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某天端的編輯記者們聽到讀者L的困惑--L二十多歲,是個做科研的博士生。作為科研界的少數,她的困擾是:女博士怎麼總被人說是沒趣的人?實驗室裡的男生怎麼總覺得女性做些穩當的技術活就好了?Lab coat裡面穿小背心怎麼就不行?……直到她發現,科學界也有一些不太典型的女性教授,她才覺得:啊,原來(女)人可以活成這個樣子。
這個世界無疑一直在給女性們灌輸「完美現代女性的樣子」:最好事業有成,但在家仍對丈夫小鳥依人,家事一點不落下,跟公婆和和氣氣,孩子教得品學兼優,身材臉蛋還永遠停留在25歲。我們的確好像需要比較不典型的女性role model,去告訴我們作為女性的人生也有別的可能。但問題還沒停止:一個女性主義者,如果role model都是男人,可以嗎?有role model是不是也在神化別人?
在「女性主義的具體生活」系列的第一期,我們討論了女人是不是就得負責洗碗的問題;而這一期,由讀者L的困惑開始,編輯S和E﹑記者I,和我們的撰稿人T,展開了一場關於「女人如何學習成為女人」的討論……
讀者L:
Role Model對我來說,可能代表了一些我想追求的人生理念,或者,他們活成了我想要的樣子。
我不太記得小時候的「Role Model」是誰,但我印象比較深刻的是,在一本人物傳記的書裏,會把愛迪生、牛頓、居里夫人三個人放在一起。那時候像其他小朋友一樣,第一個理想就是要當一個「科學家」,於是在那本書裏,居里夫人就顯得很特別:一來她是唯一的女性,二來她又是少數拿過兩次諾貝爾獎的科學家。
其實從小到大我的職業理想一直在變,有想過律師、設計師、醫生等等,後來選專業時,各種機緣巧合下又回到科研。
我所在的研究領域裏,無論是比較有成就的科學家,還是學校的教授,男性佔7、8成,甚至同組男同事偶爾會說,「實驗室裏的技術崗蠻適合女生的,薪水不錯、穩定、工作內容又不太需要有挑戰性。」他可能無意冒犯,但我會覺得很不適。
我在最初讀博的時候是對博士有一些刻板印象的,尤其是女博士,總覺得會是比較刻板、嚴肅甚至可能有點無趣的樣子。想像裏她們都是學霸,生活只有學習、做實驗和寫報告,我導師以前也說過,科研幾十年如一日,像吃飯喝水一樣過樸素刻苦的生活。
同時,作為科研工作者,日常是對服裝有要求的。例如,一些實驗需要操作有毒的試劑或者放射性儀器等,所以頭髮一定要綁起來,要長褲長袖,將自己包裹起來,以防危險試劑滴落在皮膚上。但我是一個喜歡嘗試不同奇奇怪怪風格衣服的人,而且因為去實驗室都要在外面套Lab-coat,所以我覺得就算安全考慮,上衣穿吊帶、漏肩也沒有太大問題,畢竟外面會加一層。但當我這樣穿去學校的時候,就會引來很多的目光和一些調侃,會被周圍人看作異端。
因此,我一度覺得這樣的生活不太適合我,但後來接觸到了一些不一樣的科研女性,比如曾是我導師學生的Y教授。
在接觸到Y教授之前,我記得先是在看她資料時看到一張照片,是她去參加一個集合科研、政壇、商界等各界頂尖人士的活動合影,她是其中唯一一個女性。當時的我,只是很懵懂地覺得「她很厲害」。後來讀到有關她的報導,好像第一段就在說「這是一個很不典型的教授」,她染了紫色頭髮,玩摩托,平日裏喜歡跳舞。
今年獲得諾貝爾化學獎的女教授 Carolyn R. Bertozzi 也是一個「不典型教授」的例子。她很喜歡音樂,大學期間和同學組樂隊,甚至名叫「Bored of Education」。她的研究也是激發我走向科研的一個很重要的因素,看她得獎那天的視頻,歡呼裏她也拿出手機說要拍一段發到社交媒體,就感覺她是個很活潑有生氣的人。
Y教授和 Bertozzi 的樣子,好像打開了我對科研女性的想像,即使作為科研工作者,你自己和你的生活也可以很豐富。
