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卖骑手如何与系统周旋：关于送餐工作的田野观察

【导语】“做骑手的大学生朋友”一语出自韩国的劳动者和抗争者全泰壹，1970年11月13日在汉城东大门市场抱着《劳动基准法》自焚而死。他曾说：“我多么希望有一个大学生朋友！”这样就可以有人教他读字学法律了。泰州外卖员讨薪自焚事件发生后，学术志愿团体结绳志与社会学会社联合策划，邀请外送江湖骑士联盟盟主、北京义联社会工作事务所研究员小法师，以及外卖骑手的田野调查员一碗饭，一起进行了一场线上讨论。希望从骑手的劳动经验出发，一起理解外卖骑手的劳动环境和劳动关系，再从劳动法等系统的褶皱里找到改善现状的可能性。结绳志和社会学会社整理编辑了本次线上讨论的文字稿，分三期发出，本文系讨论实录的第一期。端传媒获授权全文转载，分三篇发出。

本期主讲为在华东某地外卖站点做田野调查的一碗饭，她主要梳理了外卖平台的用工管理逻辑，并且分享了一系列针对骑手劳动过程的观察。通过“吸单”、“团队抢单”、修改“系统记忆”等具体的例子，一碗饭讲述了骑手与算法系统和平台站长之间的微妙又复杂的角逐过程，亦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在这场数据至上的人机游戏之下，骑手是如何自愿放弃劳动保障，甘愿承担潜在风险。对于这样一种劳动困境，一碗饭也提出了一些思考和追问：例如“弱契约”之下骑手自组织空间的可能性，基于文化和社会网络的劳动保障机制如何被弱化，外卖服务劳动何以成为更稳定的、具有社会性劳动意义的存在⋯⋯

主持人：这是我们今年第一次读书会，主题是“做骑手的大学生朋友”。其实外卖骑手自去年以来，尤其是《人物》那篇报导之后，一直都是大家都非常关注的一个话题。那篇报导非常好的一点是，它并不是从一个具体的事件出发，而是从现象出发。我们可以看到里面引用了孙萍老师的研究，很好地把一些社科的角度和关切点切入进去，让大家真正看到我们平时每天都在使用的这些外卖软件背后的平台困局到底是怎么样的。

这次这个“做骑手的大学生朋友”的口号，也如我们之前写在预告里的一样，其实是来自韩国的一位通过自焚达到抗争目的劳动者——全泰壹。全泰壹在1971年抱着《劳动基准法》在韩国的和平市场门口自焚，是为了呼吁大家把这部不仅是“谁都读不懂”、甚至是“跟劳动者没有什么关系”的一块“砖”，变成一部真正的《劳动法》。全泰壹曾经说，他多么希望有一个大学生朋友，那样就有人教他识字了。因为在当时的韩国，这些法律文书都是用汉字写的，这就导致了一般的人、尤其是劳动阶层难以读懂。他多么希望这些大学生朋友可以帮助他，把这些“法”变成真正可以用的《法》。当然，我们今天的讨论并不完全是在法律意义上的一个讨论。

我们提到全泰壹使用自焚这个方式，也是因为在2021年1月11号上午10点左右，48岁的饿了么外卖员刘进在泰州的一个配送站门口，以自焚的方式讨薪。这个事件的性质跟全泰壹自焚事件不太一样，全泰壹自焚事件导致了韩国70年代的工运，后来吸引到社会各界一同参与，一直持续到了80年代。我们知道光州事件影响了韩国整个的民主化进程。但是像刘进这位“饿了么”外卖员的自焚事件，我们可以把它归为我们以前经常会看到的春节前夕的讨薪。但这背后到底是什么结构性的力量让他不得不以这种非常极端的方式来讨薪呢？我们在报导上可以看到他们家的一些经济情况，虽然只有5000块钱，但那也是非常了不得的一笔血汗钱。况且，他当时是他们家唯一的劳动力。

为了剖析这个现象，我们之前有推荐一些文献，其中Lei Ya-Wen的那篇比较了专送跟众包这两类骑手不同的诉求。我们可以看到刘进——泰州的这位骑手，其实是一位专送骑手。对专送骑手而言，薪水就显得特别重要。但是Lei Ya-Wen也说，对专送骑手而言，其实他们是有劳动合同的，看起来是可以通过正常的劳动法的渠道来进行讨薪的，但为什么刘进还会采用这么极端的方式？这个是几位分享者待会一步步深入的一个问题。

