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卞中佩：六四是中國與台灣巨大的分界線

2019年6月4日，六四天安門事件三十週年，在國際局勢混沌、中美關係急轉直下、兩岸面臨巨大分歧的這個當下，從來沒有一個六四週年，能像現在這樣能感受到六四是這樣造成中國及台灣在歷史進程上的根本差異。

六四造成的每一個大歷史變動，讓兩岸在政治經濟制度、精英建構及階級組成做出不同的歷史選擇，就像1949年最後一艘中國開往台灣的客輪駛離後，時代的巨斧對中國及台灣所劃下的截然不同歷史命運。

從表面上來看，六四之後鄧小平在1992年的南巡確立了經濟上繼續改革開放，兩岸關係延續著天安門事件前經濟、政治、文化及民眾等層次上既交流又摩擦的互動模式，但30年過去，這些已經都可以視作是瑣碎的配角，六四造成的每一個大歷史變動，讓兩岸在政治經濟制度、精英建構及階級組成做出不同的歷史選擇，就像1949年最後一艘中國開往台灣的客輪駛離後，時代的巨斧對中國及台灣所劃下的截然不同歷史命運。

六四之所以震撼全球，並造成之後短短幾年內蘇聯解體、東歐瓦解，主要就是從中國學生在1989年4月15日開始的天安門靜坐遊行，演變成百萬人的示威，都透過當時興起的衛星電視全球播放，不論歐美陣營長期對於蘇聯陣營的反共宣傳，以及蘇聯陣營強調的以人民為天，都面臨有如實境秀式的考驗。當六月四日北京屠城的畫面傳遍全球，蘇聯陣營的合法性也成為解放軍坦克車下的人肉餅。

六四的震撼也深刻影響台灣，共產黨在1989年六四屠城，證明了國民黨在戒嚴時期長期宣傳的共產黨殘酷統治，這產生了兩個巨大的效應，第一，當時台灣民主運動、社會運動中統獨還算勢均力敵或者仍是模糊懵懂，六四使得整個天平朝向獨立的一方。第二，國民黨譴責中共屠城，等於變相限縮了自己的國家暴力，當1990年爆發的野百合學運，當時緊繃的政治社會情勢、廣場上豪情壯志、搞出野百合進場、唱《國際歌》及〈血染的風采〉，雖然當年這些元素都被指為山寨版的天安門學運、面對的也是惡名昭彰的威權政府，台灣卻有截然不同的發展。

先不論之後台灣蹣跚學步的民主制度是否完善，當中國六四的一代，坐牢的坐牢、流亡的流亡，30年過後台灣的野百合這一代，已經是上從政務官、百里侯，下到基層的民間組織、工會、NGO的中堅及領袖，對於台灣社會的政治及制度翻轉衝撞上沖下洗了30年，兩岸一整代的政治精英，因為六四而有完全不同的政治實踐體驗。

對於國民黨來說，當綠營延續了反共論述香火並且一定程度將反共嫁接為反中，國民黨為了進行市場區隔，除了黨產及過去經濟奇蹟神話的優勢，最大的變革就是靠著六四帶來的後冷戰紅利存續。

後冷戰紅利包括兩個層次，第一個是政治層次，美蘇間的制度對抗遠颺、中國繼續改革開放等於承認西方經濟制度優越，冷戰結束所帶來的兩岸和解，的確就是一種「轉型」，對於中國民族主義者來說，裡面自然就有「正義」的性質。第二個是經濟層次，中共政權在六四之狠在中國形成每個抗爭者無邊無際的惡夢，它讓不滿難以縱向橫向集結，這使得台灣六四事件的直接受益者，也就是台商，重新找到舊國民黨時代威權發展的熟悉溫床，更大規模扮演起全球分工位置下的中間角色，雖然產業外移造成台灣的失業、轉業問題，國民黨則以兩岸經貿合作的格局下台灣經濟才能持續擴張以繼續吸引經濟選民。

30年前的六四終結了冷戰，但30年的滄海桑田，世界可能又走往新冷戰的當下，仍然是中國巨大空白與黑洞的六四，是中國與自己、中國與台灣、中國與世界之間難以彌合的裂縫。

所以六四對於這30年來台灣的藍綠政局、兩岸發展來說都有關鍵性的影響。但對於兩岸來說，最大的問題在於，六四在中國是完全談不得的，中國自己受到六四決定性的影響，走向了一條道路，尤其是2012年習近平上台後，走向內政及外交相互強化的戰備體制，也就是透過南海、釣魚台、香港、台灣等事務的衝突，讓國內進行掃貪、疆藏軍管、清肅自由派等取得正當性，反之亦然，這一定程度是中國對於文革「不爭論」或是禁絕述說六四累積出來的業力。台灣也因為六四，走往另一條路。不論台灣或中國，沒有對六四進行全面性的探討，是無法對自己、對對方為什麼有這些巨大的異同有絲毫的理解，更無從溝通。

這也是為什麼中國對於台灣，除了單薄的讓利及民族主義的召喚之外，只剩下武力統一這種極端的鐵血恫嚇，中間太多的細節自己難以談清、也不能談清。

30年前的六四終結了冷戰，但30年的滄海桑田，世界可能又走往新冷戰的當下，仍然是中國巨大空白與黑洞的六四，是中國與自己、中國與台灣、中國與世界之間難以彌合的裂縫。

（卞中佩，台灣大學風險社會與政策研究中心博士後研究員，專精政治社會學、組織理論、企業研究、環境社會學、大數據分析、中國研究等領域。本文轉載自作者Facebook發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