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利用、限制、改造：習時代下黨和私營企業關係的演變

過去十年，我們目睹中國在習時代下進入兩重「新常態」。一方面，中國經濟在後金融海嘯時期增長放緩，但中國經濟已達到的體量帶來西方世界的懷疑和反制；另一方面，中國政治回歸列寧式黨國體制的傳統，加強黨的全面領導，重新強調組織工作和意識形態。

在這種局面下，私人企業和私人企業家——一種被原教旨共產黨厭惡和敵視的階級，和當今世界上最大的執政共產黨有著怎樣的關係？這種關係和過去有何異同，未來將邁向何方？這些問題，觸及習時代中共的政治特質，以及中國政商關係的核心。本文從「利用、限制、改造」的角度切入，以最新學術研究、黨和政府領導人講話、政策文件、經濟数據和重大政經事件為基礎，梳理習時代下的黨和私企關係的發展軌迹和新生事物，並展望之後的走向。

團結+利用：「五六七八九」

在後天安門事件的三十多年以來，中共和私人企業的基本關係是，黨放手讓私人企業蓬勃發展，高度依靠其在國民經濟的作用，而壯大的私人企業亦鞏固中共以經濟增長為支柱的績效合法性。在習時代，儘管「民營企業退場論」一度甚囂塵上，但習近平大抵延續和深化，而不是割裂了過去黨國「團結+利用」私營企業的策略，以此滿足黨國的現實需要。

在政治表述上，習近平高舉「兩個毫不動搖」，即「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製經濟，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製經濟發展」，又稱「民營經濟是我國經濟制度的內在要素，民營企業和民營企業家是我們自己人」，以此重申黨接受和支持民營企業的態度。在2018年高規格的民營企業家座談會上，習近平更引用經濟數據，高調反駁「民營經濟離場論」，肯定私營企業的成就：民營經濟具有「五六七八九」的特徵，即貢獻了50%以上的稅收，60%以上的國內生產總值，70%以上的技術創新成果，80%以上的城鎮勞動就業，90%以上的企業數量。

正因如此，政府仍然大量補貼私營企業；在制度層面，私營企業家仍然被鼓勵入黨，亦繼續被統戰到民主黨派、工商聯和各級人大和政協，畢竟「民營經濟人士作為我們自己人，始終是我們黨長期執政必須團結和依靠的重要力量」。在這個基礎上，習近平提出「親清」新型政商關係，「親」指領導幹部要坦蕩真誠同民營企業接觸交往、真心實意支持民營經濟發展，「清」則指關係要清白純潔，不能以權謀私、搞權錢交易。

這種「團結+利用」的關係也許並不新鮮，有新意的反而是習時代下黨利用私营企业的取向和形式有所不同。過去，私營企業對黨的貢獻主要是「經濟增長」和「吸納就業」，在新常態下黨更需要私營企業在產業升級、科技創新發揮作用。過去十年，中共領導層一方面將中國的經濟發展界定為「高速發展」轉型為「高質量發展」，需要產業升級，另一方面認定科技創新成為國際戰略博弈的主要戰場，要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兩者都需要私營企業的積極參與。在習時代下，中國針對戰略新興的產業政策全面鋪張，2015年頒佈的《中國製造2025》和2016年出台的《國家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綱》都是顯著的例子，明確中國創新驅動的發展目標。在多項創新科技項目領跑於國企的民營企業，自然是黨和政府依靠的對象。

有趣的是，在支持私營企業的科技創新方面，黨和政府固然一直是深度參與的謀劃者，但其參與的方式有新的變化。過去，黨和政府支持某一企業通常是撥地建產地園，提供稅務優惠、補貼和銀行融資渠道，但近年黨更常在戰略新興產業（如新能源、芯片、人工智能、生物醫藥）上扮演新的角色：機構投資者。

