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楊鳳崗：梵蒂岡的超級善意，將會得到中國什麼回報？

自從2018年9月梵蒂岡與中國政府簽署有關主教任命的臨時協議以來，梵蒂岡方面作出許多努力，不斷釋放善意。近日，梵蒂岡國務卿伯多祿·帕洛林（Pietro Parolin）樞機主教接受中國官媒採訪，5月12日刊登在英文版《環球時報》上，再次釋放超級善意。

但是，中國政府的公開回應一直非常冷淡，民間的反應小心謹慎，而官方對待宗教的態度和行動則日趨極端，打壓手段不斷逼近文革或文革之前的所作所為。在中國當前這種政治氣候下，梵蒂岡的善意和期許就像是一場豪賭，賭上的是千萬天主教徒、特別是地下教會信徒的命運。

不過，國際關係波譎雲詭，最終的輸贏，目前實難預料。

遷就與妥協

此前，曾有八位主教僅由中國政府任命，但梵蒂岡方面拒絕任命並且施以「絕罰」（即逐出教會斷絕來往）。「絕罰」使得他們無法與其他主教共同主持彌撒聖禮，很多忠於教宗的天主教神父和信徒也自動遠離他們。

這樣的嚴厲處罰，通常是由於其言行不軌，與教會正統教義教理有所背離。但是，根據中梵臨時協議，梵蒂岡方面把他們全部接納下來，取消「絕罰」，承認其主教職分，顯示出梵蒂岡方面對於這些「愛國」主教的遷就和對於中國政府的妥協。

與此同時，原本受到教宗任命但不被中國官方認可的近30位地下主教，卻沒有得到中國官方的接納，其中已有幾位更被梵蒂岡方面勸退，不再行使主教職權。

近30位地下主教卻沒有得到中國官方的接納，其中已有幾位更被梵蒂岡方面勸退，不再行使主教職權。

帕洛林在訪談中強調，臨時協議是個起點，中國和梵蒂岡「雙方清楚意識到，這項協議是一段漫長旅途所取得的成果，但更是一個起點。為了中國天主教團體的益處及整個社會的和諧，我們現在能夠憑着信任開啟更大合作的新階段。」他說：「當然，不是所有問題都得到了解決。許多問題還應予以面對，我們本着善意和決心正在進行努力。我清楚意識到，任何人在此都沒有全盤的解決方案。但我也可以說，我們正在設法尋求持久和各方都能接納及受到尊重的解決方案。」這顯然是指未來的路還很長，很多事情要努力去做，非常期待中國方面做出積極回應，採取改進關係的實質行動。

在發表這個訪談的幾乎同時，在米蘭天主教大學，由在那裏設置的孔子學院出面組織了一次會議，帕洛林樞機主教參加會議，也有兩位中國主教參加會議，其中一位汕頭教區主教黃炳彰就是原本受到絕罰而新被接納。這顯示出了梵蒂岡方面的積極主動性，不斷釋放善意，以便爭取更好、更有成效的對話及其結果。

梵蒂岡的一場豪賭

自中梵簽署有關主教任命的協議以來，人們看到了梵蒂岡一方的遷就和妥協，但是還沒看到地下天主教會的境遇得到實質性改善，近30位地下主教失去了在梵蒂岡一方的合法性，卻沒有任何一位獲得中國政府的認可或接納。換句話說，到目前為止，中方並未採取對等的善意回應行動。

帕洛林樞機在採訪中迴避這個問題，選擇繼續向中國示好，其目的或許是希望能扭轉這樣的局勢。但在我看來，這頗像是「一場豪賭」，因為中國方面可能完全沒有改善地下主教地位或境遇的計劃。

梵蒂岡選擇繼續向中國示好，這頗像是「一場豪賭」，因為中國方面可能完全沒有改善地下主教地位或境遇的計劃。

不僅如此，雙方官員對於臨時協議的性質似乎存在着重大的認知差距。中國當局主管宗教事務的幹部曾有人議論說：臨時協議如同日本天皇的無條件投降講話，之後便是中國收繳殘軍敗將了。處於這樣地位的一些地下主教可能不甘心失敗，就像當年的少數在華日軍軍官一樣，還會「負隅頑抗」，但是最終還是不得不「繳械投降」的。

