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阿马蒂亚∙森（经济学家，1998年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对饥荒的研究中提出，与当时大众所认知的“饥荒属于天灾”不同，饥荒的发生多属于人祸，而人祸的发生又与政治制度——反对党的存在、媒体自由、民众抗议的途径、民主选举的权利——有着密切的关联。森写道，“在骇人听闻的世界饥荒史上，从来没有一个独立、民主而有保障新闻自由的国家发生过真正的饥荒。无论找到哪里，我们都找不到这一规律的例外。”
40年后在武汉发生的一切，起初似乎是“民主无饥荒”论在瘟疫语境下的再次印证。但出人意料的是，二月底，当中国疫情得到有效控制时，疫情却在欧洲再次爆发，并迅速发展成全球大流行，体制的对比甚至看起来出现了反转。虽然韩裔德国学者韩炳哲把中韩等国的抗疫效率归因为“东亚服从传统”的观点很快得到了批评和反驳，但“中国模式决定性地促成了抗疫成功”仍然是当下被中国国内、以及部分海外言论所广为接受的叙事。端传媒3月19日发表的《从信任危机到世界救星，中国政府如何重建“大国自信”叙事》一文，便梳理了疫情爆发以来的若干舆论热点和宣传重点，指出“宣传系统在1月和2月份屡次失手之后，终于借着国内疫情减缓、全球疫情暴发的‘机会’，夺回了舆论场的话语权”。
随着‘大国自信’叙事的重建，舆论空间中的爱国情绪在欧美疫情爆发后再度高涨。一方面体现为体系性地生产和消费体制优越感与自信心，另一方面则体现为民族主义不断塑造竞争者、假想敌，“逆练”灯塔主义。更堪玩味的是，参与者的“小粉红”色彩淡化、参与者的普遍面貌不再是使用低幼语言、饭圈策略的年轻人——如果说海外爆发前的爱国潮主要仍是小粉红在一片质疑声中逆势为“阿中哥哥”反黑，那么海外疫情爆发后的爱国潮，则更像是普通人的体制信心与民族信心的全面复苏。
二月疫情在欧洲蔓延是爱国潮转变的关键节点。那些曾被认为与中国体制密切相关的问题，在其他国家依次重演，“民主无大疫”的神话迅速破灭。中国当下相对的安全状态——尤其是相对西方国家的安全状态，更暗合了一直以来中国对其体制合法性论证的模式：生存和发展权高于并优先于其他更为抽象的人权，生存和发展权的保障不仅是更为重要的成就，还能弥补后者的缺失。
体制优越感，对标“想像的西方”
当下体制自信增长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它的基础并非“我（中国）是怎样”，而是“与西方相比，我（中国）是怎样”。
这种话语模式曾在国际社会和中国内部饱受质疑，但当下的疫情态势为这种话语提供了有力的支撑。民主社会错失防疫黄金期，被归因于它们重视自由、尊重人权、强调隐私，国家因此缺乏抗疫的“硬核”手段，缺乏行动的效率。大批自媒体、营销号批量生产文章，渲染海外“沦陷”、“恐慌”、“无知”、“民众不配合”。笔者之所以以“渲染”概括，是因为这些文章缺乏事实核查或实地采写，仅将零散的国外信息拼接，加以悚动的标题，打造出极为类似的“海外不行”、“西方世界分崩离析”的叙事。
官方宣传同样没有缺席。无论是人民日报的“反超了”，还是观察者网发布的《西方防疫处罚比中国还严厉，还好意思说中国是“专制”》一文，字里行间的幸灾乐祸已经到了不加遮掩、体面无存的地步。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提出了一种“抵消论”：“到今天（3月19日）这个时间点上，与新冠疫情的战斗对中国人整体信心的加分已经超过了减分。完全可以预见，随着疫情在世界上的进一步扩散，这样的加分会越来越多。”
