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阿馬蒂亞∙森（經濟學家，1998年諾貝爾獎獲得者）在對饑荒的研究中提出，與當時大眾所認知的「饑荒屬於天災」不同，饑荒的發生多屬於人禍，而人禍的發生又與政治制度——反對黨的存在、媒體自由、民眾抗議的途徑、民主選舉的權利——有着密切的關聯。森寫道，「在駭人聽聞的世界饑荒史上，從來沒有一個獨立、民主而有保障新聞自由的國家發生過真正的饑荒。無論找到哪裏，我們都找不到這一規律的例外。」
40年後在武漢發生的一切，起初似乎是「民主無饑荒」論在瘟疫語境下的再次印證。但出人意料的是，二月底，當中國疫情得到有效控制時，疫情卻在歐洲再次爆發，並迅速發展成全球大流行，體制的對比甚至看起來出現了反轉。雖然韓裔德國學者韓炳哲把中韓等國的抗疫效率歸因為「東亞服從傳統」的觀點很快得到了批評和反駁，但「中國模式決定性地促成了抗疫成功」仍然是當下被中國國內、以及部分海外言論所廣為接受的敘事。端傳媒3月19日發表的《從信任危機到世界救星，中國政府如何重建「大國自信」敘事》一文，便梳理了疫情爆發以來的若干輿論熱點和宣傳重點，指出「宣傳系統在1月和2月份屢次失手之後，終於藉着國內疫情減緩、全球疫情暴發的『機會』，奪回了輿論場的話語權」。
隨着『大國自信』敘事的重建，輿論空間中的愛國情緒在歐美疫情爆發後再度高漲。一方面體現為體系性地生產和消費體制優越感與自信心，另一方面則體現為民族主義不斷塑造競爭者、假想敵，「逆練」燈塔主義。更堪玩味的是，參與者的「小粉紅」色彩淡化、參與者的普遍面貌不再是使用低幼語言、飯圈策略的年輕人——如果說海外爆發前的愛國潮主要仍是小粉紅在一片質疑聲中逆勢為「阿中哥哥」反黑，那麼海外疫情爆發後的愛國潮，則更像是普通人的體制信心與民族信心的全面復甦。
二月疫情在歐洲蔓延是愛國潮轉變的關鍵節點。那些曾被認為與中國體制密切相關的問題，在其他國家依次重演，「民主無大疫」的神話迅速破滅。中國當下相對的安全狀態——尤其是相對西方國家的安全狀態，更暗合了一直以來中國對其體制合法性論證的模式：生存和發展權高於並優先於其他更為抽象的人權，生存和發展權的保障不僅是更為重要的成就，還能彌補後者的缺失。
體制優越感，對標「想像的西方」
當下體制自信增長的一個顯著特點是，它的基礎並非「我（中國）是怎樣」，而是「與西方相比，我（中國）是怎樣」。
這種話語模式曾在國際社會和中國內部飽受質疑，但當下的疫情態勢為這種話語提供了有力的支撐。民主社會錯失防疫黃金期，被歸因於它們重視自由、尊重人權、強調隱私，國家因此缺乏抗疫的「硬核」手段，缺乏行動的效率。大批自媒體、營銷號批量生產文章，渲染海外「淪陷」、「恐慌」、「無知」、「民眾不配合」。筆者之所以以「渲染」概括，是因為這些文章缺乏事實核查或實地採寫，僅將零散的國外信息拼接，加以悚動的標題，打造出極為類似的「海外不行」、「西方世界分崩離析」的敘事。
官方宣傳同樣沒有缺席。無論是人民日報的「反超了」，還是觀察者網發布的《西方防疫處罰比中國還嚴厲，還好意思說中國是「專制」》一文，字裏行間的幸災樂禍已經到了不加遮掩、體面無存的地步。環球時報主編胡錫進提出了一種「抵消論」：「到今天（3月19日）這個時間點上，與新冠疫情的戰鬥對中國人整體信心的加分已經超過了減分。完全可以預見，隨着疫情在世界上的進一步擴散，這樣的加分會越來越多。」
