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吳祚來：當自由城邦遭遇末日帝國——六四倖存者眼中的今日香港

1949年後的中國，雖然名為「人民共和國」，但仍然是一個帝國形態，是傳統帝國與共產體制的複合。天安門廣場是帝國的廣場，三十年前的「八九」一代抗爭者獲得了一個多月的佔領，最終失敗，自由的聲音被槍聲泯滅，廣場歸於沉寂。

而香港由於百年時間在英國治下，已擁有相對成熟的法治與自由，它是一個自由城邦，卻不具有真正民主的政制。作為一個位於帝國南大門的自由城邦，它的幸與不幸，蓋因地緣關係而註定，帝國的威權要擴張，必然擠壓城邦的自由空間，通過消解獨立法治，實現威權掌控。

而香港城邦的新生代要進入「價值主義」時代，自由民主法治是第一價值，並與生命人權價值相維繫，城邦的新生代與帝國的新極權遭遇，形成必然性衝突，問題在於，它所激發的，僅僅是一時的悲情？還是像六四一樣，產生一場新的歷史悲劇？

近日李鵬去世，引發坊間莫名狂歡，但中共對他的訃告卻令人不安，大陸主流媒體上多年不見的「制止動亂」、「平息反革命暴亂」這樣的政治定性又一次出現。中共高層不僅要將六四血債讓李鵬去背負，同時又一次利用其「屠夫」角色，對抗爭運動中的香港進行威懾，這也發出不祥的信號。

中共高層不僅要將六四血債讓李鵬去背負，同時又一次利用其「屠夫」角色，對抗爭運動中的香港進行威懾，這也發出不祥的信號。

抗爭運動如何和平持續，如何把握節奏適時進退，直接關係到抗爭運動的績效與最高目標的達成。作為六四運動的全程參與者，筆者深知，當局最希望看到的，是暴力活動在城邦肆虐，為出動軍隊鎮壓找到口實，善良的人們不得不警惕、提防。

帝國與城邦：三個自由廣場

在天安門廣場悲劇三十週年之際，筆者作為六四倖存者之一，六月初在台北的自由廣場等地參與一系列講演與研討，在活動中我多次強調，三十年前的天安門廣場曾是一個「自由廣場」，但失敗了；而香港是第二期「自由廣場」，它位於中國大陸的南大門口，正在淪陷中，香港人正在通過抗爭，守護自己的自由，爭取真正的民主；而台灣的自由廣場（如其本名所示）則是第三個「自由廣場」，是已然勝利的廣場，如果香港淪陷，台灣（作為更大規模城邦、或城邦國家）將退無可退，面臨更大的考驗。

如果香港淪陷，台灣將退無可退，面臨更大的考驗。

在相關的討論中，我因此提出了城邦民主與帝國民主在抗爭過程中的大不同，台灣的民主路徑步步為營，分眾抗爭，儘管也是步履維艱，充滿血淚，但路徑正確，人們終於走到了自由的廣場上，享受自由的空氣。

城邦的自由民主法治制度一旦確立，難以逆轉，而帝國正相反，中共建政之初，從憲法到政體，特別是政治協商與人民代表制度，一度體現民主共和的理念，但從1950年代到1960年代，共和國蜕變成為黨國，從黨國又退步到個人極權專政國家，甚至成為政教合一的領袖崇拜國家。在習近平當政之後，改革開放的有限成果又一步步被蠶食，普世價值被禁談，公共知識分子、維權律師、敢言的媒體與媒體人被打壓、迫害，失卻生存的空間。

大陸的民主抗爭運動現在看起來如此無望，幾乎沒有了抗爭的空間，但不可持續的專政極權，也有其宿命的悲劇終結。帝國的倒退路徑如此鮮明，但從蘇聯經驗來看，其崩潰瓦解也在一夜之間，後續的問題就是如何重建民主法治。

香港城邦的抗爭，日益成為對抗龐大帝國專政的一部分，也成為拖垮帝國的韌性力量。

在這種背景下，香港城邦的抗爭，日益成為對抗龐大帝國專政的一部分，也成為拖垮帝國的韌性力量，如果說八九之時香港人對北京民主運動的聲援支持是基於道義，那麼今天香港人的抗爭，既是當年民主運動的持續，更是在守護城邦的自由，對抗大陸威權、爭取本地的民主。