在美國，高科技企業的資金支持往往來自硅谷風格的風險投資；而在中國除了有近十年急速發展的私募基金，還有國家級的風險投資——政府產業引導資金。這種模式是有中國特色的風險投資，往往先由不同級別的黨和政府機構發起作母基金，再帶同社會資本作子基金，共同成為有限合夥人（Limited Partner）。其後，這筆錢交給市場化的基金管理人，即普通合夥人（General Partner）負責運營和投資戰略新興產業企業的股權，並同時付給兩種費用，一種是基金管理費，另一種是績效提成，而政府一般不參與基金日常管理事務。

對黨和政府來說，這是一種借用市場力量去使用財政資金、推動戰略新興產業的嘗試。當中，比較著名的有2014年工信部成立的「國家集成電器產業投資基金」，首期規模將近1400億元。據統計，政府引導基金經歷2015年和2016年的井噴式增長，截至2021年共累計設立1,988支政府引導基金，目標規模約12.45萬億元人民幣，認繳規模（或首期規模）約6.16萬億元人民幣。這些資金有很大一部分都是投資進私營企業，支持他們發展科技創新。

除此之外，黨同樣需要私營企業服務於執政黨在管治方面的需要。在2020年的疫情開始階段，基於阿里巴巴和騰訊平台的「健康碼」就覆蓋全國多個省市，令中國得以實施嚴苛的疫情防控措施。另一方面，互聯網企業的慈善亦越見規模，在2020年，百億人次通過互聯網平台募捐82億元，其中就有騰訊和阿里巴巴這些互聯網巨頭。

另外，伴隨著過去十年逐漸邁向監控國家，黨國亦需要購買私營企業最新的監控技術，滿足其龐大的社會監控需求。據統計，2016年後中國成爲世界上規模最大的監視設備市場，近萬億的中國市場規模，政府採購佔了60%。當中，私營企業幾乎壓倒性地主導了這個產業，海康威視、大華和宇視就佔據了全球視頻監控市場份額大概30%。這些極具全球競爭力的監控設備企業佔據供應鏈的主要環節，能提供各類先進的人臉識別、多目標追蹤攝像機等，讓政府更加放開手腳，大規模興建監控設備——私營監控企業，正是中國監控型國家的基礎。有學者更形容，中國監控設備企業與黨國的關係令人聯想起美國的軍事工業複合體（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只是這些設備是針對國民，而不是對外層面的國家安全。

簡言之，習時代的黨仍然需要團結和利用私營企業，只是具體的形式和內容有所不同。

限制+打壓：安全、安全與安全

當然 ，團結和利用只是習時代黨和私企的一個面向。事實上，過去十年，黨對某些私營企業和某些行業私營企業家的戒備、限制乃至整治，同樣非常顯著，以至於民間一度將這些舉措和毛時代對待私營企業的作法扣連。

然而，儘管習時代某程度復興毛時代黨的原教旨傳統，如集大權於一身，強化意識形態和組織工作，而習近平一些由上而下的運動式治理手段同樣有毛時代的影子。但是，簡單將習時代黨和私營企業的關係類比成毛時代顯然是刻舟求劍，兩者有本質的差別。在毛時代，黨從根本上否定私營企業的存在，防範和打壓資本家是因其剝削工人、存有資產階級思想和腐蝕幹部，因此要除之而後快。但在習時代，黨戒備和壓制某些私營企業是以「安全」為名：政治安全、國家安全、經濟安全、數據安全，觸及的是如何管治私營企業的問題，而不是深層的意識形態問題。

具體而言，黨界定的政治安全是保持黨高層政治的穩固，確保黨的執政地位和在中國政治生活的最終權威，並維持中國社會的絕對穩定。因此，習時代首要打擊的是一批和中共高層政治菁英關係不尋常而又存有「系統性風險」的巨型私企。根據哈佛大學商學院的研究報告，很多中國巨型私營企業形成「類近黑手黨的商業系統」（Mafia-like Business Systems），當中包括組成複雜、分散而隱蔽的網狀結構，掠奪國家和社會資源，系統性地操縱金融系統，廣泛的秘密活動，並和高層政治菁英構成互相威脅（Mutual Endangerment）的網絡，以致這些企業更像是尋求短期個人利益的有組織犯罪集團，而不是市場經濟中的「公司」。

