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按:近期,最为香港市民熟悉的网络用语是:“咁系因为你悲观,我睇到由治及兴带嚟嘅好处。(这是因为你悲观,我看到由治及兴带来的好处。)”2022年起,香港政府多次提到社会经历街头运动和国安法后复常、经济复苏,香港已经“由治及兴”。然而,我们每天都读到香港经济数据下行的新闻,民间甚至出现诸如“砖头(置业)神话破灭”、“国际金融中心遗址”的说法。端传媒将以一系列专题报导,从宏观政策分析、数据整理到小市民访问,尝试理解香港的经济实况。此为“香港经济系列”第一篇,请密切留意后续报导。
在近来的香港,盛事经济成为一个热门词。“盛事活动有助吸引更多旅客,也让市民有更多娱乐休闲选择。未来我们将举办更多盛事活动,并加强统筹协调,扩大活动的经济及宣传效益,提升香港的国际形象。”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
新发布的2024/25年度财政预算案,陈茂波继续著墨盛事经济,将预留一亿加强未来三年的盛事宣传工作,又宣布每月在维港举行烟火汇演和无人机表演,“全方位打造香港品牌。”
自今年初美斯访港之后,港府揭开盛事经济的序幕,陆续推出多项大型活动。港府公布,上半年有80多个盛事活动,全年将有超过150个盛事,涵盖文化艺术、体育赛事、金融经济、会议展览等活动,惠及旅游、酒店、餐饮等行业。据港府估算,每150万名游客可为香港带来约 0.1%的本地生产总值增长,即大约28.4亿港元。
在疫后第二年,香港盛事特别多。然而,2024年的头炮盛事争议不断——2月初,先有国际迈阿密来港表演赛,球王美斯在公众累积已久的期待下并未落场参赛,商业事件迅速陷入政治漩涡;月中的12米飘浮红心气球 Chubby Hearts,引发公众讨论盛事活动拨款涉利益冲突。
踏入三月,港府又宣布推出“艺术三月”,将举行Art Basel、“艺术@维港”、“ComplexCon”等文化盛事,另外亦举办高尔夫球赛 LIV Golf、国家杯场地单车赛和三项铁人世界杯这些体育赛事。
这些盛事能重塑香港的国际地位和形象吗?端传媒整理政府公布的86多个盛事资料,并访问前运输及房屋局长(2012-2017)、现为香港教育大学公共行政学顾问张炳良,以及任职公关公司的公共事务顾问忻浚贤,从公共政策和公关的角度探讨港府力推盛事经济所为何事?目前盛事经济政策有何挑战?近年政治气氛下,港府重塑香港品牌又有什么阻碍?
心急复常,却是“旧酒新瓶”?
“一个城市经过某些挫折,它要令外间注意,或者作为一个自我提振的作用,都会搞一些大的事情。”当张炳良听到港府提出盛事经济,他第一感觉是“很正路”。
眼下的香港,正正经历挫折。一方面,香港疫后的经济复常不如预期,2023年 GDP 全年实质增长为3.2%,低于市场预期的3.4%,楼市和股市整体下跌;而访港游客量有3400万人次,回复至疫情前的一半。另一方面,西方政界和媒体对香港的评价负面,如最近摩根士丹利亚洲区前主席罗奇(Stephen Roach)在《金融时报》撰文提及“香港玩完论”,引起政商界热议。
张炳良形容,政府“心急”,“中央对特区有期望,希望尽早能够 ‘由治及兴’。”但回顾疫情发展,香港通关较其他地方慢,致经济复常 “蚀底”(吃亏)。
“我们是迟了,不只是说时间上迟过其他地方,而是我们本来有条件早点通关。”比较新加坡的防疫政策,张炳良称香港若进取一点,和邻近城市的疫后竞争,就不会落后这么多。他认为“搞盛事是对的”,可以 put Hong Kong on the map(将香港放在地图上),但提醒“盛事不可以做得太滥,因为太滥就不是盛事。”
任职公共事务顾问的忻浚贤,同样看到港府力求“有为”的状态,他认为盛事经济是疫后港府政策的延续,从“你好香港”(Hello! Hong Kong)到“夜缤纷”,承接施政主旋律,最主要想传递的讯息是:Hong Kong is back(香港回来了)。
忻浚贤认为,盛事在香港并非新事,反而是“旧酒新瓶”,因为盛事经济、展览经济、举办演唱会以前一直有做,只不过“这个时间点是新的”,特别的是“有没有这么大张旗鼓,highlight 盛事去振奋经济。”