我也會去看一些男教授的課題、論文,但很少關注他們的生活,覺得好像不是很有參考價值。這樣的差別最初可能未必和女權主義有關,或是我自己沒有意識到,只是一種很原始的衝動,想要去看和自已同一個性別的人是如何成長起來的。
另外我的男性長輩們,主要是我爸和我的導師,不知為何都會刻意引導我去關注女性的成長經歷。
我爸最喜歡舉的例子是撒切爾夫人、奧巴馬老婆,還給我買了奧巴馬老婆的自傳,還有彭麗媛。他很熱衷跟我討論「成功男人背後的女人」,其中撒切爾夫人可能是個例外(提的不是她雷厲風行的一面,而是作為一個女人在家裏,為了男人的面子而收斂鋒芒的做法)。我的導師則喜歡聊一些所謂「大女主劇」,比如《錦繡未央》,他也會很關注那些很厲害的女教授們,所以很喜歡顏寧。
總之,我爸喜歡圓滑世故些的女性,我導師更喜歡有個性和稜角的。不過聽說我導師在不同學生面前會透露不同的樣子,所以我也不確定他的真實想法。比如他也會跟我聊找男朋友之類的話題,但我很抗拒,甚至會直接說「也不一定要結婚啊」、「男朋友可以放一放」這樣的話,他後來也幾乎不再提了。
Role Model對我來說,可能代表了一些我想追求的人生理念,或者,他們活成了我想要的樣子。
尤其在化學科研的領域,女性到了一定年齡可能會面臨婚育的選擇,而化學實驗是對懷孕有影響的。所以我看到的很多科研中的女性,到了準備婚育的時候,就會轉行,轉去不需要做實驗的崗位,也有停頓再回來的,但這就需要去承受從頭開始的壓力,因為實驗往往是連續的,從細胞實驗到老鼠動物實驗,都是一個階段一個階段接連觀察的,停頓的話很多東西就要從頭開始。
我也偶爾會從導師那裏聽到一些過去女學生、如今女教授們的故事。比如有一個比較成功的女教授,女兒也讀了博並同個領域,但不願跟著媽媽,我導師會認為,她的成功有一部分因素是她老公給了很多自由,讓她有更多的時間在學校和科研。而另一個女教授就是比較悲慘的故事,據導師說,她是個很聰明的人,因身體原因一度放棄學術,但後來又堅持下去,並在一家不錯的高校任教,前段時間似乎因產後抑鬱自殺了,導師自此很討厭女教授的丈夫。
聽到這些故事的時候,就覺得好像作為一個女生,你要走上學術道路,要犧牲的東西很多。比如,或者你要有一個很理解很理解你的另一半,或者就不結婚、不生孩子。但反過來說,好像無論是學術、還是其他領域的男性,似乎很少有這種困擾。
S:
那些我喜愛過的(男)人都很厲害,很了不起,但那些作為女性最核心的領會,到了今天,我已經不覺得他們分享得了。
女性在不同的學術領域好像都會有不同的困擾--做科研的話,實驗室可能充滿著L形容的,「女生還是適合穩定又不太複雜的技術活」的閒言閒語;而在看起來相對進步開放的社會科學院,女性要研究或書寫自己關心的題目,例如要研究性別﹑研究queerness,研究各種沒那麼男性(或最少中性)的議題的話--好像都要用盡氣力證明自己做的東西足夠嚴謹﹑足夠重要,足以在學術殿堂佔一席位。而男性研究戰爭,研究其他各樣的不平等,卻都完全不需要用力證明自己--他們做的東西當然足夠重要,不證自明。
以往在社會學博班,我就曾經在方法學的研討會上,聽過男教授說自己認為autoethnography(自我民族誌)「unscientific」(不夠科學),因為沒有大數據,又沒有用上任何統計工具,N(樣本容量)=1所以沒有任何參考價值。而自我民族誌剛好就是女性﹑global south和其他少數群體常用的一種研究方法。但問題是,有些東西可以用大數據來研究,可以被概括化,是因為他們足夠「正常」啊--但那些在邊緣的人呢?他們的經驗難道就不值得成為「知識」的一部份?當日那位男教授被包括我在內的其他人(女性與少數族群)群起而攻之,但我還是很疑惑,為甚麼我們就必須要學習捍衛自己書寫自己的方式(雖然我甚至不是沒研究女性主義,也沒做過自我民族誌)?還要冒著被評為太有侵略性/不禮貌/不識大體的風險?而主流群體能保持「體面」,大概就是因為他們永遠都不需要證明自己吧?
