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項飆：正規化了的北京「浙江村」，社會關係和自保能力也瓦解了

【編者按】：本文全文原刊於《二十一世紀雙月刊》2017年2月號，原標題為《正規化的糾結：北京「浙江村」和中國社會二十年來的變化》，《端傳媒》獲作者項飆教授與《二十一世紀》授權編修，分上篇下篇轉載，此文為下篇。上下篇的「前言」是項飆教授此次新加的。

前言：為什麼外來人口「不想」自己的安全？

為什麼外來人口的住房條件會這麼差？難道他們從來沒有想到過把自己的住所變得更安全些嗎？事實是，他們不但想過，而且動手做過。

在1990年代初期，浙江村內的衞生以及治安狀況惡化，消防隱患突出，浙江村人非常需要有安全保障的居住方式。於是，在服裝業裏賺了錢的一些浙江村人投資蓋建封閉式的小區，稱為「大院」。大院是住宅區也是加工區，但是後期蓋的大院內部有明確的區域分工，消防安全也是設計時的重要考慮，不是簡單的「多（樣功能）合一」。 大院對治安防衞、周邊道路規劃、水電設施配備，甚至專線巴士運營等都做了投入。大院老闆這麼做，是要提升自己的社會權威。大院建設不光是為掙錢，而且也是為了自我實現，為了有一個長久的奔頭。它本質上是一個社會項目。

但是，在1995年的清理中，建設得最好、管理得最到位的大院成了首要打擊對象。原因也很簡單：他們的自我組織性太強。「自己管」的能力，被視為是「管不了」的威脅。二十多年後，在同一地方出事的「聚福緣」等樓房在表面上比大院要「正規」，但是在其內部租客和房主的關係完全是商業化的，沒有互助互利、自我提升、自發的公共管理可言。

今天，類似大院老闆的外來精英靠着經濟上的成功擠進主流社會，積極尋求體制給予的光環；普通的勞動者成了比以前更分散的一盤散沙。精英不再靠群眾的認可而獲得社會權威；相反，精英靠對普通勞動者的價值攫取和社會區隔來保證自己的優越身份。邊緣人口的自我組織能力一再被打碎，是他們不斷「被低端化」的重要機制。

---

大人物：從威望到光環

上文提到的「去社會性」的趨勢，也同樣體現在浙江村大人物的角色變化中。我在2015年6月30日去看JD市場董事長劉世明的時候，他正在為第二天的日程安排糾結。從2002年起，身為浙江樂清市駐外黨委委員、城關黨支部書記的他，每年「七一」（中共組建日）都要組織支部成員到全國各個革命聖地進行紅色旅遊。但是他同時是JD市場的董事長，當年和他一起蓋市場的一個股東的母親剛剛在溫州去世，將在7月1日出殯。按照溫州的風俗，朋友父母出殯是大事，例必出席。更重要的是，這位股東曾在關鍵時刻對JD市場有突出貢獻。JD市場剛開張的時候，生意一度冷清，幾戶攤主想退出。管理層很着急，因為一旦有人退出，其他攤主的信心可能也會動搖。這位曾是拳師的股東出面做工作，他在浙江村有一幫學武的徒弟，有幾位也買了攤位。他先穩住了自己的徒弟，同時和徒弟一起走訪可能動搖的攤主，邀請他們做「結拜兄弟」，攤主不敢不買這個面子，市場由此穩住。6月29日劉世明一夜沒有睡好覺，在紅旅和白喜（出殯）之間搖擺，最後他請他愛人代表全家去送喪，畢竟黨務要緊。

劉世明需要在拳師和黨務間力求平衡，折射出浙江村大人物角色的微妙變化。如果拳師代表了獲得權威的民間路線，黨務則體現了從正式體制中汲取權威的方式。草根性是原來浙江村大人物的根本屬性。首先，他們的權威是在沒有明顯經濟分層的情況下產生的，其權威基礎不是對有形資源的佔有，而是靠群眾威信、特別是靠通過對「系」的運作而形成的影響。「系」是一個人的親友關係和生意關係的疊加，是原來浙江村社區形成的核心單位。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系，同時每個人的系都和別人的重疊。如果一個人的系鋪得廣，系裏的人的生意都做得好，同時系裏的人和其他有影響的系交集，那麼他就可能有相當的社會影響。所以早期浙江村權威的形成也是平鋪式的。