当下体制自信增长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它的基础并非“我（中国）是怎样”，而是“与西方相比，我（中国）是怎样”。信心的复苏需要持续地和西方世界对标，比数字——“反超了”、比策略——“抄作业”、比惨烈。作为比较对象的西方世界面目模糊，它时而是陷入巨大困境的意大利，时而是泛泛而指的欧洲，时而是美国，时而是边界不明的自由民主国家的集合体。至于不同国家内部的地方治理差异、不同国家间的差异、欧洲和美国的差异，很少被认真提及，也很少被好奇。
自由和民主——或许再加上对隐私权的寸步不让——是这个想像的西方的重要特征，而正是这样的特征让它们难以严格推行社交隔离、难以追踪确诊和密切接触者、难以高效动员社会资源，最终连最基本的生存权也无力保障。
与此同时，既非西方也非中国的地带大体上处于被间歇性遗忘的的状态。这背后当然有包括语言隔阂在内的复杂多样的原因，但依稀可以看到，既非西方也非中国的抗疫经验是有意识地被淡化的。日本因为钻石公主号受到关注，乘客疏散后淡出舆论焦点；对韩国早期疫情暴发的关注猎奇式地集中在新天地教会，随着病例增长平缓，韩国也渐渐淡出视野；伊朗的报导突出一个“惨”字，但为何伊朗的威权体制没有发挥出“硬核”作用、或者伊朗的威权体制到底在抗疫过程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自然是不可说的。大致而言，这些国家——或因与典型的西方民主国家仍有很大差异、或因本身是威权国家但抗疫乏力，很难被置入民主体制抗疫低效的叙事模式之中。尽管像韩国、日本这样的近邻或许更可能为中国提供有益的借鉴，但它们无法提供提振体制信心的叙事。
民族主义再起，制造敌对他者
⋯⋯病毒溯源的科学工作很快和民族尊严问题搅合在一起。另一个被制造出来的敌对的他者是留学生群体。
体制自信又与民族主义相互加持。如果说自信的加分依赖制造“可供对比的他者”，民族主义话语则更偏向制造“敌对的他者”。
疫情发展初期，病毒起源地就成为敏感话题，病毒是否起源于武汉在更大程度上已经成为一个面子问题。自一月其他国家报告输入性病例开始，世界各地都出现了针对亚裔居民和游客的语言歧视与人身攻击。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和普通民众以多种方式表达愤怒和抗议本是合情合理，世卫组织和国际社会主流也都在强调“病毒无国籍”，反对与疫病相关的歧视与排外主义。
但无论是中国官方还是民众，反驳的要点却并非是歧视与污名化，而是强调缺乏充分证据证明新冠病毒起源于中国。或许这种策略被认为能够彻底切断污名化，毕竟如果中国不是疫源地，那么即使病毒污名化存在，也不会和中国扯上关系。但实际上，这等于在说对疫源地的歧视和污名是有正当依据的，只不过受到歧视的不应该是中国。
其结果就是，病毒溯源的科学工作很快和民族尊严问题搅合在一起。病毒起源中国成为了在民族情感上不能被接受的事实，病毒美国制造甚至也成为了一种民族情感的需求。2003年非典中国尚可以调查公布零号病人和病毒的中间宿主果子狸，而当今的大环境下，中国能否最终坦然面对病毒起源问题也令人生疑。
