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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飆:在驅逐之外,北京「浙江村」正規化的糾結和代價

北京不可能真正「切除」 邊緣人群。但是切除的運動,強化了邊緣人群的「可切除性」,即他們生活在一種時刻要想着被切除的可能、徹底放棄平等融入機會的狀態中。


浙江村是由來自浙江溫州地區的服裝加工、經營戶於1980年代中期形成的聚居區,人口規模曾達近十萬。 攝:尹夕遠/端傳媒
浙江村是由來自浙江溫州地區的服裝加工、經營戶於1980年代中期形成的聚居區,人口規模曾達近十萬。 攝:尹夕遠/端傳媒

【編者按】:11月18日,北京大興區一棟廉價公寓發生火災,導致19人殞命。事件引發該區政府展開為期40日的安全隱患大排查、大清理、大整治行動,大規模驅逐外來人口。不過,這並不是北京第一次清理外地人口的行動,在提出「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之前,北京政府已經以不同的形式試圖規管外地人口,除了大清理之外,還會將部分非正規經濟「正規化」,北京「浙江村」就是典例。

北京「浙江村」,是來自浙江的服裝經營戶在1980年代形成的典型非正規經濟,曾在1995年被政府大清理,後來政府雖然無法趕走所有浙江外來人口,但成功將「浙江村」正規化、有序化。研究了浙江村二十年的牛津大學人類學教授項飆在此文中指出,在這貌似「現代化」的過程中,強勢者透過區隔社會群體搾取利益、攫取價值,同時瓦解了社會的自我保護和抵制能力。透過這篇文章,我們可以看到所謂「正規化」和「現代化」的另一面。

本文全文原刊於《二十一世紀雙月刊》2017年2月號,原標題為《正規化的糾結:北京「浙江村」和中國社會二十年來的變化》,《端傳媒》獲作者項飆教授與《二十一世紀》授權編修,分上篇下篇轉載,此文為上篇。上下篇的「前言」是項飆教授此次新加的。

浙江村有不少推著各式各樣貨物的人士在街上行走。
浙江村有不少推著各式各樣貨物的人士在街上行走。攝:尹夕遠/端傳媒

前言:切除,是為了「可切除性」

從今年11月20日在北京大興開始的清除外來人口運動,如果做的不是那麼轟轟烈烈,而是放長時間、逐步清理,還會有多少人注意到這一動向?如果清理的結果是像很多人預料的那樣,即趕走一批,再來一撥,是不是意味着這次清理無非是個不明智的舉動,此後一切照常?

問題的關鍵不是清理的方法是否人道,也不是其減少人口的直接目標是否現實。政府可以調整其工作策略;同時我們也很難想像沒有「低端人口」的北京怎麼運轉。歷史上多次的類似清理經驗告訴我們:不管其方法是疾是緩,不管其目標能不能達成,清理的社會後果是相當深遠的。清理重新界定了城市社會和邊緣人群的關係,因此也重新界定了城市社會的構成。土地的價值、利潤的分配、財富的積累方式都會因此發生變化。

北京不可能真正「切除」 邊緣人群。但是切除的運動,強化了邊緣人群的「可切除性」,即他們生活在一種時刻要想着被切除的可能、徹底放棄平等融入機會的狀態中。「可切除性」生存,不僅意味着要承受更高強度的勞動、接受更低的工資和福利,而且意味着要擠出更多的積蓄、犧牲更多的生活享受,以房租、借讀費、看病費、交通費——以及剛剛發明的外來人口高額人頭費——的形式養着城市。在一些被清理地區的房租猛漲,就再清楚不過地說明,被驅逐和被榨取是同一過程。驅逐是榨取的條件。

切除邊緣人群,不會使邊緣人群消失,而只會使邊緣人群更邊緣。清理低端,是把外來人口進一步低端化。


非正規經濟的「被正規化」

中國大陸自1990年代以來的變化,讓人有難以名狀的感覺。我們一方面覺得這些變化是正常的、合乎邏輯的(比如市場原則愈來愈普遍),但是冷不丁就遇上了原來想不到的種種怪象(比如醫療制度改革使得看病更貴更難)。所謂「怪象」,不僅是因為這些現象不合理、在意料之外,而且我們難以以慣有的思路對它們加以解釋。怪象的不合理是明擺着的,但我們又覺得似乎別無選擇。歷史沿着看似合理的路徑走進了錯誤的房間。現在我們似乎不知道該期望什麼、怎麼期望,甚至不敢期望。難怪「糾結」成為21世紀初使用頻率最高的新詞語之一。

