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白信：新疆的「漢化」，還是內地的「疆化」？——新疆紀行之三

【編者按】本文是作者2018年冬季新疆考察紀行系列之第三篇。第一篇为《凍結的堡壘城市，與消失的人——新疆紀行之一》，第二篇为《「新大漢主義」的興起及其「內亞」意義——新疆紀行之二》

新疆在地緣政治和宗教版圖上的重要性，都不是單一的維穩策略能夠應對的，這似乎也加速中國當局尋求更激進民族主義的壓力、從而導向一個以漢化政策為中心的長期策略，也就是「新大漢主義」。其具體面向至少表現在如下若干方面。

再教育的仇恨種子

相對傳統的大漢族主義，「新大漢主義」首先凸顯在國家機器的融入，和對特定少數民族的集體性、強制性的漢化教育，形式上則結合了勞動教養模式和日本在滿洲進行的皇民化教育。

後者見諸於在城市和鄉村推行半軍事化管理、並降低維文顯示度的方法，對少數民族實行嚴格的居住和遷徙管理、以及日常生活中的民族識別；而前者則是國際矚目的焦點，主要體現為在全疆開設「再教育培訓基地」，將各種可能表現出民族意識和宗教意識的民眾關押其中，雖然多為南疆維族底層，但是也包括文化精英和其他民族，甚至對現行政策表達輕微不滿的漢族。雖然其總體規模和具體地點無法得到更多證實，新疆當地民眾也對此諱莫如深，但是據信超過一百萬之眾被關押其中，主要進行政策教育、漢語學習和所謂職業技能培訓，且「再教育」時間到底持續多長並無定論，而從社區、村委會往上任何一級機構、單位（包括企事業單位）都有權將在宗教和民族問題上存在「越軌」言行的公民送進再教育營。

被關進再教育營的多為南疆維族底層，但是也包括文化精英和其他民族，甚至對現行政策表達輕微不滿的漢族。

在這一強制性的漢化教育下，副產品之一是：烏市等地長期以來存在的偷盜現象近乎絕跡，當地漢族驕氣上升，而南疆地區不少農村的男性青壯年也近乎絕跡，只剩下老弱婦幼和駐村幹部；波及較少的哈薩克族、蒙古族、塔吉克族、柯爾克孜族等則不覺有異。

副產品之二則是：目之所及，新疆許多中學校園內都有「進校請說國語」的提示，出現在電子滾動屏或者看板上，維語作為自治區的雙語地位岌岌可危，倒是不太標準的英語注示堂而皇之地出現在各種交通提示和警察制服上。

副產品之三則是，全疆推廣漢族的農村歌舞，如秧歌、旱船和舞獅，在漢族傳統節日期間上街表演，漢化再教育營彷彿擴大了許多。

而最大的改變，可能是日常生活中的飲食。從烏市到喀什，從城市到農村，從與體制內官員吃飯到與村幹部和牧民一起吃飯，這次旅行感受最深的可能就是飲食區隔的取消，特別是在吃漢餐時，無論正式宴請還是私人聚會，同席的穆斯林，無論幹部還是普通群眾都絕口不提桌上的豬肉，也不會對同一個火鍋內涮入牛羊肉之外的豬肉製品表示異議，更少有拒絕喝酒，似乎印證了私底下關於「煙酒肉」的「漢化」傳聞。同時，維漢間的戀愛和通婚受到社區和單位的鼓勵和支持，這也成為旅途中打趣那些早年因為跨族交往而備受挫折（包括所謂「洗腸」）的漢族朋友的緣由。

隨着「再教育營」的持續，新的種族仇恨的種子或許就此埋下，包括在那些分布在「一帶一路」的相關民族心裏。

事實上，如果考慮到新疆不同民族在現有教育、職業、和收入的差異（例如維漢的教育水平差異，前者以小學程度最多，後者以初中程度最多，且前者約70%從事農牧業和服務業等收入較低職業），那麼這種漢語和低技能的強制再教育，恐怕對提高各民族未來的職業融合並無多大幫助，只是掩蓋此前的民族差距和公共教育投入不足的責任。而隨着「再教育營」的持續，新的種族仇恨的種子或許就此埋下，包括在那些分布在「一帶一路」的相關民族心裏。如加拿大哲學家、政治家葉禮庭（Michael Grant Ignatieff）對新民族主義的斷言——「種族仇恨是合法性權威解體所導致的恐懼的結果」。