另一个被制造出来的敌对的他者是留学生群体。这一群体本来和“小粉红”有着广泛交集，但在粉红色彩淡化的爱国潮中，他们却被尴尬地“难民化”。距离海外留学生从世界各地采购防护用品运往国内尚不足一个月，因海外疫情日益严重选择回国的留学生即被指责为“万里投毒”、“巨婴”和“不懂感恩”。拉萨电视台主播在公开新闻播报中使用的顺口溜“祖国建设你不在，万里投毒你最快”迅速流行，某回国人员集中隔离酒店中留学生想喝矿泉水被训斥的视频登上热搜。选择海外生活学习被视作留学生群体的第一重“原罪”，出国不仅仅意味着拥有某些优越的条件，还意味着留学生个体对中国和别国的高下判断，出国即意味着某种意义上的不忠，在对留学生的攻击中，相当多的评论在质问“你觉某国那么好，怎么这个时候知道回来了？”
“逆练”灯塔主义
“逆练”灯塔主义同样对西方世界进行想像，视这个西方世界为政治上的灯塔，最终也落脚到对一个没什么不敢做、没什么不敢说、没什么不敢砸烂的政治领袖的热爱与支持。
“逆练”灯塔主义，或许可以用来总结这种体制与民族自信的恢复。关于“灯塔主义”，学者林垚在《灯塔主义与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川化”》一文中讨论过，中国自由派“川化”的原因之一是政治灯塔主义。简言之，自由派出于对极权的反感和恐惧，“对西方（尤其是经济体量上唯一堪与中国抗衡的美国）政治产生一种殷切的投射，并且不由自主地将纷繁复杂的政治议题坍缩到自己有过切身体验的简化版“左/右”光谱上来理解”。这种政治灯塔主义的后果，则是自由派无法接受西方世界当下的“白左”价值观、反对“政治正确”、不能理解接纳少数群体的政治抗争，最终，转向支持没什么不敢做、没什么不敢说、没什么不敢砸烂的特朗普来维护他们心目中理想的政治秩序。
而“逆练”灯塔主义同样对西方世界进行想像，视这个西方世界为政治上的灯塔，最终也落脚到对一个没什么不敢做、没什么不敢说、没什么不敢砸烂的政治领袖的热爱与支持。但“逆练”的独特之处在于：一，它不是由自由派发起，而是广义上的反自由派发起。官方宣传的鼓手、流量驱动的自媒体、小粉红、乃至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倾向稍强的普通人都参与其中。
二，承认西方世界是政治灯塔，并非是对自由等一系列价值的认可和推崇，而是认为主流话语将西方世界视为灯塔，自己不得不暂时承认。并且正因如此，“灯塔”的一切问题都必然和自由、民主、人权、隐私有关，而要凸显自己的体制优势，就必须和灯塔来比较，灯塔之外的地方则成为“灯下黑”。
三，对真实的西方世界发生的有违灯塔标准的行为，例如政府绩效的不足、公民自由的侵犯、民主赤字等，怀有一种嘲讽的态度，控诉西方的虚伪，但对真实西方社会内部的自我批评和激烈异议同样不关注、不理解、不支持，甚至在反“白左”和反“政治正确”上和川化自由派持有类似立场。西方抗疫妖魔化的报导虽然数量众多，但是《纽约时报》等西方媒体对本国行动拖延、准备不足、官僚作派的批评，以及权力在紧急事态下可能滥用的反对，都没有得到关注。相反，这些媒体仍被先验性地盖章为对中国与其他国家实行“双重标准”。
四，它最终落脚于对政治强人的支持与热爱，但这个强人自然不会是西方世界的政治人物，而是本国领袖。对他的期望自然不是维护现有的新自由主义秩序，而是用中国特色的体制去颠覆、动摇西方建立起的秩序。虽然中国领导人的公开表态与特朗普风格大相径庭，但号称“天团”的外交部发言人队伍在实际上被寄托了这样的希望，并且也没有叫人失望。新闻发言人赵立坚的推特发言大受中国国内好评的一大原因，就是他用特朗普的风格“以牙还牙”。虽然发言人的权能有限，但是他们的语言风格都带有著明显的“没什么不敢做、没什么不敢说、没什么不敢砸烂”的气质。
