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開放一孩家庭請外傭，能改善少子化嗎？新加坡、香港經驗借鏡

台灣行政院於3月18日正式公布育兒新政策，自今年4月13日起，一個孩子的家庭就可以申請外籍家庭幫傭。原規定是要有3名未滿12歲以下孩童的家庭才能申請。這項政策引起正反不同的討論，有家長表達贊同，但民間團體與部分政治人物則以新加坡與香港經驗表示，放寬申請外籍幫傭可能無助於大幅提升生育率。

行政院政務委員陳時中受訪時表示，為協助育兒家庭，4月13日起開放家有未滿12歲童即可申請外籍幫傭，另對特殊家庭也有相關條件放寬。而關於受惠人數，勞動部指適用家庭約144萬多戶，不過並未提供數據評估來源。此外，此類申請外傭的家戶，每月須額外繳納就業安定費新台幣5000元。

19日，台灣勞動部公布「外籍家庭幫傭新制規劃」報告，強調此制度非取代托育或照顧措施，而是提供育兒家庭多一種協助家務的選擇。勞動部稱，外籍家庭幫傭為「輔助性家務幫手」，主要協助家庭處理日常家務工作，並非保母或其他專業照顧人員。

新政引起正反議論，民團指僅有助高所得家庭

民間團體托育及就業政策催生聯盟（下稱托盟）聲明指，新政策確實會讓部分家庭受惠，但無法「提振生育率」及「提振婦女勞參率」。托盟以世界上引進最多外籍家務工的新加坡為例，引進政策至今45年來，新加坡的生育率，從1980年的1.8下跌到0.8，並未對提振生育率有所助益。

托盟於2025年針對台灣女性進行民調，問卷詢問：「如果可以聘外籍幫傭，妳會改變工作狀態嗎？」有60%回答，已在就業，不會改變；30%的人回答，目前沒有就業，但不會因聘外籍幫傭就回去上班；僅有10%的人表示會回去上班。托盟認為，民調結果顯示台灣人聘請外籍幫傭首先是當成24小時的「家事服務人員」，第二種則是當成「24小時的到府保母」，但母親仍在家全職照顧，也就是幫傭負擔家事工作，但育兒的情緒勞動主要仍由母親負責。

在台灣，家事移工（含幫傭及看護）每月最低薪資為2萬元，加上5000元就業安定金與伙食費等各項加總後，每月可能超過三萬元新台幣。托盟估計，考量外籍幫傭薪資、住宿空間及就業安定費等成本，可能僅限於所得達前20%的家庭才有能力使用這項服務。

長期關注育兒政策的民進黨立法委員張雅琳則表示，她在家長群組看到對新政策的熱烈討論。她認為，新政策可以解決一部份家長的困境，但台灣多數中產階級家庭仍難以負擔聘雇外籍幫傭的成本。她表示，仍會爭取「彈性工時和遠距工作等機制，以及擴大公共托育的量能，才能回應到一般中產家庭的需求，建立親密的親子關係，教養不外包。」

時代力量黨主席王婉諭生育四名孩子，長期關注育兒政策的她在社群上對新政發了許多篇文，表達新政策難以適用所有家庭，並倡議儘速修訂《托育專法》。她同樣引用托盟民調指出：「台灣女性最需要的育兒政策前三名是友善職場、托育安全、擴大公托。」她認為，「讓家庭自己去市場上找幫傭，對政府來說最省事。但這種省事，是把照顧責任再一次推回家庭裡，推回女性身上。」

不過，也有許多網友在王婉諭的貼文下方留言，不同意她的想法，認為開放外籍幫傭與優化托育制度應同時並進，將能幫助更多不同的家庭。在社群Threads上也有許多家長發文抒發育兒辛勞，並稱認同政府推出的新政。

