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3月24日，香港警方以涉嫌“明知而出售具煽动意图刊物”，拘捕深水埗一拳书馆店长及店员。据报导，涉案书籍为《黎智英传》；而该书主角黎智英，已于2025年12月被裁定“串谋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成。这并非一拳书馆首次面对政府执法。在此之前，书店已多次遭不同部门“拜访”。2025年4月，书店因开办西班牙文兴趣班， 被控违反《教育条例》下“管理未经注册学校”等五项传票控罪；同年6月，又因被指无牌举办栋笃笑表演，遭食环署提出两项检控。

相比之下，这次指控的性质与后果显著不同。根据《维护国家安全条例》，明知刊物具煽动意图而出售，一经定罪最高可判监七年；若涉及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最高刑罚可达十年。这亦是政府首次引用该条例拘捕书店负责人。

在2019年社会运动之后，随著公共政治空间急速收缩，人们对知识与本地社会的关注却并未消散，反而转向更细致、日常的实践。香港一度涌现大量独立书店，例如留下书舍、猎人书店，而于2020年9月开业的一拳书馆，正是这一波浪潮中的佼佼者。正如Cheryl Shea 和 Milan Ismangil的研究指出，这批在运动后出现的独立书店，并不仅仅是文化消费场所，而是“在政治机会收窄之下维系公共生活的替代空间”。它们透过选书、空间布置与活动策划，让人们得以相遇、对话，甚至在日常实践中延续某种形式的公民参与。

《黎智英传》是否构成煽动，或许香港特色的司法制度终会作出裁定；但在那之前，我希望提出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在今日的香港，“卖书”这件原本再日常不过的事情，是否已经成为一种需要不断计算风险的行动？如果一间书店需要为书架上的内容承担刑事风险，那么问题就不再只是某一本书，而是整个阅读与流通体系的改变。当风险不再集中于作者或出版者，而是向零售端延伸，书店不再只是文化中介，而成为风险承担的前线节点。这一转变，标志著香港文化管治的一个重要变化：它不再主要透过直接禁止内容来运作，而是透过重新分配风险，来重塑整个文化生态。

书店从“文化空间”到“风险节点”

在过去十多年，香港的独立书店经历了一次看似矛盾的发展。一方面，出版与零售业整体收缩，租金高企、阅读习惯转变，让传统书业步履维艰；另一方面，独立书店却在2010年代后出现一波增长，特别是在2014年雨伞运动与2019年反修例运动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