北京城南「浙江村」近二十年的變化是這個「糾結中國」的一部分。浙江村是由來自浙江溫州地區的服裝加工、經營戶於1980年代中期形成的聚居區,人口規模曾達近十萬。浙江村的發展完全在政府規劃之外,大部分的家庭作坊沒有註冊,治安和環境「髒亂差」,是一個典型的非正規經濟。雖然非正規經濟在全世界、特別是在發展中國家是一個普遍現象,但是浙江村又有其特殊性。它是由一窮二白的流動農民在離天安門廣場不足五公里的地方形成的,是在面臨着嚴格的社會控制、在當地政府的不斷轟趕清理中不斷壯大的。反過來,它又不斷推進城市社會的變化。

我在1992到1998年間花了六年時間調查浙江村,認為它通過實踐有力地駁斥了當時中國精英主義的改革思路,特別是強調自上而下的理性設計和「中國人素質太差改革不易」等論調。我當年的預期是,像浙江村這樣的「新社會空間」將逐步正規化,成為推進城市社會前進的持續動力。我這樣預期是因為,首先,在市場化這一不可逆轉的趨勢下,浙江村經濟將上規模、上檔次。由於浙江村經濟是深深嵌入到社區組織中去的,經濟的提升將帶來社會組織化程度的提高,進而提高浙江村人表達利益的能力,獲得更高程度的政府認可。同時,城市管理體制的改革,也將使得政府權力更有限但是更有效,從而和浙江村這樣的新空間更好地對接。我在當時最大的服裝批發市場(京溫市場)和浙江村人興建的最大的住宅兼加工小區(JO大院)裏,幫助組建了民間組織「愛心小組」,就是希望推進他們的自我組織能力,以及與正式權力的互動能力。

二十年後的浙江村顯然「正規化」了。大型高檔商貿城替代了簡陋的批發市場。
二十年後的浙江村顯然「正規化」了。大型高檔商貿城替代了簡陋的批發市場。攝:尹夕遠/端傳媒

二十年後的浙江村顯然「正規化」了。大型高檔商貿城替代了簡陋的批發市場;一批產值上千萬、僱用上百工人、有自己商標品牌的服裝企業替代了滿天星斗式的家庭作坊。2006年初,豐台區「十一五」規劃綱要提出要將大紅門建設成「時裝之都核心區」,成為豐台區的「四大經濟板塊」之一和「北京市第六大商圈」。2008年,北京市把大紅門確定為市級文化創意產業聚集區,洋名“CBC”(ClothingBusinessCenter)。2016年,我第五次重訪浙江村和新一代精英交談時,居然有女行政助理坐在一邊做筆錄。在社會生態上,違章建築在2000年代中期以後基本消失,交通、衞生、治安都明顯改善。大部分留在北京的浙江村人購買了中高檔的商品房,在高樓裏沒有人再支起縫紉機、電熨架做衣服,在生活方式上和別的城市居民沒有差別。城市化和市場化似乎確實促進了一體化。

但是,浙江村的社會自主性,即自下而上的自我組織和創新能力也消失了。像1995年前那種自發興建住宅小區、成立愛心小組的舉措在今天已完全不可想像。儘管今天大多數浙江村人買房上樓,但是依然沒有北京戶口,孩子上學要進高檔私立學校或者靠交高額贊助費進公立學校;我們看到的一體化,並不是浙江村人和城市社會的整合,而是他們作為商品房房主和私立教育的消費者與城市市場的交易。同時,當地的區、鄉政府比以前擁有了更大的行政干預和資源汲取的權力,浙江村則完全失去「倒逼」政策變革的能力。在1990年代,媒體對浙江村的報導多含有對城市政府的批評,而2000年中期之後對浙江村的報導,則幾乎是一邊倒對政府產業提升、舊城改造政策的應和與鼓吹。

