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年前的一個夜晚，我打開日記，開始寫這封給pussy的情書。寫着寫着，從暢快到頻頻卡住，便將它擱置在了一旁。

直到最近，我讀到法國作家愛蓮·西蘇（Hélène Cixous）的書。出生於法屬阿爾及利亞的她，被教導自己的母語是蠻夷的，於是她寫：「人們粗暴地將女性與寫作遠遠隔開，正如將她們與自己的身體遠遠隔開。」

我明白了我的卡殼。我的身體，也是我失落的母語。

作為一名女性主義者，我常在寫社會里的結構、暴力與抵抗。那些議題是公共的、政治的，但也是私人的，與我的經歷相關。可不知為何，我卻很少寫她——我的身體，我的pussy，某種意義上，也是我的第一現場，我的發聲起點。而作為暴力倖存者，在大半生裏，我無法進入中文的親密關係語境，於是身體處於持續的離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