自信还是焦虑？
充满讽刺意味的是，这样的焦虑和紧绷将持续地为危机埋下种子，但也将持续地制造信心来原谅危机、遗忘危机。
《从》文认为，“大国自信”的叙事终于得到了重建，官方节奏与民间情绪再次合流。但很大程度上，“逆练”灯塔主义得到的自信却来自一个对自身充满焦虑和紧绷的中国。“逆练”灯塔主义，不是单纯的对中国抗疫成效的反馈，而是早已有之的焦虑和紧绷的延续。这种焦虑和紧绷，既塑造出今天信心的复苏，也隐身于早先武汉危急的酝酿过程。
站在今天回看疫情，民主社会必定更容易应对公共卫生危机甚至更可能避免公共卫生危机的结论显然是错误的，并且，欧洲多个国家和美国应对不力、错失防疫黄金期的的原因之一也在于他们对自身体制的傲慢。
但福山所主张的破除“唯体制论”并不会在中国找到太多的同路人。将危机防避与应对，和政治体制挂钩的思维模式，其实一直扎根中国本土，并构成普通人对政府合法性的理解。相比于欧美国家将合法性寄托于程序，这种盯住体制绩效的合法性观念更容易紧张。对这种观念更准确的概括，并不是回顾性的“中国模式不曾发生大危机或能够处理好大危机”，而是前瞻性的“中国模式不能发生大危机或注定处理好大危机”。
正因为这种挂钩不是基于对过去的事实性总结，而是投射向到未来的要求，甚至带有承诺的意味，因此与其说这是对体制的坚定自信心，毋宁说是对体制表现的高度焦虑和紧张。简而言之，中国模式必须是优越的，中国模式“输不起”。在这种集体情绪的作用下，危机最好以“外松内紧”的方式悄悄解决，以免留下让人负面发挥的口实。
人类周期性地遭遇传染病本是一个中性的事实，以此延伸出的价值判断最多指向人与自然关系的反思，但正如“吹哨人”之一的艾芬医生所遭遇的那样，公开病毒的消息，哪怕仅仅是向周围的亲友同事发出有限的警告，也会被高度政治化，被视作对体制的攻击。艾芬医生所遭遇的指责：“你视武汉市自军运会以来的城建结果于不顾；你是影响武汉市安定团结的罪人；你是破坏武汉市向前发展的元凶”，这些大而虚的政治性词汇的堆积，正是这种前瞻性的紧绷之下产生的荒谬效果。
充满讽刺意味的是，这样的焦虑和紧绷将持续地为危机埋下种子，但也将持续地制造信心来原谅危机、遗忘危机。打破这种恶性循环，既需要一个更为开放宽容的言论环境，也需要公民主动地觉醒和反思。前者几乎确定不可实现，那么后者还可以期待吗？
答案可能同样是另人失望的。反思的缺乏固然和公共空间的不断坍塌这一外在条件相关，但这同样也是很多普通人自觉放弃的结果。近年来，审查的蛮横严苛、权力的任性妄为、国家监控的严密渗透早已侵入普通人最平凡、最私人的生活，甚至细微到娱乐节目的字幕和私人对话中的小小抱怨。
对体制变化的感知早已不是知识分子和政治异议者的专属。普通人隐隐约约知道高压之下自己被亏欠了什么，但深入的思考既是痛苦的，又是危险的。恰在此时，肺炎的全球流行为这种心理提供了一种很好的补偿，民主的至暗时刻与诺亚方舟般的中国之间的差异，甚而让一些人庆幸——多亏自己牺牲了种种权利换得眼下的安全。“亏欠”成为了“值得”，并且，作为“幸运儿”还能够对那些遥远的国家说一句“你也有今天”， 输不起的人此刻可以暂时放松神经，挺起腰杆说一句“我没有输”了。更重要的是，服下这一口鸦片既不痛苦也不危险。这不是时代的解药，却是时代最需要的止痛药。这样看来，官方宣传与民间情绪的合流，其实并不像是双方对体制的信心达成共识，而更像是彼此各怀心事的合作表演。