當下體制自信增長的一個顯著特點是，它的基礎並非「我（中國）是怎樣」，而是「與西方相比，我（中國）是怎樣」。信心的復甦需要持續地和西方世界對標，比數字——「反超了」、比策略——「抄作業」、比慘烈。作為比較對象的西方世界面目模糊，它時而是陷入巨大困境的意大利，時而是泛泛而指的歐洲，時而是美國，時而是邊界不明的自由民主國家的集合體。至於不同國家內部的地方治理差異、不同國家間的差異、歐洲和美國的差異，很少被認真提及，也很少被好奇。
自由和民主——或許再加上對隱私權的寸步不讓——是這個想像的西方的重要特徵，而正是這樣的特徵讓它們難以嚴格推行社交隔離、難以追蹤確診和密切接觸者、難以高效動員社會資源，最終連最基本的生存權也無力保障。
與此同時，既非西方也非中國的地帶大體上處於被間歇性遺忘的的狀態。這背後當然有包括語言隔閡在內的複雜多樣的原因，但依稀可以看到，既非西方也非中國的抗疫經驗是有意識地被淡化的。日本因為鑽石公主號受到關注，乘客疏散後淡出輿論焦點；對韓國早期疫情暴發的關注獵奇式地集中在新天地教會，隨着病例增長平緩，韓國也漸漸淡出視野；伊朗的報導突出一個「慘」字，但為何伊朗的威權體制沒有發揮出「硬核」作用、或者伊朗的威權體制到底在抗疫過程中發揮了怎樣的作用自然是不可說的。大致而言，這些國家——或因與典型的西方民主國家仍有很大差異、或因本身是威權國家但抗疫乏力，很難被置入民主體制抗疫低效的敘事模式之中。儘管像韓國、日本這樣的近鄰或許更可能為中國提供有益的借鑑，但它們無法提供提振體制信心的敘事。
民族主義再起，製造敵對他者
⋯⋯病毒溯源的科學工作很快和民族尊嚴問題攪合在一起。另一個被製造出來的敵對的他者是留學生群體。
體制自信又與民族主義相互加持。如果說自信的加分依賴製造「可供對比的他者」，民族主義話語則更偏向製造「敵對的他者」。
疫情發展初期，病毒起源地就成為敏感話題，病毒是否起源於武漢在更大程度上已經成為一個面子問題。自一月其他國家報告輸入性病例開始，世界各地都出現了針對亞裔居民和遊客的語言歧視與人身攻擊。這種情況下，中國政府和普通民眾以多種方式表達憤怒和抗議本是合情合理，世衞組織和國際社會主流也都在強調「病毒無國籍」，反對與疫病相關的歧視與排外主義。
但無論是中國官方還是民眾，反駁的要點卻並非是歧視與污名化，而是強調缺乏充分證據證明新冠病毒起源於中國。或許這種策略被認為能夠徹底切斷污名化，畢竟如果中國不是疫源地，那麼即使病毒污名化存在，也不會和中國扯上關係。但實際上，這等於在說對疫源地的歧視和污名是有正當依據的，只不過受到歧視的不應該是中國。
其結果就是，病毒溯源的科學工作很快和民族尊嚴問題攪合在一起。病毒起源中國成為了在民族情感上不能被接受的事實，病毒美國製造甚至也成為了一種民族情感的需求。2003年非典中國尚可以調查公布零號病人和病毒的中間宿主果子狸，而當今的大環境下，中國能否最終坦然面對病毒起源問題也令人生疑。
另一個被製造出來的敵對的他者是留學生群體。這一群體本來和「小粉紅」有着廣泛交集，但在粉紅色彩淡化的愛國潮中，他們卻被尷尬地「難民化」。距離海外留學生從世界各地採購防護用品運往國內尚不足一個月，因海外疫情日益嚴重選擇回國的留學生即被指責為「萬里投毒」、「巨嬰」和「不懂感恩」。拉薩電視台主播在公開新聞播報中使用的順口溜「祖國建設你不在，萬里投毒你最快」迅速流行，某回國人員集中隔離酒店中留學生想喝礦泉水被訓斥的視頻登上熱搜。選擇海外生活學習被視作留學生群體的第一重「原罪」，出國不僅僅意味着擁有某些優越的條件，還意味着留學生個體對中國和別國的高下判斷，出國即意味着某種意義上的不忠，在對留學生的攻擊中，相當多的評論在質問「你覺某國那麼好，怎麼這個時候知道回來了？」
