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賣騎手如何與系統周旋：關於送餐工作的田野觀察

【導語】「做騎手的大學生朋友」一語出自韓國的勞動者和抗爭者全泰壹，1970年11月13日在漢城東大門市場抱着《勞動基準法》自焚而死。他曾說：「我多麼希望有一個大學生朋友！」這樣就可以有人教他讀字學法律了。泰州外賣員討薪自焚事件發生後，學術志願團體結繩志與社會學會社聯合策劃，邀請外送江湖騎士聯盟盟主、北京義聯社會工作事務所研究員小法師，以及外賣騎手的田野調查員一碗飯，一起進行了一場線上討論。希望從騎手的勞動經驗出發，一起理解外賣騎手的勞動環境和勞動關係，再從勞動法等系統的褶皺裏找到改善現狀的可能性。結繩志和社會學會社整理編輯了本次線上討論的文字稿，分三期發出，本文系討論實錄的第一期。端傳媒獲授權全文轉載，分三篇發出。

本期主講為在華東某地外賣站點做田野調查的一碗飯，她主要梳理了外賣平台的用工管理邏輯，並且分享了一系列針對騎手勞動過程的觀察。通過「吸單」、「團隊搶單」、修改「系統記憶」等具體的例子，一碗飯講述了騎手與算法系統和平台站長之間的微妙又複雜的角逐過程，亦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在這場數據至上的人機遊戲之下，騎手是如何自願放棄勞動保障，甘願承擔潛在風險。對於這樣一種勞動困境，一碗飯也提出了一些思考和追問：例如「弱契約」之下騎手自組織空間的可能性，基於文化和社會網絡的勞動保障機制如何被弱化，外賣服務勞動何以成為更穩定的、具有社會性勞動意義的存在⋯⋯

主持人：這是我們今年第一次讀書會，主題是「做騎手的大學生朋友」。其實外賣騎手自去年以來，尤其是《人物》那篇報導之後，一直都是大家都非常關注的一個話題。那篇報導非常好的一點是，它並不是從一個具體的事件出發，而是從現象出發。我們可以看到裏面引用了孫萍老師的研究，很好地把一些社科的角度和關切點切入進去，讓大家真正看到我們平時每天都在使用的這些外賣軟件背後的平台困局到底是怎麼樣的。

這次這個「做騎手的大學生朋友」的口號，也如我們之前寫在預告裏的一樣，其實是來自韓國的一位通過自焚達到抗爭目的勞動者——全泰壹。全泰壹在1971年抱着《勞動基準法》在韓國的和平市場門口自焚，是為了呼籲大家把這部不僅是「誰都讀不懂」、甚至是「跟勞動者沒有什麼關係」的一塊「磚」，變成一部真正的《勞動法》。全泰壹曾經說，他多麼希望有一個大學生朋友，那樣就有人教他識字了。因為在當時的韓國，這些法律文書都是用漢字寫的，這就導致了一般的人、尤其是勞動階層難以讀懂。他多麼希望這些大學生朋友可以幫助他，把這些「法」變成真正可以用的《法》。當然，我們今天的討論並不完全是在法律意義上的一個討論。

我們提到全泰壹使用自焚這個方式，也是因為在2021年1月11號上午10點左右，48歲的餓了麼外賣員劉進在泰州的一個配送站門口，以自焚的方式討薪。這個事件的性質跟全泰壹自焚事件不太一樣，全泰壹自焚事件導致了韓國70年代的工運，後來吸引到社會各界一同參與，一直持續到了80年代。我們知道光州事件影響了韓國整個的民主化進程。但是像劉進這位「餓了麼」外賣員的自焚事件，我們可以把它歸為我們以前經常會看到的春節前夕的討薪。但這背後到底是什麼結構性的力量讓他不得不以這種非常極端的方式來討薪呢？我們在報導上可以看到他們家的一些經濟情況，雖然只有5000塊錢，但那也是非常了不得的一筆血汗錢。況且，他當時是他們家唯一的勞動力。

為了剖析這個現象，我們之前有推薦一些文獻，其中Lei Ya-Wen的那篇比較了專送跟眾包這兩類騎手不同的訴求。我們可以看到劉進——泰州的這位騎手，其實是一位專送騎手。對專送騎手而言，薪水就顯得特別重要。但是Lei Ya-Wen也說，對專送騎手而言，其實他們是有勞動合同的，看起來是可以通過正常的勞動法的渠道來進行討薪的，但為什麼劉進還會採用這麼極端的方式？這個是幾位分享者待會一步步深入的一個問題。

