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馬德里乘火車到達塞維爾（Sevilla），看見月台上有電視台記者一直拍攝下車的乘客，心忖不知與什麼公眾人物坐上同一列車。甫下車，卻見幾十人突然撐起雨傘，才恍然大悟這是西班牙朋友為我接風，也是向雨傘運動致敬。被殺個措手不及，我半帶哽咽感謝他們對爭取民主的港人的鼓勵。

這次到西班牙南部幾所大學演講，實在是奇妙之旅。一位塞維爾大學傳播學院的教授去年被她的中國朋友邀請到香港重聚，遠在西班牙的她一直關注中國人權狀況，且非常敬佩劉曉波、陳光誠、浦志強等人展現的勇氣和人文價值。雨傘運動爆發，讓她非常震動，但在香港金融界工作的老朋友卻認為佔中三子撕裂社會、教壞下一代。一個下午，這個教授來到我辦公室，我們從佔中的初衷、年輕人的無畏無懼、佔領後的秋後算帳，一直談到中國的前景。談着談着，忽然見她熱淚盈眶，原來她獨個兒在西班牙已為港人爭取民主哭過多次。數個月後，黃之鋒和我被邀在她任教的學院以錄像作開學禮演講，這次來舉傘接車的，不少是她的學生，是西班牙未來的新聞工作者。

烏納穆諾、高弟與林茲

許多人問我是否第一次到西班牙，其實我和他們的國家和文化一直有着奇妙的聯繫。不單是少年時被鬥牛勇士所震攝，或者後來被佛蘭明高的激情和哀愁所感動，西班牙一些人物更對我的成長有莫大的啟發。大學時我醉心宗教，但看坊間的培靈書籍卻感味如嚼蠟，唯有讀到西班牙神學家烏納穆諾（Miguel de Unamuno）的《生命的悲劇意識》卻像聖保羅被雷撃一般，必須真誠地面對存在的種種困境。人認為信仰不能自足而求諸理性，而理性卻又倒過來否定信仰。生命與理智之間的爭鬥是悲劇的本質，但受苦卻又是智慧之源。在西班牙內戰期間，作為神學家的他難以認同反對教會的左翼共和派，但他亦無法支持佛朗哥的右翼法西斯，結果在夾縫中備受攻擊卻在狂飈的風潮中保存良知與理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