運動，捱過警棍，吃過胡椒、催淚彈，年輕一代香港人已經回不去了。

何慶基說：「這是自信的問題。九七前我們有危機感，但我們的創意和自信都很強，當時我們可以接受自己的不足，講本土文化的過程可以自嘲。反而近年的本土化很沉重。」不再開放、不能自嘲的本土論述，成了山頭林立的新權威和教條。新的歷史戰場上，本土派不接受平衡的權宜之計，也不屑於以文化、藝術做模糊、虛構的拆解，他們選擇用武裝到牙齒的強硬姿態，做一次絕望的爭奪。

香港史觀六種版本

資料整理來源:

G. E. Endacott. A History of Hong Kong.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8.

Chris Patten. “Policy Address 1996”,

高馬可著，林立偉譯。《香港簡史》。香港：中華書局，2013

王宏志。《歷史的沉重》。香港：牛津大學版社，2000。

劉蜀永。《簡明香港史》。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1998。

中央電視台。《香港百年》。廣東：廣東人民出版社，1997。

陳雲。《香港城邦論》。香港：天窗出版社，2011。

二零一三年香港大學學生會學苑。《香港民族論》。香港：香港大學學生會，2014。

馬嶽編著。《香港80年代民主運動口述歷史》。香港：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2012。

呂大樂。《唔該，埋單：一個社會學家的香港筆記》。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7。

呂大樂，吳俊雄，馬傑偉合編。《香港‧生活‧文化》。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