基於對當時浙江村的觀察,我在1990年代末曾這樣判斷:「在一定領域內,中國已經出現國家和社會的分野,但這種分野又是『有實無名』的,在事實中存在,卻並未得到政策、法律及一般社會意識上的明確認可。」二十年後的情況可能更像是「有名無實」:浙江村人作為註冊的投資人、購房者,在名義上是獨立的經濟和法律主體,但是他們不再構成一股實際的社會力量。浙江村所經歷的正規化是中國大陸社會變化的一個普遍趨勢。自1990年代以來,各類認證、審批在程序上愈來愈透明,但是行政權力也愈來愈大、愈來愈繞不開。政府和國有企業重新成為大學畢業生的擇業首選。社會結構上的失衡,是和日常生活在形式上的有序、街道的整潔、坐車的方便同時發生的,甚至是通過後者而得以實現並掩蓋其內在矛盾的。

中國龐大的非正規經濟近年來引起了學術界的關注,如黃宗智指出,中國城鎮50%以上的工人處於非正式就業狀態。而在我看來,現在特別值得注意的,不是非正規經濟的持續存在,而是非正規經濟的「被正規化」。

首先,小本生意愈來愈難做,小規模的個體私營經濟被擠出市場。其次,非正規經濟被吸納到正規經濟中來,在形式上成為正規經濟的一部分。比如,以前包工頭帶老鄉可以隨便找工作,但是現在因為執照和資歷方面的要求,需要通過正式註冊的勞務公司攬活。派遣工制度、層層外包、企業以「實習」名義利用技校學生等等,都是有正式程序的。像郭宇寬指出的那樣,在建築業、電視片製作以及學術界日益流行的包工制,主要是佔據正式地位的單位和個人的尋租行為所致。通過正式程序安排的工作,其實際條件和報酬很可能比以前更差。

所以非正規經濟被正規化很大程度上是一個形式問題,但是它不僅僅是表面上的包裝,而是一個複雜的社會過程。它需要引入新的機構(比如勞務派遣公司),形成新的經濟和社會關係。老鄉帶老鄉找工作的非正規就業,和勞務派遣公司經營下的非正規就業有本質的不同,前者意味着沒有福利保護的就業,後者則意味着對剝削的正當化、制度化。

正規化意味着新的社會經濟秩序的形成,意味着重新界定哪些是應該扶植的(比如大型企業和正規方式管理下的非正規經濟),哪些是要淘汰的(比如自主的非正規經濟),哪些事情是要為另外一些事情服務的。這樣的「秩序」的形成——而不是具體的政策或者制度——是當代政府管治社會的主要手段。套用2013年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熱門詞,正規化可以被認為是「國家治理體系和國家治理能力的現代化」的核心內容之一。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正規化不是靠政府獨家推進的,而是多方互動的結果,其中市場規則的作用不比政府的小。這一進行中的正規化過程很難被概括成一個公式化的圖景;對浙江村個案的民族志梳理可能會幫助我們理解中國今天的糾結。

1995年大清理的高峰期,北京市政府提出要建設二十三萬多平方米的大紅門服裝商貿城。之後的多輪清理成為地方政府的公司系統地掌控浙江村資產的手段之一。
1995年大清理的高峰期,北京市政府提出要建設二十三萬多平方米的大紅門服裝商貿城。之後的多輪清理成為地方政府的公司系統地掌控浙江村資產的手段之一。攝:尹夕遠/端傳媒

「分割—攫取」模式

浙江村的正規化不能被理解為是「現代」對「傳統」的替代,而應該放在一個更大的「社會分割—價值攫取」的發展邏輯下來考察。

所謂「分割—攫取」,是指強勢者通過對社會群體進行區隔來攫取價值。這固然是人類社會的常態,但是具體的「分割—攫取」方式是不斷變化的。在改革前,國家用行政手段分割城鄉社會,從農村攫取剩餘價值扶持城市工業。浙江村人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偷偷離家到邊遠地區討生活,是對這一體制的逃避和反抗。從1980年代初開始政府允許農民流動,但是不允許他們在城市定居,城鄉分割有所鬆動,但是流動人口的經濟屬性和社會屬性被分割,即流動人口可以自由地在市場上出賣勞動力,但是他們的社會權益,比如醫療和子女教育等,必須回到農村才能實現(當然是非常有限的)。流動人口在城裏只是勞動力,回家才是社會人。不提供任何社會保護的勞動力市場成為價值攫取的主要渠道。在這個階段,浙江村用最直接的方式反分割,即抱團造出自己一個社區來,把經濟生產和社會再生產(自己辦幼兒園、診所等)一體化,形成「社區—產業型」的進城模式。這是浙江村為什麼具有特別強的社會自主性、難以被打散的重要原因。

