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並非在撞名：面對官辦「香港文學館」，民間聲明中沒說出的是什麼？

我首先要為「香港文學館」正名：它不應該是商品，不應該有所謂「專利」和「盜用」的問題。事實上，當香港作家聯會（作聯）會長潘耀明近日「忽然」宣佈正式籌建「香港文學館」，更是迅速地擬在明年4月開幕時，整個香港文學界均大為錯愕、嘩然，正說明了一個關於「香港文學館」的歷史現實：

「香港文學館」由早不是一個抽象、空泛或言人人殊的概念，而是近十多年香港文學、香港文化乃至香港社會政治論述中，一個極為重要、豐沛且影響深遠的論題，我們早就有大量跟「香港文學館」相關的討論，涉及香港文學價值、視野、文化意義、文學展示和推廣的理念、實踐方式和可行性等等，不勝枚舉。但歸根結底，卻是一個關乎「文學公共性」的問題，而這亦是多年來倡議「香港文學館」的過程中被討論得最多、也說得最成熟的一脈。

本文不擬花筆墨重述有關論述脈絡，筆者只想簡單指出一個歷史事實：在2009年因應香港西九文化區重啟公眾諮詢而成立的「香港文學館倡議小組」，才是有關於「香港文學館」論述與倡議中，最具歷史意義的起點。小組後來因西九管理局的冷待，而改組為「香港文學館工作室」，繼而成立「香港文學館有限公司」，以「香港文學生活館」的名義經營民間文學策展機構，至今一直是香港最具認受性的文學機構之一。「端傳媒」於2016年的報導文章〈一場「無」中生「有」的文學抗爭：香港文學生活館的故事〉已有非常詳盡的介絡，亦在此不贅。

「香港文學生活館」的多年實踐，恰恰應合了整個「香港文學館」論述的核心命題：文學具有公共性、文學應立足民間，而偏偏潘耀明所宣佈要成立的所謂「香港文學館」，卻全然背棄了上述的歷史脈絡。

這當然不是潘耀明或「作聯」「成功爭取」的成果，而是經歷三年多的政治洗清，政府跟親建制分子已可以如取如攜地控制公共資源，而無需經過輿論的監察和公共論述的檢驗。

2021年12月1日，香港中環，一名男子在商業中心坐在地上看報紙。攝：Kin Cheung/AP/達志影像

如此溫和的聲明

事到如今，爭論文學應否有公共性、過去多年來那些有關文學館和文學公共性論述是否合理，已經意義不大。原因顯然易見：香港已失去了公共論述的土壤。我們可以在文學界對潘耀明宣佈成立「香港文學館」的反應上，可看出端倪。

網絡於此新聞最即時的反應，居然不是錯愕或震驚，而是嘲笑這個「香港文學館」的Logo太醜。這種旁枝末葉的嘲諷方式，反映了一種政治壓抑的氣氛，大家隱約都明白，這當然不是潘耀明或「作聯」「成功爭取」的成果，而是經歷了三年多的政治洗清後，政府跟親建制分子已可以如取如攜地控制公共資源，而無需經過輿論的監察和公共論述的檢驗。一種直觀的感覺是，這是事在必行，任何反對、批評的聲音都不會產生任何實際效果。

「香港文學生活館」於26日晚發出聲明，重點歸納有二：一是指出事前對「香港文學館」成立之事一無所知，亦從未有跟「作聯」有任何形式的合作，並表明香港文學界持份者應對此有知情權；二是重提「香港文學生活館」多年來的工作。

而我們必須從聲明中讀出他們沒說的部份：聲明中，並沒有對「香港文學館」成立的黑箱作業，提出任何具體抗議或訴求，而只是極溫和地表達關注。可見，在現今香港的政治氣壓下，任何人都不願貿然對官方政策提出任何反對意見，文學界也不例外。

另外獨立媒體（inmediahk.net）的報導分別訪問了詩人廖偉棠和前藝發局文學委員會主席甄拔濤。廖偉棠從理念上批評，「作聯」是「文聯式的官樣機構」，其成立的「香港文學館」是「粉飾太平」，「當下的香港文學應該是與香港人共擔痛楚的，而不是和權貴分享逸樂。」而甄拔濤則批評「作聯」過去沒有倡議活動，是「忽然『香港文學館』」，而他們亦不具有文學視野，無法解答「何謂香港」、「香港在世界史的定位為何」等問題。

在現今香港的政治氣壓下，任何人都不願貿然對官方政策提出任何反對意見，文學界也不例外。

2023年7月20日，香港，港鐵車廂內一名乘客正在看習近平的書籍。攝：Louise Delmotte/AP/達志影像

甄拔濤的批評其實並不完全準確。「作聯」有倡議過，亦鮮明地表達過他們的「文學視野」，只不過是如前文所講，是完全逆違多年來的香港文學論述脈絡而行的。潘耀明在回應獨立媒體訪問時指，他曾於2022年去信時為特首候選人的李家超，表達建立「香港文學館」的迫切性。