但是，在直观意义上，胡锡进的话是正确的——中国人整体的信心加分已经超过了减分——这不是胡锡进们对情势的判断，而是胡锡进们对历史叙事的垄断。痛苦、失去、死亡不能被抵消掉，但是记忆可以被遮盖和塑造，历史的主画面是可以控制和设计的。就在提出“抵消论”的同一则微博中，胡锡进无意间透露出真正的体制“优势”所在：“我们的体制有防止出现极端趋势而开展调控的充裕能力”。
（金云深，时评作者）
本留学生和小粉红没有交集
哇！写得可真好！五月的天气还不算太热，吹过的风凉凉的，树影婆娑、细细的粉尘舞动，坐在世纪公园的外围跑道旁的木质椅子上偶尔发呆偶尔阅读，阳光笼罩出一个温暖、明亮、略带燥热的氛围。人像是粘在蜘蛛网上的蝴蝶，不能动弹，甚至被掏空…
优秀的文章。
楼上讲的很不错，中共最大的合法性基础不是什么经济发展，而是伟大复兴天朝上国的vision。既然一定要达到这个目标。那就一定要绩效上拿来主义，什么好用什么，但目标决不能变。中国人早就讲的很明白：師夷之長技的目的一向是“以制夷”。
总感觉，和上次关于灯塔主义的文章一样，隔靴搔痒。这到头来还是个绩效合法性的问题。在天朝甚至在所有后社，无论是翼赞还是反体制的绝大多数人，他们的mindset都是绩效合法性的，仅仅是视角不同罢了：翼赞人看四十年来发展成就，看印度怎么不行；石油派看四百年尺度上和冷战至今铁幕/竹幕两侧的东西分流。两边的价值体系其实差别不是很大。
对于“绩效”，文明系列的绩效是很显白的，锤子，食物，文化点，科技树，但不包括女权，政治自由，环境这些，然而东亚人眼中的绩效大概就是跟文明的机制重合的，绝大多数一般石油派向往石油，其实就是看着西方锤子多，觉得明珠化会有锤子buff，仅此而已。
更深入的讲，近代以来中国几乎所有思潮都是建立在“追赶”之上，但既然所有意识形态的政府都不能在人一生的时间尺度上完成追赶，那么，任何意识形态的当局，都会面对替代性的追赶思潮的挑战。所谓的绩效合法性，到头来还是“追赶”合法性。反观西方，绝对的正道自信坚不可摧，这才是真正的普遍信念，很难想象其合法性会被外部的发展成就所动摇。
歡迎來到史上樣本數最大的操縱人類思想、中國式特色主義實驗場，我們的下場真令人拭目以待；）
感觉作者对“逆练”灯塔主义的描述很乱，我试着总结一下：
1）持有者通常是广义上的反自由派，包括官方宣传的鼓手、流量驱动的自媒体、小粉红、乃至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倾向稍强的普通人都参与其中。
2）持有者 会认为西方将其自身视为理想之地，并且十分厌恶西方的自恋心态。但是持有者并不去关注西方和中国之外的部分。
3）由于认为西方的视角 是以西方为中心的，所以要凸显自己的体制优势，就必须和西方来比较。
4）对西方世界的任何不符合理想世界的现状都加以嘲讽，并且认为西方的问题都是由于坚持自由、民主、人权、保护隐私等价值观导致的。
5）对真实西方社会内部的自我批评和激烈异议同样不关注、不理解、不支持。这些批评通常会被先验性地盖章为对中国与其他国家实行“双重标准”。
6）最终落脚于对政治强人的支持与热爱，但这个强人自然不会是西方世界的政治人物，而是本国领袖。对他的期望自然不是维护现有的新自由主义秩序，而是用中国特色的体制去颠覆、动摇西方建立起的秩序。
倒霉和為疾病控制不力買單的，永遠是倒霉的人。
好文
@vroom2020 原文是没有问题的，生产和消费是两个动词，“体系性地”是同时修饰这两个词的，如果改成了“体系的生产”，那生产就变成了名词，句子结构就变得不清晰。
这次瘟疫对欧美的影响是深刻的，对长期安逸的国民来说是“至暗时刻”也无妨。
但与此同时大洋彼岸还有另一个至暗“时刻”。大陆发生如此疫情都未能带来可见的改变甚至是松动的迹象，政治制度还能为什么而改变？