2017年於香港四季酒店被帶走的肖建華及其「明天系」數十間公司，以及2018年被政府接管、鄧小平的前外孫女婿吳小暉任董事長、陳毅之子陳小魯任董事的中國三大保險公司之一的安邦保險等企業，都多少具備以上特徵，而這兩間私企皆受到嚴厲的打擊。2018年，吳小暉被控集資詐騙、職務侵占，判處18年監禁，而肖建華則在2022年，被控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背信運用受託財產罪、違法運用資金罪和單位行賄罪，判處13年徒刑。這些私營企業可能是習時代的黨最痛惡的類別。

除了針對「類近黑手黨」的巨型私企，黨和政府還就私營企業主導的互聯網行業、房地產和教育行業、遊戲產業的掀起一輪疾風驟雨式「監管風暴」。過去十年，一些互聯網公司野蠻生長成龐然巨物，他們佔據著社交平台、電子商務平台、移動支付平台、新物流平台、出行平台和新媒體平台。但近年要，這些互聯網巨頭要不受到前所未見的限制，要不直接受到重鎚打擊。當中，最標誌性的事件包括滴滴出行黯然退市、接受重罰，螞蟻金服全球最大IPO折戟，以及阿里巴巴創紀錄的182億元天價反壟斷罰單。這些事件背後的邏輯，不僅是黨要確保網絡和數據領域受到可控管轄，不受外國政府牽制，而且要防範互聯網金融可能形成「系統性風險」，制止互聯網資本壟斷市場、「無序擴張」。更根本的是，黨要加強對互聯網私企的政治規訓，重申黨處在絕對上位的權力位置，不容許互聯網私企游離、牽制甚至挑戰黨的政治和治理。

自習近平執政而來，我們就目睹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即習近平領導的「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領導小組」執行部門的強勢崛起，以及形形色色涉及網絡和數據安全法例規章的陸續頒佈出台，包括2017年的《網絡安全法》、2019年的《個人信息出境安全評估辦法》和《數據安全管理辦法》、2021年的《數據安全法》和《網絡安全審查辦法》等。由此，近年來黨在中國建立起可能是世界上最全面集權的網絡空間和數據治理體系，直接限制互聯網私企的運作邊界。當中，網信辦既管控互聯網私企的內容生產和傳播（意識形態和輿論控制），還重點監察數據的收集、儲存和轉移。根據官方文件，數據已和土地、勞動力、資本、技術並稱為五大生產要素，被視為黨和政府的重要戰略資產和基礎設施。因此，在數據治理方面，黨不可能繼續任由私營資本主導，更不能「被國外政府影響、控制、惡意利用」，而要牢牢掌控在黨政機構手中。具體到政策的話，就是要互聯網巨頭上交演算法，採用「本地儲存，外移審查」的數據政策，並嚴格審批和監察互聯網私企在海外資本市場的集資。

和互聯網私企同樣規模龐大而受到黨的打擊，還有房地產的巨頭，背後的邏輯則是另一種形式的「經濟安全」——中國經濟高度依賴「房地產驅動」的問題。在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中國政府推出「四萬億」經濟刺激計劃。在寬鬆信貸政策的背景下，房地產私企一路舉債飆漲，成為助推中國經濟發展的支柱性產業之一。據統計，房地產與金融和地方財政高度綑綁，佔比四分一的GDP、超過三分一的地方政府收入和近六成的銀行貸款。正因如此，在過去的一段長時間，房地產成為「經濟鴉片」一樣的存在：儘管政府不時調控降溫，一旦政府需要在經濟下下行週期刺激經濟時，就會放手讓控房地產行業扛起穩增長保就業的大任。