其次，原來大人物的草根性也體現在他們和普通浙江村人的關係上。在1995年前的浙江村，廣大的小戶面向全國做生意，而大人物則在社區內部提供公共資源，呈現「小主外、大主內」的格局，這和大多數移民社區是相反的。大多數移民社區是「小主內、大主外」：普通人的活動限於社區內部，社團領袖代表普通人和外界交涉。正因為這個格局，很多海外華人不會外國語言，卻可以在唐人街過一輩子。浙江村裏「主內」的大人物當然要和當地政府來往，但是他們和政府的交往是以他們在社區內部的權威為基礎的，並不是因為他們和政府的關係才使得他們在社區裏有權威。這樣的格局使得浙江村在生產生活上自成一體又高度開放，形成所謂內部聚合性和對外開放的辯證統一關係。

在1995年大清理前的浙江村，大人物提供的公共資源主要是封閉式的居住和生產空間，即有圍牆的、對人員出入可以統一監控的大院。他們蓋大院不完全是為了賺錢，而是在很大程度上為了滿足他們對公共管理的興趣。大院本質上是一個社會項目，它和後來的房地產投資是兩碼事。大院興起的原因之一是1990年代初嚴重惡化的衞生以及治安狀況，當時流竄全國的浙江犯罪團夥和浙江村內的吸毒群體在村內搶劫，浙江村人強烈希望有統一規劃的、有安全保障的居住方式。大院老闆對治安防衞、院內及周邊道路規劃、水電設施配備、小型專線巴士運營等顯示出極大的興趣。劉世明牽頭興建的JO大院是一個典型例子，設計了一整套管理措施。JO大院也因此成為1995年大清理的重點對象。在清理中，劉世明等人除了到處找關係希望「保」住大院外，特別強調要加強治安、不能因為人心不定給搶劫團夥可乘之機。大院的股東輪流徹夜巡邏，我清晰記得自己當時住在院裏參與夜巡的情景。

1995年的大清理打破了浙江村「大主內」的格局。大型市場成了大人物唯一的經營項目。蓋市場主要靠資金多、膽子大，一個關鍵的前提是和當地政府與國企有緊密關係，能夠取得地皮，「手段」──比如資金拆借、向不同人施惠或者施壓以擺平競爭對手等──變得很重要。大人物的權威基礎從扎根於群眾的聲望變為更個人化、競爭性的「勢力」。浙江村人對「勢力」的定義是：

「如果你要蓋一個市場，別人不敢和你競爭、擋你的路。」「勢力」不完全是新概念。大人物間的勢力之爭在浙江村早期也存在，而且涉及當時的幫派，但是隨着大院的興建，威望最高的大人物逐漸成為遏制幫派的力量，出現「良紳化」的趨勢。然而，大清理逆轉了這一趨勢。

當我和劉世明談到未來的時候，他覺得自己已經進入「半退休」狀態，「未來就看下一代了」。他現在最大的願望是把他經營的市場改建成一個具有標誌性的高層建築，這樣，「我們的後代經過這個地方，都能看得見」。但是商廈真的是劉世明最想讓後人記得的嗎？他自己也說，蓋大院那幾年是他在北京「最有味道」的幾年，因為那時候是「把心掏出來」幹的，只不過他覺得那已經被證明行不通，再講也沒有意思。顯然，如果沒有當年的「把心掏出來」幹，就不會有今天的大紅門。但是當多年積累的價值被凝固到鋼筋水泥裏之後，墊底者的身影已無蹤可尋。