到目前為止，中方的所作所為，也的確顯示他們似乎真的持有這樣的立場。不僅地下主教沒有任何一位得到黨國接納為主教，而且近日有消息說，河北的一些天主教堂已被勒令強拆或者整改。梵蒂岡方面不會沒有收到相關消息，但帕洛林樞機選擇迴避這些事實，選擇向中國當局積極示好，只能說是梵蒂岡方面太一廂情願、剃頭挑子一頭熱，以賭博心態期冀形勢出現逆轉。

中國的戰略考慮

從中國方面說，尋求與梵蒂岡方面對話，特別是官方媒體選擇在這個節點上發表對梵蒂岡國務卿帕洛林的訪談內容，似乎有重要的國際和國內戰略考慮。

一方面，中國方面對於台灣步步緊逼，甚至不時釋放出不惜武力統一的信號。如果與梵蒂岡建交，則可以看作是逼近目標的重大外交勝利，當政領導人會贏得中國國內統派的支持。

另一方面，中美關係日趨緊張，不僅貿易談判正在經歷驚濤駭浪，而且已經擴展到科技和金融經濟之戰，甚至可能進一步演變為意識形態或文明之間的全面衝突。在這種情況下，與梵蒂岡的關係，或許是打破美歐聯合遏制中國的關鍵環節。在經濟領域，梵蒂岡也有可能是通向拉丁美洲、非洲和南歐等傳統天主教國家的一扇大門。

中美關係越是不好，中梵關係改善的可能性就越大，因為梵蒂岡方面是敞開的，而中國方面則需要化解在國際上被孤立的狀況。

因此可以說，中美關係越是不好，中梵關係改善的可能性就越大，因為梵蒂岡方面是敞開的，而中國方面則需要化解在國際上被孤立的狀況。在這個意義上，如果把梵蒂岡方面的超級善意看作是一次豪賭，結果也未必就會賭輸。

宗教「中國化」的實質是政治馴化

只不過，與梵蒂岡的關係問題涉及中共的意識形態基本問題。與其他某些國家的共產黨不同，中共堅持認為無神論是其馬列主義意識形態的核心問題。「戰鬥的無神論」認為宗教是反動勢力，必須採取政治措施予以抑制和削弱，在條件成熟時予以消滅。近年來，「戰鬥的無神論」在中國佔據主流話語權，並且主導着宗教政策，根源可能就在這裏：在文革期間形成人生觀和世界觀的這一代領導人和知識精英，對於這種無神論的意識形態耳熟能詳、情有獨鍾。

在改革開放的前三十年，以1982年「19號文件」為標誌，「啟蒙的無神論」成為中國官方的主流話語。這一立場反對採用政治手段削弱宗教，認為那是犯了「左傾冒進」的路線錯誤。宗教的存在有其相應的社會基礎和心理根源，只能用教育和宣傳的方式對信徒和非信徒予以啟蒙，用行政的手段對於宗教信徒和群體進行疏導，集中精力發展經濟，等到社會發展到物質極大豐富的社會主義高級階段，宗教會自然走向消亡。

在改革開放的前三十年，「啟蒙的無神論」成為中國官方的主流話語。這一立場反對採用政治手段削弱宗教，認為那是犯了「左傾冒進」的路線錯誤。

在「啟蒙的無神論」佔主導的30年，很多宗教都有很大發展，甚至出現了一些宗教極端、異端和對社會具有破壞力的所謂「邪教」。這些現象的社會功能雖然是消極的，但是只要宗教信仰有一定程度的自由，就是難以完全避免的存在。現代國家的一般原則是用法律的方式予以約束。