但另一方面，大家更熟悉的外賣員可能是眾包的騎手，尤其是大家可能有時候會聽到一些說法，說外賣員非常自由，送外賣是一個既自由且薪水非常高的工作。但有時候又會聽到一些說法，認為他們眾包騎手是特別沒有勞動保障的，比如說，他們跟平台之間並沒有直接的勞動關係，但這種不是勞動關係的「關係」又是什麼？這也是平台為了規避勞動法所選取的一個策略。在這種新的勞動關係中，這些眾包騎手如果遇到了工傷、保險、薪水上的一些訴求或問題，他們可以怎麼做？這個也是我們今天會逐步深入的另一條線索。

今天的三位講者分別是在華東某地做外賣騎手的田野觀察的一碗飯，勞動法專家——北京義聯社會工作事務所的研究員小法師，以及外送江湖騎士聯盟盟主。首先，我們會請讓一碗飯通過她的田野來還原一下，外賣員的勞動過程是怎麼樣的。接下我們會有請小法師來講一講，從法律上外賣這個現象帶來的一些新的關於《勞動法》的困局、這些新的勞動關係是什麼、我們又可以做些什麼。

一碗飯：大家好，我是外賣騎手行業的田野員一碗飯，有幸跟大家分享我對外賣騎手勞動過程的觀察。我在2019年對騎手的勞動現象進行了田野觀察和訪談，調研地點是南京的兩個美團外賣的站點，我也持續關注着該領域的一些研究。今天主要是想從社會學的勞動過程理論視角入手，討論一下我對平台經濟和平台勞動現象的一些想法：
 

一、外賣平台的用工邏輯

平台資本是一種專門提供網絡基礎設施或者中介性服務的資本形態。從當前諸多平台巨頭公司的發展趨勢來看，平台資本主義本質上是一種壟斷資本主義，是資本主義更加集約化的表現。當前的網絡平台公司藉助「技術+資本」的組合，普遍採用輕資產經營模式。基於該模式，公司將資源主要投放於核心業務相關的人力資本上，而將其他業務和相關勞動者以外包或勞務派遣等形式排除在核心領域之外，以便減輕相關資源消耗和管理負擔。

外賣平台的用工模式主要是包括兩種，一種是眾包模式，另外一種就是專送模式。專送模式，其實就是招募加盟商，然後由加盟商來組織騎手，這就是一種典型平台的輕資產經營模式。結合我的田野觀察和現有的研究來看，外賣平台公司基於數字技術，主要設置了三大勞動管理規則：智能派單，數據監控和相應的懲罰制度。

首先是智能派單機制，這決定了勞動或生產任務的分配方式。雖然外賣服務也是採用了計件薪酬制，但是與傳統計件薪酬制度不同，平台系統中「件」的分配是由智能派單系統完成。平台系統根據「黑箱式運作」的系統算法，即時收集來自消費者、騎手和商家等主體的歷史數據以完善算法，提高外賣騎手單次配送效率。採取智能派單機制目的在於將配送工作轉變為依照算法系統指示開展的去技能化勞動，騎手從接單、取餐，到送達整個勞動流程都被精確劃分，騎手只需要遵循系統設置的步驟進行跑單。算法優化目標是實現特定區域內的整體跑單情況最優，而非個體騎手跑單數最優，算法目標和騎手個體利益之間存在偏差。

此外，外賣服務行業注重為顧客提供準時，快捷的良好配送體驗。因此外賣平台會普遍採用一種嚴格的數據監控和考核的方式，並且制定相應的懲罰制度，使消費者能夠享受到這種準時快捷的消費體驗。我的調研地點是「美團外賣」的專送站點，美團基於加盟商管理模式，形成美團、加盟商和騎手三方之間的組織管理結構。美團公司將外賣服務外包給加盟商，同時也將部分平台系統的管理權限交給加盟商。所以美團會根據平台系統所收集的騎手跑單數據，對加盟商進行考核，加盟商也會制定相應的數據標準來管理站點的騎手。另一方面，騎手的勞動報酬與其跑單數據直接掛鈎，可見，數據監控和考核連接着三方利益。數據考核標準都是基於騎手的各項基礎跑單數據制定，主要包括跑單數，準時率，差評率，提前點送達，以及異常取消單等指標。