但2016年當黨在中央財經會議提出「房住不炒」定位，並在2020年下半年落地房地產打擊的政策，黨非像過去一樣只是降溫調整，而是試圖根本地打壓房地產私企高負債的發展模式，以及改變其在中國經濟的角色。首先是「三道紅線」政策（三道紅線指剔除預收款後的資產負債率大於70%、淨負債率大於100%、現金短債比小於1倍），嚴控房地產企業新增債務規模，其後則卡死流向房地產資金的最高限額。在這樣的打擊下，房價下跌、成交萎縮、樓房爛尾、銀行壞賬、斷貸斷供以及地方政府財政嚴重吃緊等問題仍在發酵，而房地產私企，則面臨嚴峻的流動性危機。

涉及「經濟安全」而遭到遏制的，還有私營企業的一些海外直接投資行為。據《2020年度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中國已連續九年位列全球對外直接投資流量前三。儘管整體來說國企仍佔主導，但非公有經濟所佔比例逐步上升。然而，儘管習近平在2013年提出「一帶一路」戰略，鼓勵國企和私企「走出去」，但黨對私營企業「國際化」並非一味鼓勵支持。對於戰略性的投資，黨和政府當然支持和引導，但對於涉嫌大規模資產轉移，黨則限制和打壓——雖然對一些私企而言，游走在國家監管之外的海外投資才是真正的「經濟安全」。如同周小川在2016的訪問所言：「有一部分人由於信心、產權保護、原罪等問題，在謀求海外移民、投資買房等；也有一部分企業家在海外投資收購企業，並不一定是因為比較優勢轉移或開拓市場，而是在中國破產法還不完善的情況下，自己採取了『跑路』保護。」

在2017年中旬，涉及海外併購熱潮的安邦、萬達、復星三間民企和海航、浙江羅森因「系統性風險」受到銀監會調查，重點關注併購貸款、內保外貸等跨境業務風險。最後，這些企業逐漸收緊、出售甚至退出海外投資，而中國亦出台政策，規範和引導海外投資，尤其是限制房地產、酒店、影城、娛樂業、體育俱樂部等境外投資，以及在境外設立無具體實業項目的股權投資基金或投資平台。

如果說，以上黨對互聯網、房地產私企和私企的海外投資的限制和打壓都是出於各種「安全」考慮，那麼近年來針對教培行業、遊戲行業和文化娛樂產業的遏制則指向另一種邏輯：一種大家長式的「移風易俗」工程。和過去的一個時期相比，近十年的執政黨更著重以政策干預的方式「糾正」中國社會的風氣。於是，對教培私營企業的重擊，即減少義務教育階段負擔和減少校外培訓負擔，被中國國家發改委將此稱為「利刃出鞘」，指其「斬斷校外培訓資本無序擴張之鏈」，新華社發表評論稱，大量資本湧入教培，「販賣焦慮和過度宣傳異化了教育的本質」，政策是對「民生痛點進行的一次糾正」。對遊戲行業的收緊，包括限制兒童玩網絡遊戲的時間和嚴格審查審批遊戲版號（2018年3月開始，遊戲版號暫停審批，直到同年年底，而2021年則被認為是最少的一年），背後的理據是「保護未成年人身心健康關係到廣大人民群眾的切身利益，關係到培養民族復興的時代新人」。至於娛樂工業，網信辦則嚴厲整頓資本和流量高度集中的飯圈經濟，限制其在互聯網平台的壯大，並冠以「守護未成年人健康成長」、「整治『飯圈』亂象，清朗網絡空間」的措辭。可以說，黨和政府越來越扮演「社會風氣仲裁者」的角色，涉及社會風氣面向的私營企業運作，很容易就受到限制和打擊。

總而言之，過去十年黨限制和打壓特定私營企業的特定行為自有其理性和脈絡，但實施起來往往以不透明、無法預測和不可反抗的「突然襲擊」為特徵。這裡的重點是，黨不但要監管風險，還要政治規訓，並且形塑社會風氣。而置身其中的私營企業並沒有協商斡旋的空間，更不能像其他國家一樣用法律工具作頑強抵抗。未來五年，究竟黨繼續沿用這種運動式的監管治理，還是用一種更平穩、更可預期的政策手段，值得我們進一步觀察。