但是，這些社會現象成為「戰鬥的無神論」者抓在手中的把柄，成功反擊「啟蒙的無神論」，佔領主流話語權。前者進而盜用民族主義話語，把習近平新時代的宗教政策在理論上定位為宗教「中國化」。如果說佛教、伊斯蘭教、天主教和基督教（新教）等外來宗教需要「中國化」，這在邏輯上還多少說得通，但是，要求土生土長的道教中國化，簡直就是滑天下之大稽了。

其實，「中國化」不過是盜用了民族主義的話語，貌似意指文化上的調整和適應，實質卻是政治上的馴化，即各個宗教都必須服從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接受在社會主義名義下的各種制度。對於這樣的「中國化」，對於「政主教從」的安排，佛教道教似乎輕車熟路，因為兩千年的皇權馴化，已經形成了相應的思維定勢和言行模式。但是，對於伊斯蘭教、天主教和基督新教來說，「中國化」政策卻已造成極大的張力。

「中國化」不過是盜用了民族主義的話語，貌似意指文化上的調整和適應，實質卻是政治上的馴化，即各個宗教都必須服從中國共產黨的領導。

中國天主教愛國會和其他幾大宗教團體，根據中共中央的決定分別制定了「中國化」的五年計劃。不過，不同的宗教、不同的個人，在闡述和實施宗教「中國化」計劃的過程中，表現出了很大不同，出現了一些有趣的說法。比如最近有學者說，佛教的中國化就是佛教的現代化。但是「現代化」和「中國化」顯然不是同級概念，彼此難以置換。而且，現代化了的佛教團體在世界各地很多，卻未必都可以在當今中國建立和存在下去，能否服從中共領導及其各種制度，才是關鍵所在。

中梵關係難以改善的最大障礙

在回答記者有關宗教「中國化」的提問時，帕洛林樞機表現出超級善意，沒有表達一丁點批評之意，而是強調這與天主教原有的「文化融入」（inculturation）概念有所關聯，彼此「不可混淆，也沒有對立」，「可以為宗教和文化層面的對話敞開遠景。」他以明清來華的天主教傳教士利瑪竇為例，說明天主教一向致力於融入本地文化。他說：「文化融入是有效宣揚福音的必要條件。要結出果實，一方面要保證福音的真正的純潔和完整，另一方面要根據每個民族和文化的特殊經歷來呈現它。」與此同時他也提醒讀者，「要記住中國領導人如何重申了他們不破壞每種宗教的本質和教義的意願。」

在訪談中，帕洛林樞機說中國和梵蒂岡在促進和平、對抗貧窮等問題上可以展開合作，其中最重要的是人的基本權利。「對聖座而言，最重要的是將人的尊嚴置於所有這些領域的中心，首先承認人的基本權利，其中包括宗教自由的權利和促進公益，因為它關乎眾人和每個人的益處」。

當強調宗教自由是人的基本權利時，這實際上已經觸動了中共的一條紅線。

然而，這句話卻可能隱藏着中梵關係難以改善的最大障礙。儘管帕洛林樞機極力想說得好聽些，但當他強調宗教自由是人的基本權利時，這實際上已經觸動了中共的一條紅線。中共一向堅持說，人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但不能說「宗教自由」，即人們在私下裏相信什麼可以是自由的，但是卻未必有公開的宗教行為和組織活動的自由。雖然梵蒂岡秉持超級善意，表示在教會組織上願意接受中共的一定限制，但是，信徒的信仰、實踐和參加教會組織的自由原則，卻是難以拿來做交易的。

鑑於梵蒂岡這個主權國家的宗教特性，在宗教自由問題上，除非中方立場調整，不然中梵關係很難有實質性改善。而中方調整立場的可能性極微，除非發生權力更迭，或者意識形態主流話語做出重大調整。作為戰略家的毛澤東，可以放下意識形態，在1970年代初轉而採取聯美反蘇的大戰略。但是，作為文革一代的現任領導人，恐怕是放不下那個意識形態的。因為一旦放下，就沒有任何可以安身立命的依託了。

（楊鳳崗，美國普度大學社會學教授、中國宗教與社會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