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那麼苦，為甚麼還能笑？在奧斯卡爭議之外，不太好笑的脫口秀簡史

韋·史密夫（Will Smith）衝上奧斯卡頒獎台摑了諧星洛克（Chris Rock）一巴，將欠缺突出作品的「奧斯卡小年」打成了收視率報捷的一年，而這一巴掌也成為了許多政治﹑文化和性別爭議的引爆點：如果笑話講得不合意就能衝上台打諧星，是不是在鼓吹暴力？洛克拿韋·史密夫妻子潔達（Jada Pinkett Smith）的光頭開玩笑，說期待她演的美國女兵（GI Jane），是不是過火了？中港台輿論似乎偏向韋·史密夫，覺得他是「護妻情切」；而歐美輿論似乎傾向覺得韋·史密夫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緒，喜歡使用暴力解決問題以示男子氣慨，是「有毒陽剛主義」（toxic masculinity）的代表。

脫口秀（stand-up comedy；香港稱為「棟篤笑」）似乎是一種特別容易「玩出火」的表演藝術。相比許多脫口秀明星禍從口出的爭議事件，洛克這一筆似乎只是歐美脫口秀歷史的注腳：席爾蔓（Sarah Silverman）在一次表演上開911事件的玩笑，說2001年的9月11日是她人生中最糟糕的一天，全因那天她發現一杯Chai tea latte含有900卡路里。路易C.K（Louis C.K）在《周六夜現場》（Saturday Night Live）的開場講了個關於孌童的玩笑，說小時候家附近住了個戀童癖，但那個戀童癖對他沒興趣，令他覺得有點不高興。而如果要算因開同性戀和跨性別人士玩笑而惹來批評的著名脫口秀諧星，更是不知該從哪裏數起：查普爾（Dave Chapelle）﹑摩根（Tracy Morgan）﹑芭爾（Roseanne Barr）﹑卡爾（Jimmy Carr）……

脫口秀作為一種表演藝術的「爆發期」是二戰後的上世紀中期。在西方社會，那是個動蕩卻又極其豐富的時期：美蘇兩個超級強國，展開了時將人類帶到核子戰爭邊緣的對峙﹑亞洲與非洲的前殖民地紛紛獨立﹑資本主義西方戰後經濟飛速發展﹑越戰和隨戰爭而來的反戰運動﹑六十年代的嬉皮士文化﹑美國黑人爭取種族隔離政策的完結和全面平權﹑女性尋求從家庭崗位和刻板印象中解放出來……凡此種種都在給歐美社會帶來極多衝擊與張力。兼為文學和哲學學者的諧星塔福亞（Eddie Tafoya）就指，以對社會主流的尖刻幽默諷刺為特色的脫口秀，就是在這種背景下，成為了夜總會和酒吧等娛樂場所的必備節目。當然脫口秀也得益於傳播工具的發展，上世期中期的美國人不止在電視機上看岩士唐登月，也在上面看紅遍全美的里柯斯（Don Rickles）和凡戴克（Dick Van Dyke）的喜劇和脫口秀。

一般「正經」的文學，例如小說﹑詩歌﹑散文，都在展示社會中比較知識份子的一面，或是文化中某種美學理想或追求。但脫口秀作為一種文學形式，展示的剛巧相反－－能夠滋養笑話的，是社會中最噁心﹑最骯髒﹑最使人厭惡﹑憤怒又無可奈何的部份。脫口秀的這種邊緣性質，有時見於諧星用的語言：例如在主流笑話和喜劇都非常「乾淨」的1960年代，當紅的脫口秀巨星布魯斯（Lenny Bruce）就曾多次因在表演中用「cocksucker」等色情或意淫的字眼而被捕。但也有一部份見於脫口秀諧星本身的社會位置－－奧斯卡爭議的主角洛克，就是承襲自黑人脫口秀傳統而崛起的諧星。而其中一個體現脫口秀邊緣本質的，正是它在西方文學中「以下犯上」的傳統。

弄臣－－以及「以下犯上」的脫口秀傳統

2006年，在政界和傳媒界名人雲集的年度盛事「白宮記者晚宴」（White House correspondents’ dinner）上，脫口秀明星科伯爾（Stephen Colbert）迎來了他職業生涯決定性的一次演出。