「逆練」燈塔主義
「逆練」燈塔主義同樣對西方世界進行想像，視這個西方世界為政治上的燈塔，最終也落腳到對一個沒什麼不敢做、沒什麼不敢說、沒什麼不敢砸爛的政治領袖的熱愛與支持。
「逆練」燈塔主義，或許可以用來總結這種體制與民族自信的恢復。關於「燈塔主義」，學者林垚在《燈塔主義與中國自由派知識分子的「川化」》一文中討論過，中國自由派「川化」的原因之一是政治燈塔主義。簡言之，自由派出於對極權的反感和恐懼，「對西方（尤其是經濟體量上唯一堪與中國抗衡的美國）政治產生一種殷切的投射，並且不由自主地將紛繁複雜的政治議題坍縮到自己有過切身體驗的簡化版「左/右」光譜上來理解」。這種政治燈塔主義的後果，則是自由派無法接受西方世界當下的「白左」價值觀、反對「政治正確」、不能理解接納少數群體的政治抗爭，最終，轉向支持沒什麼不敢做、沒什麼不敢說、沒什麼不敢砸爛的特朗普來維護他們心目中理想的政治秩序。
而「逆練」燈塔主義同樣對西方世界進行想像，視這個西方世界為政治上的燈塔，最終也落腳到對一個沒什麼不敢做、沒什麼不敢說、沒什麼不敢砸爛的政治領袖的熱愛與支持。但「逆練」的獨特之處在於：一，它不是由自由派發起，而是廣義上的反自由派發起。官方宣傳的鼓手、流量驅動的自媒體、小粉紅、乃至民族主義、國家主義傾向稍強的普通人都參與其中。
二，承認西方世界是政治燈塔，並非是對自由等一系列價值的認可和推崇，而是認為主流話語將西方世界視為燈塔，自己不得不暫時承認。並且正因如此，「燈塔」的一切問題都必然和自由、民主、人權、隱私有關，而要凸顯自己的體制優勢，就必須和燈塔來比較，燈塔之外的地方則成為「燈下黑」。
三，對真實的西方世界發生的有違燈塔標準的行為，例如政府績效的不足、公民自由的侵犯、民主赤字等，懷有一種嘲諷的態度，控訴西方的虛偽，但對真實西方社會內部的自我批評和激烈異議同樣不關注、不理解、不支持，甚至在反「白左」和反「政治正確」上和川化自由派持有類似立場。西方抗疫妖魔化的報導雖然數量眾多，但是《紐約時報》等西方媒體對本國行動拖延、準備不足、官僚作派的批評，以及權力在緊急事態下可能濫用的反對，都沒有得到關注。相反，這些媒體仍被先驗性地蓋章為對中國與其他國家實行「雙重標準」。
四，它最終落腳於對政治強人的支持與熱愛，但這個強人自然不會是西方世界的政治人物，而是本國領袖。對他的期望自然不是維護現有的新自由主義秩序，而是用中國特色的體制去顛覆、動搖西方建立起的秩序。雖然中國領導人的公開表態與特朗普風格大相徑庭，但號稱「天團」的外交部發言人隊伍在實際上被寄託了這樣的希望，並且也沒有叫人失望。新聞發言人趙立堅的推特發言大受中國國內好評的一大原因，就是他用特朗普的風格「以牙還牙」。雖然發言人的權能有限，但是他們的語言風格都帶有著明顯的「沒什麼不敢做、沒什麼不敢說、沒什麼不敢砸爛」的氣質。
自信還是焦慮？
充滿諷刺意味的是，這樣的焦慮和緊繃將持續地為危機埋下種子，但也將持續地製造信心來原諒危機、遺忘危機。
《從》文認為，「大國自信」的敘事終於得到了重建，官方節奏與民間情緒再次合流。但很大程度上，「逆練」燈塔主義得到的自信卻來自一個對自身充滿焦慮和緊繃的中國。「逆練」燈塔主義，不是單純的對中國抗疫成效的反饋，而是早已有之的焦慮和緊繃的延續。這種焦慮和緊繃，既塑造出今天信心的復甦，也隱身於早先武漢危急的醖釀過程。