但另一方面，大家更熟悉的外卖员可能是众包的骑手，尤其是大家可能有时候会听到一些说法，说外卖员非常自由，送外卖是一个既自由且薪水非常高的工作。但有时候又会听到一些说法，认为他们众包骑手是特别没有劳动保障的，比如说，他们跟平台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劳动关系，但这种不是劳动关系的“关系”又是什么？这也是平台为了规避劳动法所选取的一个策略。在这种新的劳动关系中，这些众包骑手如果遇到了工伤、保险、薪水上的一些诉求或问题，他们可以怎么做？这个也是我们今天会逐步深入的另一条线索。

今天的三位讲者分别是在华东某地做外卖骑手的田野观察的一碗饭，劳动法专家——北京义联社会工作事务所的研究员小法师，以及外送江湖骑士联盟盟主。首先，我们会请让一碗饭通过她的田野来还原一下，外卖员的劳动过程是怎么样的。接下我们会有请小法师来讲一讲，从法律上外卖这个现象带来的一些新的关于《劳动法》的困局、这些新的劳动关系是什么、我们又可以做些什么。

一碗饭：大家好，我是外卖骑手行业的田野员一碗饭，有幸跟大家分享我对外卖骑手劳动过程的观察。我在2019年对骑手的劳动现象进行了田野观察和访谈，调研地点是南京的两个美团外卖的站点，我也持续关注着该领域的一些研究。今天主要是想从社会学的劳动过程理论视角入手，讨论一下我对平台经济和平台劳动现象的一些想法：
 

一、外卖平台的用工逻辑

平台资本是一种专门提供网络基础设施或者中介性服务的资本形态。从当前诸多平台巨头公司的发展趋势来看，平台资本主义本质上是一种垄断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更加集约化的表现。当前的网络平台公司借助“技术+资本”的组合，普遍采用轻资产经营模式。基于该模式，公司将资源主要投放于核心业务相关的人力资本上，而将其他业务和相关劳动者以外包或劳务派遣等形式排除在核心领域之外，以便减轻相关资源消耗和管理负担。

外卖平台的用工模式主要是包括两种，一种是众包模式，另外一种就是专送模式。专送模式，其实就是招募加盟商，然后由加盟商来组织骑手，这就是一种典型平台的轻资产经营模式。结合我的田野观察和现有的研究来看，外卖平台公司基于数字技术，主要设置了三大劳动管理规则：智能派单，数据监控和相应的惩罚制度。

首先是智能派单机制，这决定了劳动或生产任务的分配方式。虽然外卖服务也是采用了计件薪酬制，但是与传统计件薪酬制度不同，平台系统中“件”的分配是由智能派单系统完成。平台系统根据“黑箱式运作”的系统算法，即时收集来自消费者、骑手和商家等主体的历史数据以完善算法，提高外卖骑手单次配送效率。采取智能派单机制目的在于将配送工作转变为依照算法系统指示开展的去技能化劳动，骑手从接单、取餐，到送达整个劳动流程都被精确划分，骑手只需要遵循系统设置的步骤进行跑单。算法优化目标是实现特定区域内的整体跑单情况最优，而非个体骑手跑单数最优，算法目标和骑手个体利益之间存在偏差。

此外，外卖服务行业注重为顾客提供准时，快捷的良好配送体验。因此外卖平台会普遍采用一种严格的数据监控和考核的方式，并且制定相应的惩罚制度，使消费者能够享受到这种准时快捷的消费体验。我的调研地点是“美团外卖”的专送站点，美团基于加盟商管理模式，形成美团、加盟商和骑手三方之间的组织管理结构。美团公司将外卖服务外包给加盟商，同时也将部分平台系统的管理权限交给加盟商。所以美团会根据平台系统所收集的骑手跑单数据，对加盟商进行考核，加盟商也会制定相应的数据标准来管理站点的骑手。另一方面，骑手的劳动报酬与其跑单数据直接挂钩，可见，数据监控和考核连接着三方利益。数据考核标准都是基于骑手的各项基础跑单数据制定，主要包括跑单数，准时率，差评率，提前点送达，以及异常取消单等指标。