1995年之後浙江村的正規化是「分割—攫取」邏輯的延續,但是它的側重點不在於區隔不同的社會身份(比如有沒有戶口),而是根據和資產的關係劃分人群和產業,那些有利於城市資產(特別是土地)增值的得到扶植,那些不利於資產增值的(比如原來佔浙江村主流的小型作坊、小型服務業和買不起商品房的)被淘汰。

北京市在2009年宣布,北京市和豐台等區縣將在三年裏投資五百億改造南城,浙江村是重點改造對象。政府能夠投資五百億,離不開浙江村多年來在稅費上的貢獻;政府願意為南城投資五百億,又離不開浙江村經濟已經把南城打造成有巨大增值潛力的商業熱地的事實。而在改造中,絕大部分的浙江村生產企業要搬離,給更高檔次的企業讓路。雖然到2016年大部分浙江村企業還留在原地,但是這一改造計劃造成浙江村企業強烈的正規化需求,特別是希望通過投資競標得到政府劃撥的土地。這種需求又造成了土地價格的上漲和地方政府尋租的條件。從2015年開始推進的「非首都功能疏解」計劃,把大紅門一帶的服裝加工和批發界定為典型的「非首都功能」,要全面遷出北京,為高附加產業讓路。這可以看作是「分割—攫取」邏輯的升級。分割和攫取不僅是結構性的,也是時間性的:它通過對過去的抹煞和掩蓋而實現。

對應於「分割—攫取」方式的變化,浙江村經濟在二十年間從「平鋪式」發展變成了「垂直式」發展。當年浙江村的自我抱團形成了平鋪式發展模式:先來的工商戶帶領後來的,沒有本錢的小戶可以借助親戚老鄉關係進入到生產和營銷網絡中來,並且很快達到其他工商戶的經營水平。浙江村經濟規模的擴大,主要靠其人口的增多;其經營效率的提高主要靠分工的細化和廣大工商戶的平等參與。其資本集中程度低,更沒有「大魚吃小魚」的現象。外界多強調這與溫州人的企業家性格有關,但溫州農民當年的流動更多是基於鄉土情誼,與市場性的競爭行為相去甚遠。

浙江村的平鋪式發展並不僅是所謂傳統網絡的自然延伸,它更是對割裂流動人口的經濟生產和社會再生產的體制的反抗。之所以會「平鋪」,是因為大家追求的是親戚老鄉的集體式發展。大家要賺錢,同時要做一個好親戚、好老鄉,沒有人想看到自己的親戚老鄉淪為被剝削的勞工。換句話說,經濟活動是社會關係再生產的一部分,前者為後者服務。這樣的平鋪式發展,可以看作是1980年代中國農村改革邏輯(包括鄉鎮企業的發展)的一個延伸。它具有很強的社會吸納能力,為基層人群提供了發展機會。這一平等普惠主義的改革紅利對當前中國還有重要影響:正是因為基層人群積累了基本的生活資源,所以後來幾次經濟震盪都沒有轉化為大規模的社會危機。

2000年以後,隨着資產重要性的提高,浙江村內的發展也從平鋪轉向垂直。各種生意的資本集中程度大大提高,沒有本錢的小戶很難進入。浙江村經濟明顯分成兩部分:一是蓋市場出租攤位,它本質上是一種地產經營,投資大、回報高,但是風險也高,投機性強;二是服裝生產及連帶產業(比如布料批發),其回報率低、周期長、風險低,但是和蓋市場一樣,也需要大量資金投入,否則生產規模太小而無法形成價格優勢,難免會被淘汰。正規化和上規模不一定意味着發展更穩定。和原來緊緊嵌入社會網絡、受社會關係保護的經濟運作相比,這些大生意在很多方面顯得更脆弱而不是更穩健。浙江村的垂直式發展也體現在社會關係上。新生精英不如原來的「大人物」(在社區內具草根威望的人物,下詳)般擁有深厚的群眾基礎;相反,他們形成了一個以資產為基礎、以黨支部為組織形式的半封閉式圈子。精英和精英之間的關係,遠比精英和群眾的關係重要。