站在今天回看疫情，民主社會必定更容易應對公共衞生危機甚至更可能避免公共衞生危機的結論顯然是錯誤的，並且，歐洲多個國家和美國應對不力、錯失防疫黃金期的的原因之一也在於他們對自身體制的傲慢。
但福山所主張的破除「唯體制論」並不會在中國找到太多的同路人。將危機防避與應對，和政治體制掛鉤的思維模式，其實一直紮根中國本土，並構成普通人對政府合法性的理解。相比於歐美國家將合法性寄託於程序，這種盯住體制績效的合法性觀念更容易緊張。對這種觀念更準確的概括，並不是回顧性的「中國模式不曾發生大危機或能夠處理好大危機」，而是前瞻性的「中國模式不能發生大危機或註定處理好大危機」。
正因為這種掛鈎不是基於對過去的事實性總結，而是投射向到未來的要求，甚至帶有承諾的意味，因此與其說這是對體制的堅定自信心，毋寧說是對體制表現的高度焦慮和緊張。簡而言之，中國模式必須是優越的，中國模式「輸不起」。在這種集體情緒的作用下，危機最好以「外鬆內緊」的方式悄悄解決，以免留下讓人負面發揮的口實。
人類週期性地遭遇傳染病本是一個中性的事實，以此延伸出的價值判斷最多指向人與自然關係的反思，但正如「吹哨人」之一的艾芬醫生所遭遇的那樣，公開病毒的消息，哪怕僅僅是向周圍的親友同事發出有限的警告，也會被高度政治化，被視作對體制的攻擊。艾芬醫生所遭遇的指責：「你視武漢市自軍運會以來的城建結果於不顧；你是影響武漢市安定團結的罪人；你是破壞武漢市向前發展的元兇」，這些大而虛的政治性詞彙的堆積，正是這種前瞻性的緊繃之下產生的荒謬效果。
充滿諷刺意味的是，這樣的焦慮和緊繃將持續地為危機埋下種子，但也將持續地製造信心來原諒危機、遺忘危機。打破這種惡性循環，既需要一個更為開放寬容的言論環境，也需要公民主動地覺醒和反思。前者幾乎確定不可實現，那麼後者還可以期待嗎？
答案可能同樣是另人失望的。反思的缺乏固然和公共空間的不斷坍塌這一外在條件相關，但這同樣也是很多普通人自覺放棄的結果。近年來，審查的蠻橫嚴苛、權力的任性妄為、國家監控的嚴密滲透早已侵入普通人最平凡、最私人的生活，甚至細微到娛樂節目的字幕和私人對話中的小小抱怨。
對體制變化的感知早已不是知識分子和政治異議者的專屬。普通人隱隱約約知道高壓之下自己被虧欠了什麼，但深入的思考既是痛苦的，又是危險的。恰在此時，肺炎的全球流行為這種心理提供了一種很好的補償，民主的至暗時刻與諾亞方舟般的中國之間的差異，甚而讓一些人慶幸——多虧自己犧牲了種種權利換得眼下的安全。「虧欠」成為了「值得」，並且，作為「幸運兒」還能夠對那些遙遠的國家說一句「你也有今天」， 輸不起的人此刻可以暫時放鬆神經，挺起腰桿說一句「我沒有輸」了。更重要的是，服下這一口鴉片既不痛苦也不危險。這不是時代的解藥，卻是時代最需要的止痛藥。這樣看來，官方宣傳與民間情緒的合流，其實並不像是雙方對體制的信心達成共識，而更像是彼此各懷心事的合作表演。
但是，在直觀意義上，胡錫進的話是正確的——中國人整體的信心加分已經超過了減分——這不是胡錫進們對情勢的判斷，而是胡錫進們對歷史敘事的壟斷。痛苦、失去、死亡不能被抵消掉，但是記憶可以被遮蓋和塑造，歷史的主畫面是可以控制和設計的。就在提出「抵消論」的同一則微博中，胡錫進無意間透露出真正的體制「優勢」所在：「我們的體制有防止出現極端趨勢而開展調控的充裕能力」。
（金雲深，時評作者）
本留学生和小粉红没有交集