根據這幾項重點設置的數據指標，加盟商也會制定相應的懲罰制度，但是各地的加盟商和站裏的懲罰制度是不太一樣的。在我調研的站點，比如說差評和提前送達都會有50到100元的罰款，最嚴重的其實是被顧客投訴。顧客一次投訴，站點就會對騎手罰款500元。但同時，美團平台為騎手提供了針對其違規行為的申訴機制。騎手如果對技術判定有異議，可以與站長溝通，由站長在系統後台進行申訴。但總的來說，騎手們對技術系統的違規判定過程並不了解，站長和騎手也時常因為技術判定和人工申訴問題發生爭執。

基於數字技術的智能派單機制、數據監控和相應的懲罰制度，就構成了資方的核心的勞動管理規則，用於指導、監督和考核騎手乃至騎手的管理方——加盟商。這套勞動管理規則看似比較精準和嚴密，但在騎手的勞動過程中，其實是有着比較不一樣的呈現方式。

二、騎手的勞動過程

首先，對騎手來說，即使了解系統派單原理，也難以把握即時訂單的分配規律。騎手們時常抱怨系統派單不合理，或者系統死板。但騎手們仍然積極發揮主觀能動性，發展出「吸單」、修改「系統記憶」等零散策略，試圖在黑箱式的派單機制中把握較為清晰穩定的派單規律，以獲得更高質量的系統派單。比如說吸單的方式，由於系統訂單是即時派送，所以騎手認為智能系統會優先地把訂單派給距離商家最近、並且手頭有與未派送訂單同一個方向或同一個地點的騎手，也就是說系統派單可能會遵循順路的原則。

所謂的「吸單」就是說當騎手接到系統開單的時候，他並不會立刻到商家去取餐。他通常會先在系統規劃的取餐範圍內繼續等待，希望系統能夠根據他手機上已有的訂單，再派給他更多相同方向的訂單。有的時候騎手還可能會相互的「借單」，也就是說把其他騎手近距離的單子轉到自己的手機上，期待這樣的一個優質的單子能夠吸到更多的優質的單子。而「吸單」行為時常伴隨着賭博般冒險的心理體驗。為了多吸單，騎手會盡可能拖延出發送單時間，敢於冒險的騎手甚至在一個訂單隻剩5分鐘的時候，才匆忙出發取餐和送餐。一旦送餐過程中某一環節出現差錯，比如出餐緩慢、交通堵塞、顧客取餐不及時等情況，就會造成訂單超時的連鎖反應，騎手們也就會面臨顧客差評進而平台罰款的風險。一般來說，系統派單會對即時送餐情況進行智能評估，靈活調整訂單的送餐時間，騎手手頭訂單越多，新派訂單的配送時間會隨之延長。但對騎手來說，平台給出的配送時間越長，就越想冒險吸更多的單。這就是一個很矛盾的現象。像某平台提出的多給騎手五分鐘的系統設置，很大程度上只會讓騎手更瘋狂去吸單。

對於修改系統記憶的說法，騎手們會猜測自己以往的跑單記錄會影響系統分配給他的訂單，所以騎手試圖通過修改系統記憶的方式來爭取更好的系統派單結果。在我調研的一個站點，有一個騎手被公認是最不受系統「待見」的人，他自己也認為自己深受系統的毒害。他覺得自己跑單一年多，但是系統給自己的訂單卻一直都很少，並且距離都很遠，都是一些別人不想接的單子。他認為是因為自己剛開始跑單的時候，有一些差評和超時的記錄，這些記錄可能會被系統所記憶，也會影響他自己之後的接單質量。這位騎手就去找站長修改自己的跑單系統記憶。因為站長掌握着系統後台人工派單的權限，通過這個權限，站長就可以把近距離的優質單派給騎手。經過系統調節之後的「派單記憶」可能會在之後讓系統分配給這位騎手更多優質的單子。但是根據這位騎手的說法，起初這種調整的方式還比較有效，後來系統似乎又開始給他派很多不好的單子。

總的來說，騎手在勞動過程中會不斷的去探索，並且發展出了許多對系統派單規律的碎片化的系統想像。他們希望能夠把握系統的派單規律，獲得更多的系統訂單。但顯然，這種碎片化的想像，對於判斷結果的解釋具有高度的不穩定性。但這些因人而異的解釋，在另一方面也有助於騎手擺脱這種派單規律不可知的困擾，他們能夠更靈活的去調整自己的跑單策略和心態，對各種不符合自己預期的勞動遭遇進行自我合理化解釋。在此過程中，算法技術被人格化，騎手努力尋求系統的配合，希望與算法技術和諧共處。

