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沙戰爭的漫長陰影：以色列的戰略困境與戰後加沙的重建難題

自巴勒斯坦武裝組織哈馬斯發起對南部以色列的大規模襲擊，已過去六週。以色列對加沙的大規模地面進攻也已經持續三週。

哈馬斯10月7日的襲擊造成超過1200名以色列人死亡，其中大部分是平民，並有超過240人被劫持為人質。以色列仍在進行中的空中與地面反擊，則造成超過12000名加沙居民死亡，近100萬加沙北部居民流離失所，整個加沙區域面臨醫療、食物、基礎生活材料短缺的嚴重困難。

截至11月21日，以色列官方宣布已經基本結束在加沙北部的作戰，地面攻勢下一階段的重點將可能擴散到南部，以實現摧毀哈馬斯軍事、政治、統治能力的戰略目標。與此同時，哈馬斯領導層也宣布，交戰雙方有望達成為期五天的停火協議。哈馬斯將分批次釋放部分以色列人質，換取以色列釋放部分在押的巴勒斯坦婦女兒童，並允許更多人道援助進入加沙地區。

各種信息和跡象表明，哈馬斯在外部的主要贊助人與盟友——黎巴嫩真主黨與伊朗，並無意冒着與美國直接衝突的風險在現階段擴大或升級衝突。雖然現在還看不到戰爭結束的前景，但是震驚世界的加沙戰爭似乎已經準備進入相對平靜的間隙。

被擊碎的以色列戰略圖景

即便在這次對加沙的大規模進攻之前，以色列的軍事和政治精英已充分理解，為了剷除自身面臨的安全威脅採取大規模地面軍事行動、佔領、反叛亂作戰的成本收益很可能得不償失。

這就讓「戰後加沙」走向何方這一棘手問題再一次浮上水面，成為各方關注的中心。從現實角度出發，目前擺在以色列、美國、海灣各個國家、巴勒斯坦人面前的潛在選項都不太理想。要理解這一困境，首先需要返回去看以色列2005年單方面撤退出加沙後所採取的戰略選擇的理由與侷限性；其次，才能理解10月7號的襲擊是如何把以色列的戰略逼入了「迫移」（Zugzwang）的局面——棋手的每一個潛在落著都是壞棋，然而執意不落子又不可能。

以美國為中心的觀察家和政治家習慣以「9/11」甚至「珍珠港」來類比10月7日的大規模襲擊對以色列的意義。他們自然也習慣性地以「後911」美國的反恐戰略來分析類比以色列戰略選擇的得失。美國總統拜登在訪問以色列時直接提醒美國在911之後所做出的一些決定和反應「犯了錯誤」，希望以色列可以避免美國走過的彎路。

從以色列視角出發，更為直接、恰切的類比和例子則就在眼前。那就是1982年的黎巴嫩戰爭。2005年，強硬派以色列總理沙龍選擇單方面結束對加沙佔領，拆除猶太定居點並撤退回以色列邊境（但是保留對加沙領海、領空、陸地關口的全面控制），是出於理性的政治計算而非什麼單方面的善意。作為利庫德集團貝京內閣的國防部長，沙龍是1982年入侵黎巴嫩的第一手策劃與執行人。以色列在當時的戰略目標同樣是驅逐盤踞在黎巴嫩南部巴勒斯坦難民營的巴解組織，斬除巴解武裝派系對以色列北部越境安全威脅。

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以色列試圖在貝魯特實現政權更迭，並在黎巴嫩南部扶植親以的基督教民兵派系，以作為緩衝。黎巴嫩戰爭造成大量基礎設施破壞與平民傷亡，特拉維夫的盟友在難民營實施了大屠殺。美國總統里根作為以色列最強大和堅定的盟友最終都施加壓力讓其停止軍事行動。在造成如慘痛的人命與財產損失之後，以色列並沒有實現自己的戰略目的。貝魯特沒能成為特拉維夫的傀儡，巴解組織儘管確實離開了黎巴嫩，但另一個更加強大、激進的什葉派民兵組織黎巴嫩真主黨則在伊朗的支持下生根發芽，成為南黎巴嫩事實上的統治者與黎巴嫩政治的重量級參與者。