最讓人吃驚的變化是浙江村大人物的紛紛入黨。2001年，中央要求縣級以下政府一律取消駐京辦事處，浙江樂清市（縣級）撤銷了其駐京辦，駐京辦的功能由原來駐京辦的黨委替代，黨委由此走到前台。浙江村人的入黨積極性出乎意料地高，到2015年底浙江村有1400名樂清籍黨員、12個支部。曾任樂清市某鎮鎮委書記的林書記於2010年被派往北京任在外黨委書記，當他召開第一次黨員大會時，他估計到會的不會多於三分之一的黨員，結果有70%以上，會場坐不下。2005年以後大人物邀請我出席的幾次宴會基本上都是支部會議，圍桌而坐的全是黨員。我也第一次在這樣的宴席上見到作為獨立嘉賓（而不是助理或者家屬）的女浙江村人，她們是經營成功的女黨員。浙江村裏經濟上的女強人其實不少，但是她們還是要藉着黨員的身份才能在正式場合和男性平起平坐。

大人物之所以積極入黨，首先是因為這在浙江村意味着成功和光彩。劉世明告訴我：「在我們支部裏的，都是經濟上幹得好的，有威信的，有名氣的。這樣其他人也想加入。」個人經濟實力是發展黨員和選舉支部書記的首要標準。因此正如黨委林書記所言，支部書記是「民主自然產生」的，即最有經濟實力的人當書記。作為對成功的認可，黨員身份倒有一個意想不到的歸化作用。一位老浙江村人（非黨員）認為黨組織的發展是浙江村近年來最大的亮點，因為它讓不少有勢力的能人「走上了正道」。不少新生大人物原來與黑白兩道都有聯繫，並靠此而發展了自己的勢力，黨員的身份使他們變得更「正規」。

黨支部成為現在浙江村裏號召力最強的組織。一個被認為是當今浙江村最有勢力的「70後」告訴我：「原來是親戚間互相走動，現在年輕人不管這些了。做得好的和做得不好的〔親戚〕也講不到一起。現在主要是支部〔成員〕坐在一起聊。交換一下有什麼新的計劃。」他也特別強調這樣的圈子的重要性，通過朋友圈子他可以在一天之內融資近千萬，這樣的融資能力在爭取項目時「不給對手任何思考的餘地」。但是黨支部的號召力顯然不在於它的群眾性。黨支部和群眾沒有什麼關係，甚至還要突出自己的非群眾性。其主要活動都限於成員內部：除了「七一」的旅遊，支部還組織政策學習（主要根據樂清黨委發來的學習材料）、接待政府官員、捐款在全國各地建設希望小學、協助樂清政府截留來京上訪人員。黨支部是精英圈子形成的一個基礎。以前大人物之間的合作關係「與其說是不同大人物個人之間的聯合，不如說是不同大人物的各自的系的重疊」，現在的情況顯然大不一樣。

大人物入黨，也是因為他們希望黨員的身份能幫助他們獲得高層社會的認可，特別是幫助他們和政治高層建立關係。一個新生大人物是浙江村內外多家公司的董事，但他認為黨支部書記是他最重要的身份。作為支部書記，他成為溫州市黨員代表大會代表，並且通過關係兩次隨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出訪。新生大人物經常被說成是能「通天」的（即跟最高領導層說上話）。經常聽到的傳言包括，某政治局常委家裏的家具是某某人幫助添置的，另一常委的小舅子家裏的窗簾是某某人買的。一時間中共領導人的家庭裝潢用品似乎都是浙江村人幫助添置的。真假當然難辨，但是這些傳聞給大人物平添了勢力，使有抱負的年輕人心嚮往之。黨員身份也給人帶來一種難以說清但是十分真切的「感覺」。林書記對我說，在老家過年的時候「別人說『項總』、『項董事長』、或者『項會長』我敬你一杯，和說『項書記』我敬你一杯，那感覺是完全不一樣的」。對不少大人物來說，這樣的感覺很重要。