對騎手來說，要想有效提升跑單量，還需依靠站點騎手間的配合，通過「搶單」、「團隊跑單」等方式改變智能派單結果，對派單結果進行再分配。騎手的合作跑單方式是建立在美團賦予站點的人工轉單權限基礎上。騎手的微信群一個重要功能是相互轉單：把自己不想跑的單子轉給其他人，實現自行規劃送單路線的目的。資方最初設置人工轉單機制主要是為了提高騎手的跑單效率，避免送餐高峰期因為訂單數過多，系統派單混亂導致送餐超時。但對騎手來說，人工轉單權限卻是增加跑單數的必要手段。美團方並不支持騎手的跑單實踐，認為這樣會增加騎手內部跑單量的差距，引發部分騎手的不滿。而且騎手很難權衡跑單數和準時率的關係，影響跑單數據。

騎手們積極尋求來自技術系統本身和團隊合作的幫助，獨立發展出一套以碎片化系統想像和合作跑單為主的跑單機制，實現了對智能派單結果進行再分配的效果。在該跑單機制下，跑單數不再依靠黑箱式運作的智能派單機制，心態、經驗和合作參與等主觀能力被騎手視為獲得大量且穩定訂單的關鍵條件，發展出「能力至上」的勞動意識。但騎手無法突破資方對準時率等跑單數據的嚴格要求，騎手能夠把握的是自己的車速——極速跑單的現象得到解釋。

而且，很多騎手都會強調這只是一份臨時的工作，沒有人會一直做騎手。騎手越是去強調這份工作的暫時性、臨時性，他們就越傾向於去忍受勞動風險的問題。在這樣一種能力之上的勞動意識之下，即勞動風險問題，很可能被塑造為一種勞動者個人自願的選擇，那資方的責任在這一過程中被有效的淡化。從騎手的勞動處境來看，即使再能力超群的騎手也普遍感到平台所承諾的高薪和自由不可兼得。跑單數多的騎手經常是全月無休，每天工作10小時以上。對騎手來說，勞動能力的重要性逐漸下降，到最後，若想維持較高收入，急速跑單和延長勞動時長成為必然選擇，騎手只能忍受日益增加的勞累程度和勞動風險。

此外，不同於眾包騎手與平台公司只能通過平台系統建立微弱的聯繫，以站點為基本勞動單位的專送騎手與站長和加盟公司之間的關係更加複雜。騎手與站長之間的互動一方面起到緩解勞動矛盾，安撫騎手不滿情緒，比如站長藉助其人工轉單權限，幫助騎手進行「搶單」和「團隊跑單」，此外，站長還會告訴騎手系統漏洞，指導騎手躲避技術監控。另一方面，騎手也會藉助這樣一層直接的管理關係，維護自身的勞動權益。

美團平台為控制個別騎手每日跑單數過多，從而影響送餐準時率，美團針對站點制定了嚴格的「人效考核」要求：以站點為單位，每日總訂單數除以在線騎手人數不能大於30。但是一個站點人越多，就意味着騎手收入可能會減少，引發騎手的不滿。

在我調研的A站點，A站長剛剛上任的時候，站點只有20名騎手，人少意味着站點騎手能跑到更多的單，但同時也容易導致系統派單路線混亂，超時風險。但顯然騎手並不願意站點增加騎手。於是，為應付平台考核，也滿足騎手需求，站長開始鼓勵有能力的騎手「開設小號」跑單。「開小號」是指借用他人的身份證註冊一個新賬號，一個騎手使用兩個手機、兩個賬號跑單，這樣既降低了站點人效，也滿足了想多跑單的騎手的需要。但實際上，美團嚴厲禁止騎手開小號跑單的行為。最後，由於兩個賬號跑單太過辛苦，而且平台方也出台各種檢查方式，禁止代跑現象。最終只有兩個騎手堅持開了小號，這未能起到降低人效的作用，並且引發其他騎手的不滿情緒。