哇！写得可真好！五月的天气还不算太热，吹过的风凉凉的，树影婆娑、细细的粉尘舞动，坐在世纪公园的外围跑道旁的木质椅子上偶尔发呆偶尔阅读，阳光笼罩出一个温暖、明亮、略带燥热的氛围。人像是粘在蜘蛛网上的蝴蝶，不能动弹，甚至被掏空…
优秀的文章。
楼上讲的很不错，中共最大的合法性基础不是什么经济发展，而是伟大复兴天朝上国的vision。既然一定要达到这个目标。那就一定要绩效上拿来主义，什么好用什么，但目标决不能变。中国人早就讲的很明白：師夷之長技的目的一向是“以制夷”。
总感觉，和上次关于灯塔主义的文章一样，隔靴搔痒。这到头来还是个绩效合法性的问题。在天朝甚至在所有后社，无论是翼赞还是反体制的绝大多数人，他们的mindset都是绩效合法性的，仅仅是视角不同罢了：翼赞人看四十年来发展成就，看印度怎么不行；石油派看四百年尺度上和冷战至今铁幕/竹幕两侧的东西分流。两边的价值体系其实差别不是很大。
对于“绩效”，文明系列的绩效是很显白的，锤子，食物，文化点，科技树，但不包括女权，政治自由，环境这些，然而东亚人眼中的绩效大概就是跟文明的机制重合的，绝大多数一般石油派向往石油，其实就是看着西方锤子多，觉得明珠化会有锤子buff，仅此而已。
更深入的讲，近代以来中国几乎所有思潮都是建立在“追赶”之上，但既然所有意识形态的政府都不能在人一生的时间尺度上完成追赶，那么，任何意识形态的当局，都会面对替代性的追赶思潮的挑战。所谓的绩效合法性，到头来还是“追赶”合法性。反观西方，绝对的正道自信坚不可摧，这才是真正的普遍信念，很难想象其合法性会被外部的发展成就所动摇。
歡迎來到史上樣本數最大的操縱人類思想、中國式特色主義實驗場，我們的下場真令人拭目以待；）
感觉作者对“逆练”灯塔主义的描述很乱，我试着总结一下：
1）持有者通常是广义上的反自由派，包括官方宣传的鼓手、流量驱动的自媒体、小粉红、乃至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倾向稍强的普通人都参与其中。
2）持有者 会认为西方将其自身视为理想之地，并且十分厌恶西方的自恋心态。但是持有者并不去关注西方和中国之外的部分。
3）由于认为西方的视角 是以西方为中心的，所以要凸显自己的体制优势，就必须和西方来比较。
4）对西方世界的任何不符合理想世界的现状都加以嘲讽，并且认为西方的问题都是由于坚持自由、民主、人权、保护隐私等价值观导致的。
5）对真实西方社会内部的自我批评和激烈异议同样不关注、不理解、不支持。这些批评通常会被先验性地盖章为对中国与其他国家实行“双重标准”。
6）最终落脚于对政治强人的支持与热爱，但这个强人自然不会是西方世界的政治人物，而是本国领袖。对他的期望自然不是维护现有的新自由主义秩序，而是用中国特色的体制去颠覆、动摇西方建立起的秩序。
倒霉和為疾病控制不力買單的，永遠是倒霉的人。
好文
@vroom2020 原文是没有问题的，生产和消费是两个动词，“体系性地”是同时修饰这两个词的，如果改成了“体系的生产”，那生产就变成了名词，句子结构就变得不清晰。
这次瘟疫对欧美的影响是深刻的，对长期安逸的国民来说是“至暗时刻”也无妨。
但与此同时大洋彼岸还有另一个至暗“时刻”。大陆发生如此疫情都未能带来可见的改变甚至是松动的迹象，政治制度还能为什么而改变？
如果体制通过改写、遗忘在今后度过了一次又一次危机，那可以想见，制度只会因无法处理的巨大危机而崩坏，历史重演。
