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并非在撞名：面对官办“香港文学馆”，民间声明中没说出的是什么？

我首先要为“香港文学馆”正名：它不应该是商品，不应该有所谓“专利”和“盗用”的问题。事实上，当香港作家联会（作联）会长潘耀明近日“忽然”宣布正式筹建“香港文学馆”，更是迅速地拟在明年4月开幕时，整个香港文学界均大为错愕、哗然，正说明了一个关于“香港文学馆”的历史现实：

“香港文学馆”由早不是一个抽象、空泛或言人人殊的概念，而是近十多年香港文学、香港文化乃至香港社会政治论述中，一个极为重要、丰沛且影响深远的论题，我们早就有大量跟“香港文学馆”相关的讨论，涉及香港文学价值、视野、文化意义、文学展示和推广的理念、实践方式和可行性等等，不胜枚举。但归根结底，却是一个关乎“文学公共性”的问题，而这亦是多年来倡议“香港文学馆”的过程中被讨论得最多、也说得最成熟的一脉。

本文不拟花笔墨重述有关论述脉络，笔者只想简单指出一个历史事实：在2009年因应香港西九文化区重启公众咨询而成立的“香港文学馆倡议小组”，才是有关于“香港文学馆”论述与倡议中，最具历史意义的起点。小组后来因西九管理局的冷待，而改组为“香港文学馆工作室”，继而成立“香港文学馆有限公司”，以“香港文学生活馆”的名义经营民间文学策展机构，至今一直是香港最具认受性的文学机构之一。“端传媒”于2016年的报导文章〈一场“无”中生“有”的文学抗争：香港文学生活馆的故事〉已有非常详尽的介络，亦在此不赘。

“香港文学生活馆”的多年实践，恰恰应合了整个“香港文学馆”论述的核心命题：文学具有公共性、文学应立足民间，而偏偏潘耀明所宣布要成立的所谓“香港文学馆”，却全然背弃了上述的历史脉络。

这当然不是潘耀明或“作联”“成功争取”的成果，而是经历三年多的政治洗清，政府跟亲建制分子已可以如取如携地控制公共资源，而无需经过舆论的监察和公共论述的检验。

2021年12月1日，香港中环，一名男子在商业中心坐在地上看报纸。摄：Kin Cheung/AP/达志影像

如此温和的声明

事到如今，争论文学应否有公共性、过去多年来那些有关文学馆和文学公共性论述是否合理，已经意义不大。原因显然易见：香港已失去了公共论述的土壤。我们可以在文学界对潘耀明宣布成立“香港文学馆”的反应上，可看出端倪。

网络于此新闻最即时的反应，居然不是错愕或震惊，而是嘲笑这个“香港文学馆”的Logo太丑。这种旁枝末叶的嘲讽方式，反映了一种政治压抑的气氛，大家隐约都明白，这当然不是潘耀明或“作联”“成功争取”的成果，而是经历了三年多的政治洗清后，政府跟亲建制分子已可以如取如携地控制公共资源，而无需经过舆论的监察和公共论述的检验。一种直观的感觉是，这是事在必行，任何反对、批评的声音都不会产生任何实际效果。

“香港文学生活馆”于26日晚发出声明，重点归纳有二：一是指出事前对“香港文学馆”成立之事一无所知，亦从未有跟“作联”有任何形式的合作，并表明香港文学界持份者应对此有知情权；二是重提“香港文学生活馆”多年来的工作。

而我们必须从声明中读出他们没说的部份：声明中，并没有对“香港文学馆”成立的黑箱作业，提出任何具体抗议或诉求，而只是极温和地表达关注。可见，在现今香港的政治气压下，任何人都不愿贸然对官方政策提出任何反对意见，文学界也不例外。

另外独立媒体（inmediahk.net）的报导分别访问了诗人廖伟棠和前艺发局文学委员会主席甄拔涛。廖伟棠从理念上批评，“作联”是“文联式的官样机构”，其成立的“香港文学馆”是“粉饰太平”，“当下的香港文学应该是与香港人共担痛楚的，而不是和权贵分享逸乐。”而甄拔涛则批评“作联”过去没有倡议活动，是“忽然‘香港文学馆’”，而他们亦不具有文学视野，无法解答“何谓香港”、“香港在世界史的定位为何”等问题。

在现今香港的政治气压下，任何人都不愿贸然对官方政策提出任何反对意见，文学界也不例外。

2023年7月20日，香港，港铁车厢内一名乘客正在看习近平的书籍。摄：Louise Delmotte/AP/达志影像

甄拔涛的批评其实并不完全准确。“作联”有倡议过，亦鲜明地表达过他们的“文学视野”，只不过是如前文所讲，是完全逆违多年来的香港文学论述脉络而行的。潘耀明在回应独立媒体访问时指，他曾于2022年去信时为特首候选人的李家超，表达建立“香港文学馆”的迫切性。