最後由於這個站點的人效過高，站長遭到了加盟公司的批評，站長很快就從相鄰的站點借調來了七八個騎手來這邊跑單，希望能夠降低站點的人效，但是騎手人數的增加，就導致站點原本騎手的跑單數減少，他們就很不滿。在一位有威望的老騎手的號召之下，A站點的騎手就聯合起來，暗中的排擠被借調過來的騎手，他們就將站長和新調來的騎手排除在外，單獨建立了一個微信群。他們日常的轉單和合作跑單的一些活動都會在獨立的微信群來開展，這樣的行為被騎手稱作是「鎖單」。這會導致新來這一站點的騎手經常搶不到單。不到一週，這些站點的騎手就開始集體去找這兩個站點的站長，要求重新返回自己原來的站點，最後站長沒辦法只能妥協，將這些騎手給調回去了。但是在接下來的兩週時間裏，A站點就陸續新加入了10個兼職騎手。所謂兼職騎手是指他們每天只需要跑夠10單，並且不要求在線時長，這也是為了避免這些老騎手再次的不滿，站長就向老騎手保證說這些新來的騎手都是一些兼職的騎手，他們也不會長久的幹下去，所以他們每天分到單數也不會很多。至此，「人效事件」平息。

但私下裏站長告訴我，其實騎手並不敢真的以集體離職或者罷工為要挾，站長也不會受他們的要挾。站長說，如果有小團隊要曠工離職，他並不會去挽留他們，而是會直接給他的上一級區域經理即加盟商打電話，區域經理就會迅速從其他的站點調其他騎手跑單，不耽誤站點工作。所以騎手們也會注意對抗的尺度問題。這樣站點管理模式起到緩解勞資矛盾的效果。

我對騎手勞動過程的解釋是非常典型的勞動過程理論視角下的敘事。騎手一旦捲入了這場數據至上的人機遊戲，若想獲得承諾的高薪，便會不自覺地接受、並且認真遵循這一套勞動規則。他們願意為了跑更多的訂單去闖紅燈，放棄自己基本的勞動保障，並且甘願承擔勞動風險。同時，站點和平台為了維持他們的跑單數據，也成為騎手急速跑單的合作者和推動者，推動他們不斷加速。騎手就被置於各種衝突和矛盾關係的第一線。

通過對平台的管理邏輯和騎手適應性的策略的討論，我們可以發現，平台需要在算法設計，薪酬制度的設計，或者勞動保障方面做出改變。但是我們並不能完全把希望寄託在壟斷性平台的自發性改變，平台勞動的勞動困境是一個行業性的問題，需要從更加系統和制度性的方面尋求解決方案，規範和約束平台的行為。結合我上面對騎手勞動過程和平台管理邏輯的兩個討論，如何改變這樣一種勞動困境，有兩點可以和大家分享。

三、如何改變勞動困境

首先，從比較的思路來看，平台勞動有着非常多不同於傳統工廠勞動場景的一些特徵，很多研究也都會提及，比如說騎手之間更加扁平和鬆散的人際關係，以及去科層化的管理模式，尤其是眾包騎手跟平台之間的聯繫可能比專送騎手更加弱化。以及騎手之間的勞動背景、勞動遭遇也非常的一致。這些都使得騎手自組織空間能夠得到擴展，有助於他們能夠大規模地開展集體行動。

但結合對這種傳統勞動過程的一些已有的討論和研究就會發現，在中國的勞動市場中，人際關係、親屬關係乃至是性別秩序的建構，都是影響勞動秩序建構的一些關鍵因素，會起到緩和勞資衝突的作用。比如說工頭從家鄉組建自己的勞動隊伍，同時也需要對這些工人們負責，保障他們的收入和人身安全。因為他們之間除了勞資關係，還有人際關係和親屬關係——來自熟人社會的穩定牢固的關係網絡的支撐。

此外李靜君對工人的研究也提到打工妹會受到性別規範的影響。工人會以不同於管理者的方式去建構自己對勞動的認知，勞動者更加註重勞動保障和勞動秩序建構等方面的認識。比如很多工人認為工廠的工作比較適合，因為它不僅能夠提供收入，還能夠增加他們找到合適伴侶的機會，並且工廠勞動所需要的忍耐和紀律，也被視為打工妹之後組建家庭所應當具備的品質。很多騎手實際都是從傳統的製造業工廠或者電子廠轉過來的。站長告訴我，在製造廠或電子廠打工的年輕人很多也都是為了找對象，才會選擇堅持在高壓力的工廠打工。這些文化性或關係性的機制的存在也起到保障勞動權益，緩和勞資矛盾，穩定勞動秩序的效果。