改造進行時？黨建和黃金股權

在習時代，要求私人企業看齊黨的路線方針是一個政治要求。在一份黨對私人企業的統戰文件中，就提到要鞏固擴大私營企業家的政治共識：「在政治立場、政治方向、政治原則、政治道路上同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始終做政治上的明白人」。那麼如何看齊呢？黨的方案是：加強私營企業的黨建。這意味著，黨正試圖從組織性質和公司治理的角度改造私營企業。

在私營企業內部設立黨組織，在革命年代是策反和發動罷工的舉動，如今則成為「探索建立中國特色的企業治理體系」的一部份。根據中國公司法（1993年）和中國共產黨章程，黨組織的地位具有法律和章程的依據。但是，私營企業的重點從來是做生意賺錢，因此一段時間以來，就算企業家和黨和政府有千絲萬縷的關係，甚至是中共黨員下海經商，企業家也未必設立黨組織——這件事既反習慣，也反市場，更不討好，甚至是「不務正業」。然而，這個局面在2012年習近平出任黨主席前後開始改變。

這年初，中共頒佈《關於加強和改進非公有製企業黨的建設工作的意見（試行）》，並由習近平主持相關會議。這份文件的重點是，確立和拔高黨組織在私營企業的角色定位是「戰鬥堡壘」，不但是企業職工群眾中的政治核心，更要在企業發展中發揮「政治引領」作用。至於工作目標，文件要求大舉推進黨的組織和工作覆蓋：在50人職工以上的私營企業，要有黨員；具備建立黨組織條件的企業，實現黨的組織覆蓋；因條件暫不具備尚未建立黨組織的企業，則實現黨的工作覆蓋。

那麼如何操作和實行呢？根據黨媒報導，地方黨委成立「非公有制經濟與社會組織工作委員會」，重點推進私營企業集中的園區黨建，即各地的經濟技術開發區、高新技術產業區、自由貿易區——據指2015年70%的規模以上非公企業、半數以上從業人員集聚在園區。同時，黨還從工商管理部門、行業部門、行業協會、商圈、樓宇、街道社區入手，並專門招聘和指派「黨建指導員」落地參與黨建工作。而據端傳媒訪問一位在廣東珠三角城市從事黨建工作辦公室的工作人員稱，企業只要超過3個黨員，就要建黨支部，哪怕只有1個黨員，也可以把幾個企業聯合在一起，成立聯合黨支部。

通常，她會先勸說企業老闆入黨，如果不行再聯繫企業裏的黨員，確認好可以當黨支部書記的「帶頭人」，請他一起做老闆的思想工作。因此，該黨建人員會去街道辦轄區的私企調查，了解他們公司有多少黨員，並勸說夠資格的企業建黨支部，甚至為他們準備成立黨支部的文書材料，服務一步到位。據這位工作人員了解，廣東省在2018年提出「加強黨的基層組織建設三年行動計劃」（2018-2020），第一年是爭取覆蓋率（即對所有企業的情況登記在冊），第二年建黨組織，第三年要組織要開始運轉，之後將有更加細緻的黨建。

正是在這樣由上而下的動員下，私營企業的黨組織在數字上取得迴響。根據中央統戰部和全國工商聯的等部門主持的中國私營企業調查，設立黨組織的私營企業從2012年的35.6%大幅升至2018年的48.3%。在中國民營企業500強中，更有92%的企業設立黨組織。而根據中共中央組織部的另一統計數據顯示，2017年中國更有187.7萬家私營企業建立了黨組織，短短五年間建立黨組織的企業佔私營企業總數從半數左右，迅速攀升到超過7成。

值得指出的是，黨建熱潮同樣覆蓋到互聯網企業。據官方報導，互聯網企業大省浙江有超過65%的互聯網企業建有黨組織，覆蓋1.5萬多家企業，而全國百強網際網路企業普遍建立了黨組織。當中，阿里巴巴公司在2008年將黨支部升格為集團黨委；騰訊、京東、百度在2011年成立黨委；網易在2013年底成立黨委；小米在2014年經「北京市委組織部、市委社會工委、海淀工委調研」後建議成立黨委。在2017年，快手、美團點評、嗶哩嗶哩等新銳互聯網企業亦紛紛成立黨組織。在2018年，中共中央組織部、中央網信辦首次在廣東深圳召開全國網際網路企業黨建工作座談會，可見中共高層非常重視互聯網企業的黨建工作。