翻查资料,举办盛事是港府在困难时期常见的路径选择。在2003年经历 SARS 疫症后,董建华政府就拨款“维港巨星汇”、赞助皇家马德里访港,翌年又设立“M”品牌计划,以配对拨款和直接补助金支援大型国际体育活动,计划延续至今,今年更有17个大型体育活动获 M 品牌认证。为人熟知的香港国际七人榄球赛和世界女排联赛就是 M 品牌活动。
在2008年金融海啸后,曾荫权任内的政府亦在2009年设立“盛事基金”(Mega Events Fund),支持非牟利机构筹办大型文化、艺术和体育活动,基金运营至2017年。到现届李家超政府,则在社会运动和疫后的2023年成立“文化艺术盛事委员会”,吸引国际文艺活动在港举行。
从公关的角度出发,忻浚贤指出盛事比起其他政策如创科发展、十四五规划,较容易令市民理解;如美斯访港这种盛事,政府能呈现给市民看,“我现在面对经济困难,我是有解决方案的。”
除了美斯访港,时装设计师Anya Hindmarch策划的巨型红心装置 Chubby Hearts 同样是较多人留意的盛事。一颗直径约12米的大红肥心在中环皇后像广场悬浮,另外也有“细心”在深水埗、尖沙嘴、油麻地庙街等地区“快闪”展览,11天活动获政府资助780万港元。
这些漂浮夺目的心心在情人节展至元宵节,营造浪漫的气氛,吸引不少人拍照留念。在小红书和 Instagram 上,Chubby Hearts 都是热门的标签,很多人上传与心心的合照和情侣合照。据主办方统计,首三日参观总人数约20万人,游客占比两成,至活动结束共吸引70万人参观。
这个活动是较多人看得见、参与到的盛事活动。然而,观乎政府公布的80多个盛事活动,忻浚贤指出市民的期望或有落差。以时尚艺术活动“宋怀桂:艺术先锋与时尚教母”为例,忻浚贤认为活动质素是高的,请过来的人也厉害,但可能是特定界别的人才会欣赏,普通公众或觉得有距离。
“盛事 by default(默认)是完全面向公众的东西,应该老少咸宜,最后他找的 option 未必是这样。”忻浚贤说。
多便是好?还是以质取胜?
至今 ,港府未对盛事(Mega Events)有明确的定义,但据政府“文化艺术盛事基金”的申请指引,“盛事”是指对香港产生显著和即时经济、社会、文化效益的活动類别,该等活动的规模亦应属于全港性质,并可吸引本地、地区及国际参加者或传媒报导。虽然这个阐述未必是港府就“盛事”的通行定义,但可一定程度反映港府对盛事标准的理解。
端传媒整理港府截至2024年2月24日的“盛事年表”,发现所列的86项盛事活动数量可观,但未必全然符合这些特质。据统计,属于全民参与的全港性质活动不到一半,很多活动要具备相关背景人士或业内人士才可参与。例如,展览活动如春季电子产品展、香港时装节、香港礼品及赠品展便列明,“只供18岁或以上的业内人士参观。”但在所有盛事中,最大类的便是会议展览,有32项,占比近四成。
较全民普及参与的,多属于文化活动、体育活动和节庆活动,分别有20项(23%)、15项(17%)和5项(6%)。其余活动属于金融经济9项(10%)和创科活动5项(6%)。
另外,“盛事年表”亦把过往多年已有举办的旧活动整合入表。据统计,盛事活动有六成是旧活动,如除夕倒数、包山嘉年华、香港国际电影节等。目前已举行的活动中,较有传媒关注和公众回响的新活动只有2月初的美斯访港,以及2月中的 Chubby Hearts。
在忻浚贤看来,盛事“量多未必一定是好 ”,“用量取胜,还是用质取胜是问题的关键。”
“现在是量多,但给人的感觉很零碎。政府会不会调整他的策略,在下一轮活动以质取胜,集中资源争取一些高质的盛事来港,从而‘省靓’(刷亮)香港招牌, 而不是你做80个,但是分散了资源,分散了宣传成本。”忻浚贤认为,一般人感觉到很多活动在身边发生,但看不到那条主线是什么。
站在官僚角度,大量盛事对政府来说也可能构成行政压力。张炳良同样指出,“盛事不是一个简单的量的问题”,背后的策略是很重要的,处理要很小心。他担心,“短时间很想做很多事,等于我们一般讲打仗,你开很多战线,后勤配备配给是不是足够呢?是不是赶得及呢?整个政府也好,或者就算私人机构、商业机构去参与一起做,人手很多,会不会增加人手呢?”