以色列如今面臨的最大的戰略威脅之一就是來自黎巴嫩強大的軍事力量。10月7日後動員的超過36萬以色列國防軍預備役力量中，大部分都被派駐到北部邊境以實現對真主黨以及伊朗的震懾，應對潛在可能的南北兩條戰線的戰爭。

即便在這次對加沙的大規模進攻之前，以色列的軍事和政治精英已充分理解，為了剷除自身面臨的安全威脅採取大規模地面軍事行動、佔領、反叛亂作戰的成本收益很可能得不償失。在耗費大量資源、生命，面臨巨大的國際壓力和道德指責之後，所收穫的甚至是更加強大和堅定的對手。2006年以色列和真主黨血腥、短暫，卻同樣徒勞無功的戰爭更是堅定了這個判斷。哈馬斯對加沙的佔領和統治，以及時不時的火箭彈襲擊與恐怖活動儘管絕不是什麼愉快體驗，但比起潛在的「其他選擇」，以色列政府判斷這是個可以忍受、控制的局面。

以色列的戰略規劃者染上了一層愈發膨脹的犬儒主義與傲慢之罪：一方面不再相信巴以問題最終的正面解決仍有希望，另一方面卻相信這種「沒有希望」無非是個可以控制與無限拖延的「安全問題」。

在10月7日的慘劇發生之前，特拉維夫通過三種相對「低成本」的手段來將哈馬斯的安全威脅控制在有限程度。第一種手段是「拒止」（deterrence by denial）。以色列通過不斷的定點襲擊轟炸和偶爾的地面特種作戰來不斷「降級」（degrade）哈馬斯的軍事威脅能力與政治軍事領導層。並通過「鐵穹系統」（Iron Dome）來有效攔截哈馬斯的火箭彈襲擊。

第二種手段是「懲戒」（deterrence by punishment）。如果拒止仍然不能阻止哈馬斯的襲擊對以色列造成損失，那麼以色列的反擊往往會對哈馬斯（以及連帶的，加沙民衆）造成超比例的傷害。這種戰略容易被誤解為單純的「報復」。但是，針對自身受到的襲擊會「給對手帶來不可接受成本的反擊」的可信威脅，是最基本的威懾/遏止策略，也是當代所有國家戰略核力量的基石——這一邏輯對於常規安全環境來說，也同樣適用。

以色列的第三種「法寶」則是配合大棒的「胡蘿蔔」威懾理論指出，如果威懾要起作用，則你必須同時也給對手提供「另一種選擇」。以色列的做法就是通過提供經濟機會與放開有限的人員與物資流動來換取哈馬斯對暴力衝突的控制。以色列的戰略規劃家認為，當哈馬斯有了更多經濟、政治的資源在手，他們會更在意統治與治理，也會更在乎自己可能會失去自己獲得的一切，這會給以色列提供更多機會影響哈馬斯的行為模式。

這兩根大棒加一根胡蘿蔔的「不是戰略的戰略」至少在過去的15年間卓有成效。相對於其他地區的混戰，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平靜」局面讓以色列、美國、乃至阿拉伯國家認為巴勒斯坦問題已經走向中東戰略圖景的後台，可以在他們的戰略規劃與計算中充當背景板的角色。

這一戰略心態集中反映在川普內閣推動的「亞伯拉罕協議」以及目前很可能已經胎死腹中的以色列與沙特阿拉伯的外交關係正常化協議。沙龍之後到內塔尼亞胡的歷屆以色列政府都不再為認真「解決」巴勒斯坦問題做出任何戰略層面的努力與思考。第二次「大起義」（Second Intifada）的創傷經歷，疊加以色列安全體制的出色發揮，讓以色列的戰略規劃者染上了一層愈發膨脹的犬儒主義與傲慢之罪：一方面不再相信巴以問題最終的正面解決仍有希望，另一方面卻相信這種「沒有希望」無非是個可以控制與無限拖延的「安全問題」。

這一戰略圖景，以及支撐它的戰略假設，都在10月7日的襲擊中被震得粉碎。從這一語境和角度出發，才能理解為何以色列一定要發動對加沙的地面攻勢，以及為何「塵埃落定之後」加沙的安全秩序重建沒有好的現實前景。

地面攻勢的結局？

僅僅採取空襲和小規模特種作戰已經不足以讓哈馬斯認為自己在承受「足夠的成本」——事實證明，哈馬斯和以色列一樣，對自己的行動對巴勒斯坦平民所造成的傷害有着非常高的容忍度。