反思三十年前北京的抗爭運動，對比香港今天的抗爭運動，也許可以得到經驗，更能獲取教訓。

退無可退，致命的抗爭

八九一代的大陸抗爭群體，是新生的、脆弱的政治力量（包括廣場領袖在內的主體都是年輕學子），由於相對封閉的環境，它並沒有得到國際社會有效、有力的聲援與支持，國際社會更無法對中共暴行進行有力反制（這與香港現在的情形䢛異）。

與此同時，成人精英也只有非常有限的參與。而不公開直接參與的原因，主要是為了「避嫌」，即有民主憲政意願的成年知識精英們，不願成為當局懷疑的、學潮或民主運動的「幕後黑手」。相比之下，四年前香港的「佔中」爭普選民主運動，大學教授等成人精英們，公開站在前台，亮出底牌，與控制城邦的力量公開抗爭，強勢發出爭取「雙普選」的呼聲。

當年北京的抗爭者之所以能夠持續在四十多天的時間佔領廣場，有多重原因：一是起因，學生與市民能夠走上街頭，是為中共的開明領導人送花圈，如果不是這一起因，抗爭者不可能大規模上街。二是理性和平，抗爭者持續如此長的時間，整個過程和平理性，甚至自發組織了糾察隊，最重要的背景是中共高層內鬥沒有結束，無法動用軍隊暴力鎮壓，軍隊因抗爭者全力阻止，無法大規模進城，雙方和平僵持。

現在，香港是不是面臨同樣的危險？解放軍就在香港城內外，之所以沒有像對付北京抗爭者那樣悍然鎮壓，又是什麼力量在無形制約它呢？只要解放軍出動，場景還會與當年北京「六三」之夜一樣恐怖。如果說當年軍隊無法進城、或遲遲沒有動用屠城方式，是中共高層內鬥沒有結束，那麼今天香港的背後，則是大國博弈，全球關注，北京有所忌憚，從而在雨傘上面支撐起一片有限的天空。

抗爭運動的入場需要理由，退場也需要理由。

示威和平，訴求合理，為什麼要離場？——身處局中的抗爭者，似乎沒有離場的理由。當八九學潮組織者在五月中下旬得知上層鬥爭結束，極左保守力量將祭出殺器之時，有關學生組織確有離場動員，但仍然有不少學生堅守，不為可能的鎮壓所畏懼，他們是抗爭的另類「分眾」。普眾的大規模抗爭，分化出「分眾」力量。

而這種與普眾相異的分眾力量，在這次香港「反送中」抗爭運動中也有出現，激烈者衝擊立法院，是更年輕的決絕者所為，而現場理性的力量甚至有年長議員前往阻止，以保證整個抗爭運動總體呈現和平性。近日我們看到，分眾抗爭正在蔓延到更多的區域，更多的人群。

大型抗議運動中，數百萬計的民眾能做到和平理性，已是偉大壯舉，想做到精確一致的共進退，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大型抗議運動中，數百萬計的民眾能做到和平理性，已是偉大壯舉，想做到精確一致的共進退，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普眾有普眾的進退，分眾有分眾的特殊方式與追求。正如此次抗爭運動中被廣泛提及的「兄弟登山，各自努力」，香港人能夠理解運動中不同層次的追求。

當年北京當局不僅將民眾阻止軍隊進城當成暴亂，甚至故意製造事端，顛倒時間先後順序以製造假象， 為屠城暴行找到藉口。帝國抗爭運動面對的專政當局，與城邦抗爭運動中面對的城邦管理者，也有重大的不同。

1989年，北京乃至中國大陸形成的超大規模的學潮與市民抗爭，不是反對一則條例實施，或者為胡耀邦歷史地位正名，而是要解決「宏大」的政治問題（憲法上的言論結社自由、民主選舉權要兑現），卻被當局視為要顛覆中共的政權，而對當年統治高層來說，他們家族腐敗也成為自身的痛點，這使他們感到某種恐懼——只要政權失控，他們面臨倒台後的清算。所以，帝國統治者無法承受失敗，因為後果不堪設想。