我們或者可以稱這樣的黨員身份為「光環」，即由正式權力授予的、高度可見的榮譽。光環和威望不同，威望是在日常生活中浮現出來的，大人物需要不斷地做好事、做好人，比如慷慨助人、公正解決糾紛等等，去鞏固和培育威望。而光環則是外界給予的，和大人物在日常生活中的舉止沒有太大關係。一個大院老闆如果做了不好的事會「丟臉」，甚至威信掃地；而光環則不受這樣的影響。我在之前出版的著作中特別說明了我當時為什麼不稱大人物為「精英」，因為「精英」是外來研究者給予的標籤，而「大人物」是社區成員自己的概念；和政府關係緊密或者生意做得大的，在外人看來是「精英」，卻未必是浙江村人眼裏的「大人物」。按這樣的界定，今天的大人物已經成為典型的「精英」。

光環和傳統的招安、冊封等吸納手段有很大區別。招安、冊封是要以點帶面，通過冊封一個非正式頭領而歸化一批人；而光環是大人物個人和權力體系之間的接合點，不會因此帶一批人（比如大人物的「系」）進入體制。戴了黨員光環的大人物也不能制度化地參與到公共事務中，從而他們和傳統中國社會的士紳也很不一樣。

大人物身上的從草根威望到體制光環的變化，也意味着現在人們怎麼賺錢、怎麼做人和怎麼獲得正式的認可，各自的原則是分離的甚至是矛盾的。勞動和財富之間的距離、威信和權力之間的距離、日常生活中的意義和意識形態宣傳之間的距離，似乎愈拉愈大。一個人可以在不做好人的前提下過上體面和有尊嚴的生活，有時候甚至必須不做好人才有體面和尊嚴。這可以理解為經濟上的「分割—攫取」在思想意識領域的影響。

結語：沒有結論的反思

浙江村的正規化，當然不意味着浙江村人的言行舉止都變得像教科書上寫的那樣，一板一眼按正式規則來進行。市場經營和服裝企業的發展仍然離不開各種非正規行為；在頭戴光環的精英身上，也依然可見幫派勢力的蹤影。在一定意義上，正規化無非是把各種非正規因素裝載到正規的形式（註冊公司、大型工廠）之下。

正規化意味着總體秩序的變化，意味着可供小人物發展的社會平台正在萎縮，和資本或者正式權力沒有關係的小人物只能「出局」。而留在「局」裏的成功者，他們的地位仍然非常不穩固，時刻面臨被淘汰的風險。今天的精英不像原來的大人物那樣可以依靠自己的草根性自成一局，而是要兩眼向上，受制於人。當然，出局的人並不會餓死，國家提供基本生命保護的能力確實在加強──這是正規化的另一面。

浙江村正規化的最大受益者是佔有土地的政府和各類公司化了的基層政權。他們受益靠的不是對資產的掠奪，而是靠那些創造了價值的人的社會主體性的消解。一代浙江村人的勞動和經營沉澱為巨大的土地級差地租，而浙江村人卻不能以一個主體身份要求分享這一價值。正規化既是對非正規實踐在名義上的否定，又是對它在事實上的侵佔。浙江村的正規化把一個萌生中的「新社會空間」還原成了一個物理空間。社會空間裏的主體是人，構成社會空間的是錯綜複雜從而也不免雜亂的關係；物理空間裏的主體是地，起主導作用的是行政框架下單一化的市場規則。面對社會空間，政府要談判、妥協、學會共存；處理物理空間則簡單明瞭：拆、遷、賣。

中國社會這二十年的經驗證明，正規化不意味着經濟的衰退；相反，非正規經濟的正規化是1990年代以後的經濟增長引擎，這和改革初期的發展動力大不相同。在1980年代，以個體戶、鄉鎮企業，以及像浙江村這樣的流動商戶為代表的非正規經濟是發展主力，資源從低效的國企流入到非正規部門而被充分地再利用（比如來自上海等地的國企的廢品曾是溫州鄉鎮企業和家庭工廠的主要原料）；而現在資源從社會上被重新收回到正式的、特別是國有部門。由於正規化把原來分散的資源集中起來，而資產化又刺激了交易、做大了帳面資產，同時又沒有遏制原來的各種非正規手段（如對勞動、環保法規的逃避），它在一定時間段內在統計數據上表現出強勁的增長勢頭。1980年代的非正規經濟調動民間積極性、脫貧致富；1990年代以後的正規化則很可能在拉大貧富差距，造成「國富民窮」的格局。前者廣泛包容，後者形成區隔。