在24分鐘的單人脫口秀環節，科伯爾幾乎從一開始就諷刺總統小布殊天性魯鈍﹑頭腦簡單－－「我和總統先生沒有甚麼分別，我們都不是甚麼聰明人，都是憑直覺亂來的」﹑「我是一個簡單的人，有個簡單的腦子」。當時正值美國在伊拉克搞出一個收拾不了的政治真空，科伯爾沒有放過諷刺小布殊的機會：「我認為最好的政府就是不施政的政府，所以我們在伊拉克建立的政府，實在太成功了！」小布殊低迷的民望也成為笑點：「雖然現在總統先生的民望只有32%，但我們不在乎民望！民望只不過是反映所謂『現實』的統計數字，而眾所周知，『現實』充滿了進步派的偏見！」

在那24分鐘裏，白宮主人小布殊禮貌地保持了稍微有點僵硬的笑容。但總統身邊的幕僚指小布殊對科伯爾的演出感到非常惱火，並且說他「過界」（crossed the line）了。台下參加晚宴的媒體人對他也不太賣帳，畢竟他們也是科伯爾譏諷的對象。雖然當晚嘉賓們對他的笑話反應冷淡，但2006年的這次演出，卻大大推了科伯爾的事業一把：他主持的節目《科伯爾報告》（Colbert Report）收視率爆升，2015年更接下要退休的老牌諧星利特曼（David Letterman）的棒，成為CBS電視台政治喜劇節目《晚間秀》（Late Show）的主持人。2006年的這次充滿爭議性的演出，也成為了「白宮記者晚宴」脫口秀環節的永恆經典。

在眾多貴賓和電視直播面前被從頭嘲到腳，小布殊心裏不好受可想而知，但權貴和政要在被戲諷時不能造次，只能壓下怒火乖乖坐好的傳統，在西方文化可以追溯到公元前約400年的古希臘時代。「Comedy」來自古希臘語「Komoidia」，是「狂歡（Komos）」和「唱歌（aeidein）／歌曲（Oide）」的合成字。希臘「舊喜劇」（old comedy）代表，有「喜劇之父」之稱的雅里斯托芬（Aristophanes）經常在劇作中嘲諷雅典的權貴和將軍好戰嗜血（他也攻擊蘇格拉底這類的知識份子，甚至間接令蘇格拉底後來被控「荼毒青年」），是西方文化拿有權力的人開玩笑的鼻祖。根據10世紀希臘學家Platonius的研究，舊喜劇的面譜通常做得很像戲裏被嘲的權貴，所以觀眾一看就知道是在影射誰。而通常坐在劇院前排看戲（和被嘲弄）的達官貴人，也就有了「komoidoumenoi」的稱號：被喜劇譏弄的人。

不過古希臘喜劇不算是脫口秀，跟今天的脫口秀比較有關係的，其實是中世紀歐洲的弄臣（court jester）傳統。弄臣不是一種官位，泛指君主或達官貴人們僱來在派對上搞笑的伶人，當中也有些是宮中的宦官或侍從。他們除了講笑話，也會表演雜耍﹑唱歌和講故事，例如亨利二世（Henry II）就要求他的弄臣每年都在聖誕派對上表演彈跳﹑吹口哨和放屁（leap, whistle, and fart)。歷史學家奧圖（Beatrice K. Otto）在著作《Fools are Everywhere》裏，指出歐洲的弄臣背景多元，可以是不受束縛所以半途輟學的大學生，可以是犯規被踢出修道院的修士﹑可以是街頭能言善道的雜耍藝人，也可以是隨便一個特別有幽默感，所以被路過的貴族們相中請去搞笑的村民。在古代中國﹑印度﹑日本﹑非洲等地都有類似宮廷弄臣的傳統，《史記・滑稽列傳》裏記載的優孟，就是春秋時期楚國的著名優伶。