作為「內部殖民主義者」的兵團

兵團在新疆的地位和功能十分特殊，在當下新疆治理模式中的角色也很複雜。總體而言，它是一個古老的屯墾組織在現代社會中的延續，也是傳統漢化-屯墾政策歷史最為悠久的制度主體。

不過，今天的新疆生產建設兵團，雖然經歷過1975-1981年間的短暫撤銷、改制，但是60多年來已經形成一個佔新疆八分之一人口、工農業規模佔全疆近三分之一的龐大經濟、行政和軍事綜合體，非常類似歷史上的英國東印度公司，卻扮演着「內部殖民主義者」角色。

但是，這種內部殖民的體制與民族國家的統一治理有衝突，仍然是以如何控制帝國的邊疆這一歷史前提為假設，與原住民的矛盾和資源爭奪本身就醖釀着民族衝突。在現代國家的交通和物質條件下，這一內部殖民方式雖然有可能超過歷史上漢族佔領綠洲進行固定農耕方式而總是難以控制遊牧地帶的局限性，但其存續性和定位很大程度上只是基於作為一個利益集團的存在，其自身無法避免1970年代與國企曾經同樣的鉅額虧損、1980-1990年代與新疆其他地區同樣的人口外流。今天中國面臨的邊境形勢，相比1981年復建兵團時所針對的蘇聯威脅大為變化，兵團作為當前所謂黨政軍警兵民「六位一體」反恐工作機制的一個天然樣板，卻和真正的所謂恐怖主義温床——那些貧困的維族聚居區——相隔離。

不過，「新大漢主義」似乎為兵團找到了一個新的發展空間。當漢族人口外流成為「新大漢主義」對新疆局勢最大的擔憂之後，兵團作為一個擁有近300萬人口的建制性單位，猶如在新疆推行漢化的救星。人口輸入本來就是兵團在新疆與內地的各種交換聯繫中最為重要的功能、一個建制性入口，在今天卻能大大緩解「新大漢主義」所擔憂的漢族人口減少、兵團人口老化的焦慮。

當漢族人口外流成為「新大漢主義」對新疆局勢最大的擔憂之後，兵團作為一個擁有近300萬人口的建制性單位，猶如在新疆推行漢化的救星。

最新的例證是，今年初，農三師發出廣告，向全國範圍招收屯民，給地35畝以及住房、醫療、教育和生活津貼等一干福利。而農八師所在的石河子大學和其他兵團學校，也早已成為兵團吸收內地高中學生的有效管道，從而能夠以保持高水平的「純粹」漢族教育充當「新大漢主義」的本地人力資源支柱。就此行訪談接觸而言，這類從外地考入兵團大學、成為「兵團人」、然後再留在新疆工作的專業幹部，總體上最受當地重用和信任。但至於內地到底會有多少人願意進疆、進兵團卻是十分可疑的，畢竟過去幾年間，在衞生、教育、警察等部門面向內地的高薪招聘其效果並不樂觀。

「獵巫」與「內地新疆化」

在全疆實行黨政軍警兵民「六位一體」反恐工作機制的背景下，這一機制已經非常近似戒嚴狀態，警察體制也只屬於其中一部分，因此單談「警察國家」如何如何，似乎意義並不大，畢竟那已成為新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最近一年來，時常聽到「新疆已經連續多少個月沒有發生恐怖襲擊」的吹風，在新疆各地見到的公安，也都說最近難得輕鬆下來了。

但是，在已經成型的社會控制堡壘化之外，尤其在新疆之外，卻也時常能感受到新疆模式中警察的核心角色和溢出效果，從中不難發現「新大漢主義」如何驅動警察國家作為當下中國的民族國家建設的內核，而非公民民族主義或者福利國家體制。

在已經成型的社會控制堡壘化之外，尤其在新疆之外，也時常能感受到新疆模式中警察的核心角色和溢出效果。

譬如此次進疆前後，在內地與一些中層警官的交流中，常能發現他們的「恐綠」（即敵視穆斯林）不是簡單地附和社交媒體上的民粹情緒，而是發自內心地把伊斯蘭教和西北穆斯林等同於恐怖主義，等同於對漢族的民族威脅，也就是漢族傳統中在種族視角上的劃分和對立、以及對簡化版漢化的理解；而且，他們同樣有着對蘇聯崩潰後各民族加盟共和國獨立的恐懼，並無更多基於「中國革命」或者「共和主義」的認同。