如果体制通过改写、遗忘在今后度过了一次又一次危机，那可以想见，制度只会因无法处理的巨大危机而崩坏，历史重演。
所以此次危机这并不是“时刻”，而是在提醒我们制度仍然在按照原有的逻辑运行并变本加厉，大陆尚未走出却又走进至暗“时段”。
回忆历史，不难看透次次政治运动的暴力与意识形态的虚假，后来回忆没有了，现在回忆的线索也没有了。
你天天说狼来了，因为狼从未离开，而后来的人们却不记得什么是狼，也不记得有谁喊过，狼来了。
这篇文章写的真好，感谢作者
如果不是認為製造病毒，我覺得“病毒是否來源於武漢”的問題，並沒有“病毒造成了疫情，這起始與武漢”這個問題更重要，因為後者直接對應官方是否違法隱瞞責任，以及言論自由受限造成災難。
“体系性地生产和消费体制优越感与自信心”，是否为“体系的”而非“体系地”呢？读起来不太顺的样子。希望能更严谨一些。
是吗…? “无论是中国官方还是民众，反驳的要点却并非是歧视与污名化，而是强调缺乏充分证据证明新冠病毒起源于中国” ？？？外交部说“反对种族歧视”，我所看到的观点无一例外是“病毒开源地不是种族其实的借口”之类的，就算是一般民众，只要没有被“外国投毒”这种阴谋论骗到，都还是认为病毒是起源于武汉，至少国内吧，不知道作者为了论证自己的观点怎么就随便臆造了一个论据。
看到瑞典政府和个人对防疫的有限努力，百万人中死亡人数甚至超过英国同期，这的确是我心中的瑞典体系的至暗时刻，但这绝不是民主的至暗时刻。对比从森林中拿出隐藏医疗战略物资储备的邻国芬兰，还有医疗资源丰富还抢购呼吸机的德国，瑞典有如今状态可能大部分在于准备不足和领导平庸(除了常备的医疗资源薄弱，作为一个中立国它在21世纪初加入欧盟之后，选择卖掉了全部战略储备物资，就是当前这个执政党干的)。默克尔能力无愧于其人生履历，受俄罗斯威胁的芬兰的居安思危也令人钦佩，神奇女侠政府也大放光彩，如果有这种筹备力和领导力很多国家就不会陷入当今的境地。
@kopp 请你提供任意一篇西方国家主流媒体对中国疫情爆发表示冷嘲热讽的报道或文章可好？天天看微博，看人民日报，脑子里当然都是西方国家遍地反华，只要不是赞美中国的，一律是冷嘲热讽。
我的观感是:民众五年前很焦虑，但是现在越来越自信了，因为新生代成长起来了。
中国的1815时刻
觉得作者想多了。
首先，一般人完全并不像作者那么关心政治，全世界人类的水平大致是差不多的。打个不恰当的类比，美国有川忠racists有5G阴谋论者那么中国也有排外狂热分子也有美国阴谋论者。不应当将特定人群的观点强加到全国人身上。须知，大陆的言论审查决定了有些言论你就是看得到的有些言论你就是看不到的。
同理，不可以认为“中国人没有自发的反思和审视”，尤其是经过前几个月之后。须知，单反思和审视是没用的，没有行动的话。而问题恰在大陆最严控的就是集会和集体行动。
而所谓“一般人不那么关心政治”，是说一般人的concern是“我怎么养活自己和家人”“能不能确保我重要的人的安全健康快乐”等等，而无可否认的是active的pandemic疫情就是会让人产生无从忽视的恐惧，那么有大量中国人（actually，谁不会？）prefer在没有active疫情的区域生活是完全正常而且expected的。
为什么大家会只盯着西方看？因为西方中心主义，从一个非焦点去直连另一个非焦点是很难的。为什么大家不看日韩伊？一是因为没有新闻度的消息大家不会看（之所以“有疫”比“无疫”更抓眼球），二是大家都知道competent的政府是很重要的这是一件默认了就不会去说的事情，三是大家认为日韩新跟中国在同一个文化圈里而伊朗是“伊斯兰神权统治”（部分要谢这个西方坚持不懈的视角，部分则是因中国人一来不知道神权统治/亚伯拉罕宗教怎么运作二来不知道伊斯兰到底怎样）。