从近来的盛事观之,不少活动都有失当之处,跟上述的原因会否有关?去年尾获政府颁授 M 品牌和政府资助1700万港元的世界场地越野车锦标赛首次在港主办,但开赛前临时取消龙和道长直路段,令赛道总长度缩至只有800米,赛事更推迟近4小时开始,事后协办方承认筹备时间仅用大半年,“所有事情都是逼出来。”
至于今年头炮盛事活动美斯访华,政府原向主办方 Tatler Asia 提供 1600 万港元的配对拨款,过程政府“特事特办”,三个月内审批至少提前6个月的申请。但最后美斯未有如期出场,公众关注政府是否做好把关角色。
“过去正常的情况下,可能香港一年不会搞那么多盛事, 你现在短时间内,要搞很多盛事,一定是人手‘踢脚’(手忙脚乱)。所以有时看到‘甩漏’(错漏)。如果你说给多些时间去策划,可能这些‘甩漏’比较能够处理到。 ”张炳良不反对举办盛事,但强调要有技巧和用心举办。
翻看香港盛事的历史,事实上香港虽有成功举办的盛事,但举行盛事并非易事,且常常出事。在董建华年代,港府在 SARS 后的“特殊情况”赞助香港美国商会1亿元举行维港巨星汇,但活动在仓促筹备下问题丛生,重点节目滚石乐队演唱会一再变卦,安排混乱。另门票售卖不理想,审计署的公众意见调查显示60%受访者认为巨星汇大体上失败。
行政长官亦就此专门设立调查小组,报告建议日后政府必须审慎考虑,充分评估计划的优点和可行性,以及倡议人的能力,“在任何情况下,均不得以时间紧迫为理由而摒弃合理的步骤。”
而横跨曾荫权政府和梁振英政府、获政府注资2.5亿港元的“盛事基金”,亦在2014年被审计署批评,指活动吸引旅客及制造就业成效成疑,其中基金资助的活动大部分是重复举办,而基金未有资助过任何的国际盛事来港举办,另外部份团体亦涉不当行为,最后基金在2017年停止运作。
政府做“编剧”,民间的活力能激发吗?
