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杨凤岗：梵蒂冈的超级善意，将会得到中国什么回报？

自从2018年9月梵蒂冈与中国政府签署有关主教任命的临时协议以来，梵蒂冈方面作出许多努力，不断释放善意。近日，梵蒂冈国务卿伯多禄·帕洛林（Pietro Parolin）枢机主教接受中国官媒采访，5月12日刊登在英文版《环球时报》上，再次释放超级善意。

但是，中国政府的公开回应一直非常冷淡，民间的反应小心谨慎，而官方对待宗教的态度和行动则日趋极端，打压手段不断逼近文革或文革之前的所作所为。在中国当前这种政治气候下，梵蒂冈的善意和期许就像是一场豪赌，赌上的是千万天主教徒、特别是地下教会信徒的命运。

不过，国际关系波谲云诡，最终的输赢，目前实难预料。

迁就与妥协

此前，曾有八位主教仅由中国政府任命，但梵蒂冈方面拒绝任命并且施以“绝罚”（即逐出教会断绝来往）。“绝罚”使得他们无法与其他主教共同主持弥撒圣礼，很多忠于教宗的天主教神父和信徒也自动远离他们。

这样的严厉处罚，通常是由于其言行不轨，与教会正统教义教理有所背离。但是，根据中梵临时协议，梵蒂冈方面把他们全部接纳下来，取消“绝罚”，承认其主教职分，显示出梵蒂冈方面对于这些“爱国”主教的迁就和对于中国政府的妥协。

与此同时，原本受到教宗任命但不被中国官方认可的近30位地下主教，却没有得到中国官方的接纳，其中已有几位更被梵蒂冈方面劝退，不再行使主教职权。

近30位地下主教却没有得到中国官方的接纳，其中已有几位更被梵蒂冈方面劝退，不再行使主教职权。

帕洛林在访谈中强调，临时协议是个起点，中国和梵蒂冈“双方清楚意识到，这项协议是一段漫长旅途所取得的成果，但更是一个起点。为了中国天主教团体的益处及整个社会的和谐，我们现在能够凭着信任开启更大合作的新阶段。”他说：“当然，不是所有问题都得到了解决。许多问题还应予以面对，我们本着善意和决心正在进行努力。我清楚意识到，任何人在此都没有全盘的解决方案。但我也可以说，我们正在设法寻求持久和各方都能接纳及受到尊重的解决方案。”这显然是指未来的路还很长，很多事情要努力去做，非常期待中国方面做出积极回应，采取改进关系的实质行动。

在发表这个访谈的几乎同时，在米兰天主教大学，由在那里设置的孔子学院出面组织了一次会议，帕洛林枢机主教参加会议，也有两位中国主教参加会议，其中一位汕头教区主教黄炳彰就是原本受到绝罚而新被接纳。这显示出了梵蒂冈方面的积极主动性，不断释放善意，以便争取更好、更有成效的对话及其结果。

梵蒂冈的一场豪赌

自中梵签署有关主教任命的协议以来，人们看到了梵蒂冈一方的迁就和妥协，但是还没看到地下天主教会的境遇得到实质性改善，近30位地下主教失去了在梵蒂冈一方的合法性，却没有任何一位获得中国政府的认可或接纳。换句话说，到目前为止，中方并未采取对等的善意回应行动。

帕洛林枢机在采访中回避这个问题，选择继续向中国示好，其目的或许是希望能扭转这样的局势。但在我看来，这颇像是“一场豪赌”，因为中国方面可能完全没有改善地下主教地位或境遇的计划。

梵蒂冈选择继续向中国示好，这颇像是“一场豪赌”，因为中国方面可能完全没有改善地下主教地位或境遇的计划。

不仅如此，双方官员对于临时协议的性质似乎存在着重大的认知差距。中国当局主管宗教事务的干部曾有人议论说：临时协议如同日本天皇的无条件投降讲话，之后便是中国收缴残军败将了。处于这样地位的一些地下主教可能不甘心失败，就像当年的少数在华日军军官一样，还会“负隅顽抗”，但是最终还是不得不“缴械投降”的。

到目前为止，中方的所作所为，也的确显示他们似乎真的持有这样的立场。不仅地下主教没有任何一位得到党国接纳为主教，而且近日有消息说，河北的一些天主教堂已被勒令强拆或者整改。梵蒂冈方面不会没有收到相关消息，但帕洛林枢机选择回避这些事实，选择向中国当局积极示好，只能说是梵蒂冈方面太一厢情愿、剃头挑子一头热，以赌博心态期冀形势出现逆转。

中国的战略考虑

从中国方面说，寻求与梵蒂冈方面对话，特别是官方媒体选择在这个节点上发表对梵蒂冈国务卿帕洛林的访谈内容，似乎有重要的国际和国内战略考虑。

一方面，中国方面对于台湾步步紧逼，甚至不时释放出不惜武力统一的信号。如果与梵蒂冈建交，则可以看作是逼近目标的重大外交胜利，当政领导人会赢得中国国内统派的支持。

另一方面，中美关系日趋紧张，不仅贸易谈判正在经历惊涛骇浪，而且已经扩展到科技和金融经济之战，甚至可能进一步演变为意识形态或文明之间的全面冲突。在这种情况下，与梵蒂冈的关系，或许是打破美欧联合遏制中国的关键环节。在经济领域，梵蒂冈也有可能是通向拉丁美洲、非洲和南欧等传统天主教国家的一扇大门。

中美关系越是不好，中梵关系改善的可能性就越大，因为梵蒂冈方面是敞开的，而中国方面则需要化解在国际上被孤立的状况。

因此可以说，中美关系越是不好，中梵关系改善的可能性就越大，因为梵蒂冈方面是敞开的，而中国方面则需要化解在国际上被孤立的状况。在这个意义上，如果把梵蒂冈方面的超级善意看作是一次豪赌，结果也未必就会赌输。