從平鋪到垂直,意味着原來基於鄉土情誼的社會關係的瓦解,同時資產和正式權力的重要性有所提升。當「分割—攫取」的手段愈原始的時候(比如行政控制的城鄉二元),抵制相對容易,浙江村反而因此具有了有更強的自主性。但是當分割愈是精細和抽象,抵抗也愈困難。政府的手和市場的手交織在一起,看得見卻抓不着。價值攫取不再是像把水從一條河抽到另一條河,而更像是通過毛細血管式的管道從機體各個部位汲取養料。如果說在1980年代初,浙江村面對城鄉分割狀態的策略是逃避,在1980至1990年代,面對城市的歧視性政策的反應是聯合和表達,那麼2000年以來我們看到的是其原來的社會性的收縮甚至消失。

下文將從市場經營、服裝加工和大人物的角色三個方面來具體回顧浙江村的正規化究竟是怎麼發生的。

浙江村一間服裝店正割價傾銷。
浙江村一間服裝店正割價傾銷。攝:尹夕遠/端傳媒

市場經營:土地的「資產化」

浙江村正規化的起點是1995年政府的大清理。自1980年代中期以來,當地政府不斷通過沒收生產生活工具、斷水斷電、限期搬走、強行驅逐等手段試圖把浙江村清理出北京,但都不成功。1995年的大清理和以前的多次轟趕有質的不同。

首先,以前的清理由鄉、區或者市政府的某一職能部門(一般為公安或者工商部門)帶頭,只針對外來人口,不觸及北京當地的系統。而1995年的清理是在國務院最高領導的直接指示下進行的。這不僅意味着實施力度大,而且直指那些浙江村賴以生存的錯綜複雜的當地關係。北京格外複雜的行政體制為浙江村發展提供了重要空間。比如浙江村內的土地,其實際所有權有屬於中央單位、市屬單位、區屬企業、部隊的和準軍事部門,更不用說當地鄉村了。這些單位分屬不同的系統,誰都不服誰,地方政府無力協調,而浙江村人卻可以通過種種辦法,從不同單位獲得土地的臨時使用權。同時,當浙江村人碰到在村裏解決不了的問題時,就去鄉裏,鄉裏解決不了去區裏、再去市裏,一直到中央。如果遇上規劃部門擺不平的事情,就去找工商部門,如果政府部門有阻力就去找媒體。體制的複雜,對體制外的浙江村人卻意味着諸多縫隙。這樣,每次市、區政府轟趕的風頭一過,不同單位又將土地出租給回來的浙江村人。而在1995年的大清理中,工作組先清拆了北京單位的違章建築,然後才動浙江村人的大院。清理之後,不許村集體向外地人出租房子和空地。

在清理的同時,當地鄉村的土地關係也發生了重要變化。1995年,浙江村核心地帶的南苑鄉果園行政村按照「資產變股權、社員(村民)當股東」的原則,把村集體資產和非農用地未來的收益權變成股份,分給每個村民。行政村成立投資公司對土地資產進行管理,村民變股東後,「帶股上樓」(即免費入住投資公司蓋成的高層住宅),同時讓出各戶的宅基地,由投資公司統一開發。這樣,土地從有具體的使用價值、鑲嵌在社會關係中而難以流動的資源,變成了為追求利潤最大化而被經營的資產。鄉村投資公司通過合作、轉讓等手段把屬於其他單位的臨近土地進行組合,原來犬牙相錯的土地佔有關係得到改變,浙江村人很難再通過私下關係獲得地皮來蓋大院和臨時市場。

也是在1995年大清理的高峰期,北京市政府提出要建設二十三萬多平方米的大紅門服裝商貿城。之後的多輪清理(比如2006年為準備北京奧運會的大規模清理)都伴隨着村或者鄉屬的大型貿易、開發或投資公司的出現,清理成為地方政府的公司系統地掌控浙江村資產的手段之一。

土地的資產化固然意味着市場規則衝擊了行政體制造成的土地割據,但並不意味着行政權力的退出;相反,資產化帶來的是權力的集中。比如,原來村民小組有相當大的自主權,可以直接向浙江村人出租土地,為大院提供水電,協助工程進展和維持周邊治安等事務,由此獲得集體收入。但是投資公司成立之後,由它們決定一切,農民個體和村民小組無法直接參與和受益。土地的資產化也改變了行政村的權力架構。「黨委+村民委員會」的格局變成了「黨委+公司」,而公司的功能和權力遠遠超出了村民委員會。當果園村黨委書記在幹了三十年後退休的時候,其書記和投資公司總經理的職位則分別由其子女擔任,於是形成「黨委+公司+家族」的格局。