但弄臣的功能遠遠不止「吹口哨和放屁」。《說文解字》裏寫道「優者，饒也」。「優」就是指伶人﹑搞笑藝人，而他們有說錯話也能被饒過的特權。而在西方文學裏，弄臣也擔任了「講真話」的角色，被塑造成唯一可以在君主面前也直言不諱，甚至能時常在談笑間嘲諷有權力者的人。亨利八世寵愛的弄臣桑默斯（Will Sommers）就經常用搞笑的方式直指亨利八世生活驕奢，他甚至可以直呼君主的名字，喊他作「大叔」，這些都是其他大臣不敢幹的事情。桑默斯甚至叫過亨利八世的第二任妻子安妮皇后（即Anne Boleyn）作「bastard」（雜種），雖然亨利八世威脅要殺了他，但最終還是沒有下手。

雖然也有學富五車，容貌俊美的弄臣，但弄臣當中不少是目不識丁﹑出身貧寒﹑甚至是有身體殘障的人﹑侏儒﹑常常披頭散髮﹑胡言亂語的瘋子﹑嚴重駝背﹑奇醜無比，「三尖八角」的人－－這些常擠眉弄眼取悅人的弄臣也被稱為le fou du roi－－皇帝的傻瓜（The King’s fool）。在西方文學裏，這類處於社會邊緣，沒有名譽地位﹑長期生活在底層的人，也通常被塑造成特別有智慧的，會講沒人敢講的真話的人－－莎士比亞《李爾王》（King Lear）裏的弄人角色，就代表了這種傻瓜大智若愚的形象。在現代的藝術娛樂文本也常常出現類似的角色，例如遊戲「碧血狂殺」（Red Dead Redemption）裏的盲眼乞丐，就是整個遊戲裏唯一不被執念所惑，能道出主角唯一退路的人。

著名宗教研究學家特納（Victor Turner）把這種人稱為「邊緣人」（edgemen）－－這些是在社會底層或邊緣，將社會的沉痾，人類的醜惡嘴臉，權力名氣的虛妄都看得清清楚楚的人。因為他們本來就甚麼都沒有，不用每天戴上假面具，不用說沒意思的陳腔濫調，所以能夠一針見血地指出沒有人敢指出的問題。特納說，也是因為這樣－－那些有權力的人才（在某些特定場合）必須忍受邊緣人的嘲諷與出言冒犯，因為這是對他權力的一種制衡形式。

黑人的笑話：生命那麼苦，為甚麼還能笑？

在有奴隸制歷史，並在數十年前還有種族隔離制度的美國社會，黑人就長期扮演了這種「邊緣人」的角色。一直以來，白人社會對黑人的幽默感和笑聲，都有種莫名其妙的恐懼－－在美國內戰前，美國南方還有蓄奴制的時期，去南方旅遊的一位北方白人寫下了這樣的遊記：「我在夜裏被一陣笑聲驚醒，原來是外面在築鐵路的黑奴的笑聲……他們生了個火，愉快地圍爐聚餐……（有人講了個關於狗的笑話後），所有人都放聲大笑起來，好像他們從沒聽過這麼好笑的笑話那樣。」19世紀的美國作家庫帕（James Fenimore Cooper）觀察了紐約黑人的聚會後，也對他們愛笑的特質感到特別不是味兒：「他們的笑聲最壞了，那種聲音……好像連肋骨都快要被笑斷了。」在1940年代，諾貝爾經濟學家默達爾（Gunnar Myrdal）寫了一部《美國的困境：黑人問題與美國民主》（An American Dilemma），裏面指「黑人噼里啪啦的笑聲」（Negro’s crackling laugh）正是他們愚昧無知的明證。

但黑人的幽默感，在白人能好好控制的時候，對白人來說也還是輕鬆愉快的來源。在現在的政治正確語境裏，扮黑臉（blackface）－－即非黑人將自己的臉塗黑來娛樂大眾，會招來種族主義的批評。那是因為在歐美，白人社會長期利用「黑臉」表演來強化非裔群體的各種刻板印象，將種族主義政策和思維合理化。在這些黑臉扮裝表演（minstrel shows）的描述和想像中，黑人臉上永遠掛著一個傻傻戇戇的，有點愚蠢的笑－－笑是因為他們頭腦簡單，愚昧不堪，不能管理自己的生活，所以只能聽命於比他們優越的人，即是白人。

