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3月16日的布魯塞爾，氣氛並不陌生。歐盟能源部長會議剛剛結束，討論的主題與四年前幾乎如出一轍：化石能源價格飆升、由此導致電價上漲、成員國分歧加劇。只是這一次，引爆危機的不是俄羅斯，而是中東。

美國和以色列對伊朗的空襲引發後者的報復，其中就包括擾亂重要的航運通道——荷姆茲海峽（霍爾木茲海峽，Strait of Hormuz）。這裡承擔著全球約五分之一石油供應的運輸命脈，從這裡，每天經過的船隻將波斯灣產出的化石燃料輸送到世界各地，或轉化為電能點亮千家萬戶，驅動工廠開工；或者被製成化肥，保證農田產量；又或者成為成千上萬車輛的燃料。而隨著這一重要航路的中斷，這一切看起來理所當然的事情，都不再確定。

儘管戰前經由荷姆茲海峽運輸的液化天然氣中，只有約10%輸往歐洲，但歐洲的真正脆弱性在於其對天然氣進口的系統性依賴。由於大宗商品定價的全球化，任何地區性衝突都會引發全球市場的恐慌性搶購，從而直接推高歐盟的進口價格。

更棘手的是，在現行歐盟電力市場定價機制下，即便歐洲本土能源供應並未中斷，電價仍然會被全球天然氣市場所牽動。在會議前發給與會能源部長的一封信中，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Ursula von der Leyen）強調，在中東爆發的衝突已經讓歐盟在進口化石能源上多付出了60億歐元（編按：此為3月中旬數據）。她在信中寫道：「這就是我們對化石能源依賴的代價。」

近四年前的2022年9月，隨著俄烏戰爭持續，以及隨之帶來的天然氣和電力價格上漲，馮德萊恩曾宣稱：「我們要終結天然氣價格對電力價格的決定性影響。」而在2026年3月11日公開講話中，她只能再次強調：「至關重要的是減少天然氣對電價的影響。」四年時間，政策表述幾乎未變，而危機卻以不同形式再度上演。

在歐盟層面，馮德萊恩表示將會採取「有針對性且臨時性的措施」來「處理能源衝擊並保護我們的經濟」。有一些歐盟國家已經開始陸續出台紓困措施：葡萄牙下調了燃油稅以緩解價格壓力；希臘決定限制加油站利潤空間；法國則宣佈對農業和公路運輸業等受衝擊最深的行業提供補助。

面對幾乎是重播回放的場景，這種近乎重複的表述，並非修辭貧乏，而是一種現實寫照：歐洲的能源問題，從未真正獲得解決。

危機再次回歸：從「供應衝擊」到「價格衝擊」

2022年能源危機是一場典型的供應危機。當時歐盟將近一半的天然氣經由管道從俄羅斯進口，一旦俄羅斯出於歐盟對烏克蘭的援助而決定中斷供給，歐洲立刻面臨「斷氣」的現實風險。相較之下，2026年這場危機，更為隱蔽，也更難控制。

美國與以色列對伊朗的軍事行動迅速推高全球油氣價格。歐洲雖然在實體供應上並未出現嚴重短缺，卻不得不承受全球市場價格上漲的衝擊。這種變化意味著，歐洲的脆弱性已經從「依賴單一供應國」，轉向「暴露於全球市場波動」。

法國總統馬克龍在3月9日提到荷姆茲海峽局勢時警告，航運安全問題可能進一步推高能源價格，並表示法國正考慮與歐洲及其他夥伴協調，組成「志願者聯盟」，來確保航行自由。但他也同時強調，這一舉措只有在「衝突最激烈的階段結束後」才會實施，防止法國被直接捲入衝突。

如果說外部衝擊難以避免，那麼歐洲內部的電價定價制度則放大了衝擊的影響。歐盟統一電力市場採「邊際定價機制」，電價由滿足需求時最後接入電網的發電站成本決定，以此促進電能在成員國間自由流通。在需求高峰時，這一角色通常由靈活性較強的天然氣電廠承擔，使得天然氣價格與電價形成強連動。

結果是，即便歐洲電力結構已經達到顯著去碳化——2025年歐盟約48%電力來自可再生能源，比2020年的37.4%顯著提升，但天然氣的價格仍然左右著電價水平。西班牙經濟學家、能源專家法布拉（Natalia Fabra）直言：「我們什麼都沒學到。歐盟文件裡寫滿了（天然氣價格和電價）要『脫鈎』，但成員國沒有真正執行。」她的批評指向一個核心問題：制度改革滯後於能源轉型。

數據顯示，2025年歐盟電力中約三分之二來自非化石能源（含核能），價格卻依然被化石能源「綁架」。在德國和義大利，這種現象尤為明顯——2026年3月，電價分別達到每兆瓦時約100歐元和136歐元，而法國和西班牙則明顯更低。這種差異並非偶然，而是能源結構與政策選擇的直接結果。

「去俄羅斯」之後：新的依賴與新的風險

歐洲並非沒有行動。自2022年以來，歐盟大幅削減對俄羅斯能源的依賴，並且推動能源來源多元化。俄羅斯天然氣在歐盟天然氣進口的佔比已從45%降至約13%，這一轉變堪稱歷史性。

問題在於，這數字背後並非是「擺脫依賴」，而是「重新分配依賴」。如今，美國已成為歐洲最大的液化天然氣供應方之一，佔比超過四分之一；挪威、阿爾及利亞等國也成為關鍵供應來源。這種多元化確實降低了單一風險，卻引入了新的不確定性。歐洲外交關係委員會（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專家卡達斯（Szymon Kardas）指出，歐洲「只是用一種依賴替代了另一種依賴」，在這種結構下，每一次地緣政治衝擊都會迅速傳導至歐洲經濟。