在這樣的背景下,正規化也就顯得合乎邏輯了。對當地的投資公司來說,興建大型市場是從土地裏獲利的最快辦法。它們或者直接投資,或者和浙江村工商戶合作,高層商場取代了集貿市場。正規市場的發展,也離不開對早期自發市場的「分割—攫取」。

大紅門早市的演變是一個典型例子。在1995年的轟趕回潮之後,浙江村人一般每天在凌晨4點到7點之間沿大紅門路邊擺地攤,自發形成非常活躍的服裝批發早市。1996年大紅門街道辦事處和一個浙江村經營戶合作,禁止路邊擺攤,要求攤主進入在一塊菜地上開闢的臨時市場,交納租金。南苑鄉政府下屬的投資公司在附近興建了DH服裝商貿城後,招租有困難,於是南苑鄉政府認定菜地上的早市為非法並加以取締,讓經營戶進入租金更高的DH商貿城,這才真正啟動了商貿城的發展。

市場的正規化造成了浙江村內加工和銷售這兩個環節之間的分離。為了追求高檔次,市場投資者鼓勵各攤位成為大品牌的專賣店,從而和浙江村內的服裝生產脫節。2015年,在市場裏只有25%左右的貨品來自浙江村內,同時也只有25%左右在浙江村生產的服裝通過這些市場銷售。這意味着浙江村裏原來「包攤位」的群體和「代銷」關係的終結。包攤位是浙江村平鋪式發展模式的一個重要部分,是當年很多新來者的第一份職業。一個新來者只要在臨時市場裏租到攤位,就可以從做服裝的親友那裏拿到貨,賣出去之後再給錢,所以代銷基本上是沒本的生意。當生意做大了之後,他也會以經銷的方式(即在拿貨的時候就給加工戶付款)幫新來的加工戶一把,保證新來者有充足的流動資金。平常包攤位的到各加工戶走訪,搜集衣服,同時傳達最新的市場資訊。這樣,供銷之間形成關係緊密又不斷擴大的網絡。

但是在高檔市場中,不僅租金高,而且從外地進口的服裝一般不能代銷,必須提前墊付資金。2000年後期以來全國經濟低迷,「下家」(即從河北等地來進貨的零售商)開始普遍欠帳。這樣,正規市場中的攤主需要大量資金投入並承擔高風險,不可能成為新來者的落腳點。他們認購攤位的動機也改變了,攤主不再是代銷商,也不再是生產和市場之間的連接點。他們買或者租攤位主要不是為了自己經營,而是希望日後以高價轉租或者轉賣。現在市場中的大部分攤位是溫州商戶最早承租或者購買的,但是轉租給了來自全國各地的經營者。也就是說,大家是衝着攤位今後的價值來考慮的。因此,不管是市場投資者還是攤主,他們所從事的實質上都是資產經營。

資產經營帶來了泡沫。首先,由於市場投資可以在短期內獲得高回報(一般市場剛建好就招租,同時通過拖欠建築公司的工程款,可以很快收回成本),浙江村內的大量資金投入到市場建設上來。到2015年市場空間已經明顯過剩,攤位價格下滑;其次,從市場建設中獲得的大量利潤,自2009年開始進入全國各地的各類礦產和地產。浙江村人感興趣的顯然不是礦,而是在投機今後礦產升值的可能。這是和中國宏觀經濟緊密聯繫的。2008年國家投入四萬億後,貨幣流通性過剩而造成的各類資產(包括礦產、土地、字畫古董等;浙江村裏也有人在近年開始收集字畫)價格在2014年之前迅速上升。浙江村內的投機和泡沫完全是「正規」經濟的一部分。

資產經營和投機刺激了金融活動。在1995年以前的浙江村,大家都在債務關係裏面,但是其債務表現為代銷關係的實物債務,基本上沒有獨立的金融活動。2010年以後浙江村內出現金融「擔保公司」,幾個大戶合夥在銀行存款一千萬以上,便可擔保其他企業和個人從該銀行貸款,並向貸款人收取貸款額度的3%作為佣金。更普遍的做法是,擔保公司以自己的存款為抵押向同一銀行貸款,轉借給第三方,收取高額利息。這樣,擔保公司就成了「正規」的高利貸組織。但是由於整體經濟的不穩定,村內的十家擔保公司在2015年全面面臨危機。