不過，儘管數據顯示黨組織大幅覆蓋私營企業，但不代表黨組織就取得實質的企業改造和政治控制，並將私營企業納入黨的鐵律體系。在很多時候，私人企業的黨建和黨組織只是將分散在企業內的黨員重新聚集，為他們提供空間、管理和服務，並舉行各類型的政治學習和思想教育——而這些活動不必然受歡迎和有實質意義，更何況企業主焦慮於生產營商而員工則忙於應付日常工作。

另外，私營企業之所以配合建立黨組織和黨建，亦可能只是出於現實考慮。對內容為重的互聯網企業來說，黨組織的建立和黨員的活動可以展示自己緊跟黨的方針政策，做好黨重視的輿論審查和信息控制工作。例如，新浪微博黨委在2017年成立「黨委輿情研判小組」，而騰訊的信息安全管理團隊則由公司黨委副書記掛帥，80%的團隊成員是黨員。這些舉動都能表現互聯網企業心中有黨、政治掛帥——畢竟理論上黨組織和黨員更能把握政治紅線，貫徹黨的方針政策，引導和監督企業遵守國家的法律法規。

對一些中小型企業來說，黨組織的建立和黨建活動，則有另一些實質的好處。根據一項基於安徽私營企業的研究，在2013年安徽省委共派出10000名黨建指導員參與私營企業黨建。為減少企業主的戒心和防備，黨建指導員在企業內嵌入黨組織的過程採用「服務導向」和「協助營商」的策略，即利用自身的官方身份網絡，提供具體的政治和行政方面的援助和資源，如銀行貸款、商業合作、技術支持或政治網絡等，從而淡化政治色彩。結果在短期看來，黨建甚至更加有利於私營企業，而不是黨，因為私營企業內的大多數黨支部只是做企業主希望做的，而不是企業主不想做的。至於黨組織有多能加強黨對私營企業的政治控制，仍然是一個疑問。

在這個意義上，私營企業的黨建可以是既應付黨的政治要求，又有一定程度溝通和辦事功能的紐帶。正如一家大型私營企業的黨委書記所言，「民營企業老闆最關註的是企業效益，只有當黨建工作能夠促進企業發展、提高企業效益，老闆才能真正重視和支持黨建工作。」對現實的私營企業主來說，固然黨組織的覆蓋是政治要求和趨勢，但具體的運作方式除了取決於黨的強制程度，還一定程度取決於黨建是否有利於私營企業主，以及私營企業的自主性。

值得強調的是，儘管私營企業紛紛建立黨組織，但黨和私營企業的關係和國企仍有巨大的差異。對私營企業來說，黨委、黨組織更像是企業管理層或員工交叉任職的分支，而不是外來黨組織直接嵌入企業內部、參與日常商業決策的「奪權」組織。因此，黨對私營企業的控制和領導只是外部領導，而不像國企那樣受內部外部雙重領導——國企的高層人事任命是黨的幹部體制的重要組成部分，而黨章亦明確指出，國有企業黨委（黨組）的作用是「發揮領導作用，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實」，以及「參與企業重大問題的決策」。針對國企的黨組織，據2019年頒佈的《中國共產黨國有企業基層組織工作條例（試行）》，更要求黨建工作寫入公司章程，落實黨組織在公司治理結構中的法定地位，並明確黨組織研究討論是董事會、經理層決策重大問題的「前置程序」。相較而言，黨章列明的私營企業黨組織，只是「引導和監督企業遵守國家的法律法規」、「團結凝聚職工群眾」和「促進企業健康發展」等，其「領導」的角色和權力的地位還有很大的差別。

但無論是私營企業還是國企，可以肯定的是黨建促使和保證了企業「口中有黨」，更加公開宣示政治忠誠，展演對黨和領袖的遵從、認可甚至崇拜。過去十年，我們見證黨組織在私營企業覆蓋佈局，未來國企的治理模式是否延伸至私營企業，改造私營企業的性質，值得進一步觀察。

