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震东专访：变成另一个人很好玩，但要有办法离开

柯震东知道自己走到哪里都会引人注意，他的态度可能多少有点“何必再讲”的感觉。当我们在商场中央为他拍照的时候，有店铺的店员看到他而欣喜，他就很自然地向对方挥手示意。那样自然，好像完全习惯了和他人的这种距离，习惯了自己的职业带来的那份关注。

人们似乎时刻都在关注着他，他的恋情，他在片场的意外。

“还好啦，可以承受。选择走这条路的话⋯⋯”他的口气听起来，完全没有遗憾或者像是在讲自己让渡了什么权利。那是一个他生活中的常识。

访问开始没多久我就忍不住问柯震东，所以你在中学时代是一个怎样的小孩。

他似乎并不想那样谈论自己，我吗？我就是一个每天打篮球的人。

存在感很强吗？

“还行，因为那时我是篮球队队长。”

柯震东有太多坏小孩般的银幕形象了。他不说自己坏，也不说不坏。尽管被无数新闻推到风口浪尖，他看起来并不紧绷，甚至很乐观。他说因为家庭跟成长环境，自己小时候没有什么担心的事情，最多只是担心考不好。

现在他要担心的事情很多，比如赚钱养活自己的公司，想办法让自己签的新人更红。但逼迫不来。

本来在《黑的教育》之中，他要再演一次坏小孩。这部戏在七年之前已经有大纲，“七年前我还可以演一下高中生。”高中生肯定是大众对柯震东挥之不去的印象，也是他演艺事业一开始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公众形象——《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戏中的柯景腾。

他的事业轨迹没有在偶像小生那条线继续下去，2014年因为大麻事件他暂停了两年演艺事业，2016年以《再见瓦城》再出发，业界肯定了他的表现，柯震东的演员形象开始多元起来。

也是在七八年前，他看了那部在影展口碑甚好的Victoria，一镜到底拍发生在柏林一个夜晚的故事。柯震东希望自己的公司也可以拍一个类似这样一路狂奔的电影。但还没讨论出眉目，《再见瓦城》就必须进组了，之后又是其他的戏要拍，这部电影被搁置了。疫情期间，它又被翻了出来，大家讨论了半年，聊到决定导演人选的地步。

九把刀对柯震东说，如果要找一个导演来拍，案子又要再多讨论三个月到半年，“不如你来导”。

柯震东答应了，他也有顾虑，“其他都还好，我主要是怕丢脸而已。”

用他的话来说，《黑的教育》没有爱情，没有搞笑，也没有鬼，照这个故事线，在台湾比较难卖。他们没有太在意票房，只想把成本压在一个可以控制的范围内，没有票房压力，放手去做。

他有主动去了解台湾市场有什么片可以卖，“其实蛮容易看得出来的，每年台湾其实就大概是这些元素比较好卖。毕竟这几年陆续都演电影。每次都会去看一下同期国片或者是好莱坞片的票房跟走向，那就会觉得，好像近五到八年，近几年的走向都是这样。黑道，鬼，高校，或者是爱情。”

“我也不确定还有没有第二部，所以这一部我要保持自己的状态去拍完。就算成果不好我也要自己承担。”如果没有第二部，他希望这部作品不论好坏，自己都没有很多妥协或者遗憾在里面。

“我的主业是演员，我很不想要被人说成想要过水当导演。”他说既然想做，就肯定不要只是挂一个名字在那里，他没有帮自己找任何执行导演，一个人去做所有的决定，所有东西都要自己承担。“因为我的名字大家都认识，业界的大家可能都知道是谁。做演员如果被批评，那没办法，就是再演下一部。但换到导演的第一部电影，自己肯定会在意一些。”

《黑的教育》最后没有拍成一镜到底的故事，不过以三段式的结构讲述了三个即将高中毕业的学生突然一夜长大的暗黑经历。这的确是又一个关于坏小孩的故事，但柯震东不觉得那与他的经历有关。“我就是想拍一个观影过程让人可以很开心的电影，我一直不觉得电影是必须要告诉你什么，或者表达什么。”

“我希望买票进戏院那几个小时，会是很开心或者很放松的几个小时。很愉快或者很悲伤都可以，就是享受当下。”

他说他找到了做导演的乐趣，从剪辑，到配乐，到美术。做把握电影风格导向的那个人，面对素材做不同的取舍，他有乐在其中。

号称自己有强迫症，他在做演员的时候大概难以想像自己要向什么妥协。“我们有一个制片会决定制作费怎么用，用在哪里。我就是一直被告知，可能场景要变小一点，车上的戏可能半天就要拍完，什么东西没有办法，总之就一直在删。”

做演员的时候，他只知道拍摄场景很漂亮，却永远不知道一个场景要花多少钱。每次因预算而删减的内容，当下让他痛苦，过后想通了，觉得那是将想像力发挥到极致的有趣体验。

“我现在很佩服导演这个岗位。他们要用好几年做一个项目，实在吃力不讨好。”柯震东算了算，时薪太低了，他说。不到一千块台币。

《再见瓦城》的导演赵德胤，同样也担任了《黑的教育》监制。柯震东说，赵德胤好像就是定心丸，“他有沉稳的力量。他的存在，就是有一种气场。他也不会跟你讲什么，但只要他在你就有一种一切都在控制范围内的心情。”