根据这几项重点设置的数据指标，加盟商也会制定相应的惩罚制度，但是各地的加盟商和站里的惩罚制度是不太一样的。在我调研的站点，比如说差评和提前送达都会有50到100元的罚款，最严重的其实是被顾客投诉。顾客一次投诉，站点就会对骑手罚款500元。但同时，美团平台为骑手提供了针对其违规行为的申诉机制。骑手如果对技术判定有异议，可以与站长沟通，由站长在系统后台进行申诉。但总的来说，骑手们对技术系统的违规判定过程并不了解，站长和骑手也时常因为技术判定和人工申诉问题发生争执。

基于数字技术的智能派单机制、数据监控和相应的惩罚制度，就构成了资方的核心的劳动管理规则，用于指导、监督和考核骑手乃至骑手的管理方——加盟商。这套劳动管理规则看似比较精准和严密，但在骑手的劳动过程中，其实是有着比较不一样的呈现方式。

二、骑手的劳动过程

首先，对骑手来说，即使了解系统派单原理，也难以把握即时订单的分配规律。骑手们时常抱怨系统派单不合理，或者系统死板。但骑手们仍然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发展出“吸单”、修改“系统记忆”等零散策略，试图在黑箱式的派单机制中把握较为清晰稳定的派单规律，以获得更高质量的系统派单。比如说吸单的方式，由于系统订单是即时派送，所以骑手认为智能系统会优先地把订单派给距离商家最近、并且手头有与未派送订单同一个方向或同一个地点的骑手，也就是说系统派单可能会遵循顺路的原则。

所谓的“吸单”就是说当骑手接到系统开单的时候，他并不会立刻到商家去取餐。他通常会先在系统规划的取餐范围内继续等待，希望系统能够根据他手机上已有的订单，再派给他更多相同方向的订单。有的时候骑手还可能会相互的“借单”，也就是说把其他骑手近距离的单子转到自己的手机上，期待这样的一个优质的单子能够吸到更多的优质的单子。而“吸单”行为时常伴随着赌博般冒险的心理体验。为了多吸单，骑手会尽可能拖延出发送单时间，敢于冒险的骑手甚至在一个订单只剩5分钟的时候，才匆忙出发取餐和送餐。一旦送餐过程中某一环节出现差错，比如出餐缓慢、交通堵塞、顾客取餐不及时等情况，就会造成订单超时的连锁反应，骑手们也就会面临顾客差评进而平台罚款的风险。一般来说，系统派单会对即时送餐情况进行智能评估，灵活调整订单的送餐时间，骑手手头订单越多，新派订单的配送时间会随之延长。但对骑手来说，平台给出的配送时间越长，就越想冒险吸更多的单。这就是一个很矛盾的现象。像某平台提出的多给骑手五分钟的系统设置，很大程度上只会让骑手更疯狂去吸单。

对于修改系统记忆的说法，骑手们会猜测自己以往的跑单记录会影响系统分配给他的订单，所以骑手试图通过修改系统记忆的方式来争取更好的系统派单结果。在我调研的一个站点，有一个骑手被公认是最不受系统“待见”的人，他自己也认为自己深受系统的毒害。他觉得自己跑单一年多，但是系统给自己的订单却一直都很少，并且距离都很远，都是一些别人不想接的单子。他认为是因为自己刚开始跑单的时候，有一些差评和超时的记录，这些记录可能会被系统所记忆，也会影响他自己之后的接单质量。这位骑手就去找站长修改自己的跑单系统记忆。因为站长掌握着系统后台人工派单的权限，通过这个权限，站长就可以把近距离的优质单派给骑手。经过系统调节之后的“派单记忆”可能会在之后让系统分配给这位骑手更多优质的单子。但是根据这位骑手的说法，起初这种调整的方式还比较有效，后来系统似乎又开始给他派很多不好的单子。

总的来说，骑手在劳动过程中会不断的去探索，并且发展出了许多对系统派单规律的碎片化的系统想像。他们希望能够把握系统的派单规律，获得更多的系统订单。但显然，这种碎片化的想像，对于判断结果的解释具有高度的不稳定性。但这些因人而异的解释，在另一方面也有助于骑手摆脱这种派单规律不可知的困扰，他们能够更灵活的去调整自己的跑单策略和心态，对各种不符合自己预期的劳动遭遇进行自我合理化解释。在此过程中，算法技术被人格化，骑手努力寻求系统的配合，希望与算法技术和谐共处。