在八九年宏大的抗爭運動中，也有很小的訴求：學生們組成了代表團，要求與當局公開對話、電視直播，要求當局收回對學潮「動亂」的定性。為抗爭者退場提供基本的安全保證。而當局擔心的是，具體的對話過程必然涉及政治改革、當局收回「動亂」定性，無異於自食其言，由此失去威權。對威權中央來說，退一步就得步步為退，直到退出歷史舞台。致命性的後果推定，導致他們一步不退。

對威權中央來說，退一步就得步步為退，直到退出歷史舞台。

反過來說，如果抗爭者退一步，爭取校園民主或縣市級民主選舉，是不是可能？但帝國轉型的模式，一切都要中央首肯，環環相扣，牽一髮而動全身，中間路線仍然可能被中共視為致命顛覆（例如現在大陸對維權律師的打擊，多以危害國家安全定罪）。而對學生或抗爭群體來說，連動亂的定性都不能解決，公開對話這樣的膽量、誠意都沒有，也就沒有退出廣場停止抗爭的理由。廣場的堅守必然持續，悲劇因此成為宿命。

而香港這樣的城邦抗爭，對城邦管治當局來說，難以出現無法想像的悲劇性後果。當局有恐懼與無恐懼，處置手段與方式，對待最後結果的心理預期，因此有天壤之別。

這一次香港人「反送中」抗爭，只是影響了威權者的面子，對中共政權不構成致命威脅；爭取「雙普選」卻是一條坎：雙普選之後，香港政府更加獨立，北京對其控制將被弱化。

「反送中」抗爭，只是影響了威權者的面子，對中共政權不構成致命威脅，爭取「雙普選」卻是一條坎。

但其實當局應該明白，開明對待香港，不僅香港人會對大陸更有善意，對台灣與大陸的關係，也只有百利而無一害。那種觀點認為香港「雙普選」民主化，對大陸構成示範效應，恐怕是杞人之憂——南韓對北韓又構成了怎樣的示範效應呢？而香港人持續的抗爭，對北京越來越不信任、甚至充滿敵意，這難道是當局希望看到的結果？

分眾抗爭的界限

天安門廣場民主運動總體上和平理性，沒有極端化暴力衝擊事件發生。第一階段是紀念胡耀邦，只是學生們向新華門送花圈時遭遇象徵性衝突；第二階段是爭取民主自由，提出政治訴求，以及公開對話的具體要求；這一階段是中共對抗爭運動的「動亂」定性引發的，導致步步升級，從絕食到絕水抗爭，相關部門的欺騙性對話，無濟於事的廣場探望，以及李鵬與吾爾開希的互相訓誡，都使廣場抗爭運動無解。第三階段，即等待與觀望階段，絕食絕水與大規模的示威均結束，大量學生回到校園，部分高自聯成員繼續佔領廣場，外地學生開始進京，成立外地學生聯合組織，廣場抗爭疲憊地繼續，「天安門民主大學」與侯德建等人的藝術表演，使廣場不再像絕食絕水時那樣悲憤，這樣的方式如果說是引發中共屠城的原因，無法令人信服。

而對於中共強硬派來說，不用暴力流血方式來宣誓對專制的維護，不製造恐怖，就不可能使抗爭運動完全平息。「六三」夜間軍隊進城，坦克與衝鋒槍開道，激怒和平民眾，造成流血悲劇，這正是強硬派所需要的恐怖效果。

軍隊入城可以有軍事動員，而當年抗爭者並沒有整體有效動員，更不可能形成有力的對抗，國際社會更無法及時參與阻止與遏制，但廣場仍然有和平的退出機制，最後時刻侯德建等四人與包圍廣場的軍隊談判，廣場學生臨時投票決定退出，這何嘗不是抗爭運動的奇蹟呢？四十多天裏和平抗爭，致命之時和平退場，仍然體現了決絕的抗爭意志、以及對殘酷現實的妥協精神。

劉曉波六三之夜在廣場上「砸槍」行為，可以在廣場運動史上大書一筆。一個人、一杆槍，也許可以在廣場上產生悲壯對抗，但對整個和平廣場帶來悲劇性的後果也可以想見。相反，天安門城樓畫像潑墨事件，即便是象徵性行動，卻無益於廣場抗爭，反而激怒原教旨紅色權貴集團。民主運動應當有非常清晰的訴求，如果激烈的分眾行為頻繁出現，它會使公眾的抗爭被弱化，甚至會被引向歧路。