在这次的盛事经济中,港府的角色是主动出击,特首李家超提出,“政府是编剧、是监制,业界经营者和从业员要共同演好项目内容、产品、服务的角色,使旅客有向往再来和乐在其中的经历。”
端传媒翻查盛事名单,亦见约一半大型活动是政府部门或公营机构举办。政府的角色是否应该如此主导?港府做编剧的角色是否适合?张炳良认为,政府有些情况扮演主导和积极配合的角色“可以理解”,但“透过盛事本身带动社会释放那种活力出来,一定是要业界、商界、市场、民间拥抱这个盛事,不能说整件事都是政府、公务员官僚搞出来。”
现时,政府已成立跨部门盛事统筹协调组,由财政司副司长出任组长,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出任副组长,成员包括相关政策局、部门和法定机构代表,统筹协调组会确保在香港举办的盛事得到充足的支援。
忻浚贤认为“政府做协调不是不对”,“但去到做编剧和导演的时候,我们就要问政府有没有足够的 knowledge 或者 expertise ,或者有人给足够的意见它,应该搜罗些什么活动来港。”
在他看来,现在的决策过程似乎较由上而下,但底下的部门如旅游发展局应更有专业技能,但不清楚他们能有多大的自主性,究竟是否由专业人员带领这件事,还是由高层构思,下面再帮忙执行。
“我要做埋编剧,我要做埋导演,这句话的 implication 是我做埋 content(内容)。现在不是说搭个场地要人来拍,而是我要拍东西,这就要求你要有一定的知识,才知道拍什么才行。”忻浚贤说。
在政府的架构中,除了新成立的盛事统筹协调组,文化体育及旅游局下也有一个“文化艺术盛事委员会”,负责向政府提出建议,吸引文化艺术盛事,以及协助政府审议文艺盛事基金。该委员会主席郑志刚表示,“很多委员自己人脉非常强劲,协助在全球搜罗盛事、名人、歌星来港演出。”
忻浚贤说,这些委员不是不好,他们代表某个 sector(界别),但搞盛事未必要集中这些 sector。更进一步,忻浚贤认为盛事不应只想引活动来港,而要想一下内部可以做什么,如重新包装太平清醮、舞火龙,最好做到像日本“青森睡魔祭”那样,可以带动周边的收益。
查阅委员名单,该委员的主席是 K11 创办人郑志刚,副主席是曾任政府经济顾问、现香港演艺学院司库陈李蔼伦,其他委员多为曾任或现任文化机构的管理层。
据文体旅局网站显示,这个委员会今年资助的项目包括 Chubby Hearts Hong Kong、金庸百年诞辰纪念 · 江湖雕塑展、ComplexCon 香港、巴塞尔艺术展香港展会等。当中,获政府赞助780万港元的 Chubby Hearts 是今年首个活动,被揭审批委员会有两人涉利益冲突。其中 Chubby Hearts 设计师为郑志刚旗下商场的店舖租客;基金委员严志明则同时是主办单位香港设计中心的董事会主席。
政府回应表示已严格按照既定机制作出利益申报。另亦有艺评人批作品“制作粗糙”、“没有艺术或美学价值”。
如果没不同,没必要来港
回到初衷,港府力推盛事经济是宣传香港品牌,重塑香港亚洲国际都会、盛事之都的形象,彰显香港的独特性。但近年政治气候下,香港还能吸引大型国际活动吗?香港还有独特性吗?香港经验还有人向往的吗?
张炳良说,香港举办盛事仍有优势,因为香港既有传统且有能力,是长期举行盛事的地方,场馆和配套可以配合,其吸引力不单是活动和会议本身,还因为香港是一个区域性的中介点。不过,港府虽早在2001年推广“亚洲国际都会 Asia’s World City” 这个品牌,但张炳良认为港府做得不算成功、不够认真,“因为以前太风光了,瞓系度都赢(睡在这里都赢)。”而香港亦缺乏亚洲视野,长期忽视亚洲。
归根结底,张炳良直言,“不要以为搞盛事,就很轻易地回到世界舞台中央。 ”他认为,“原因不是不够盛事 ,而是外界怎样看香港,或者国际的舆论 perception 是不是觉得香港没有了角色。”
张炳良表示,重点是不断问清楚,香港的独特性在哪里,因为很多人去巴黎、日本、北京一游,非追求什么新景点,而是“来过本身就是重要”;以前大陆人来港,是体验一下受英国人统治的地方跟中国本土有何不同,外国人来港则是既看到国际化的一面,又看到中国文化的一面。如今回归多年,“我们就问,(香港)跟内地的城市有什么不同? 如果没有什么不同,他没必要来香港的。”
对于大型国际盛事,张炳良认为举办地本身已蕴含讯息,“如果香港被国际上认为是一国一制、没有了特色的时候,可能内地城市更加说,你不需要来香港,不如来我们这里。”
在2023年11月,香港举行“同乐运动会”,这场举办了40年的同志界国际盛事,首次在亚洲举办,似能彰显香港独特多元和国际形象,但政府却好像在盛事上差别对待,没有大力支持和宣传?