在這層意義上，這些警界精英們的民族區分，和1949年後中國所進行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民族識別頗有重合，都以（中國）歷史主義、而非斯大林主義以社會發展階段、特別是資本主義發展階段進行民族形成判別的民族觀。這當然是傳統的中國大漢族中心主義的復活，政治上卻突破了原先裹着「中華民族」外衣的虛偽，未來必然拋棄沿襲自斯大林主義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並代之以貫穿新疆模式的新大漢主義。

另一方面，這種圍繞「新大漢主義」的警界共識，也伴隨着援疆交流而相互輸出「執法」方式。自從援疆計劃開始後，截止2018年中，全國19個援疆省市的公安廳已經派出400多幹部到新疆掛職；新疆公安與內地20餘個省市區公安的交流，派出人次超過2.5萬，接受人次超過1.2萬。雖然這些交流都是在「援疆」名義下進行，把所謂內地的「先進技術和理念」傳到新疆、幫助新疆警方提高執法能力，但與此同時，也把新疆在「新大漢主義」下無差別對待集體人群、無限制使用暴力的手法帶回內地和沿海地區。

這些交流在「援疆」名義下進行，把所謂內地的「先進技術和理念」傳到新疆，但與此同時，也把新疆在「新大漢主義」下無差別對待集體人群、無限制使用暴力的手法帶回內地和沿海地區。

例如，2018年在廣州發生了警察對女律師孫世華的人身侮辱案後，當地警界便流傳着「要是在新疆早就把她弄進去了的」耳語，而廣州和廣東警方正是援疆主力。未必有直接關係、但不無巧合的是，就在2018年9月20日孫世華案發生的前一個月，廣州迎來第一批新疆「一線功模」民警到粵學習交流。

這種暴力輸出，首先以新疆公安廳2014年1月抓捕北京的中央民族大學教師伊力哈木·土赫提為代表，他們在疆外執法，並優先抓捕温和立場的維族知識分子。此後，「新大漢主義」便以獵巫的泛濫方式展開，不僅新疆警方在疆外大肆抓捕，許多「皇漢主義者」也混跡在社交媒體的時政群裏，除了積極推銷極端主義的反「綠化」言論，就是積極檢舉任何可疑言論和人物，且這些「獵巫者」往往聲稱與新疆警方有着某種聯繫。在這層意義上，今天規模逾百萬的「再教育營」也許正是這種大規模獵巫行動的結果，其規模和烈度或許堪比法國維希政府期間對猶太人的獵捕。

「新大漢主義」便以獵巫的泛濫方式展開，不僅新疆警方在疆外大肆抓捕，許多「皇漢主義者」也混跡在社交媒體的時政群裏，積極推銷極端主義的反「綠化」言論，並積極檢舉任何可疑言論和人物。

無論理論上，還是實踐中，這些漢族獵巫者無視恐怖主義背後的貧困化、民族不平等和自治制度的失敗，卻被恐怖主義事件的「叫魂」式漢族恐懼心理所主導。對他們來說，哪怕再温和、再建設性的少數民族立場，也等同於分裂主義；穆斯林民眾的伊斯蘭信仰則通向極端主義；前兩者與恐怖主義合成的所謂「三股勢力」便等同維族。這或許就是他們對新疆今天局勢的認識，也是「新大漢主義」興起的根源。為解決其眼中的這一「問題」，需要對整個民族和地區進行文化、宗教、社會和政治的全面「漢化」，甚至需要成本巨大的「一帶一路」戰略，為其收買整個穆斯林世界。

結語

走筆至此，雖然我已回到內地良久，不需要像在新疆旅行時擔心微信時常發不出去、半夜手機突然耗電大增、到處只有2G、至多隻能連上3G網絡，而在內地公路上也看不到路邊車頭朝向公路一側的警車、和隨時可能遇到的臨檢；但是，小區和街道上的監控攝像頭還是一樣密集，片警半夜上門查戶口的敲門聲仍然在心中砰砰作響，被單位的黨政幹部談話的情景依然歷歷在目。從這個意義上說，我的確離開了新疆，卻又並未真正離開。

新疆之外的大片國土——所謂內地、所謂中土，或許才是遠離文明世界的野蠻邊疆，儘管那裏似乎更繁榮、也似乎更融合進了全球化。

一個幽靈，「新大漢主義」的幽靈，正在這片土地上興起。

（白信，時政觀察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