潘所指的信，應該是刊於《明報月刊》2022年6月號的〈致李家超先生──呼籲在西九文化區建立「香港文學館」〉，信中首句已清楚說明了此信發表的背景：「我今次出來參加選委，目的是為了替業界發聲。」（潘當時是「體育、演藝、文化、出版界」選委」，而李家超則正參選特首。）文中主要是重提「香港是中西文化交匯的國際大都會」、「香港文學能促進中國文學與世界文學接軌」這類陳腐而完全脫離香港文學現實的觀點，文末更將「香港文學館」的成立連繫到國家民族主義層面上：

「文學是一個國家、城市的文化精神支柱和靈魂。作為國家新規劃之一：將香港打造對外國際文化藝術交流中心，如果缺乏了文學這個重要元素，香港這棵文化之樹，將會是失血的、蒼白的。（⋯⋯）因此，給香港文學更大支持及提供更多資源，建立香港文學館，刻不容緩！」

這封信，對「香港文學館」的論述深化一點價值都沒有，卻清楚透露了當下「香港文學館」倡議、乃至整個香港文學界所面臨的困境：潘耀明和「作聯」的所謂「倡議」，乃是立足於後國安法香港公共論述的真空期，「倡議」的對象只有政府和特首，而不用對民間和文學界作任何交代。當獨立媒體在訪問中問潘耀明，對文學界普遍不知「香港文學館」籌辦一事時有何看法，潘反問：「香港文學生活館佢哋有爭取我哋嘅意見咩？冇吖嘛，呢個大家共同願望，我哋仲要逐個爭取意見？（香港文學生活館他們有爭取我們的意見嗎？沒有啊，這個（是）大家共同願望，我們還要逐個爭取意見？）」，「我都冇留意佢哋活動（我也沒有留意他們的活動）」。

簡短回答，已清楚透露了潘的立場：一，他以一種民粹的口吻指成立「香港文學館」是「大家共同願望」，因此他無需作任何諮詢，可以獨斷獨行；二，他說沒留意「香港文學生活館」的活動，可能不是實話，卻道出了他刻意忽略過去有關「文學公共性」的豐富討論，其效果將會是，他日由「作聯」主導的「香港文學館」成立後，這段歷史或將不會在當中的香港文學論述裡出現。也就是說，過去十多年的香港文學歷史很可能會被篡改。

潘耀明和「作聯」的所謂「倡議」，乃是立足於後國安法香港公共論述的真空期，「倡議」的對象只有政府和特首，而不用對民間和文學界作任何交代。

「作聯」，可以代表香港文學界？

如果在Google搜索「香港文學館」，搜尋結果第一項很大機會仍然是「香港文學生活館」。大數據演算法合理告訴我們，「香港文學館」這一件事在民間是如何被接收和認同，而不是如潘耀明語帶輕蔑的所言，「你沒留意我，我也沒留意你」一句話就能說過去。事實上，在現時的政治氣氛下，不斷重複自己過去曾經怎樣倡議爭取過「香港文學館」的成立，已經意義不大，我們誰都知道，經歷了近年的社會運動、疫情和國安法生效之後，政府經常宣傳的「新香港」的確已成事實：過去持續而恆之有效的官民溝通方式被重設，成立「香港文學館」這類不直接牽涉政治和民生的議題，根本沒有被重新討論的時機。

換言之，當整個「成立『香港文學館』」的操作，在民間和文學界裡都全不知情，政府可以繞過公開諮詢，黑箱作業地將主導成立「香港文學館」交由民間認受性成疑的「作聯」負責，我們就會明白，香港文學界所面對的困境，主要不是政治打壓，而是一種「劣幣驅逐良幣」式的論述清洗。

2020年6月30日，香港尖沙咀，學生穿著畢業袍在維港前拍照留念。攝：Kin Cheung/AP/達志影像

「作聯」的會員名單中有幾個著名的作家名字，而絕大部份對香港文學界來說都是陌生的名字；顧問名單中有四位標示是來自香港的，其中包括金庸、饒宗頤等，而榮譽會長中亦有劉以鬯，但他們都是已過世的名家。香港本土年輕一輩、或是中生代作家當中，在民間認知中是活躍而具質素的，例如曾在藝發局「藝術發展獎」中的獲獎者，幾乎全無在「作聯」會員名單中出現。

當政府可以繞過公開諮詢，黑箱作業將主導成立「香港文學館」交由民間認受性成疑的「作聯」負責，香港文學界所面對的困境主要不是政治打壓，而是「劣幣驅逐良幣」式的論述清洗。

我不必詳細分析「作聯」會員的組成結構是如何跟香港本土最高水平的文學領域脫節，也能對「作聯」是一個怎樣的組織作出概括說明：它是一個文學愛好者的聯誼會，也是跟一個中國政府關係密切的典型「聯會」：像「工聯會」一類親中組織。

