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首先要為「香港文學館」正名：它不應該是商品，不應該有所謂「專利」和「盜用」的問題。事實上，當香港作家聯會（作聯）會長潘耀明近日「忽然」宣佈正式籌建「香港文學館」，更是迅速地擬在明年4月開幕時，整個香港文學界均大為錯愕、嘩然，正說明了一個關於「香港文學館」的歷史現實：
「香港文學館」由早不是一個抽象、空泛或言人人殊的概念，而是近十多年香港文學、香港文化乃至香港社會政治論述中，一個極為重要、豐沛且影響深遠的論題，我們早就有大量跟「香港文學館」相關的討論，涉及香港文學價值、視野、文化意義、文學展示和推廣的理念、實踐方式和可行性等等，不勝枚舉。但歸根結底，卻是一個關乎「文學公共性」的問題，而這亦是多年來倡議「香港文學館」的過程中被討論得最多、也說得最成熟的一脈。
本文不擬花筆墨重述有關論述脈絡，筆者只想簡單指出一個歷史事實：在2009年因應香港西九文化區重啟公眾諮詢而成立的「香港文學館倡議小組」，才是有關於「香港文學館」論述與倡議中，最具歷史意義的起點。小組後來因西九管理局的冷待，而改組為「香港文學館工作室」，繼而成立「香港文學館有限公司」，以「香港文學生活館」的名義經營民間文學策展機構，至今一直是香港最具認受性的文學機構之一。「端傳媒」於2016年的報導文章〈一場「無」中生「有」的文學抗爭：香港文學生活館的故事〉已有非常詳盡的介絡，亦在此不贅。
「香港文學生活館」的多年實踐，恰恰應合了整個「香港文學館」論述的核心命題：文學具有公共性、文學應立足民間，而偏偏潘耀明所宣佈要成立的所謂「香港文學館」，卻全然背棄了上述的歷史脈絡。
這當然不是潘耀明或「作聯」「成功爭取」的成果，而是經歷三年多的政治洗清，政府跟親建制分子已可以如取如攜地控制公共資源，而無需經過輿論的監察和公共論述的檢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