为什么大家都在跟西方比？除了西方的西方中心主义把西方当成人类中心，我觉得很多人提到“换体制”的第一反应是“换什么”，而多亏西方中心主义，大家会默认西方现行的各种制度是外国最好的（或者说，“所有其他体制里最好的”，如果不是地球最好的话），那么问题之首自然简化为自己跟西方如何比较（如果自己不行，西方更好，可以继续“往下”跟其他的比）。而问题在于现行一般人的concern一apply就会发现现在apparently“中国>西方”，那么根据西方中心主义所预设的“西方>其他所有”的hierarchy以及不等关系的transitivity，以及很重要的来自西方中心主义的“没有其他人能做得比西方人好”的预设所导出的“中国人不是西方人所以即便民主etc了做得也会比西方人差”，得出“中国现有体制vs中国改成西方/其他既有体制而言还是前者更好”对他们来说不是一个反直觉的结论。而这当然不等于说“中国的体制没有重大缺点”；恰恰相反，这个框架考虑的是两个问题：1）体制层面，既有体制；2）个别议题层面，具体情况；所以在大量“个别议题”上大家会看到很多说得好听是“提升空间”的东西，但这不等于大家看得到一个alternative的显然更好的既有体制。同理，因为大家都认为“西方在民主
etc上做得比全世界其他人都好”，所以“西方人的民主制度etc做不好”自然成为否定全世界民主体制etc的论据，因为西方中心主义预设了全世界最好的民主etc只在西方人那里，其他人都是（不完善地）模仿他们的嘛。
理性好文
首先从学理上森的疫情理论不应简化为民主无大疫，传染病的疫情和饥荒导致大规模死亡不可同日而论，面对饥荒，需要的是即便低治理能力，现代国家只要不是出于某种原因可以忽视就可以避免的苦难，而代表性的就是印度，尽管印度不是一个消灭饥饿与贫困的典范，但是基本的民主秩序保证了印度政府没有像中共在三年严重经济困难时期的灾难性应对。而在应对传染病中，传染病以其初期的隐秘性而不同于一经爆发骇人听闻的饥荒，而我们也可以看到基本的民主体制使得疫情爆发就依然可以被有效动员资源以应对，民主解决不了治理能力的问题，但至少可以改变应对取向，不至于发生我们都知道他们在隐瞒，而歌舞升平。
其次回复一下楼下，关于留学生万里投毒的指控，显然是针对所有回国留学生的而不是简单的不遵循防疫规则的这种但凡看过中文社交媒体就会知晓的。
雖然我未曾在端上看過對外媒髒水歌功頌德，但有部分人只要看到評論有損民族主義精神的必定是髒水然後雖遠必侏。
真髒水不必逆來順受，參照台灣對世衛高官指台灣抹黑的回覆便可知何為體面大方、不卑不亢。
文中引言 “當下體制自信增長的一個顯著特點是，它的基礎並非「我（中國）是怎樣」，而是「與西方相比，我（中國）是怎樣」”
正如某些人對端的內容唇槍舌劍，但仍忽略對回國留學生的敵對思想、無視鄰近地區或非西方報導，排斥文中艾芬醫生的真實性，對其行為只會判定為西方頭腦，恰好對應文中體制自信增長及民族主義膨脹。
如魯迅現存於世，必被國人罵得體無完膚。
全世界都是比烂，互相推卸责任. 中国会在疫情控制上 ，效率上宣传中外对比. 西方国家也是同样，天天和中国人权 民主进行对比. 永远看到别人缺点，然后自己认为自己太优秀了，根本不需要进步，从来不学习别人优点. 我不认为这样的结果全是中国的责任. 如果西方国家能完善吸收中国的优点，建立更好的制度 ，比天天指责他人好多了.