张炳良则认为同志议题有争议性,政府很小心处理是“fair enough”的,因为社会客观存在不同的声音,政府要让社会看到它并非站在某一边。张炳良认为,行政会议召集人叶刘淑仪任主礼嘉宾“挺勇的”,“这件事本身都显示香港还是相当包容不同的活动。”
回顾历史,香港曾在1997年举行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周年会议,2005年举行世贸第六次部长级会议。2014年,香港一度举行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财长会议,但后突被中央通知须移师北京,变动被认为与同年筹划的占领中环运动有关。
经历2019年社会运动、2020年港区国安法立法,加上中美恶化的关系,香港的国际形象以及外媒对香港的观感遭到动摇,香港还可举办多国政治领袖访港的重量级国际会议和活动吗?
张炳良坦言,目前是“艰难”的,因为西方对香港还是抱有一些成见,不一定很有兴趣支持在香港举行大型国际活动,但香港也不可以“急于求成”。就外媒的报导,张炳良认为西方媒体有偏颇,但也要顾及他们的观感。
而国安法的问题,他称从条文来看和外国国安法没有分别,但香港社会缺乏 manage(管理)国家安全的经验,要好好学习,不能大小争议皆国安化,因而窒息香港本来很强的活力。正如同志运动会议题,张炳良反对有人将此与国家安全联系起来,“如果什么都是国家安全问题就死啦,那怎么处理?所以我们的社会一定要很小心。 ”
香港的身份(identity)一直是个纠缠香港的问题,张炳良强调,“客观上我们(香港)是有些不同、有独特性,也要善用这种独特性,不要令到 identity 变成我们的包袱,反而应该变成我们的优势。”
“今时今日面对一个后一九的局面,我觉得我们不要失去对香港自己本身的信心,也不要以为我们有很严重的‘不爱国’问题,认为不够这样不够那样,这样的话有时我们会矫枉过正。”张炳良认为,官员和香港社会都要重拾信心,“不要以为自己不爱国,不要以为自己动不动 就威胁到国家安全。”
美斯事件之后,看得到的政治风险
站在公关和舆论的角度,忻浚贤认为,国安法对盛事的影响并非犯法与否的问题,而是政治气氛和舆论方向的问题,美斯事件反映了这一个现象。
国际迈阿密对阵香港联队的友谊赛被港府称为今年头炮盛事,虽然表演赛门票价钱由港币 880 元至 4880 元不等,被指是天价门票,但仍吸引高达 200 万名球迷抢购,并在开售1小时内售罄。赛前美斯的宣传海报铺天盖地,公众普遍期待这位球王来港献技。
但是,最后美斯不但缺席赛事,赛后也没有颁奖、发言、合影,引来高价买票的球迷嘘声四起,在场内高呼“回水”、“Refund”。
事件在2月7日美斯日本作赛后进一步升温,当日接近午夜,《环球时报》发社评,指美斯和迈亚密国际队的做法罕见,解释无法服众,不排除其做法“有政治动机,香港有意打造盛事经济,有外部势力故意要借此让香港难堪。”香港亦出现狙击美斯的政治化言论,行政会议召集人叶刘淑仪在7日晚于社交平台X发文,批评美斯的谎言和虚伪令人厌恶,以后不应让美斯再来港,“港人憎恨美斯、国际迈阿密及幕后黑手有计算地冷待香港”。一时之间,中港两地的舆论升温发酵。
最后,主办方在2月9日宣布将提供50%的退款,而杭州市体育局宣布,阿根廷国家队3月杭州行取消,原因“众所周知”,“该赛事举办条件不成熟”。到2月19日,美斯在微博拍片解画,否认因“政治原因”缺阵,称自己当时大腿内侧有炎症并感到不适,亦有加剧伤势的风险。