但黑人的喜劇或幽默感，必須跟這種白人的種族主義想像區分開來－－黑人喜劇源自於黑人群體被奴役的痛苦歷史，但透過尖刻的，對白人社會各種劣根性的嘲諷來獲得comic relief。1960年代的黑人民權運動後，有形無形的種族隔離政策一步步被廢除，黑人的幽默感終於能進入美國社會主流。早期的黑人脫口秀明星奎格里（Dick Gregory）被《花花公子》創辦人Hugh Hefner相中去主流電視喜劇節目表演，六﹑七十年代普瑞爾（Richard Pryor）紅遍全美﹑八﹑九十年代諧星賀爾（Arsenio Hall）的深夜談話節目The Arsenio Hall Show也收獲了極大的主流成功。即使進入主流，黑人諧星仍貫徹「邊緣人」的喜劇和脫口秀傳統，一邊是拿種族主義（以及白人）開玩笑，一邊也充滿了充滿自覺的自嘲。例如白人對黑人幽默的種種恐懼和疑惑，普瑞爾就在表演中這樣回應：「白人看我們笑的時候常常感到不知所措，他們會說，」普瑞爾學著白人女人的語氣：「哎呀，不知他們在笑甚麼？是在笑我們嗎？」

在1970年代主持The Flip Wilson Show的黑人脫口秀明星威爾遜（Flip Wilson）創造了一個爆紅角色Geraldine，一個機智幽默的草根黑人。威爾遜有個很有名的橋段，是用黑人的語氣和英文方言（AAVE；African-American Vernacular English）來扮演一些歷史人物，例如「發現美洲」的哥倫布，並以此將那些（白人）歷史人物拉下了神壇。這種開白人玩笑，以白人為嘲弄對象的文化，甚至能追溯到奴隸制時期。

以1984年的動作喜劇電影Beverly Hills Cop（港譯：妙探出更）為例－－在電影裏，黑人喜劇泰斗愛迪梅菲（Eddie Murphy）飾演的底特律警探Axel，就常常要跟很多自以為聰明，但實質蠢鈍不堪的白人罪犯打交道，並且利用自己三寸不爛之舌，把這些看似很危險的罪犯耍得團團轉。文學教授﹑《紐約時報書評》史上第一位黑人編輯沃金斯（Mel Watkins）指出，這種就是典型的黑人喜劇模式：源自黑人奴隸智取更強大、可能更有見識的主人，利用自己的機智聰明來蒙騙白人奴隸主，甚至報復性地耍他們一把。在成龍的《火拼時速》（Rush Hour；台灣及中國大陸譯「尖鋒時刻」）系列裏，由塔克（Chris Tucker）飾演的黑人警探也符合了這樣的，沃金斯稱為「搗蛋鬼／弄臣」（trickster-jester）的設定。

奧斯卡爭議的主角洛克也承繼了這樣的黑人搞笑傳統。洛克監製的喜劇《人人都恨克里斯》（Everybody hates Chris）是他本人的自傳式故事，雖然是影集，但其實模式更像脫口秀。裏面有很多將社會問題以喜劇模式呈現的橋段，例如主角克里斯（即洛克）在學校裏的白人老師Ms. Morello，就是黑人喜劇裏常有的白人典型：她自覺自己是有教養的斯文人，不是種族主義者，常常想用自己的方法幫助克里斯，但實際操作上滿滿是對黑人的刻板印象與歧視。有很好笑的一集是她為克里斯申請上高中的獎學金，但事前跟獎學金的評審說克里斯有一個弟弟一個妹妹，但「三個人都來自不同父親」（對黑人家庭的刻板印象）。Ms. Morello又說，洛克的母親堅稱自己的丈夫白天晚上打兩份工養家，應是「腦子有點問題」﹑「說不定有毒癮」﹑「那個負責任﹑顧家的老公，應該是她想像出來的」－－又是對黑人家庭的刻板印象。所以評審家訪的時候問克里斯母親：「你知道你三個子女各自父親的名字嗎？」克里斯媽媽一頭霧水：「當然知道，都是我老公的孩子啊！」白人評審皺了皺眉，在筆記上記了一筆：「母親有妄想症。」