民主運動應當有非常清晰的訴求，如果激烈的分眾行為頻繁出現，它會使公眾的抗爭被弱化，甚至會被引向歧路。

三十年後的今天，香港的抗爭者仍然面臨嚴峻的追問：激進抗爭者是否會把整個運動帶向不可挽回的地步？如何看待衝擊立法會、中聯辦和佔領地鐵等行動？所謂「分眾抗爭」，有沒有界限？當年胡平所說的「見壞就上，見好就收」，對於香港有沒有實質借鑑意義？

抗爭者已然取得局部勝利，這便是送中條例已「壽終正寢」，港府想重新啟動，事實上難以可能。那麼，抗爭者應當血性激情地衝擊立法會、中聯辦，砸毀門戶塗污牆壁與中國國家象徵？還是動員更多的力量，加盟到普眾抗爭隊伍中？切近的目標，是要特首取消抗爭運動的暴亂定性，懲罰過當施暴的警察，追究元朗暴力事件的幕後力量等等；而韌性抗爭與長期追求達到的目標，仍是「雙普選」。

分眾不妨各自尋找和平路徑，譬如分工遊說現有的立法委員或有影響力的香港知名人士，對話特首，組建國際遊說團隊，尋求歐洲與國際人權組織的支持，甚至要求與大陸當局就香港「雙普選」問題進行對話。但分眾抗爭應該有自律、有界限，要與普眾抗爭相呼應，至於「見好就收」，如果沒有「雙普選」，香港人抗爭恐怕難以收場。保持韌性、尋找路徑，將考量香港抗爭運動的小成果與大目標的實現。

保持韌性、尋找路徑，將考量香港抗爭運動的小成果與大目標的實現。

倘若堅守和平抗爭軌道，或有悲情，但難有悲劇。如何避免悲劇發生、或抗爭運動被中共軍方遏止，這將體現抗爭者智慧。

中國國防部在回應記者關於香港駐軍是否會干預香港事務時，發言人搬出的是《駐軍法》，其第3章第14條所謂「協助維持社會治安」，實質針對的是香港大動亂、甚至走向獨立，這是中共的底線。觸碰其底線，是否能提升抗爭的效果，達至目標的實現？還是更能激怒中共當局，使形勢變得複雜、膠着、無解？

和平示威在城邦是合法的，國際社會也在密切關注，在此前提下，駐港部隊不敢公然參與處理城邦事務。更為重要的是，城邦的和平抗爭對中共當局與城邦本身，都不構成「致命威脅」，城邦抗爭因此有可能收穫有限的勝利。

真正的普選權事關城邦人的政治生命，否則自由與法治仍然難以有效保證，所以，城邦的抗爭不可能休止，不可能有「退出機制」，只會有節奏進行，如何可持續、形成動員力，並達到預期的效果，考驗城邦抗爭者的智慧與行動力，也考驗帝國的寬容度與開明度。

在送中條例被遏止之後，最重要的抗爭訴求，要讓北京與港府清楚，「雙普選」並不是致力於獨立，而是通過議會民主，使香港民意得到制度性的呈現，通過議會博弈，使城邦獲得理性和平與文明繁榮。沒有雙普選的政府，只效力帝國中央的政權，才是社會衝突與街頭動盪之源。

帝國與城邦的價值之戰

城邦守護自己，需要凝聚自身力量與國際力量支持，使帝國無法延伸掌控權，而城邦民主要進一步，不僅與上述因素相關，還與帝國的文明進步相關聯。但可以肯定的是，城邦的抗爭也許不會像北京當年那樣出現悲劇，但卻充滿悲情。

相對於1989年，帝國與城邦都有了新生代，新生代意味着價值觀的升級更新，也意味着價值衝突發生機率大增。

相對於1989年，帝國與城邦都有了新生代，新生代意味着價值觀的升級更新，也意味着價值衝突發生機率大增。這當然不是說，帝國治下的年輕人與自由城邦的年輕人必然要發生衝突，而是說，帝國在新君主手中，而城邦的新生代要按照理想與價值生存方式踐行。帝國的威權要進一步，必然會壓縮城邦的自由與法治空間，而城邦的新生代要進一步，則是要通過「雙普選」，使自由與法治得到民主政治的保障。