我不知道怎麼定義role model - 但對我來說,可能就是特別關注和喜愛的作家﹑學者﹑音樂家之類,會有點點崇拜的人吧。我好像是近年開始發覺,雖然我沒有特別在研究性別甚麼的,但即使是在其他範疇,女性的作品總是更能觸動我。也許是,到了人生某個階段,就會無可奈何地發覺自己的人生軌跡跟男性的多麼不一樣--以前可能有很多的優勢(或特權)讓自己察覺不到自己在性別中的邊緣身份,但最後還是會有這麼一個「醒覺」的過程。
我曾經很喜歡過一個香港的男性作家/研究者,就叫他D吧--有一次D跟我說:「社會學其實沒有用,明明每個人的行為都會影響他的命運,就那麼簡單」。我說:「但人不是愛幹甚麼就幹甚麼的,明明有著那麼多的,來自體制與文化的限制。」我們爭辯了很久。我從不是害怕衝突的人,但D的話讓我偷哭了幾次,那種失望的心情我到了幾年後還記得很清楚。那麼聰明絕頂,才華洋溢,被我視為學習對象的D,原來無法體認那種處於邊緣,被社會和體制排除,並且連申訴的語言都被剝奪的心情。而這種體會在我成長的過程中多麼重要,對我同理他人多麼重要。D和那些我喜愛過的(男)人都很厲害,很了不起,但那些作為女性最核心的領會,到了今天,我已經不覺得他們分享得了。
所以我這幾年都自然傾向讀女性學者的作品了。最近我在讀女性科學哲學家哈拉維(Donna Haraway)的A Cyborg Manifesto(中譯本:《賽伯格宣言》),她想像在(不是烏托邦的)賽博世界裡,我們不會再急於劃清所有邊界,不論是人與人之間,還是人與物之間的(例如動物和機械)。所有殘缺不全的,「不正常」的人都可以接受自己,也會被接受。如果認知到分敵我(us vs. them)和劃邊界的行為在人類歷史造成了多少衝突和戰爭,大概也會對她筆下的生存狀態很嚮往吧。不是說,男性就不會有這麼自由的想像,但對我來說,這種來自邊緣的,女性世界的體會,給了我表達自己的語言和能力,讓我知道了自己有更多的可能。像L說的,能想像自己有許多「可能」,就很足夠了。
E:
相比於找到一個 role model,我現在更喜歡互相學習的過程。並且我明白,我所懂得的遠遠不夠。
L和S的經驗,都讓我想起我在看完《世界上最爛的人》之後的一個感慨:有的社會,女性在探究的問題是,作為女性所追求的存在價值是什麼;而在有的社會,女性還在努力證明自己應該存在。而無論多「先進」的環境,比如電影裏的北歐,和S的美國學院,追求與自證,依然是一個性別問題,只是在不同環境下存在程度差異罷了。
我回憶自己從小有沒有role model,發現大多是一些抽象的職業,比如科學家、生物學家⋯⋯(可是為什麼具備「男性氣質」的科學被廣泛塑造為兒童的人生追求呢?)最後我學了文。
我唯一一位role model是我碩士時期學院裏一位教授,也剛好是男性。他之所以成為我的model是因為我崇拜他的思維能力:他能把所有表象上的東西抽象出一個框架去解讀,並能用邏輯去表達、展開論述和反駁,而且只要說一次就夠清楚了;他也平易近人,能夠從各種開放的角度看待一個問題,也意味著如果我對什麼人或事有高漲的情緒,他的解答都能很迅速地平穩到我。