对骑手来说，要想有效提升跑单量，还需依靠站点骑手间的配合，通过“抢单”、“团队跑单”等方式改变智能派单结果，对派单结果进行再分配。骑手的合作跑单方式是建立在美团赋予站点的人工转单权限基础上。骑手的微信群一个重要功能是相互转单：把自己不想跑的单子转给其他人，实现自行规划送单路线的目的。资方最初设置人工转单机制主要是为了提高骑手的跑单效率，避免送餐高峰期因为订单数过多，系统派单混乱导致送餐超时。但对骑手来说，人工转单权限却是增加跑单数的必要手段。美团方并不支持骑手的跑单实践，认为这样会增加骑手内部跑单量的差距，引发部分骑手的不满。而且骑手很难权衡跑单数和准时率的关系，影响跑单数据。

骑手们积极寻求来自技术系统本身和团队合作的帮助，独立发展出一套以碎片化系统想像和合作跑单为主的跑单机制，实现了对智能派单结果进行再分配的效果。在该跑单机制下，跑单数不再依靠黑箱式运作的智能派单机制，心态、经验和合作参与等主观能力被骑手视为获得大量且稳定订单的关键条件，发展出“能力至上”的劳动意识。但骑手无法突破资方对准时率等跑单数据的严格要求，骑手能够把握的是自己的车速——极速跑单的现象得到解释。

而且，很多骑手都会强调这只是一份临时的工作，没有人会一直做骑手。骑手越是去强调这份工作的暂时性、临时性，他们就越倾向于去忍受劳动风险的问题。在这样一种能力之上的劳动意识之下，即劳动风险问题，很可能被塑造为一种劳动者个人自愿的选择，那资方的责任在这一过程中被有效的淡化。从骑手的劳动处境来看，即使再能力超群的骑手也普遍感到平台所承诺的高薪和自由不可兼得。跑单数多的骑手经常是全月无休，每天工作10小时以上。对骑手来说，劳动能力的重要性逐渐下降，到最后，若想维持较高收入，急速跑单和延长劳动时长成为必然选择，骑手只能忍受日益增加的劳累程度和劳动风险。

此外，不同于众包骑手与平台公司只能通过平台系统建立微弱的联系，以站点为基本劳动单位的专送骑手与站长和加盟公司之间的关系更加复杂。骑手与站长之间的互动一方面起到缓解劳动矛盾，安抚骑手不满情绪，比如站长借助其人工转单权限，帮助骑手进行“抢单”和“团队跑单”，此外，站长还会告诉骑手系统漏洞，指导骑手躲避技术监控。另一方面，骑手也会借助这样一层直接的管理关系，维护自身的劳动权益。

美团平台为控制个别骑手每日跑单数过多，从而影响送餐准时率，美团针对站点制定了严格的“人效考核”要求：以站点为单位，每日总订单数除以在线骑手人数不能大于30。但是一个站点人越多，就意味着骑手收入可能会减少，引发骑手的不满。

在我调研的A站点，A站长刚刚上任的时候，站点只有20名骑手，人少意味着站点骑手能跑到更多的单，但同时也容易导致系统派单路线混乱，超时风险。但显然骑手并不愿意站点增加骑手。于是，为应付平台考核，也满足骑手需求，站长开始鼓励有能力的骑手“开设小号”跑单。“开小号”是指借用他人的身份证注册一个新账号，一个骑手使用两个手机、两个账号跑单，这样既降低了站点人效，也满足了想多跑单的骑手的需要。但实际上，美团严厉禁止骑手开小号跑单的行为。最后，由于两个账号跑单太过辛苦，而且平台方也出台各种检查方式，禁止代跑现象。最终只有两个骑手坚持开了小号，这未能起到降低人效的作用，并且引发其他骑手的不满情绪。