宗教“中国化”的实质是政治驯化

只不过，与梵蒂冈的关系问题涉及中共的意识形态基本问题。与其他某些国家的共产党不同，中共坚持认为无神论是其马列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问题。“战斗的无神论”认为宗教是反动势力，必须采取政治措施予以抑制和削弱，在条件成熟时予以消灭。近年来，“战斗的无神论”在中国占据主流话语权，并且主导着宗教政策，根源可能就在这里：在文革期间形成人生观和世界观的这一代领导人和知识精英，对于这种无神论的意识形态耳熟能详、情有独钟。

在改革开放的前三十年，以1982年“19号文件”为标志，“启蒙的无神论”成为中国官方的主流话语。这一立场反对采用政治手段削弱宗教，认为那是犯了“左倾冒进”的路线错误。宗教的存在有其相应的社会基础和心理根源，只能用教育和宣传的方式对信徒和非信徒予以启蒙，用行政的手段对于宗教信徒和群体进行疏导，集中精力发展经济，等到社会发展到物质极大丰富的社会主义高级阶段，宗教会自然走向消亡。

在改革开放的前三十年，“启蒙的无神论”成为中国官方的主流话语。这一立场反对采用政治手段削弱宗教，认为那是犯了“左倾冒进”的路线错误。

在“启蒙的无神论”占主导的30年，很多宗教都有很大发展，甚至出现了一些宗教极端、异端和对社会具有破坏力的所谓“邪教”。这些现象的社会功能虽然是消极的，但是只要宗教信仰有一定程度的自由，就是难以完全避免的存在。现代国家的一般原则是用法律的方式予以约束。

但是，这些社会现象成为“战斗的无神论”者抓在手中的把柄，成功反击“启蒙的无神论”，占领主流话语权。前者进而盗用民族主义话语，把习近平新时代的宗教政策在理论上定位为宗教“中国化”。如果说佛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和基督教（新教）等外来宗教需要“中国化”，这在逻辑上还多少说得通，但是，要求土生土长的道教中国化，简直就是滑天下之大稽了。

其实，“中国化”不过是盗用了民族主义的话语，貌似意指文化上的调整和适应，实质却是政治上的驯化，即各个宗教都必须服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接受在社会主义名义下的各种制度。对于这样的“中国化”，对于“政主教从”的安排，佛教道教似乎轻车熟路，因为两千年的皇权驯化，已经形成了相应的思维定势和言行模式。但是，对于伊斯兰教、天主教和基督新教来说，“中国化”政策却已造成极大的张力。

“中国化”不过是盗用了民族主义的话语，貌似意指文化上的调整和适应，实质却是政治上的驯化，即各个宗教都必须服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和其他几大宗教团体，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分别制定了“中国化”的五年计划。不过，不同的宗教、不同的个人，在阐述和实施宗教“中国化”计划的过程中，表现出了很大不同，出现了一些有趣的说法。比如最近有学者说，佛教的中国化就是佛教的现代化。但是“现代化”和“中国化”显然不是同级概念，彼此难以置换。而且，现代化了的佛教团体在世界各地很多，却未必都可以在当今中国建立和存在下去，能否服从中共领导及其各种制度，才是关键所在。

中梵关系难以改善的最大障碍

在回答记者有关宗教“中国化”的提问时，帕洛林枢机表现出超级善意，没有表达一丁点批评之意，而是强调这与天主教原有的“文化融入”（inculturation）概念有所关联，彼此“不可混淆，也没有对立”，“可以为宗教和文化层面的对话敞开远景。”他以明清来华的天主教传教士利玛窦为例，说明天主教一向致力于融入本地文化。他说：“文化融入是有效宣扬福音的必要条件。要结出果实，一方面要保证福音的真正的纯洁和完整，另一方面要根据每个民族和文化的特殊经历来呈现它。”与此同时他也提醒读者，“要记住中国领导人如何重申了他们不破坏每种宗教的本质和教义的意愿。”

在访谈中，帕洛林枢机说中国和梵蒂冈在促进和平、对抗贫穷等问题上可以展开合作，其中最重要的是人的基本权利。“对圣座而言，最重要的是将人的尊严置于所有这些领域的中心，首先承认人的基本权利，其中包括宗教自由的权利和促进公益，因为它关乎众人和每个人的益处”。

当强调宗教自由是人的基本权利时，这实际上已经触动了中共的一条红线。

然而，这句话却可能隐藏着中梵关系难以改善的最大障碍。尽管帕洛林枢机极力想说得好听些，但当他强调宗教自由是人的基本权利时，这实际上已经触动了中共的一条红线。中共一向坚持说，人们有“宗教信仰的自由”，但不能说“宗教自由”，即人们在私下里相信什么可以是自由的，但是却未必有公开的宗教行为和组织活动的自由。虽然梵蒂冈秉持超级善意，表示在教会组织上愿意接受中共的一定限制，但是，信徒的信仰、实践和参加教会组织的自由原则，却是难以拿来做交易的。

鉴于梵蒂冈这个主权国家的宗教特性，在宗教自由问题上，除非中方立场调整，不然中梵关系很难有实质性改善。而中方调整立场的可能性极微，除非发生权力更迭，或者意识形态主流话语做出重大调整。作为战略家的毛泽东，可以放下意识形态，在1970年代初转而采取联美反苏的大战略。但是，作为文革一代的现任领导人，恐怕是放不下那个意识形态的。因为一旦放下，就没有任何可以安身立命的依托了。

（杨凤岗，美国普度大学社会学教授、中国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