我覺得這種能力挺難的,是一種學術上的廣泛視野、學理化帶來的客觀性、跟自己獨立面對人生的能力的結合,也讓為人處事變得更開闊和輕鬆。那時我覺得,無論在自己的志業還是為人上,都希望能習得他那樣的能力。
後來之所以他從model的神壇上下來,一方面是因為我們變成了亦師亦友的關係,慢慢平等了;一方面是我找到了自己的特長。我關注女性理論、女性經驗,我從自己的女生朋友、酷兒朋友身上看到了許多可愛的、聰慧的、閃光的特質,有許多鮮活的有趣的打開世界的角度,也是S說的自我民族誌的寶貴。而我認為這對我的老師來說,不論是從個體生命經驗還是學理防守範疇,都不是他最熟悉的東西。
在我現在的思考裏,model本身是否應該存在,是一個問題。因為當我把一個人克里斯馬化、權威化,我可能就跌入了一種塑造權力中心的陷阱。而女性主義恰恰是倡導平等的看見,酷兒理論首先排拒的也是二分法。所以即便我現在有欣賞的女性,比如香港大律師吳靄儀好了,她嚴謹、可靠、有很個性的灰色刺頭,作為法律從業人員卻被國安法盯上,要在自己心愛的戰場為自己打仗,但她還是那麼井井有條、樂觀、自信——這些特質都足夠讓一個人成為別人的模範。
但我還是不會用model來稱呼她。有一天我在見山書店碰到她,她做一日店長,並且帶來了一個自己做的、香甜可口的巧克力提拉米蘇蛋糕,輕輕一拍手說,來吃蛋糕吧!圓圓的臉上是略略害羞的笑容。那一刻我只覺得她好可愛,對,可愛,不是model,而是我們身邊一個實實在在的、鄰人氣質的朋友。
可愛的鄰人,只要不是投給特朗普的話(政治研究說了,好鄰居往往具備保守派的特質),就是我希望的看待「厲害的」人的方式。女人男人都是(但往往讓我覺得比較可愛的都是女性)。
除此之外,一個人能變得「厲害」,除了如L般的個人的努力外,也有S所說的D那樣的特權。我非常能理解S所說的,一個人受到的社會桎梏或享受的紅利。對這些東西無意識是正常的,但如果拒絕承認,可能就是一個道德問題了。所以在說一個人厲害的時候,當然可以是誇獎,但我覺得一定要防止被神化,理由就是上面說的那些。
我現在更傾向用具體的詞去表達欣賞,比如你的這個觀點很新穎、有啟發性,你能做到這個程度好勇敢、一定花了很多力氣吧;或者更多去詢問,是什麼經驗讓你有這樣的想法,在達到現在的成就前你都做了什麼?
身邊給我啟發的人也不僅僅侷限在學界,還包括行動者、音樂人、演員等。像諸位都常常提到的,很多人把這些身分當作自己認識和生存於這個世界的方式,用自己的個體經驗補足世界看待這些群體的缺失。我會想到 Judith Bulter的《Gender trouble》,bell hooks的《All about love》,韓裔跨性別獨立音樂人Noso的新專輯《Stay proud of me》,Emma Corrin雌雄同體風格的商業廣告等等。就算是身邊的朋友,和ta們一起旅行,ta們也能「不顧旁人眼光」在街邊的小餐廳大聲忘我地唱起歌來,這種對自己身體和表達的自主自信,也很難得不是嗎?