所以此次危机这并不是“时刻”，而是在提醒我们制度仍然在按照原有的逻辑运行并变本加厉，大陆尚未走出却又走进至暗“时段”。
回忆历史，不难看透次次政治运动的暴力与意识形态的虚假，后来回忆没有了，现在回忆的线索也没有了。
你天天说狼来了，因为狼从未离开，而后来的人们却不记得什么是狼，也不记得有谁喊过，狼来了。
这篇文章写的真好，感谢作者
如果不是認為製造病毒，我覺得“病毒是否來源於武漢”的問題，並沒有“病毒造成了疫情，這起始與武漢”這個問題更重要，因為後者直接對應官方是否違法隱瞞責任，以及言論自由受限造成災難。
“体系性地生产和消费体制优越感与自信心”，是否为“体系的”而非“体系地”呢？读起来不太顺的样子。希望能更严谨一些。
是吗…? “无论是中国官方还是民众，反驳的要点却并非是歧视与污名化，而是强调缺乏充分证据证明新冠病毒起源于中国” ？？？外交部说“反对种族歧视”，我所看到的观点无一例外是“病毒开源地不是种族其实的借口”之类的，就算是一般民众，只要没有被“外国投毒”这种阴谋论骗到，都还是认为病毒是起源于武汉，至少国内吧，不知道作者为了论证自己的观点怎么就随便臆造了一个论据。
看到瑞典政府和个人对防疫的有限努力，百万人中死亡人数甚至超过英国同期，这的确是我心中的瑞典体系的至暗时刻，但这绝不是民主的至暗时刻。对比从森林中拿出隐藏医疗战略物资储备的邻国芬兰，还有医疗资源丰富还抢购呼吸机的德国，瑞典有如今状态可能大部分在于准备不足和领导平庸(除了常备的医疗资源薄弱，作为一个中立国它在21世纪初加入欧盟之后，选择卖掉了全部战略储备物资，就是当前这个执政党干的)。默克尔能力无愧于其人生履历，受俄罗斯威胁的芬兰的居安思危也令人钦佩，神奇女侠政府也大放光彩，如果有这种筹备力和领导力很多国家就不会陷入当今的境地。
@kopp 请你提供任意一篇西方国家主流媒体对中国疫情爆发表示冷嘲热讽的报道或文章可好？天天看微博，看人民日报，脑子里当然都是西方国家遍地反华，只要不是赞美中国的，一律是冷嘲热讽。
我的观感是:民众五年前很焦虑，但是现在越来越自信了，因为新生代成长起来了。
中国的1815时刻
觉得作者想多了。
首先，一般人完全并不像作者那么关心政治，全世界人类的水平大致是差不多的。打个不恰当的类比，美国有川忠racists有5G阴谋论者那么中国也有排外狂热分子也有美国阴谋论者。不应当将特定人群的观点强加到全国人身上。须知，大陆的言论审查决定了有些言论你就是看得到的有些言论你就是看不到的。
同理，不可以认为“中国人没有自发的反思和审视”，尤其是经过前几个月之后。须知，单反思和审视是没用的，没有行动的话。而问题恰在大陆最严控的就是集会和集体行动。
而所谓“一般人不那么关心政治”，是说一般人的concern是“我怎么养活自己和家人”“能不能确保我重要的人的安全健康快乐”等等，而无可否认的是active的pandemic疫情就是会让人产生无从忽视的恐惧，那么有大量中国人（actually，谁不会？）prefer在没有active疫情的区域生活是完全正常而且expected的。
为什么大家会只盯着西方看？因为西方中心主义，从一个非焦点去直连另一个非焦点是很难的。为什么大家不看日韩伊？一是因为没有新闻度的消息大家不会看（之所以“有疫”比“无疫”更抓眼球），二是大家都知道competent的政府是很重要的这是一件默认了就不会去说的事情，三是大家认为日韩新跟中国在同一个文化圈里而伊朗是“伊斯兰神权统治”（部分要谢这个西方坚持不懈的视角，部分则是因中国人一来不知道神权统治/亚伯拉罕宗教怎么运作二来不知道伊斯兰到底怎样）。