台灣的出生率節節下降，今年二月首度跌到6523人，創歷史上單月新低，根據統計，台灣每月死亡人數大於出生人數的「負成長」現象已持續了62個月。這反映過去三名孩子才能申請外籍幫傭的政策，已不符合目前少子化的家庭狀況。台灣雇主協會表示，新政是「修正一個長期失衡的制度」，政府評估此次開放將影響144萬戶家庭，顯示需求存在，若制度無法回應現狀，只會讓需求轉地下，形成黑工與制度外市場。

對於女性勞動參與率，台灣勞工陣線協會則指，台灣女性勞參率曾經低於50%，過去10年來緩步上升，直到2024年達到52%，仍低於男性的67.1%。勞陣指，女性在25-29歲勞參率達89%，但30歲後逐年下降，「關鍵原因在於傳統的婚育觀念與照顧責任（綁定於女性）」，而推動公共托育，才能鬆動傳統性別分工，同時創造更多就業機會，提升女性勞動參與率。

勞陣稱，放寬外籍幫傭聘雇資格，會衝擊目前約2.5萬名托育人員（含保母與教保人員）的就業穩定，且外籍幫傭沒有專業保母訓練，可能影響托育品質與專業發展，也與提升台灣家外送托率的政策目標背道而馳，將照顧責任仍鎖在家庭裡。

婦女新知基金會等34個民間團體於24日發表連署聲明，表示由於政策推動前沒有完成「性別與人權影響評估」，要求行政院應立即撤回放寬外籍幫傭申請資格。其次，應保障外籍移工勞權、終止個人聘僱制，全面適用勞基法。再者，呼籲政府應推動更友善的育兒政策，像是彈性故工時與請假、公共照顧服務等。

新加坡與香港外傭制度發展多年，生育率仍低

根據聯合國2024年數據，香港總和生育率為0.73，新加坡則是0.95，而臺灣則是0.86，皆屬於全球最低的末段班。香港與新加坡的外籍家庭幫傭制度已發展多年，可作為亞洲經驗借鏡。端傳媒根據多份研究發現，雖然長遠來看，低生育率現象並沒有因為聘請外傭而顯著改善，但從香港與新加坡的案例都可發現，本地女性勞動力獲得提升，有外傭的夫妻更有意願生養孩子。

根據香港立法會資料，2024年香港約有36.8萬名外籍家庭傭工，約佔整體勞動人口一成。香港法規規定，只要雇主年薪達18萬港幣或擁有同等資產證明即可聘雇外傭。2026年外傭最低工資為每月5100港幣，並規定雇主必須提供免費膳食或每月不少於1236港幣的膳食津貼。關於居住部分，香港法律嚴格執行「同住規定」，亦即外傭必須居住於雇主家中，與台灣、新加坡的做法一致。

家務外包，確實可能影響人們生育更多子女的意願。在《人口學經濟雜誌》刊登的研究分析了香港的家庭數據，發現僱用外籍家庭傭工的家庭，生育子女數量較多，顯示減輕育兒負擔後，更可能影響高技能、高收入已婚女性的生育決策。另一項研究則比較香港有僱用住家外傭的已婚夫婦與未僱用外傭的夫婦，前者的確生育更多子女。不過，是否有外傭僅對「第一胎與第二胎」有顯著正向影響，對第三胎以上差別較小，顯示外傭的幫助僅能小幅減緩少子化現象。

而新加坡是亞洲引進及管理外傭制度歷史最長、規模最大的國家之一，目前有超過30萬名外傭。根據法規，只要雇主年滿21歲、非破產身分且具備支付薪資的財政能力即可聘雇外傭。新加坡採取「勞工稅」（Levy）制度，2026年的普通稅率約為每月300元新幣，若家中育有16歲以下新加坡籍孩童，可享有優惠稅率60元新幣。不過，新加坡並未設定給予外傭的最低薪資。