前兩天做中國女權研究的朋友參加一個會議,感慨其中一個土耳其學者不僅研究土耳其的女權,也研究整個中東地區其他國家的女權——光要了解自己國家的語境就需要大量知識了,何況其他國家的,而且還要做到專精呢?你要我說出一個隔壁國家,比如韓國,的拉拉小說家、或同志導演,我還真的說不出來。又比如朋友的跨性別學生在課程論文裏批評了一個遊戲中的性別意識,很有獨特的想法,從年輕學生身上,我們其實也可以學到很多呢。
相比於找到一個 role model,我現在更喜歡這樣互相學習的過程。並且我明白,我所懂得的遠遠不夠。
T:
現在的role model是許許多多的年輕人。ta們比我更勇敢,更能幹,更積極,在開拓更廣闊的世界。
女性role model可能是in retrospect(回頭看)才會想起的事。長大以後、經歷過更多不公、經歷過女性之間的彼此扶持,才想起來原來自己的很多role model都是女性;要有過經歷,才會更理解她們,也更欽佩和珍惜她們的表率和行動。
小時候最欣賞的應該是自己的祖母和外祖母吧。外祖母見到媽媽因為老公納妾而傷心,毅然離家出走,來到大城市打工養活母女二人(當然,她有幸受過教育,可以找到打字員的工作)。我一直記得她穿著泳裝高昂下巴的照片。據說當時她酷愛交際,過得很好,不想結婚,無奈被某位年輕人的眼淚打動,後來就有了我媽和我的故事⋯⋯外祖父母一直分賬,雖然感情很好,雖然錢不多,但只是每一分都是自己辛苦賺來的自豪和謹慎。祖母的家庭重男輕女,她的哥哥可以去私立大學讀書,而她只讓讀到小學畢業。家裡的男性在二戰開始後丟了工作就拒絕出門,一直靠祖母和曾祖母打工養活。祖母在紗廠從童工做起,但和韓起瀾(Emily Honig)書裡寫的不一樣,祖母為自己的工作驕傲,也因此交到了知心小姐妹,後來加入了「讀書小組」⋯⋯她們都是一輩子耿直善良的人。有一年姑媽得乳腺癌然後抑鬱,自己身體極差的外祖母瞞著所有人去看望她,事後姑媽回憶,這件事鼓舞她重新活下去。
後來的role model多是大學、研究生時代的老師,包括白馥蘭(Francesca Bray)和沈艾娣(Henrietta Harrison)。看她們的書和文章都讓人覺得盪氣迴腸,打破社會偏見,捕捉小人物的靈魂。私下也是知行合一;有一年我在香港動手術,白馥蘭在香港開會時特地來看我,後來也一直問我情況;她一直關注我的職業發展,我的所有文章她都看過還推薦給其它人。對年輕學者而言,這是多大的鼓勵。
還有很多人的分享。Roxane Gay當年在談新書Bad Feminist時說的,Elliot Page當年出櫃時說的,《請回答1988》的編劇對家庭、性別、社會運動的編織,金智英的母親和公車陌生人⋯⋯
現在的role model是許許多多的年輕人。ta們比我更勇敢,更能幹,更積極,在開拓更廣闊的世界。每次看到那些新的平台都很感慨,比如這次白紙運動中及之前湧現的女權和酷兒平台包括Chinese queers will not be censored, We Are All Chained Women, FeministChina,Noturlilpink⋯⋯這學期最後一節課後有學生私下找我,說她身邊的男性朋友還是那麼厭女,那些課上討論到的metoo運動等等,到底有沒有用。有用的。多年前我自己遇到metoo的時候都沒有語言來形容這種經歷,也不知該怎麼辦。但現在我們有了語言,有了自己的聲音,有了自己的運動,推動了司法和日常實踐的改變。改變有時很慢,但所有的努力都會是有意義的。這一代年輕人,就不斷在證明改變帶來的希望。
而我們自己,也改變了我們看待世界、塑造世界的方式,開始把權威和高光給女性和被邊緣的群體;也希望我們這一代女性快快成長,創作更多機會、更多資源給年輕人。ta們值得更好的世界。
I:
Role mode不該被神化,但女性role mode的存在和立體度,卻影響著我們對女性社會角色、女性形象的想像。
和L一樣,小時候父母也給我買過名人傳記,是一整套7、8本書的樣子,其中只有1、2本是作家,其餘都是科學家。整套書裏的女性只有瑪麗居里和勃朗特三姐妹,當然,書裏的名字仍然是「居里夫人」,勃朗特三姐妹也被放在同一章中敘述。於是,這套書不僅保留著中國大陸基礎教育重理輕文的樣貌,「不小心」流露的「榜樣」性別比也同樣充滿諷刺。
