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埔慘烈火災吞噬了多名無辜生命，震驚全城，喚起無盡的哀悼與公憤。當局迅速拘捕多名涉案嫌疑人，將事件正式推入司法程序的軌道。基於無罪假定原則，本文不欲深究案情的細節，而是聚焦於一個更深層的難題：以嚴重疏忽誤殺罪（gross negligence manslaughter）來追究大型災難背後的責任，隱藏著何種棘手的法律與實務挑戰。

「嚴重疏忽誤殺罪」的犯罪元素

要令「嚴重疏忽誤殺罪」成立，控方必須以刑事訴訟的標準 -「毫無合理疑點」- 向陪審團證明多項的核心犯罪元素。首先，被告須對受害人負有「謹慎責任（duty of care）」，即法律有理由對其施加義務，強制其採取合理措施，防範對他人造成可預見的傷害；其次，控方須證明被告的疏忽行為直接促成或構成受害人死亡的關鍵成因；最後，此疏忽不僅是普通失誤，更須被認定為「嚴重（gross）」，即遠超一般過失的界限，達到「極其惡劣」的層級。

然而，當這套嚴格框架套用到大型災難時，其局限往往便開始浮現。樓宇火災鮮少是單一失誤引發的「意外」，而更常是多重系統性故障的惡性連鎖，可能是設計的先天隱患，亦可能是日常維護的疏漏，以至緊急應變的失效。這些環節往往橫跨企業的層層部門與多位人員，難以鎖定單一「元兇」。這種分散性不僅模糊了因果鏈條，更讓傳統的個人化追責模式顯得力不從心。

普通法歷史：從公司豁免到人格化原則

高層的管理失當，可能被司法認定為並非「嚴重」或「直接」導致死亡，以致公司得以逃脫誤殺罪的追責。

歷史上，普通法向公司追究誤殺罪所表現的猶豫，可追溯至上世紀初。早在1927年的R v Cory Bros & Co Ltd [1927] 1 KB 810一案中，英格蘭法院斷然駁回以誤殺罪起訴公司之嘗試，認定被告作為法人實體，無法犯下涉及「暴力」的罪行，實質上為公司提供了殺人指控的豁免盾牌，亦反映當時司法對公司人格的狹隘認知。

此後普通法逐漸演化出「人格化（identification）」原則，一定程度上填補此一空白。根據此原則，公司罪責僅能歸諸其「主導心智（controlling minds）」，通常指董事、高級主管或決策核心，他們被視為公司的「分身」或「化身」（如參見Tesco Supermarkets Ltd v Nattrass [1972] AC 153）。若這些高層的意圖或疏忽能證明為犯罪，公司即須連帶負責。此原則對小型企業或家族式公司頗為適用，因為領導者往往親自參與日常運作，直接知悉並處理風險。

然而，在現代較大型企業管理中，此框架即顯露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