潘所指的信，应该是刊于《明报月刊》2022年6月号的〈致李家超先生──呼吁在西九文化区建立 “香港文学馆”〉，信中首句已清楚说明了此信发表的背景：“我今次出来参加选委，目的是为了替业界发声。”（潘当时是“体育、演艺、文化、出版界”选委”，而李家超则正参选特首。）文中主要是重提“香港是中西文化交汇的国际大都会”、“香港文学能促进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接轨”这类陈腐而完全脱离香港文学现实的观点，文末更将“香港文学馆”的成立连系到国家民族主义层面上：

“文学是一个国家、城市的文化精神支柱和灵魂。作为国家新规划之一：将香港打造对外国际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如果缺乏了文学这个重要元素，香港这棵文化之树，将会是失血的、苍白的。（⋯⋯）因此，给香港文学更大支持及提供更多资源，建立香港文学馆，刻不容缓！”

这封信，对“香港文学馆”的论述深化一点价值都没有，却清楚透露了当下“香港文学馆”倡议、乃至整个香港文学界所面临的困境：潘耀明和“作联”的所谓“倡议”，乃是立足于后国安法香港公共论述的真空期，“倡议”的对象只有政府和特首，而不用对民间和文学界作任何交代。当独立媒体在访问中问潘耀明，对文学界普遍不知“香港文学馆”筹办一事时有何看法，潘反问：“香港文学生活馆佢哋有争取我哋嘅意见咩？冇吖嘛，呢个大家共同愿望，我哋仲要逐个争取意见？（香港文学生活馆他们有争取我们的意见吗？没有啊，这个（是）大家共同愿望，我们还要逐个争取意见？）”，“我都冇留意佢哋活动（我也没有留意他们的活动）”。

简短回答，已清楚透露了潘的立场：一，他以一种民粹的口吻指成立“香港文学馆”是“大家共同愿望”，因此他无需作任何咨询，可以独断独行；二，他说没留意“香港文学生活馆”的活动，可能不是实话，却道出了他刻意忽略过去有关“文学公共性”的丰富讨论，其效果将会是，他日由“作联”主导的“香港文学馆”成立后，这段历史或将不会在当中的香港文学论述里出现。也就是说，过去十多年的香港文学历史很可能会被篡改。

潘耀明和“作联”的所谓“倡议”，乃是立足于后国安法香港公共论述的真空期，“倡议”的对象只有政府和特首，而不用对民间和文学界作任何交代。

“作联”，可以代表香港文学界？

如果在Google搜索“香港文学馆”，搜寻结果第一项很大机会仍然是“香港文学生活馆”。大数据演算法合理告诉我们，“香港文学馆”这一件事在民间是如何被接收和认同，而不是如潘耀明语带轻蔑的所言，“你没留意我，我也没留意你”一句话就能说过去。事实上，在现时的政治气氛下，不断重复自己过去曾经怎样倡议争取过“香港文学馆”的成立，已经意义不大，我们谁都知道，经历了近年的社会运动、疫情和国安法生效之后，政府经常宣传的“新香港”的确已成事实：过去持续而恒之有效的官民沟通方式被重设，成立“香港文学馆”这类不直接牵涉政治和民生的议题，根本没有被重新讨论的时机。

换言之，当整个“成立‘香港文学馆’”的操作，在民间和文学界里都全不知情，政府可以绕过公开咨询，黑箱作业地将主导成立“香港文学馆”交由民间认受性成疑的“作联”负责，我们就会明白，香港文学界所面对的困境，主要不是政治打压，而是一种“劣币驱逐良币”式的论述清洗。

2020年6月30日，香港尖沙咀，学生穿著毕业袍在维港前拍照留念。摄：Kin Cheung/AP/达志影像

“作联”的会员名单中有几个著名的作家名字，而绝大部份对香港文学界来说都是陌生的名字；顾问名单中有四位标示是来自香港的，其中包括金庸、饶宗颐等，而荣誉会长中亦有刘以鬯，但他们都是已过世的名家。香港本土年轻一辈、或是中生代作家当中，在民间认知中是活跃而具质素的，例如曾在艺发局“艺术发展奖”中的获奖者，几乎全无在“作联”会员名单中出现。

当政府可以绕过公开咨询，黑箱作业将主导成立“香港文学馆”交由民间认受性成疑的“作联”负责，香港文学界所面对的困境主要不是政治打压，而是“劣币驱逐良币”式的论述清洗。

我不必详细分析“作联”会员的组成结构是如何跟香港本土最高水平的文学领域脱节，也能对“作联”是一个怎样的组织作出概括说明：它是一个文学爱好者的联谊会，也是跟一个中国政府关系密切的典型“联会”：像“工联会”一类亲中组织。