克里斯在1980年代的紐約布魯克林（Brooklyn）成長，那時候的布魯克林治安相當惡劣，童年的克里斯也少不免要跟街頭的一些不良份子打交道。在社會學家的眼裏，這就是一些黑人中產家庭的孩子，也會經歷階級下流，甚至加入幫派的原因；更不要說在這些社區裏還有警力過多，「stop and search」搜身措施針對黑人青少年等等社會問題。耶魯黑人社會學家安德遜（Elijah Anderson）的作品《Code of the Street》就是這些問題的經典探討。但社會學的問題意識，一如在任何社科或人文學科裏能被廣泛接受的問題意識，始終是白人的－－而同樣的問題到了黑人諧星那裏，就變成了一種可以用來搞笑的日常。在《人人都恨克里斯》裏，克里斯經常被社區裏的不良少年敲詐金錢，也常常見到警察盤問甚至追捕黑人小混混。雖然全部都以一種好笑幽默的方式呈現，但幾乎所有可以被稱為黑人喜劇（African-American Comedy）的作品，出發點都是社會批判。

回到奧斯卡：政治正確與幽默感

正因為脫口秀是一種源自「以下犯上」，兼有社會批判功能的文學與表演形式，所以特別容易引起爭議。很多脫口秀明星批評歐美的政治正確（political correctness）文化﹑「取消」文化（cancel culture；或稱「指控文化」）與「覺醒主義」（wokeness）為脫口秀和幽默感的敵人。例如洛克就說過「覺醒主義」扼殺創意，因為沒有人「敢再走前一步」，講些更尖銳，更「到肉」的笑話。

事實上，很多陷入類似的爭議的脫口秀明星非但沒有被「取消」，他們還愈受爭議愈容易爆紅。最近連香港無線電視的電視劇「金宵大廈」，也因為女演員塗黑扮菲律賓移工而陷入種族主義的「黑臉」（blackface）爭議，但同樣扮過黑臉的坎摩爾（Jimmy Kimmel）﹑佛倫（Jimmy Fallon）和蒂娜·菲（Tina Fey）都沒有因觸踫政治正確的底線而事業受創。著名黑人脫口秀巨星查普爾在2019年的一場脫口秀表演「Sticks & Stones」中開跨性別人士玩笑，雖然引起了不少平權團體的批評，但他還憑這場秀收獲了一座格萊美最佳喜劇作品獎。而路易C.K雖然的確受了事業重創，但那是因為他本人因性騷擾被 #MeToo了，不是因為他的孌童笑話。在歐美社會，人們還是給了脫口秀諧星許多創作上的特權。

在那一巴掌以外，洛克那個關於「GI Jane」的笑話，確實有很多值得商榷的地方。韋·史密夫妻子潔達剃了光頭，是因為她有局部脫髮問題（alopecia；或稱圓禿），但她的頭髮還有更深一層的意義－－黑人女性的頭髮有極多種族主義意涵。在美國的種族主義歷史上，黑人女性天然的蓬鬆鬈髮都是她們不好好打理自己，不比白人女性美麗吸引的證明。即使是黑人職業女性，也有種要把頭髮拉直，符合白人審美的壓力－－美國史上第一位黑人女企業家獲加夫人（Madam C. J. Walker），就是靠著賣這種針黑人女性的美髮用品致富的。在黑人民權運動時期，就有解放黑人天然頭髮（natural hair）的呼聲。再者圓禿本身也是黑人頭髮特別容易出現的問題。

但同時，潔達也是個荷里活明星，是個有錢，有名氣，有媒體話語權的人。而那個場合是奧斯卡頒獎禮，本來就有脫口秀諧星調侃影藝巨星的傳統。種種因素放到一起之後，洛克到底是開上位者，還是開弱勢社群的玩笑？似乎沒有顯而易見的答案。但這個笑話，其實應該被放到這種脈絡去檢視，而不是將焦點放到韋史密夫的暴力行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