作為帝國統治者，習近平不僅放棄了「韜光養晦」的基本國策，對香港問題也呈威權擴張之勢，鄧時代強調的是「兩制」，甚至樂觀認為，五十年後香港的制度沒有必要改變了，潛台詞是：大陸五十年後應該與國際社會政制接軌了，一國兩制也就不成為問題。但習時代強調一國，甚至不再承認中英聯合聲明的相關承諾，對香港的滲透與控制也步步進逼，甚至將書商、富豪直接綁架到大陸受審。

在這樣的背景下，林鄭月娥迎合中央旨意，擬通過「送中條例」使香港進一步受控於大陸，一旦送中條例實施，不僅香港公民，連路經香港轉機的政治異見者、「顛覆政權者」，都會以莫須有的罪名送交中國大陸處置。

習近平主導下的中共，在香港問題上又走上了極左保守之路，對香港一直是「維持現狀，充分利用」八字方針，對香港爭普選嚴加抵制。

對於香港的年輕世代來說，「雙普選」既是基本法的法定承諾，也是香港民主進步之必然。但原教旨馬列主義者或極左中共派是體制內另一條主線，從上世紀五六十年代至今，並無改變，或者說習近平主導下的中共，在香港問題上又走上了極左保守之路，對香港一直是「維持現狀，充分利用」八字方針，對香港爭普選嚴加抵制，在雨傘運動與「反送中」運動中，管控大陸民眾的信息也達到極致，重要城市開啟「新疆模式」，在地鐵口或大街上公然檢查年輕人手機，雖然名為防範暴恐信息，但它真正防範的，是香港抗爭運動的效應波及大陸，引發更大的抗爭風潮。這種民主政治的恐懼，限定了他們在這場價值之戰中的底線，使他們不能在香港「雙普選」抗爭中退讓一步。

香港的命運在誰手中？

八九民運遭遇鎮壓之後，抗爭鏈被恐怖斬斷，國際也因冷戰而無法有效制止暴行。相比之下，城邦的抗爭運動則是幸運兒。不僅全世界都可以通過直播看到現場，全球聲援與國際干預，也會直接影響現場。

林鄭在中央支持下，只是表述送中條例提案終止，對自己的錯誤決策表示道歉，但沒有收回對抗爭事件的暴亂定性，沒有答應懲處違規使用暴力的警員，更沒有允諾釋放抗爭被拘人士。顯然這種立場無法平息事態，如果要守在位置上，就應該將自己的決策錯誤攬下來，處置違規警員、釋放被拘的抗爭者，向市民表達誠意。顯然，北京的政治意志正在左右香港特首，對警方違規的縱容、對和平抗爭者暴亂的定性等堅決不改，與八九當年中共對待抗爭者的強硬態度，如出一轍。

如果城邦能夠成功抵制帝國的強壓，至少可以獲得暫時的和平安寧，甚至有機會改造帝國體制，贏得真正的長治久安。

如果城邦能夠成功抵制帝國的強壓，至少可以獲得暫時的和平安寧，甚至有機會改造帝國體制，贏得真正的長治久安；相反，如果城邦屈從於帝國威權，那麼後者就有更強的信心將其理念強加於更廣闊的區域。但正如有評論所說的，這是習近平當政以來的第一次真正失敗，或者至少是第一次遭遇重挫，因為他發現，在這個小小城邦之中，他無法予取予求地行使自己的威權。這也正是香港雖小、卻意義重大的原因之所在。

美國主導的經貿戰，正升級為一場國家軟實力之戰，而香港、台灣正處於在這場戰爭的前沿。這場戰爭不可避免地具有逐利色彩，在「修昔底德陷阱」的語境中，可以被視為另一場伯羅奔尼撒戰爭，但對於香港和台灣這樣的自由城邦來說，亦是另一場希臘-波斯之戰，一場事關價值觀與生活方式的戰爭。

對城邦人來說，與生而來的自由法治權利不可讓渡，而對帝國專制政權來說，沒有威權與控制，帝國沒就有了光榮與臉面。帝國與城邦之戰，將是一場持久的軟性戰爭。

香港的命運，現在正被看不見的手所管控；但最終，必然會在香港人自己手中。

（吳祚來，獨立學者，專欄作家，原中國藝術研究院學者，現居美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