以美斯事件为例,忻浚贤认为事件衍生出来的影响是,当一件盛事满足不到市民的期望,会有人从政治的角度诠释事件,猜测是不是有人想落香港面、落大陆面,是不是背后有外国势力,最后要逼到美斯出来否认。
“这个例子被人看到,我来香港会有什么风险。”忻浚贤说,虽然政治不是完全唯一的因素,但 “如果我是外来的参展商,或者我是搞演唱会,我会考虑这个风险。这是和法律无关,而是政治氛围。”
忻浚贤认为,近年政府希望香港成为一个“去政治化”的地方,期望回到回归前、港英时代那样没有政治的地方,但美斯事件的走向相反。“有一些事情你没有例子,别人是不明白的。现在有例子给别人看到,香港是高度政治化的地方,这个是难度。”
展现香港的吸引力
在平日的夜晚,尖沙嘴海滨游人如鲫,他们在此观赏维港利亚港,欣赏两岸高楼大厦上演的灯光音乐表演“幻彩咏香江”。尽管并非周末和旅游旺季,但尖沙嘴海滨人数仍然可观。问及数名游客是否听过港府举行过的“盛事”和“盛事经济”,他们都说未有听闻。
他们都带著自己的期待来香港旅游,尖沙嘴海滨是必去景点,有的是跟小红书的热点打卡拍照。有人想感受一下国际都会,有的则想看一下香港电影中的经典场景。对政府力推盛事活动,他们说“如有适合的活动会过来”,有游客听到维港每月将举行烟火汇演,更表示很吸引,因为中国大陆很多地区都不可以放烟花。
目前,在整体的政策构思中,港府除了举办更多盛事,还在5月起定期放烟火和无人机表演,配合节庆盛事,另外亦向中央争取开放更多的自由行。在3月,西安和青岛将成为新一批自由行城市。行政长官李家超仍正不断向中央争取,进一步增加“个人游”城市及重开“一签多行”。
张炳良认为,香港“自信弱了”,对大陆有一种依赖感,“我们不断说要阿爷、中央给一些东西,没有说遇到问题就自己解决问题。”以新加坡为例,张炳良反问若新加坡游客不够,难道跟马来西亚和印尼要多一些游客?
“你要展现自己的吸引力出来,人们就会回到你那里 。”张炳良认为, “关键不在于盛事,盛事是 supplementary(附带的),如果香港是国际舞台中心,盛事将更加有吸引力。”
(端传媒记者郑淑华对本文亦有贡献。)
以前好喜歡看「日本大放送 」。
我在中国天天由治及兴,天天反美向打了兴奋剂一样兴。
說起來台灣城市的盛事也特別多,舉凡跨年演唱會、元宵燈會、花火節、和廟會慶典。尤其高雄剛結束黃色小鴨,然後Coldplay, Ed Sheeran 來高雄開演唱會也要蹭一波。
當然台灣城市不像香港擁有國際能見度,這些盛事多是嘉年華,創造內需,增加市民認同感。但至少台灣城市政府有民意基礎,辦活動的SOP基本已經完整,活動辦不好也會相應調整。基本上市民對政府辦活動不會有太多質疑
香港盛事活動,可以考慮舉辦廿三條之夜,每週慶祝廿三條閩會,慶祝國際金融遺址!
“在他看來,現在的決策過程似乎較由上而下,但底下的部門如旅遊發展局應更有專業技能,但不清楚他們能有多大的自主性,究竟是否由專業人員帶領這件事,還是由高層構思,下面再幫忙執行。”
這段其實才是所謂「香港大陸化」的核心,一種管治模式的範式轉移。搞盛事經濟能滿足特首李家超強調kpi的跑數管治模式,讓他能向中央證明自己的能力與努力。實際效果如何其實不完全是重點,反正到時可以瀨外部勢力干預,一如美斯事件的處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