在黨建以外，黨對私營企業更直接的改造也許來自「特殊管理股」的入股。特殊管理股又被稱為黃金股權，一般是指國有企業私有化的過程中，國家持有私營公司的股份，換取一些特殊的管理權、投票權和終極否決權。在當代中國的脈絡，則是中國政府入股私營互聯網企業，借1%的股權任命一人進入董事會，確保能參與公司重大決策並且擁有否決權。目前，由國家網信辦和財政部運營的「中國互聯網投資資金」（中網投）或其關聯企業至少在字節跳動和微博兩間公司佔據董事會席位。根據微博披露的公開資料，中網投關聯的公司有權在微博在國內的運營實體指定一名董事，雖然不會干預公司的一些正常商業運營，但在特定內容決策以及特定未來融資中擁有一票否決權。

對黨和政府來說，這種「特殊管理股」的作法是嶄新的嘗試，能令政府更加直接參與管理互聯網內容公司，保證互聯網企業對黨意識形態的全面了解。更重要的是，這種改造方式似乎能讓私營企業和黨的分歧在企業內部解決，不需令黨和政府在事後出手干預，造成資本市場的激烈震動。

目前，這種特殊管理權的入股有多普遍，會否擴散到從事網絡新聞和內容生產以外的公司，又是否真能成功改造企業，我們所知不多。但無論是黨建還是「特殊管理股」，都是黨試圖改造私營企業的舉動，未來值得繼續關注。

被統治的藝術：「始終做政治上的明白人」

總結習時代黨和私營企業複雜和多變的關係，一個簡單的結論是：黨正修改和私營企業的共識，既要私營企業繼續服務於經濟增長和吸納就業，更要其促使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並確保其符合政治忠誠、政治安全、國家安全、經濟安全和重塑社會風氣等多重政治和政策目標。

而黨最新的政治目標，很可能是二十大政治報告將著眼強調的「共同富裕」命題。自十九大後，中共就將矛盾重新定義為「人民日益增長的對美好生活的需要和發展的不平衡和不充分之間的矛盾」，為「共同富裕」的命題提供論述基礎。及至近兩年，習近平在講話和會議中提及共同富裕的次數顯著增加，並首次提及三次分配（即通過高收入人群的募集、捐贈和資助等慈善公益方式對社會資源和財富進行分配）。對習近平來說，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特徵」。儘管具體的政策仍然模糊，但互聯網巨頭們已紛紛表態跟進，騰訊、阿里、拼多多皆承諾將拿出千億資金響應計劃，不少私企也有大手筆的捐款。展望習近平的第三個任期，「共同富裕」的釐定和推行將可能深刻改變黨和私企的關係。

不過，在通往「共同富裕」之前，可能還是要先保證「富裕」。對私營企業來說，執政黨政策帶來的更加現實的經濟、人事變化和對外關係將影響私營企業的生存問題。一方面，在清零政策高舉之下，中國經濟增長停滯，失業率攀升、消費信心下降，而房地產行業的打壓可能衝擊金融系統；另一方面，現年70歲、被視為「親市場」的中央財經委員會辦公室主任劉鶴很可能在「二十大」後退出中國經濟政策的一線工作，這可能進一步放緩本已減速的市場改革。在國際方面，當中共越來越需要私企政治表忠，表達和中共和國家利益的一致性，一些要「出海」的私營企業亦可能被認為是執政黨的代理人，面對越來越大的戒心和防範。

面對如此複雜易變的局勢，在「黨領導一切」的下一個五年，黨和私企的關係可能繼續延續某種統治和被統治的關係。說到底，私營企業是黨「為我所用」的被統治者，需要「始終做政治上的明白人」。究竟黨是團結和利用，還是限制和改造，取決於私營企業是否滿足於黨的政治和政策要求。正因如此，私營企業可能將比任何一個時候，更需要在營商之道以外，學習和掌握被統治的藝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