好文，請注意有錯別字。
作者在文中還指出了「某回國人員集中隔離酒店中留學生想喝礦泉水被訓斥的視頻登上熱搜」⋯⋯在對留學生的攻擊中，相當多的評論在質問「你覺某國那麼好，怎麼這個時候知道回來了？」。樓下是對這些選擇性無視嗎？
假如作者是個「小粉黑」，又為什麼說得出：站在今天回看疫情，民主社會必定更容易應對公共衞生危機甚至更可能避免公共衞生危機的結論顯然是錯誤的，並且，歐洲多個國家和美國應對不力、錯失防疫黃金期的的原因之一也在於他們對自身體制的傲慢。
到底是誰要審視自己？
看前半段觉得作者说的挺合理，中国的民族主义确实空前高涨，或者说每次的大灾大难中共都会鼓动民族团结。
但看到“因海外疫情日益嚴重選擇回國的留學生即被指責為「萬里投毒」、「巨嬰」和「不懂感恩」。”就发现又是一个政治立场蒙蔽双眼的人。所谓万里投毒指向都是隐瞒病情不遵守国内疫情政策的归国人士，被作者一句话就上升到整个中国对整个留学生群体了，是没看到还是立场让你自动筛除掉欢迎留学生归来和肯定留学生配合检疫的新闻？
就像戴博说的中国是个复杂的国家，如果你不能客观看待它那这种文章不过是和中宣部挑动民族情绪一样的舆论炮弹。满嘴指摘着“小粉红”“五毛”这些极端挺共的之前，麻烦自己先审视下自己是不是也一样只是个“小粉黑”罢了。
國際比較是一個看待當今政治問題的優秀方法論，民主的至暗時刻看起來是在形容東方，但是我們把主語換成西方，形容當下是西方的至暗時刻，仿佛也毫不違和。
有些文章，把主語對象換掉，有時候會發現也適用其他國家。自從英國聲浪迭起的二次脫歐公投，美國總統特朗普的意外當選，總統彈劾門等，是否也是一種民主之至暗時刻。
而今民主自由博愛發源地的西方軍警上街，出門散步跑步，輕則罰款，重則入牢獄。又何嘗不是一個更焦慮的西方。
凭什么疫情在中国会停下蔓延的脚步？不公平啊。
问这种问题就好像告诉我们中国人可以选 且正在小心翼翼地选择符合自己国家发展的道理。实际上人所皆知的是1949年来就是这样的了，有个毛的选择。
有人肯定又要说中国改革开放后制度适应性变化如何如何，这里不屑置辩。
什么叫 逆练？
现在的画面就是，每逢 nytimes 之类的媒体提到中国，只要不是全篇拍中国的马屁，就会被中国媒体译作「冷嘲热讽」。人们既读不到全文，又不想去读全文。民族主义的情绪就是这样被挑起来的。
殊不知这些媒体对自己国家也是一样批判，而且说得比说中国狠得多。这便是无知的错吗？
五毛可以去看观察者网，从留洋法西斯主义御用学者那里获得三个四个五个自信，不需要骂骂咧咧恶心全人类。
在我们疫情最严重的时候，西方尤其某国媒体的冷嘲热讽就是合理质疑甚至骂的漂亮，到国内媒体身上，就成了“体面无存”。天地之别的双标看得人瞠目结舌。
看来只有我们老老实实挨骂，真真假假的脏水都拿脸去接，逆来顺受的被搞舆论政工，才能让这些西方头脑满意啊。
端传媒曾经的中肯中立，据实深入报道深入人心。
可自从香港事件起，直到这次疫情报道，端传媒逐渐掉下板凳，只怕是向左向右的要摔在地上。换了新主编之后，不知为何网页中的细节错误也逐渐变多。
请别糟蹋了端传媒花费数年建立起来的口碑和成就。
中国自信建立在一种更加夸张的阿q精神之上。好比倒数第一唯一做对的题目是第一名唯一做错的题目，而倒数第一就认为自己比第一名聪明，第一名也不过如此。然而做对的题目可能是靠作弊或者只是他的虚假宣传，第三方根本无法证实。这种想法长期以往不仅不能进步，反而会让整体退化，最终没有一道题能做对了。
今日图片该换了
”足够建设“…
好文！提醒一下，有几处错误。
“合情合理，，世卫组织……”处，多了一个标点。
标题下面与文末作者名不一致。
不认为官方是“夺回”了舆论主动权，而是官方一直拥有主动权。即使在疫情开始的时候，官方的报道也是不容置疑的，即使官方造谣或发布明显歪曲的新闻也依然大肆传播；而非官方的对疫情的负面报道发布者，或与官方口径不一的人，以及他们的转发者，无论与事实符合与否，则一直承受着被删帖、约谈、甚至判刑的压力。再加上据说的百万网评员和网警的影响，也就造成了中国社交媒体和舆论一直是官方叙事的主场。而很多普通人由于无法访问国外资讯及每天接受官媒信息，很少能接触到口径不一的信息，只要官方对情绪的渲染得当，成为“自干五”就变成了一个自然不过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