以色列對襲擊的初步反應是對加沙大規模的轟炸，並動員數十萬的預備役部隊，一方面派駐北部邊境提防黎巴嫩真主黨可能的機會主義行徑，另一方面屯兵加沙邊境，準備地面進攻。從十月中旬到下旬的醞釀期，許多外部觀察家指出以色列的地面進攻將帶來非常嚴重的後果與反噬。喬治·華盛頓大學的馬克·林奇（Marc Lynch）教授的觀點非常具有代表性：他指出以色列的地面進攻不止可能帶來巨大的人道災難，並可能讓戰爭向更大範圍擴散，同時以色列對於摧毀哈馬斯後下一步怎麼辦也沒有很好的選擇。

如前文所述，以色列對這些可能的成本和後果並非一無所知，也正是出於這些考慮，此前才採取了事實上默認哈馬斯存在和擴張的政策選擇。然而10月7日的事件證明，那些被用來當作地面進攻與大規模作戰「替代選項」的做法都不能起到作用。

從哈馬斯表現出的高協同、多領域作戰的效能來看，以色列定期空襲的割草戰術（mowing the lawn）沒能阻止哈馬斯發展出精巧與高度協同的軍事能力與指揮手段。從軍事角度來說，哈馬斯的作戰在面對世界上最強大的情報能力的軍隊，實現了戰術奇襲，以聯合武裝作戰的方式發動了旅一級別的摩托化步兵突擊：這不是「獨狼式」的「恐怖組織」，而是一支訓練良好、作戰意志堅定的軍隊。以色列圍繞加沙建立的情報網與高科技隔離牆都沒能有效地制止這一大規模地面入侵的發生——自1948年的第一次中東戰爭以來，以色列本土第一次遭受如此慘重的損失。這意味着，以色列通過拒止的威懾已經失敗。哈馬斯在襲擊中取得的令人震驚的成功，一方面嚴重打擊了以色列情報部門與以色列國防軍「不可戰勝」的形象，另一方面也讓以色列針對之前小規模襲擊的報復手段相形見絀。

僅僅採取空襲和小規模特種作戰已經不足以讓哈馬斯認為自己在承受「足夠的成本」——事實證明，哈馬斯和以色列一樣，對自己的行動對巴勒斯坦平民所造成的傷害有着非常高的容忍度。這就是說，通過懲戒的威懾也被證明是不可靠的。最後，哈馬斯向以色列釋放出的無意挑起大規模衝突，更專注發展民生，鞏固政治統治的信號事後證明是純粹的戰略欺騙。經濟和物質的正面激勵根本不足以讓哈馬斯調整、緩和自己的行為，反而讓以色列為自己的戰略自大付出慘痛代價。「保證」（reassurance）與收買並沒有讓哈馬斯轉移自身的意識形態承諾。

當以色列仰賴了十幾年的三個安全政策的支柱全面垮塌之時，如何應對哈馬斯的安全威脅，如何針對其它的區域對手如真主黨和伊朗重建威懾，就成了必須要回答的棘手問題。拿美國的9/11和伊拉克與阿富汗戰爭作為類比的人，忽略了兩個案例之間的根本不同：美國人在必要的時候完全可以選擇撤退到自己兩片大洋懷抱的安全之中，把一切爛攤子都留給當地人。而加沙就在以色列這個並不大的國家的毗鄰，其200萬居民不會憑空消失，也不會從以色列人的生活中喪失存在感。當先前的答案被一一排除之後，留給以色列戰略規劃者的就只剩下「不是選擇的選擇」：如果「威懾」、「收買」所維持的某種脆弱的平衡歸於失敗，那麼摧毀敵人的能力（capacity）就是唯一符合邏輯的做法。摧毀哈馬斯的軍事、政治、統治能力，以及其令人生畏的地道網絡，就意味着以色列軍隊在加沙十分長期的地面存在。至於人道災難、區域戰爭升級的危險、重建加沙秩序的難題，對以色列自身地利益來說，都可以要麼想辦法緩解，要麼留待「之後」再去思索。