由於新加坡的生育率也持續下滑多年，一份研究指，新加坡政府祭出不同的措施獎勵生育，包含退稅、育兒補貼、帶薪產假等，儘管如此生育率仍不斷下降。因為新加坡的高人力資本與生育率之間存在張力，養育孩子需付出更高的成本，要將出生率提升至人口替代水準，就不能僅靠政策更新與補貼。研究認為，家庭外傭對育兒及家務有所助益，但人們更重視與子女共度的高品質時光，因此更友善的育嬰假與彈性工時安排才是關鍵。

《時代雜誌》2019年一份報導則指，家事外傭為香港、新加坡帶來巨大經濟貢獻，提高該地女性勞動參與率，減輕女性白天的育兒負擔、更能投入職場，讓家庭和國家都獲得更高的收入和稅收。一份針對全球多國移工與本地女性工作與家庭研究指出，外籍家務工降低了本地的托兒和家務成本，使本地女性改變工作和生育決定，更精準來說，是讓高收入家庭的女性有更多時間投入在養育子女與工作。

不過，相關研究也提醒，育兒成本得以下降，是因為外傭薪資遠低於本地托育服務，而外傭的勞權問題及大量移工人口形成的社會成本，都是必須考量的一環。2018年一份針對星、港、台的研究顯示，三地的家庭外傭都綁定單一雇主，難以自由轉換工作，增加依附性與脆弱性。研究指出，雇主掌握高度控制權，可能導致外傭工時過長與權益受損。此外，由於工作場域在私人家庭，外部監督困難，也使許多侵害人權的狀況更難被揭露。

在金融業工作的林小姐育有一名正在就讀幼兒園的孩子，她曾帶著孩子在香港工作一段時間。在香港，她找了來自菲律賓的家庭外傭協助，「外傭做的事包山包海，但主要還是照顧小孩，餵食、哄睡、帶他出去玩、上課等等」。在上課時，林小姐觀察到現場有八成的孩子都由外傭陪同去上課，僅有兩成是父母陪同。她說，「在香港找工人姐姐（家庭外傭）來協助是常態，有老人、小孩的家庭更是有需求」。

她去年回到台灣工作，十分認同台灣政府欲開放一孩家庭聘請外傭的政策，她認為這將會是最有感的政策，甚至直言因此考慮下次大選投票給賴清德。

林小姐屬雙薪家庭又無其他家人作後援，她在聽聞這項政策後，便積極找上仲介了解申請流程，不過還未得知細節。「仲介說，可能跟80歲以上老人免巴氏量表可直接聘外籍看護差不多，但政府還沒給出詳細規範」。

至於政策能否促進生育率及提升女性勞動參與率，林小姐表示，她本來就不考慮生第二胎，所以難以評估。但她認為「對雙薪家庭來說，外籍移工可以幫忙家務及照顧孩子，夫妻不會為了做家事爭吵，對促進家庭和諧、降低離婚率可能有所幫助。」

新北市從事自營電商、育有一女的楊小姐，表達原本就很喜歡小孩，夢想生育三胎以上。但楊小姐認為，現實中女性因生育所付出的職涯犧牲、生理變化等代價太高，才是多數女性卻步的主因。她表示曾因照顧第一胎的辛苦而嚇退，「我生第一個的時候，想說打死我也不會再生第二個。」但隨著女兒進入幼兒園，才慢慢重拾生育下一胎的念頭。

楊小姐表示，若生養兩胎以上，「好像真的可以請外傭幫忙分擔」，更笑稱「丈夫可能更想要請」，因為能減輕家務負擔。不過她話鋒一轉，指出更多實際考量。楊小姐表示，請外傭需要提供合理居住空間，但近年台灣青年家庭早已苦於高房價，購屋傾向「小宅化」，大約只有原本就能負擔大空間的家庭才會考慮聘請。

楊小姐説，缺少優質學校和師生比過高的「教師荒」會讓她憂心孩子的教育環境；此外，社會上的「厭童」風氣、隨機傷人案增加等公共安全問題，皆是養育孩子時要面對的種種考驗。多重因素疊加之下，她認為，「對於那些本來不想生，或是本來就想多生幾個的家庭來說，有沒有外傭這一點，不太會影響他們的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