为什么大家都在跟西方比？除了西方的西方中心主义把西方当成人类中心，我觉得很多人提到“换体制”的第一反应是“换什么”，而多亏西方中心主义，大家会默认西方现行的各种制度是外国最好的（或者说，“所有其他体制里最好的”，如果不是地球最好的话），那么问题之首自然简化为自己跟西方如何比较（如果自己不行，西方更好，可以继续“往下”跟其他的比）。而问题在于现行一般人的concern一apply就会发现现在apparently“中国>西方”，那么根据西方中心主义所预设的“西方>其他所有”的hierarchy以及不等关系的transitivity，以及很重要的来自西方中心主义的“没有其他人能做得比西方人好”的预设所导出的“中国人不是西方人所以即便民主etc了做得也会比西方人差”，得出“中国现有体制vs中国改成西方/其他既有体制而言还是前者更好”对他们来说不是一个反直觉的结论。而这当然不等于说“中国的体制没有重大缺点”；恰恰相反，这个框架考虑的是两个问题：1）体制层面，既有体制；2）个别议题层面，具体情况；所以在大量“个别议题”上大家会看到很多说得好听是“提升空间”的东西，但这不等于大家看得到一个alternative的显然更好的既有体制。同理，因为大家都认为“西方在民主
etc上做得比全世界其他人都好”，所以“西方人的民主制度etc做不好”自然成为否定全世界民主体制etc的论据，因为西方中心主义预设了全世界最好的民主etc只在西方人那里，其他人都是（不完善地）模仿他们的嘛。
理性好文
首先从学理上森的疫情理论不应简化为民主无大疫，传染病的疫情和饥荒导致大规模死亡不可同日而论，面对饥荒，需要的是即便低治理能力，现代国家只要不是出于某种原因可以忽视就可以避免的苦难，而代表性的就是印度，尽管印度不是一个消灭饥饿与贫困的典范，但是基本的民主秩序保证了印度政府没有像中共在三年严重经济困难时期的灾难性应对。而在应对传染病中，传染病以其初期的隐秘性而不同于一经爆发骇人听闻的饥荒，而我们也可以看到基本的民主体制使得疫情爆发就依然可以被有效动员资源以应对，民主解决不了治理能力的问题，但至少可以改变应对取向，不至于发生我们都知道他们在隐瞒，而歌舞升平。
其次回复一下楼下，关于留学生万里投毒的指控，显然是针对所有回国留学生的而不是简单的不遵循防疫规则的这种但凡看过中文社交媒体就会知晓的。
雖然我未曾在端上看過對外媒髒水歌功頌德，但有部分人只要看到評論有損民族主義精神的必定是髒水然後雖遠必侏。
真髒水不必逆來順受，參照台灣對世衛高官指台灣抹黑的回覆便可知何為體面大方、不卑不亢。
文中引言 “當下體制自信增長的一個顯著特點是，它的基礎並非「我（中國）是怎樣」，而是「與西方相比，我（中國）是怎樣」”
正如某些人對端的內容唇槍舌劍，但仍忽略對回國留學生的敵對思想、無視鄰近地區或非西方報導，排斥文中艾芬醫生的真實性，對其行為只會判定為西方頭腦，恰好對應文中體制自信增長及民族主義膨脹。
如魯迅現存於世，必被國人罵得體無完膚。
全世界都是比烂，互相推卸责任. 中国会在疫情控制上 ，效率上宣传中外对比. 西方国家也是同样，天天和中国人权 民主进行对比. 永远看到别人缺点，然后自己认为自己太优秀了，根本不需要进步，从来不学习别人优点. 我不认为这样的结果全是中国的责任. 如果西方国家能完善吸收中国的优点，建立更好的制度 ，比天天指责他人好多了.