讀書時,看著歷史書上滿是男性的樣子和語文課本里多是男作家的選篇,總有種「被剝奪」感。大概也談不上「女性意識覺醒」,只是懵懂的無助,好像看不到太多女性性別的歷史和可參照的樣本。即使在近代史裏,也少見女性身影。或是誰的妻子,或是符號化的義士,她們好像很少自己開口講話。
不知是不是在這種困惑的影響下,我後來開始留意並偏愛女性的寫作者,甚至因此和母親發生一些爭執。母親喜歡冰心,並期待我擁有那樣亂世也能安穩的人生,寫安靜幸福的文字。可我一篇也看不下去,我覺得矯情、無趣,從書店裏拉回好幾本她不喜歡的張愛玲,她說張愛玲偏執、孤僻、冰冷,無兒無女,晚年淒涼,我小聲嘟囔,那不就是生活本來的樣子嗎。
如E所說,role mode不該被神化,但女性role mode的存在和立體度,卻影響著我們對女性社會角色、女性形象的想像。被敬仰的女性大法官,被關注的女同性戀導演,被留意的女科學家,都讓每一個年少的女孩,多了一種能想像的可能。
我後來的role model 有像T說的那些許許多多勇敢的年輕人,也有在無力感中仍然持續行動、倡導和記錄的人。他們很多都是女性,有的是在大陸狹窄縫隙中仍不斷探索邊界的行動者,有的是幾十年持續在體制內搶奪話語權、守護底線的學者,有的是揭開自己的傷口挺身而出的MeToo倖存者,有的是不斷轉換陣地持續發聲的性別議題倡導者,有的是被當局騷擾仍咬牙繼續走出來的人,有的是獨自扯著白紙面對人群的人,有的是默默耕耘累積的人,有的是失去聯繫的人。
這些女性或許算不上完美,但我很感謝她們每一次的勇敢,和每一個被她們打破的邊界,那些一塊塊由她們創造的歷史碎片,都為我拼湊起了繼續走下去的底氣和勇氣。
S:
我很喜歡E提出的「拒絕神化」。這讓我想到,近年我還有另一個重要體會:女性的同儕是多麼重要。我覺得社會真的很會灌輸「雌競」的idea,小時候看的劇集不都那樣的嗎--女性之間總是爾虞我詐,爭奪(男性)資源--就算是現在流行的所謂「大女主」劇,那些大女主很多都是學習了上位者的語言還有操縱權力的方法,而不是和其他也很優秀的女性一起創造一套更平等,更包容的語言。但現實生活中,這種sisterhood明明存在。
別的不說,就像在端吧--我們當然不是完美的編輯室,但每一次類似這樣的討論,都讓人覺得不孤單。聊這些話題永遠沒有肯定的答案,但去contexualize(弄清問題脈絡)不是更重要嗎?而contextualize自然包括了比對他人的人生軌跡,去找出重合的地方,從不斷的對照中找出我們共同面對的問題的根源。我總是從這樣的討論中獲得很多力量:啊,原來這些問題不是只有我在想,原來我並不是很多人說的『異類』,原來我面對的難題,許多人都一樣在面對著。在這種意義下,我們彼此也可以是role model--你們的存在,足以讓我覺得自己不孤獨,世界還有很多可能。
最近幾年我尤其有這種感覺:跟身邊的女性一同成長,是一件多麼美好的事。這也有點像T說的--能有一個位置,有些長處,再去為其他女性和年輕人劃出更多的空間,這種分享的,平等的特質,才是邊緣群體應該培養的。
但我覺得自己還是有role model的,雖然我覺得我應該沒有神化她們。例如我喜歡作家Eula Biss,是因為喜歡她寫醫療和科學問題的溫柔筆觸;喜歡學者Kathryn Lofton,是因為她的問題意識總是無比有趣……喜歡她們不是「因為」她們是女性,而是她們在一個男性主導的知識世界,總是能提出讓我覺得真的strike a chord的觀點,一些不止能夠解釋這個世界,還是我作為女性所看到的世界的觀點。我在追求的是那種共鳴的感覺。就像I說的,role model不需要被神化,但她們可以給其他女性帶來養份,讓我們都能再勇敢一點點。
我也是大學主修化學的女生,理解女性走科研、學術研究的路之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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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永远的偶像:「Hidden Figures」里面的 Katherine Johnson – 与其纠结事业和生活选择,还不如找到自己真正喜欢的事,百分百投入。如果有一天要选择家庭,那也应该是自己的意愿,认为这个爱人是值得信赖值得付出的,而不是基于某种压力而不情愿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