金融活動活躍的另一個副產品是大額度的賭博行為。在浙江村,賭博從1990年代初就已經存在,但是參與的人數有限。早年的賭博有時候是救助性的,比如某人生意虧損,朋友會慫恿他開賭莊,大家來賭,讓他抽頭。有時候賭博也成為幫派敲詐勒索的手段。但是2000年以來的賭博和民間互助以及幫派勢力都關係不大,而是變得普遍化。其涉及人數之多、數目之巨,已經影響到浙江村的經濟運行。賭博不是資產化和金融化的必然後果,但是按浙江村人的說法,它們都受同一個「社會風氣」影響。如果市場投資和礦業的盈利靠運氣,那麼賭博和這些冠冕堂皇的生意又有甚麼大的區別呢?資產化和金融化使得財富的倫理含義變得不確定,即所獲財富與勞動投入和個人對社會的實際貢獻幾乎沒有關係;浮躁的心態普遍蔓延。可能正因為如此,浙江村裏經營戶的一個新時尚是走訪各大名剎、和主持和尚聊天,尤其是去北京潭柘寺喝茶,據說這樣會「接地氣」、保佑財富。「接地氣」在浙江村是一個全新的概念。這個曾經最務實的社區,現在要向和尚討「地氣」。

北京城南「浙江村」近二十年的變化是這個「糾結中國」的一部分。
北京城南「浙江村」近二十年的變化是這個「糾結中國」的一部分。攝:尹夕遠/端傳媒

服裝加工:「去社會性」的正規化

但是浙江村的經濟還在增長,這是因為其生產能力在擴大。用浙江村人的話來說,服裝加工是這裏「真正賺錢」的生意。加工戶一般被認為是比較老實、守本分的,覺得「只有裝到自己口袋裏的錢才是真的錢」。而市場和礦產的投資者,往往被說成是「只會在兜裏算帳的」,意思是只知道把有限的資源來回倒騰以求升值,沒有把經濟實體做大。正是加工戶的這種保守性格,保證了浙江村經濟的相對穩定。

但是浙江村生產體系的變化,並不小於批發市場的轉型。2000年之後,僱工少於十人、專業做某一加工工序的作坊基本上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正規企業。如果原來作坊之間形成了細密分工和緊密合作,彼此間的交易成本很低,為什麼在1995年大清理之後出現了大規模的企業?要全面回答這個「科斯(RonaldH.Coase)式問題」,需要更多的回溯研究和數據。我至今的觀察顯示,這一轉變是一系列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而不是一個自然演化的過程。

首先,企業的興起是因為大清理打斷、稀釋了原來的合作網絡。在清理後,很多作坊在遠離原來浙江村中心的大興縣立足,不能和其他作坊隨時來往、靠其他作坊完成像鎖扣、繡花等多樣工序。他們逐步把生產過程內部化和一體化。

其次,大清理後非正式的批發市場大幅度萎縮,市場正規化,意味着產品必須有正式註冊的商標和生產廠家。2000年初,大興縣政府又提出「村村點火、戶戶冒煙」的工業發展政策,鼓勵申請生產執照和註冊商標。儘管在2016年中期,在浙江村正常運營、僱有上百工人的企業可能不到一千家,浙江村人註冊的生產企業卻可能多達五千家。而且註冊的商標更多,一個企業可能註冊多個商標,一種服裝風格就註冊一個正式商標。

如果我們把註冊作為正規經濟的標準,浙江村的加工企業可謂達到了「過度正規化」的程度。之所以要「過度正規化」,一方面反映了中低端正規市場的特色:既然無法形成一個家喻戶曉的大品牌,一品一牌反而讓貨品更好賣,因為這時時給消費者新鮮感;另一方面,浙江村人也希望靠註冊給他們的生存帶來合法性。政府今後清理的時候,總得對有合法執照、有多個註冊商標的企業手下留情吧?在他們裝修豪華的接待室裏,執照、商標登記證、納稅證,甚至土地租賃合同都鄭重地裝裱起來,高懸牆上。