顯然，以往影響勞動秩序建構的因素在平台經濟背景下受到非常大的衝擊，因為騎手的流動性強等因素，以往發揮維護勞動秩序的機制，比如親屬關係乃至上下級之間的庇護網絡關係，其實都極大地被弱化了。目前，自由和高薪成為了當前平台經濟最大的吸引力。物質利益成為平台對勞動者最大、最有吸引力的承諾，而這也是騎手卷入日常以速度和效率為核心的勞動規則時最大的期待。一旦平台難以兑現它的承諾，工人便能夠迅速察覺到這些承諾的虛假性和資本的剝削本質，相似的不滿和不公就有助於將騎手凝聚起來。當脆弱虛假的高薪承諾被察覺，外賣平台的技術管理機制的合法性和穩定性就會受到衝擊。

此外，我想到前幾年有一篇文章質疑上百萬青壯年勞動力是否用錯地方。這篇文章認為外賣行業是典型的輕資產行業，不能創造出資本附加值。資本之所以願意燒錢去投資這一個長期賠本的買賣，是因為希望消費者習慣於這種外賣服務，培育起市場；通過簽約上百萬的騎手，他們能夠建構起他們的競爭壁壘。但是以工業化生產一貫的高效率，快遞機器機器人的普及就是轉瞬之間的事情。到時候這上百萬勞動力應該何去何從？外賣平台能否為外賣服務勞動提供更加穩定和具有社會性的勞動意義，其實成為一個很大的問題。

此外，平台經濟背景下，勞動矛盾呈現的方式更加劇烈，問題揭露的方式也更加引人注目。騎手猝死在送餐途中，自焚討薪和街頭集體罷工現象，這些都引發廣泛的社會討論。有關平台勞動的公共討論非常熱烈，更多的共識也正在被達成。在這種情況下，無論是知識分子，專業的從業者，媒體記者，還是說自發維護自身權利的騎手勞動者，都在積極參與到討論之中，提出更具有現實意義的改善建議：比如如何關注騎手的實際訴求，如何能夠增強勞動者在彈性薪酬設置方面的參與權，以及算法設計如何能更加的開放公開，如何能夠保障勞動者基本權益，減少平台和騎手之間的信息不對稱問題……這些都是非常真實並且具有討論意義的問題。在平台經濟流行的背景下，我們又能否培育出更加具有階級意識和權利意識的工人群體？我是非常希望能夠看到更加系統和成熟的對勞動困境的公共討論，更多的勞動者能反思自身的勞動意義，以及自身被賦予並且需要被保障的合法權益。如果我們想要討論如何突破勞動困境，尤其是平台經濟下的困境，我覺得這是一些關鍵點。

我的分享就是這樣，非常期待接下來的嘉賓，從勞動法的角度啟發更多有關工人權益維護的問題。謝謝大家。

追加提問

提問1：站點的兼職騎手有同時在做眾包的嗎？

一碗飯：兼職騎手還是屬於專送騎手的。在我調研的這兩個站點裏，兼職騎手是沒有同時還在做眾包的。大部分兼職騎手都是新人，可能只幹一兩個月。他們可能並不想每天跑太多的訂單，但是又沒有其他全職的工作，只是每天跑的時間比較短，訂單比較少。

主持人：他們有正規勞動合同嗎？還是屬於新的靈活用工？就像另一位聽眾說的，可能有好多站點，不同的商家站點可能都會聘用，屬於新的靈活用工的一種形式——共用員工

一碗飯：我覺得不是，兼職騎手至少在合同方面跟站點其他的專送騎手是一樣的，他們都屬於專送騎手，但是他們可能會私下裏跟站長說明在這裏只會幹一個月兩個月。但一般來說，他們幹一兩個月其實還是一直處於新人的狀態，每天跑單數會比較少。

提問2：如果把騎手改動策略添加進算法中，通過自下而上改善算法，是不是能達到優化個體和公司收益的效果？比如說騎手找出一些漏洞，然後他摸索出的東西被「逆練」。

一碗飯：我不太抱希望。舉個例子，美團的算法設置是騎手把單送給顧客，需要在顧客指定地點500米範圍之內才能點擊已送達。但是很多騎手會提前點擊已送達，但其實餐還沒有到顧客手中。後來為了防止接受提前點送達這個現象，算法就把送達的範圍改為了300米。平台會非常嚴厲地處理騎手所謂的違規行為，並且會通過算法進一步縮小他們的自主性空間。如果說自下而上地改變，我覺得希望還是比較渺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