没有人知道“作联”的中国官方的具体合作方式，但整个组织就是由一群在文学论述场域上的失败者和保守派、情感上属于官方国家民族论述的依附者所组成，他们必须透过在意识形态和实际政策上配合中国官方，方能获得文学上的资源，却跟我们熟知的香港文学实践几乎全无重叠。

多年来，当艺发局评审委员的组成方式具有愈来愈多的民主成份、更能反映香港文学界的具体声音时，“作联”这类亲中文学组织所能获得的资源反而愈少。我不认为这跟香港文学界是否有政治异见声音有任何关系，而是因为“作联”所代表的，乃是一种浅薄、保守而与现实世界和生活都脱节的文学品味，早就被香港文学的受众所唾弃。

香港本土年轻一辈、或是中生代作家当中，在民间认知中是活跃而具质素的，例如曾在艺发局“艺术发展奖”中的获奖者，几乎全无在“作联”会员名单中出现。

香港文学：从来自下而上

而上文所讲的“劣币驱逐良币”，正是这样的一种处境：在今天特殊的政治环境下，一种劣质的文学观念逐渐主宰像“香港文学馆”这类主流的文学论述场域；而基于政治风险的考虑，香港文学界中难以建构实质的批评性论述与之对抗。这种“对抗”可以从两方面讲：

一是在公共论述层面上，指出他们的文学观念有何问题，并加以驳斥和批评；二是在具体倡议活动上，提出有别于、甚至与其相悖的文学发展蓝图。不论是何种方式，现在都有被视为“软对抗”而招致被政府打压的风险。这亦解释了文学界对“香港文学馆”成立的温和回应，以及不著边际的嘲讽态度。

2017年5月18日，香港深水埗，市民在逛路边摊。摄：Billy H.C. Kwok/Bloomberg via Getty Images

特殊的政治环境下，一种劣质的文学观念逐渐主宰像“香港文学馆”这类主流的文学论述场域；而基于政治风险的考虑，香港文学界中难以建构实质的批评性论述与之对抗。

在潘耀明的倡议文章和“成立‘香港文学馆’”的新闻稿中，都多番提及“中西文化交汇”、“中华文化传统”之类的套语，这类将香港想像成中西文化交流场地、以及把香港文学理解为中国文学的分支的想法，起码在半个世纪前已遭到驳斥和唾弃。香港文学在“华文文学”庞杂网络中自有其独立脉络、香港文学不是服务于中华文化复兴，而是立足于香港民间的独持文化生活方式、香港文学乃是建构香港人文化身份及公共性建构的重要场域等等的文学论述，早就在大量学术研究、评论、创作和文学推广教育中累积经年，也是学界和民间的共识。而在多年来“香港文学馆”的倡议进程中，就是要把上述内容有机地纳入“香港文学馆”这一个体制里，令其在本地和世界视野中曝光。

甄拔涛在访问中曾慨叹：“如果建立了一个没有文学视野的文学馆，又或者以为展示作家手稿就是在搞文学馆，那不如不要搞好了。”无为而治，官方没有在香港文学上有任何作为，恰恰是英殖时期的状况。香港文学在半个世纪以来自民间自然生长，直至回归前后，民间滋长已日趋成熟，人们才希望官方能更积极地介入推动香港文学发展，而“香港文学馆”的倡议就是一段历史的高阶发展。甄拔涛说“没有文学视野的文学馆” ，准确地说是将“文学视野”倒退半个世纪，并由一群接受这种陈腐、劣质但符合官方立场的文学观念的人去主导的“香港文学馆”。

香港文学不是服务于中华文化复兴，而是立足于香港民间的独持文化生活方式、香港文学乃是建构香港人文化身份及公共性建构的重要场域。

香港文学界面对怎样的改变？

可以预料，这个由“作联”主持的“香港文学馆”将会失败，也将会成功。“失败”是指它先天上已跟真正实践于民间的香港文学脱节，无法呈现香港文学的丰富面貌；而“成功”则是指，它势将能够完成其意识形态任务：以“香港文学馆”的名义，将过去的香港文学论述驱逐于主流官方论述之外。

如果说，以“禁书”或“禁言”的手法将历史抹平，是一种消极的篡改历史方式，那么积极的方式就则是扭曲甚至捏造历史。这个即将成立的“香港文学馆”会以何种方式“改写”香港文学史呢？这才是香港文学界最忧心忡忡、又难以高调评论的事。

在可见将来，香港文学界会怎样面对这场改变？一种可能的发展是，真正有水平有活力的香港文学实践会逐渐被边缘化，所能获得的体制资源（如艺发局）的资源愈来愈少，在诸如学校、出版、官方文学活动、书展等的曝光率日渐减少。要维持在主流文学场域上的“生计”，就必须懂得在文学上学习“保守”，避免接近政治红线，只在小范围内发挥无伤大雅的创意，或甚是有限度地附和官方的政治立场和文学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