浙江村企業的擴大也有一個偶然因素。1990年代後期,中央加大國企改革的力度,北京郊區包括浙江村所在地的不少小型國企破產。這些國企靠向浙江村加工戶出租廠房來支付職工的基本收入。由於這種出租行為有利於國企改革和社會穩定,政府沒有阻止。這樣,在土地資產化的背景下企業不僅可以獲得生產用地,而且還可以相當優惠的條件獲得這一相當緊缺的資源。

正規企業可以在短期內擠垮小作坊,最重要的原因可能是企業可以攫取大規模的勞動剩餘。在浙江村近千家僱用上百工人的企業中,到2015年,幾乎沒有企業和工人簽訂正式用工合同。令人驚訝的是,企業生產的正規化完全沒有帶來僱傭關係的正規化——比如工人和僱主形成正式的談判機制,甚至組織工會;相反,和以前相比,僱傭關係更不正規。以前的付酬方式是以月工資為主、月工資和計件工資混合,而現在幾乎完全是計件付酬。以前的僱傭關係大多持續一年以上(部分原因是老闆每月只發生活費,大部分工資在年底結清),而現在工人很「自由」,可以隨時退出。有時候不同企業統一計件報酬的標準,允許工人在不同的企業間根據生產需求流動,哪家有活就去哪家幹,幹完了就走。工人的工資雖然在理論上不低(如果每天有工做,每月可以拿到7000元以上),但是很不穩定。以前工人和老闆(特別是和老闆娘及其他女性親戚)同吃、同住、同勞動,形成某種模擬家庭關係,老闆對工人的剝削和對自身及家庭成員的自我剝削是混合在一起的,而現在的關係是純粹的勞務交換,只有剝削工人,沒有自我剝削。

在訪談中,好幾位企業主向我介紹他們生產規模的時候,都首先提到所租廠房的面積是多少,其次提到產值,只有當我特意問的時候,他們才想通常僱多少人。這既反映了土地資產化條件下他們對土地的敏感,也說明了工人的地位。可以說,不受任何保護的廉價勞動力是企業利潤的關鍵來源和其正規化的重要基礎。

生產企業的正規化,當然不意味社會關係網絡的完全消失。但是,由於資本量的加大,互助網絡也向企業化的方向發展。比如,布皮料市場是一個網絡性很強的部門,布商、皮商間互相拆借資金、轉讓布料、皮料,但是由於涉及的資金量愈來愈大,現在的互助不再是像以前那樣寫個條子說句話就可以,而往往是採取入股的方式。一個1989年出生的小伙子在2012年帶了一百多萬到浙江村經營布料,2014年由於布料積壓虧了本錢,在同一市場經營的姑姑和一個朋友便出資解救。他們伸出援手,固然是因為不能看着自己的親友破產,同時也是因為他們知道布皮料生意的盈虧取決於對時尚的預測,如果預測對了、提前進了暢銷的布料就大賺,預測錯了就可能大虧;而這種預測的成敗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個隨機事件,若干次錯誤後,總會有好運氣。到2015年底小伙子的生意翻過身來的時候,姑姑和朋友的投資此時佔了大份。小伙子把自己稱為「操盤手」,扮演類似經理人的角色。

浙江村內部經濟的正規化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被看作是一個社會網絡「去社會性」的過程。「去社會性」有兩層意思:第一,社會關係網絡成為為企業服務的工具,而不是企業存在的基礎。原來像「代銷」這樣的關係是根基性的,沒有代銷關係的作坊和攤位都很難經營;而現在企業是基礎,網絡是企業之間的網絡。原來凡是一個人有點親戚老鄉關係,就可以憑藉這點社會性開始經營生意;而現在如果沒有大量資金就無法進入網絡。當社會關係網絡成為組織公共生活的基礎,是解決糾紛、形成權威,判斷什麼行為是可以接受、什麼是不可以接受的原則所在,網絡的社會屬性是第一位的;而當個體的利潤最大化成為基本原則、企業成為基本的經濟組織,網絡的運作也就從屬於對經濟利益的計算。第二,「去社會性」意味着社會關係變弱變碎,比如工人和僱主之間的關係變成了純粹的經濟關係。用赫希曼(Albert O.Hirschman)的話說,工人只能靠不斷流動、不斷用腳投票來尋找機會、解決問題,不能「叫喊」(談判),更談不上「忠誠」。由於社會關係的脆弱化,社會創新也就失去了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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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飆,牛津大學人類學教授)

《二十一世紀》

出版: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網址:http://www.cuhk.edu.hk/ics/21c/zh/iss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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