最后由于这个站点的人效过高，站长遭到了加盟公司的批评，站长很快就从相邻的站点借调来了七八个骑手来这边跑单，希望能够降低站点的人效，但是骑手人数的增加，就导致站点原本骑手的跑单数减少，他们就很不满。在一位有威望的老骑手的号召之下，A站点的骑手就联合起来，暗中的排挤被借调过来的骑手，他们就将站长和新调来的骑手排除在外，单独建立了一个微信群。他们日常的转单和合作跑单的一些活动都会在独立的微信群来开展，这样的行为被骑手称作是“锁单”。这会导致新来这一站点的骑手经常抢不到单。不到一周，这些站点的骑手就开始集体去找这两个站点的站长，要求重新返回自己原来的站点，最后站长没办法只能妥协，将这些骑手给调回去了。但是在接下来的两周时间里，A站点就陆续新加入了10个兼职骑手。所谓兼职骑手是指他们每天只需要跑够10单，并且不要求在线时长，这也是为了避免这些老骑手再次的不满，站长就向老骑手保证说这些新来的骑手都是一些兼职的骑手，他们也不会长久的干下去，所以他们每天分到单数也不会很多。至此，“人效事件”平息。

但私下里站长告诉我，其实骑手并不敢真的以集体离职或者罢工为要挟，站长也不会受他们的要挟。站长说，如果有小团队要旷工离职，他并不会去挽留他们，而是会直接给他的上一级区域经理即加盟商打电话，区域经理就会迅速从其他的站点调其他骑手跑单，不耽误站点工作。所以骑手们也会注意对抗的尺度问题。这样站点管理模式起到缓解劳资矛盾的效果。

我对骑手劳动过程的解释是非常典型的劳动过程理论视角下的叙事。骑手一旦卷入了这场数据至上的人机游戏，若想获得承诺的高薪，便会不自觉地接受、并且认真遵循这一套劳动规则。他们愿意为了跑更多的订单去闯红灯，放弃自己基本的劳动保障，并且甘愿承担劳动风险。同时，站点和平台为了维持他们的跑单数据，也成为骑手急速跑单的合作者和推动者，推动他们不断加速。骑手就被置于各种冲突和矛盾关系的第一线。

通过对平台的管理逻辑和骑手适应性的策略的讨论，我们可以发现，平台需要在算法设计，薪酬制度的设计，或者劳动保障方面做出改变。但是我们并不能完全把希望寄托在垄断性平台的自发性改变，平台劳动的劳动困境是一个行业性的问题，需要从更加系统和制度性的方面寻求解决方案，规范和约束平台的行为。结合我上面对骑手劳动过程和平台管理逻辑的两个讨论，如何改变这样一种劳动困境，有两点可以和大家分享。

三、如何改变劳动困境

首先，从比较的思路来看，平台劳动有着非常多不同于传统工厂劳动场景的一些特征，很多研究也都会提及，比如说骑手之间更加扁平和松散的人际关系，以及去科层化的管理模式，尤其是众包骑手跟平台之间的联系可能比专送骑手更加弱化。以及骑手之间的劳动背景、劳动遭遇也非常的一致。这些都使得骑手自组织空间能够得到扩展，有助于他们能够大规模地开展集体行动。

但结合对这种传统劳动过程的一些已有的讨论和研究就会发现，在中国的劳动市场中，人际关系、亲属关系乃至是性别秩序的建构，都是影响劳动秩序建构的一些关键因素，会起到缓和劳资冲突的作用。比如说工头从家乡组建自己的劳动队伍，同时也需要对这些工人们负责，保障他们的收入和人身安全。因为他们之间除了劳资关系，还有人际关系和亲属关系——来自熟人社会的稳定牢固的关系网络的支撑。

此外李静君对工人的研究也提到打工妹会受到性别规范的影响。工人会以不同于管理者的方式去建构自己对劳动的认知，劳动者更加注重劳动保障和劳动秩序建构等方面的认识。比如很多工人认为工厂的工作比较适合，因为它不仅能够提供收入，还能够增加他们找到合适伴侣的机会，并且工厂劳动所需要的忍耐和纪律，也被视为打工妹之后组建家庭所应当具备的品质。很多骑手实际都是从传统的制造业工厂或者电子厂转过来的。站长告诉我，在制造厂或电子厂打工的年轻人很多也都是为了找对象，才会选择坚持在高压力的工厂打工。这些文化性或关系性的机制的存在也起到保障劳动权益，缓和劳资矛盾，稳定劳动秩序的效果。