好文，請注意有錯別字。
作者在文中還指出了「某回國人員集中隔離酒店中留學生想喝礦泉水被訓斥的視頻登上熱搜」⋯⋯在對留學生的攻擊中，相當多的評論在質問「你覺某國那麼好，怎麼這個時候知道回來了？」。樓下是對這些選擇性無視嗎？
假如作者是個「小粉黑」，又為什麼說得出：站在今天回看疫情，民主社會必定更容易應對公共衞生危機甚至更可能避免公共衞生危機的結論顯然是錯誤的，並且，歐洲多個國家和美國應對不力、錯失防疫黃金期的的原因之一也在於他們對自身體制的傲慢。
到底是誰要審視自己？
看前半段觉得作者说的挺合理，中国的民族主义确实空前高涨，或者说每次的大灾大难中共都会鼓动民族团结。
但看到“因海外疫情日益嚴重選擇回國的留學生即被指責為「萬里投毒」、「巨嬰」和「不懂感恩」。”就发现又是一个政治立场蒙蔽双眼的人。所谓万里投毒指向都是隐瞒病情不遵守国内疫情政策的归国人士，被作者一句话就上升到整个中国对整个留学生群体了，是没看到还是立场让你自动筛除掉欢迎留学生归来和肯定留学生配合检疫的新闻？
就像戴博说的中国是个复杂的国家，如果你不能客观看待它那这种文章不过是和中宣部挑动民族情绪一样的舆论炮弹。满嘴指摘着“小粉红”“五毛”这些极端挺共的之前，麻烦自己先审视下自己是不是也一样只是个“小粉黑”罢了。
國際比較是一個看待當今政治問題的優秀方法論，民主的至暗時刻看起來是在形容東方，但是我們把主語換成西方，形容當下是西方的至暗時刻，仿佛也毫不違和。
有些文章，把主語對象換掉，有時候會發現也適用其他國家。自從英國聲浪迭起的二次脫歐公投，美國總統特朗普的意外當選，總統彈劾門等，是否也是一種民主之至暗時刻。
而今民主自由博愛發源地的西方軍警上街，出門散步跑步，輕則罰款，重則入牢獄。又何嘗不是一個更焦慮的西方。
凭什么疫情在中国会停下蔓延的脚步？不公平啊。
问这种问题就好像告诉我们中国人可以选 且正在小心翼翼地选择符合自己国家发展的道理。实际上人所皆知的是1949年来就是这样的了，有个毛的选择。
有人肯定又要说中国改革开放后制度适应性变化如何如何，这里不屑置辩。
什么叫 逆练？
现在的画面就是，每逢 nytimes 之类的媒体提到中国，只要不是全篇拍中国的马屁，就会被中国媒体译作「冷嘲热讽」。人们既读不到全文，又不想去读全文。民族主义的情绪就是这样被挑起来的。
殊不知这些媒体对自己国家也是一样批判，而且说得比说中国狠得多。这便是无知的错吗？
五毛可以去看观察者网，从留洋法西斯主义御用学者那里获得三个四个五个自信，不需要骂骂咧咧恶心全人类。
在我们疫情最严重的时候，西方尤其某国媒体的冷嘲热讽就是合理质疑甚至骂的漂亮，到国内媒体身上，就成了“体面无存”。天地之别的双标看得人瞠目结舌。
看来只有我们老老实实挨骂，真真假假的脏水都拿脸去接，逆来顺受的被搞舆论政工，才能让这些西方头脑满意啊。
端传媒曾经的中肯中立，据实深入报道深入人心。
可自从香港事件起，直到这次疫情报道，端传媒逐渐掉下板凳，只怕是向左向右的要摔在地上。换了新主编之后，不知为何网页中的细节错误也逐渐变多。
请别糟蹋了端传媒花费数年建立起来的口碑和成就。
中国自信建立在一种更加夸张的阿q精神之上。好比倒数第一唯一做对的题目是第一名唯一做错的题目，而倒数第一就认为自己比第一名聪明，第一名也不过如此。然而做对的题目可能是靠作弊或者只是他的虚假宣传，第三方根本无法证实。这种想法长期以往不仅不能进步，反而会让整体退化，最终没有一道题能做对了。
今日图片该换了
”足够建设“…
好文！提醒一下，有几处错误。
“合情合理，，世卫组织……”处，多了一个标点。
标题下面与文末作者名不一致。
不认为官方是“夺回”了舆论主动权，而是官方一直拥有主动权。即使在疫情开始的时候，官方的报道也是不容置疑的，即使官方造谣或发布明显歪曲的新闻也依然大肆传播；而非官方的对疫情的负面报道发布者，或与官方口径不一的人，以及他们的转发者，无论与事实符合与否，则一直承受着被删帖、约谈、甚至判刑的压力。再加上据说的百万网评员和网警的影响，也就造成了中国社交媒体和舆论一直是官方叙事的主场。而很多普通人由于无法访问国外资讯及每天接受官媒信息，很少能接触到口径不一的信息，只要官方对情绪的渲染得当，成为“自干五”就变成了一个自然不过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