沒有人知道「作聯」的中國官方的具體合作方式，但整個組織就是由一群在文學論述場域上的失敗者和保守派、情感上屬於官方國家民族論述的依附者所組成，他們必須透過在意識形態和實際政策上配合中國官方，方能獲得文學上的資源，卻跟我們熟知的香港文學實踐幾乎全無重叠。

多年來，當藝發局評審委員的組成方式具有愈來愈多的民主成份、更能反映香港文學界的具體聲音時，「作聯」這類親中文學組織所能獲得的資源反而愈少。我不認為這跟香港文學界是否有政治異見聲音有任何關係，而是因為「作聯」所代表的，乃是一種淺薄、保守而與現實世界和生活都脫節的文學品味，早就被香港文學的受眾所唾棄。

香港本土年輕一輩、或是中生代作家當中，在民間認知中是活躍而具質素的，例如曾在藝發局「藝術發展獎」中的獲獎者，幾乎全無在「作聯」會員名單中出現。

香港文學：從來自下而上

而上文所講的「劣幣驅逐良幣」，正是這樣的一種處境：在今天特殊的政治環境下，一種劣質的文學觀念逐漸主宰像「香港文學館」這類主流的文學論述場域；而基於政治風險的考慮，香港文學界中難以建構實質的批評性論述與之對抗。這種「對抗」可以從兩方面講：

一是在公共論述層面上，指出他們的文學觀念有何問題，並加以駁斥和批評；二是在具體倡議活動上，提出有別於、甚至與其相悖的文學發展藍圖。不論是何種方式，現在都有被視為「軟對抗」而招致被政府打壓的風險。這亦解釋了文學界對「香港文學館」成立的溫和回應，以及不著邊際的嘲諷態度。

2017年5月18日，香港深水埗，市民在逛路邊攤。攝：Billy H.C. Kwok/Bloomberg via Getty Images

特殊的政治環境下，一種劣質的文學觀念逐漸主宰像「香港文學館」這類主流的文學論述場域；而基於政治風險的考慮，香港文學界中難以建構實質的批評性論述與之對抗。

在潘耀明的倡議文章和「成立『香港文學館』」的新聞稿中，都多番提及「中西文化交匯」、「中華文化傳統」之類的套語，這類將香港想像成中西文化交流場地、以及把香港文學理解為中國文學的分支的想法，起碼在半個世紀前已遭到駁斥和唾棄。香港文學在「華文文學」龐雜網絡中自有其獨立脈絡、香港文學不是服務於中華文化復興，而是立足於香港民間的獨持文化生活方式、香港文學乃是建構香港人文化身份及公共性建構的重要場域等等的文學論述，早就在大量學術研究、評論、創作和文學推廣教育中累積經年，也是學界和民間的共識。而在多年來「香港文學館」的倡議進程中，就是要把上述內容有機地納入「香港文學館」這一個體制裡，令其在本地和世界視野中曝光。

甄拔濤在訪問中曾慨嘆：「如果建立了一個沒有文學視野的文學館，又或者以為展示作家手稿就是在搞文學館，那不如不要搞好了。」無為而治，官方沒有在香港文學上有任何作為，恰恰是英殖時期的狀況。香港文學在半個世紀以來自民間自然生長，直至回歸前後，民間滋長已日趨成熟，人們才希望官方能更積極地介入推動香港文學發展，而「香港文學館」的倡議就是一段歷史的高階發展。甄拔濤說「沒有文學視野的文學館」，準確地說是將「文學視野」倒退半個世紀，並由一群接受這種陳腐、劣質但符合官方立場的文學觀念的人去主導的「香港文學館」。

香港文學不是服務於中華文化復興，而是立足於香港民間的獨持文化生活方式、香港文學乃是建構香港人文化身份及公共性建構的重要場域。

香港文學界面對怎樣的改變？

可以預料，這個由「作聯」主持的「香港文學館」將會失敗，也將會成功。「失敗」是指它先天上已跟真正實踐於民間的香港文學脫節，無法呈現香港文學的豐富面貌；而「成功」則是指，它勢將能夠完成其意識形態任務：以「香港文學館」的名義，將過去的香港文學論述驅逐於主流官方論述之外。

如果說，以「禁書」或「禁言」的手法將歷史抹平，是一種消極的篡改歷史方式，那麼積極的方式就則是扭曲甚至捏造歷史。這個即將成立的「香港文學館」會以何種方式「改寫」香港文學史呢？這才是香港文學界最憂心忡忡、又難以高調評論的事。

在可見將來，香港文學界會怎樣面對這場改變？一種可能的發展是，真正有水平有活力的香港文學實踐會逐漸被邊緣化，所能獲得的體制資源（如藝發局）的資源愈來愈少，在諸如學校、出版、官方文學活動、書展等的曝光率日漸減少。要維持在主流文學場域上的「生計」，就必須懂得在文學上學習「保守」，避免接近政治紅線，只在小範圍內發揮無傷大雅的創意，或甚是有限度地附和官方的政治立場和文學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