显然，以往影响劳动秩序建构的因素在平台经济背景下受到非常大的冲击，因为骑手的流动性强等因素，以往发挥维护劳动秩序的机制，比如亲属关系乃至上下级之间的庇护网络关系，其实都极大地被弱化了。目前，自由和高薪成为了当前平台经济最大的吸引力。物质利益成为平台对劳动者最大、最有吸引力的承诺，而这也是骑手卷入日常以速度和效率为核心的劳动规则时最大的期待。一旦平台难以兑现它的承诺，工人便能够迅速察觉到这些承诺的虚假性和资本的剥削本质，相似的不满和不公就有助于将骑手凝聚起来。当脆弱虚假的高薪承诺被察觉，外卖平台的技术管理机制的合法性和稳定性就会受到冲击。

此外，我想到前几年有一篇文章质疑上百万青壮年劳动力是否用错地方。这篇文章认为外卖行业是典型的轻资产行业，不能创造出资本附加值。资本之所以愿意烧钱去投资这一个长期赔本的买卖，是因为希望消费者习惯于这种外卖服务，培育起市场；通过签约上百万的骑手，他们能够建构起他们的竞争壁垒。但是以工业化生产一贯的高效率，快递机器机器人的普及就是转瞬之间的事情。到时候这上百万劳动力应该何去何从？外卖平台能否为外卖服务劳动提供更加稳定和具有社会性的劳动意义，其实成为一个很大的问题。

此外，平台经济背景下，劳动矛盾呈现的方式更加剧烈，问题揭露的方式也更加引人注目。骑手猝死在送餐途中，自焚讨薪和街头集体罢工现象，这些都引发广泛的社会讨论。有关平台劳动的公共讨论非常热烈，更多的共识也正在被达成。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知识分子，专业的从业者，媒体记者，还是说自发维护自身权利的骑手劳动者，都在积极参与到讨论之中，提出更具有现实意义的改善建议：比如如何关注骑手的实际诉求，如何能够增强劳动者在弹性薪酬设置方面的参与权，以及算法设计如何能更加的开放公开，如何能够保障劳动者基本权益，减少平台和骑手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这些都是非常真实并且具有讨论意义的问题。在平台经济流行的背景下，我们又能否培育出更加具有阶级意识和权利意识的工人群体？我是非常希望能够看到更加系统和成熟的对劳动困境的公共讨论，更多的劳动者能反思自身的劳动意义，以及自身被赋予并且需要被保障的合法权益。如果我们想要讨论如何突破劳动困境，尤其是平台经济下的困境，我觉得这是一些关键点。

我的分享就是这样，非常期待接下来的嘉宾，从劳动法的角度启发更多有关工人权益维护的问题。谢谢大家。

追加提问

提问1：站点的兼职骑手有同时在做众包的吗？

一碗饭：兼职骑手还是属于专送骑手的。在我调研的这两个站点里，兼职骑手是没有同时还在做众包的。大部分兼职骑手都是新人，可能只干一两个月。他们可能并不想每天跑太多的订单，但是又没有其他全职的工作，只是每天跑的时间比较短，订单比较少。

主持人：他们有正规劳动合同吗？还是属于新的灵活用工？就像另一位听众说的，可能有好多站点，不同的商家站点可能都会聘用，属于新的灵活用工的一种形式——共用员工

一碗饭：我觉得不是，兼职骑手至少在合同方面跟站点其他的专送骑手是一样的，他们都属于专送骑手，但是他们可能会私下里跟站长说明在这里只会干一个月两个月。但一般来说，他们干一两个月其实还是一直处于新人的状态，每天跑单数会比较少。

提问2：如果把骑手改动策略添加进算法中，通过自下而上改善算法，是不是能达到优化个体和公司收益的效果？比如说骑手找出一些漏洞，然后他摸索出的东西被“逆练”。

一碗饭：我不太抱希望。举个例子，美团的算法设置是骑手把单送给顾客，需要在顾客指定地点500米范围之内才能点击已送达。但是很多骑手会提前点击已送达，但其实餐还没有到顾客手中。后来为了防止接受提前点送达这个现象，算法就把送达的范围改为了300米。平台会非常严厉地处理骑手所谓的违规行为，并且会通过算法进一步缩小他们的自主性空间。如果说自下而上地改变，我觉得希望还是比较渺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