為什麼我在二十年前的浙江村研究中沒有注意到正規化的這些後果？首先，這可能是因為當時對「市場機制」的認識過於樂觀和簡單，以為引入市場機制就會讓各種問題迎刃而解，而沒有注意到市場本身含有巨大的「分割—攫取」的衝動。我在當時的研究中既強調浙江村「網絡代替企業」的充分市場化的特色，又把1995年以後正規企業的興起看作是浙江村市場經濟的進步，而完全沒有意識到二者之間的邏輯矛盾和這一轉變帶來的社會後果，可見當時理解的片面性。當時我認為體現了「市場規律」的現象，比如廣泛的合作和充分的交易，在今天看來其實是浙江村群體社會性的體現，在一定意義上是反市場的。

第二，我當時把市場經濟和行政體制分割甚至對立起來，完全沒有預料到行政體制可以如此有效地利用市場。行政力量動用市場手段，不是把行政體系市場化了，也不是政府在追求最大利潤，而是要通過利益手段維持、深化現有的權力關係，因此很難說行政介入是否「扭曲」了市場規則。在浙江村，市場攤位的租賃和買賣、勞動力的僱用、服裝的交易，都是按市場規則來實行的，但是誰能夠進入哪個市場、哪個市場究竟怎麼操作是很講究的。綜合起來看，利益的流向就非常明顯了。

第三，最大的問題可能是我忽視了「人」的複雜性、多面性。比如我就沒有注意到浙江村人對體制承認的渴求。又比如我對戶籍身份高度重視，幾乎把破除城鄉身份區隔當作一個終極目標，而沒有充分意識到社會的發展和人的發展歸根到底靠的是人的社會能動性──即人們不斷進行集體式的創新，並抵制被區隔、被攫取的能力──而且正規身份有可能會弱化這樣的能動性。我當時把社會變化想像為一個單向、單線的演進過程，把浙江村的情況看作是一個過渡，而不是一場持續性的鬥爭，因而沒有認真去討論「怎麼辦」的問題，即如何去激發一種潛在可能而防止另一種。

如何認識浙江村人這類群體的主體性──即他們在當前的社會變化裏是一股什麼力量、特別是可能成為一股什麼力量──在正規化的趨勢下變得更加複雜。在理論上，正規化的趨勢應該引發正規化的對策，即他們應該以完整的公民或者階級的身份參與社會運動。如果1980年代是靠拉關係、走後門解決問題，今天應該靠正式談判、法律合同甚至結社建黨。但是這樣的正規化策略是否現實？

另一方面，浙江村給我最大的啟示是，社會自主性和能動性一定要靠具體的社會關係來落實，比如老鄉親戚關係、「系」與「系」之間的重疊，大院老闆對普通工商戶的代表關係等。當這樣的實實在在而非正規的社會關係瓦解後──不管我們用什麼概念（市民、公民、階級或者團體）來給他們定位，社會行動就可能沒有基礎，社會的自我保護和抵制能力就會喪失。但是，非正規社會關係是否還有自身發展的空間？我們最後可能要二者並重，兩條腿走路。

二十年前我的錯誤之一是把當時的一個片段當作歷史的「必然」趨勢。當然，當前的態勢也只是變動中的另一個片段，其發展可能仍然是多樣的。「非首都功能疏解」計劃下的浙江村企業主、來自全國各地的工人以及離開了浙江村的第二代，他們究竟怎麼想、怎麼做，都需要進一步仔細地了解。但是有一點很清楚：他們的心態和行為都是矛盾重重的。既然糾結是我們這個時代的精神，我們就要認真地對待自己的和大眾的糾結。抓住糾結不放，深挖其間的內在矛盾，也許是看出未來端倪、形成應對策略的一個辦法。

（項飆，牛津大學人類學教授）

《二十一世紀》

出版：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網址：http://www.cuhk.edu.hk/ics/21c/zh/issu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