無論以色列如何設想，可以肯定的是，特拉維夫的戰略需求和目標決定了某些戰後場景是他們「不能接受」的。在大規模作戰結束之後，清剿哈馬斯的殘餘勢力，摧毀其地道網絡，都需要耗費漫長的時間。如果以色列國防軍如之前那樣在完成軍事任務後快速撤退，那麼其從根本上摧毀哈馬斯軍事能量的目標就難以達成。作為一個統治實體的哈馬斯或許集中在加沙，但是其組織力量，尤其是其金融網絡則遍布中東甚至世界各地。這意味着在缺乏以色列軍事壓力的情況下，哈馬斯在加沙的重建會相對容易。哪怕哈馬斯沒有成功重建，其留下的真空也會在缺乏秩序提供者的環境下，在加沙催生更加激進和暴力的軍事團體，反過來惡化以色列的安全處境。因此，對於以色列來說，不存在如同美國那樣宣布「作戰成功」之後撤退的可能性。

在目前以色列尋找安全夥伴的可行性渺茫，繼續單方面撤退不可接受的前景下，某種形式和程度的對加沙重新佔領似乎又成為戰事結束後最可能的場景。

對以色列來說，更好的選擇就是在加沙尋找非哈馬斯的安全夥伴。以色列在約旦河西岸，與法塔赫主導的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PA）之間就有這麼一種緊張的「合作關係」。因此將 PA 重新引入加沙實施治理就看似是一種自然且合理的選擇。然而這一做法存在大量的實際困難。首先，88歲的阿巴斯領導下的 PA 在西岸與加沙都相當不得民心。被巴勒斯坦人普遍認為腐敗且無能。在內塔尼亞胡極右翼政府卵翼下的暴力定居者的不斷蠶食與各種擠壓之下，PA 在西岸的統治本來就搖搖欲墜，他們是否有能力治理加沙本身就要打一個大大的問號。更何況，阿巴斯總統的人馬是否願意乘着以色列的坦克開入加沙建立自己的統治更是值得懷疑。他們最不需要的就是被巴勒斯坦民衆看成是以色列的依附者與合作者。

美國則試圖探討另一種可能性：以阿拉伯國家結合聯合國的近東救濟處（UNRWA）實現加沙的某種國際共管。但這相當於讓阿拉伯國家付出巨大的資源和心血來收拾以色列留下的殘局。阿拉伯國家將不但負責治理，甚至有可能被迫承擔重建加沙的責任。而他們憤怒的國民會在街頭質問，為何造成如此多破壞與死亡的以色列就這麼簡單的能置身事外。正如一位西方外交官所說「海灣國家已經無數次重建過加沙」。這次他們要是拿不到什麼對解決巴勒斯坦建國問題的實質且現實的保證，讓他們投入幾十億美元恐怕難上加難。約旦的立場作為溫和派阿拉伯國家的聲音很有代表性：約旦外交部表示他們對所謂多國共管的提議毫無興趣、絕不參與。至少在以色列停火併終止加沙的人道災難之前，一切免談。

最後，一種最難以令各方接受的可能性是以色列對加沙的重新佔領，這種前景無疑是各種可能性中問題最大的。以色列之前並不想大規模入侵加沙以消滅哈馬斯，也正是考慮到之後將負擔起統治和重建的責任。但是在目前以色列尋找安全夥伴的可行性渺茫，繼續單方面撤退不可接受的前景下，某種形式和程度的重新佔領似乎又成為戰事結束後最可能的場景。

無疑，若這種情況發生，以色列會盡一切可能在維持嚴苛的安全體制的同時，逃避重建基礎設施與實施良治的政治責任，這種組合對加沙平民來說恐怕近乎於集體懲罰。來自猶太國的佔領統治會引起加沙人的怨恨，破壞以色列與阿拉伯國家關係的緩解進程，甚至進一步惡化特拉維夫在西方世界的聲譽。

任何超越短時間內軍事行動的加沙問題方案，都要求以色列方面的政治智慧、品性與視野。但內塔尼亞胡及其極右翼內閣的執政風格正是以戀權、機會主義和任人唯親見長。早在10月7日之前，他們的政治操弄已經激起了約旦河西岸的緊張，以色列社會的內部分裂與對抗。而哈馬斯的襲擊更是徹底暴露了其無能與短視。當內塔尼亞胡暗示說以色列將在戰後「控制整個加沙的安全事務」時，他可能只是在提出他唯一能想到的方案。至於這是否是另一場「阿克薩大洪水」的前奏，他沒有能力也不願意關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