剧组内三个年轻男生，本身很有活力，赵德胤让拍摄现场稳定了下来。但柯震东承认，他自己也是一个嘻嘻哈哈的导演，“整个组的氛围，我觉得拍摄愉快蛮重要。三个演员压力已经很大，我不觉得在相处过程中给他们更多压力，他们就会演得更好。”

柯震东也不希望赵德胤在拍摄现场给太多意见，“包括我们的编剧也是导演，摄影师也是导演。”跟剧组开会的时候，柯震东对所有的人说，现场没有人可以指挥演员怎么做，演员只能听他的，“这是我唯一的要求。”

台湾业界基本接受了他的导演角色，《黑的教育》先后入围多项金马奖和台北电影奖，柯震东也为这部电影在世界各地飞来飞去，那个旅程比当演员的时候更兴奋。

“位置变了之后，大家对你的感觉也有些改变。比较有趣，就是在跟其他以前碰到的导演或是监制们，好像可以有更多的交流，”他在影展看到明星，心态也有些改变，“我以前也没有这样觉得，但现在可能想『他们都是明星』，碰到导演就可以聊说，他们接下来的案子有什么内容，可以互相再多了解一下，讨论一下，或是大家可以比较理解拍片上的一些困难和一些乐趣。”

柯震东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变成一名导演，导演不是他一开始加入演艺圈的职业规划，“因为我是认真觉得各行各商，就是就算在同一个产业内不同岗位有巨大的鸿沟，每个岗位都有他的专业性在。”在跟不同导演合作之后，他看到了很多不同的样子。

也主要可能因为，他拍摄的《再见瓦城》，当时剧组很小，“因为剧组很小，所以在没有我戏份的时候，可能要在现场帮忙其他事情，赵德胤会跟我很常分享，拍电影要怎么拍，他怎么开始思考。”《再见瓦城》拍完之后，他对电影的其他工作岗位有了更多认识。柯震东看到了电影在演员之外的面向。

《再见瓦城》确实改变了他的职业轨迹。2014年沉寂之后两年，再露面时凭藉这部电影入围了金马奖最佳男主角，柯震东从偶像变成了一个可以尝试各种路线的演员。

“《再见瓦城》这种戏，接到很开心。但这种戏我觉得不能每年都接。我是说对我而言啦，我不知道其他演员。对我个人来说，这样的过程很消磨我对表演的热情。就跟减肥一样，你要找到一个很适合你的减肥方式，你才会长久。如果你都不吃，都只吃那种很难吃的东西。可能前面几个月瘦得很快。然后未来一松懈就变超胖的人。 ”

他说他找到了一个舒适的饮食的方式。《再见瓦城》的压力是他从影以来最大的，“因为我是演一个完全不同地区的人。我的口音，我的生活作息，什么都要磨合。我光语言就练了快七、八个月，然后再被丢到缅甸，丢到泰国也是三四个月。”

变成另外一个人是很累的。

柯震东曾经很怕蟑螂，《再见瓦城》剧组在泰国住的房间里，甚至柯震东的床上都有很多蟑螂。可是入戏之后，他好像没事了，“那时候看到就觉得，还好。”他的戏份杀青之后，率先回到台湾。过一个月，再看到蟑螂，他又会吓得尖叫起来。

那段拍摄过程中，他没有戏的时候，就在泰国走来走去，真的变成另外一个人。

“变成另一个人真的蛮好玩的，但是就要有办法离开。”他停了一下，“你看每一个表演班，都会教你怎么入戏，但没人教你怎么出戏，那是一个可能需要研究的东西。”

柯震东说自己天生乐观活泼，出戏相对没有那么难，“但我不确定别人是不是这样。”

《再见瓦城》之后，柯震东又消失了一段时间。

“那之后有一年，确实是没有工作。”并非他主动想要休息，“但确实就是没有什么工作，那也蛮好的。”《再见瓦城》拍得他有点身心疲惫，“老天爷刻意要给我放一年的假吧。”

他当起了YouTuber，或是在社交平台直播与粉丝互动，和蔡昌宪拍片上山下海，有一个系列是特地带着镜头让人参观他的家，人们甚至可以看到他为了把床单被子铺整齐而反覆收拾。

做一个YouTuber好玩吗？

“我觉得蛮好玩的。YouTuber是少数我觉得可以，完全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的职业。因为掌控了想拍的内容，然后又没有那么多的票房压力。因为它就是取决于观看数多少，赔钱也都不会赔到很多的事。”

他的 Youtube 频道现在超过十万订阅，开箱自家住所的那一条片超过了百万点阅。
对很多人来讲，《黑的教育》问世，像是大家看到了柯震东的毕业礼。他的偶像生涯对观众来说，一如一次超长的学期，之前经历不同事件，大众对他的印象变了，在人们心目中，他还是学生。直到《黑的教育》，他好像毕业进入社会，拿到了第一份工作。

柯震东没有余地地否定了这个说法，但他不劳气。可能无从比较，到底这样的不劳气是逐渐改变，还是一早性格使然：“其实《黑的教育》剧本在九把刀写的时候的骨干就差不多了，我们只针对一些角色的个性跟结尾该怎么收做了一些讨论而已。有人说这部片的三个角色，可能是三个不同阶段的我，我完全完全没有这样想。”

大概是不想把话说死，成全观众对他的好奇和想像，他才微微把话往回兜了一点：“只是可能，第一次当导演，会比较投入自己的个人情感吧，或是人生中发生过的一些事。”

他说，在打篮球的时候，他每一刻都想赢。但在拍电影的时候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