新的依賴帶來了新的戰略風險。美國駐歐盟大使普茲德（Andrew Puzder）近期公開提出要求：歐洲議會必須盡快批准去年夏季美國總統特朗普與馮德萊恩達成的貿易協議，否則不會為歐洲購買美國天然氣提供優惠。根據該協議，歐盟承諾在未來數年內採購約7,500億美元的美國能源。儘管美國最高法院已裁定特朗普此前對歐盟加徵的關稅違法，但美方仍利用歐洲在能源危機中的弱勢地位，以貿易協議作為籌碼，強推採購承諾。（注：截至發稿時，歐洲議會已經通過美歐貿易協定）

更重要的是，液化天然氣的成本顯著高於管道氣。運輸、液化和再氣化的成本，使得歐洲能源價格長期高於其他主要經濟體。這一結構性劣勢正在侵蝕歐洲工業競爭力。德國的情況尤為典型。作為歐洲最大工業國，其能源密集型產業長期依賴廉價能源。在當前高價環境下，政府每年需要投入約310億歐元用於支持企業能源成本，這一規模接近2022年危機時期水平。

難以達成的歐盟能源三角：價格低廉、減碳、不對俄羅斯依賴

面對新一輪危機，歐盟內部的裂痕迅速顯現。義大利總理梅洛尼（Giorgia Meloni）公開呼籲「緊急暫停碳市場（ETS）」，認為碳排放交易體系「人為抬高電價」。波蘭、匈牙利等中東歐國家也表達了類似立場。

長期在對俄政策上持相對溫和立場的匈牙利則更進一步主張恢復獲取俄羅斯的能源。比利時首相德韋弗（Bart De Wever）也在能源危機背景之下做出類似表態，他在接受採訪時提出，應「重新正常化與俄羅斯的關係」，以重新獲得廉價能源。

但在俄羅斯仍於烏克蘭作戰的背景下，重新恢復能源聯繫隱含著高度不確定的戰略風險。德國能源部長賴歇（Katherina Reiche）明確表示：「重新從俄羅斯獲取天然氣，意味著回到一種完全不安全的狀態，等同於支持一個發動戰爭的政權。這是絕對不可接受的。」馮德萊恩也指出，恢復俄羅斯能源供應是「戰略錯誤」，因為任何能源交易都可能轉化為俄羅斯在烏克蘭戰場上的資源與能力。

此外，歐盟委員會表示願意在短期內適度調整碳配額機制，但仍拒絕因應能源危機而放棄其在2050年實現「碳中和」的長期目標。碳排放交易體系（ETS）是歐盟實現氣候目標的核心制度之一。該體系通過設定「排放總量上限」並允許企業之間「交易」排放配額，將碳成本內生化到電力與工業生產之中，在價格層面激勵企業減少化石能源使用、投資可再生能源與低碳技術。一旦這一機制在政治壓力下被削弱甚至暫停，短期內或許能夠緩解能源價格壓力，但從中長期來看，則可能動搖歐洲能源轉型的制度基礎，使資源本就匱乏的歐洲大陸重新滑向對外部化石能源的依賴，形成一種難以擺脫的惡性循環。

這使歐盟陷入一個難以同時滿足的「能源三角困局」：一方面，企業與居民需要可負擔的能源價格；另一方面，歐盟必須推進減碳目標；與此同時，一些成員國則堅持在能源上徹底與俄羅斯脫鈎。這三重目標之間的張力，正成為歐洲能源政策最難解的核心矛盾。

轉型困境：核能爭議與可再生能源的侷限

在長期路徑上，歐洲仍寄望於能源轉型來擺脫對化石燃料的依賴。可再生能源中的風電和光伏發電（太陽能發電）在一天和一年範圍內都有一定的間歇性，難以完全替代天然氣在電力調峰中的作用。在缺乏大規模儲能和跨國電網協同的情況下，天然氣仍然是「系統穩定器」。

與此同時，核能問題再次成為爭議焦點。馮德萊恩3月10日於法國巴黎舉行的核能峰會上直言，歐洲削減對核能的投入是「一個戰略錯誤」。但核電無論建造的週期還是技術儲備都需要長期投入，哪怕是最微小的政策轉向都會產生重大影響。

德國在日本福島核電站事故之後決定停止核電，並於2023年關停了最後一座核電站。在大規模建設可再生能源後，德國不得不保留大量的天然氣發電廠，而面對此次的天然氣價格危機，德國不排除將會擴展煤電的使用，但對核能的態度依然堅決。德國總理默茨明確表示，德國退出核能的決定「不可逆轉」。

在萊茵河對岸的法國一直積極推動核電，但馬克龍早在2022年明確提出要繼續修建核電，至今依舊都未有項目開工，足見此類工程的週期之長。

在利用可再生能源發電之外，歐洲還試圖通過將能源消費電力化，從而減少對化石能源的依賴。其中最重要的一環就是交通領域。來自智庫Ember的能源分析師羅斯維（Chris Rosslowe）在接受法國《世界報》（Le Monde）採訪時表示，「在歐洲，石油消費最大的領域就是交通。發展電動汽車因此非常重要」。在他看來，「唯一能在這次以及未來石油危機中保護歐洲的解決方案，就是在發展清潔能源的同時開展電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