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經秩序與集體意識的劇烈轉變，往往促成政治結構的轉型，行動者如果能夠審時度勢，將其理性選擇鑲嵌其中，則將建構出新的典範建制。學理對此稱之為「有限理性抉擇」或「歷史制度主義」，直白地說叫作「時勢造英雄」。這是柯文哲效應產生，以及民進黨與其合作與分手的生動詮釋。

很明顯地，這個結構的轉變就是公民社會、太陽花學運以及兩岸關係的變化，這使得舊的秩序與典範正在解體中；柯文哲聰明地將自己的角色置入其中，然後民進黨儼然成為夷平舊秩序的後台推手。

太陽花學運與公民社會浪潮後崛起的柯文哲

2012年前後，台灣社會集體意識出現了新面貌。政黨惡鬥引發政府失能與政治失靈，在代議政治的疲乏下，新民粹或審議式民主呼聲日漸崛起。這股社會力量，恰巧撞上在經濟不景氣與貧富分化下，人們對公平正義的訴求，使得各種公民不服從運動蓬勃發展，並將矛頭指向兩岸交流紅利分配的扭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