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按】：不知道六四在不在你的年度纪念日里——第34年，我们仍不愿太相信公共纪念场域已被抹除，转场到私人记忆好像是非题。但这提出一些尖锐的疑问，比如：我们为什么还要纪念？真的还要纪念吗？我在纪念什么？为了不让这些问题沦为符号性的表达，我们找到了三位不同世代、纪念时间比较长、也认真在想为什么还要这么做的朋友。不再是集体记忆后，六四可以是集体拥有的私人记忆。端传媒为“六四34年”制作专题，点击阅读第一篇：专访李立峰：公开的六四纪念消失了，记忆会断裂吗？；第二篇：从英国、加拿大到日本，海外的六四集会筹办者在碰撞中相认
阿泼，七零后，“记”、“念”34年，台湾人
诚实地说，现在问我对六四事件有什么样的感受，多半都已经是污染过的，我甚至不太确定自己是否看过坦克车画面或木樨地的血腥，但被广场学运新闻震撼的印记始终强烈，因为是一连串的问号。
2010年6月，六四21周年，我发了个六四专题的稿单，想要赌上一睹。
确实是“赌”。
当时我在一个亲中的媒体集团工作——经济版图跨足两岸的大老板坚信，只要让台湾民众“正确”认识当代中国，只要能强化交流，就能和平共荣，因此创办一份专只报导两岸四地新闻的报纸，而我也在筹备期，加入编采团队，见证一份“台办中国报纸”的诞生。
该报创办那一年，正逢六四事件20周年。对新闻界与倡议者而言，逢五逢十，都是重要的纪念时点，对一个全方位报导中国与两岸新闻的媒体而言，更是大展拳脚的机会。但即使当时老板尚未向外媒讲出“六四没有死人”的语句，众人也知其办报的目的，并不是让你指证历史伤痕；更不用说，当西方世界因为中共镇压而纷纷撤资之际大批台商却反向进入中国市场，从中获得利益。而这位新兴的台湾媒体霸主，正是因六四受惠的红顶商人。
1989年天安门学运发生时，我还是个小学生，在这个不解世事的年纪，所有的讯息都只能从大众媒体中得知。那时除了党政军主导的老三台、通讯社与报刊外，还有其他民营媒体都紧盯这个新闻，我想，只要当时家里会开著电视、有订阅报刊的台湾人，都不可能错过这起事件，即使是我这样一个孩子，都会隔著萤幕，跟著当红的流行音乐歌手们，哼唱《历史的伤口》。
对我来说，北京天安门过于遥远，新闻播报里的叙事也过于复杂，但有几个破碎的画面，构成了我的六四印象：拿著大声公说话的吾尔开希与王丹，广场上的群众，绝食宣言的朗读，哭著要孩子回家的母亲⋯⋯十岁出头的我，在还不知道纽约有个民主女神像时，就已经先看著民主女神像在天安门前竖立（以及被推倒）。有个句子，打动了被“国语生词”制约，不知道文学是什么的我：“我们用生命写成的誓言，必将晴朗共和国的天空。”
诚实地说，现在问我对六四事件有什么样的感受，多半都已经是污染过的，我甚至不太确定自己是否看过坦克车画面或木樨地的血腥，但被广场学运新闻震撼的印记始终强烈，因为是一连串的问号：“为什么他们要在那边聚集？为什么他们要绝食？”现实世界没有人回答我，但镜头前总是有人一直传递“现在发生什么事”的讯息，而我甚至还记得播报者的名字——戴忠仁、眭澔平。
“我想要变成在那个现场的人，我想要知道发生什么事，然后跟大家说这里发生什么事。”
直到准备大学联考，游移在历史与新闻系之间时，我才顿悟到当年那模模糊糊的意志，不过就是这么一句话：“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新闻是历史的草稿，而记者，就是历史的见证者与纪录者。
于是，日后每当我要向学生、读者或大众分享自己的职业生涯或写作经历时，就必须讲述一次天安门事件，但同时，在这过程中，感受到听众或读者对这段历史的知与不知，在意或冷漠。
有时候我感到挫折，但大部分时候我可以理解——我们这些后戒严世代，曾受“反共”党国思想影响，但又在民主化、本土化浪潮下成长，必须追赶弥补过往大众媒体与国民教育下欠缺的“自己的历史”与“自己的文化”。“中华儿女”或“民主的复兴基地”都是陈腐过时的语言，而我们只能顾念眼前。因此，每当我年年六月提及“六四”，或是协助相关活动，都会听到同辈乃至于下个世代的冷言冷语：“六四，跟我有什么关系。”
久而久之，每当提到自己的书写，自己的关怀，自己的志向选择，都得从六四开始时，我也就感到心虚，深怕被当成“假掰”的知识分子，也担心当时年纪真的太小了，这是不是一个错置的记忆，而我的记忆背叛我自己？我有必要再跟其他台湾人谈论这段历史与经验吗？
我们这些后戒严世代，曾受“反共”党国思想影响，但又在民主化、本土化浪潮下成长，必须追赶弥补过往大众媒体与国民教育下欠缺的“自己的历史”与“自己的文化”。
然而，只要我还书写，只要我还在新闻岗位上，就无法回避自己之所以没有办法离开这个场域。因为，每个选题的发动，都是现在的自己与当年看著电视机发问的自己对话：“我想知道，那里发生了什么事？”
从那个时候，我就被新闻所招唤，也离不开历史的纠缠。但直到进了这个报社，我才发现，对我来说混杂著灰黑夜色与红色血腥的历史记忆，对于其他人而言，并不拥有同种样貌，不是所有人都负向看待，也不是所有人都将它看成“伤口”，这个事件对台商来说是机会，对于想要冲破柏林围墙的民众、对于想要建立台湾为主体的民主论述的台湾大学生，又何尝不是一个借镜与机会？
对于六四的多面性的惊觉，发生在试刊期间。明知老板可能不悦，但主导编务的长官们下了个指令：“横竖都是试版，就来好好做一次六四，从各种角度谈六四。”换句话说，这份报纸有多少版别，就有多少角度的“六四”。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一份完完全全的“六四”报刊——即使只是清样——也是首度见识一个专题如何以极快速度制作，又以最迅速的方式被销毁。我们必须在不走露风声、不被经营层发现的情况下，执行这个“实验”。这专题在这个世界上仅存活半天的生命期，就连中共人民解放军六四清场的时间，都远远超过这份影印纸的寿命。
这种紧张感，若非亲身经历，外界无法想像。在进这家报社前，我因关心中国人权而出了一本书，自以为对言论限制有足够的了解，但就在这一刻，我因自以为是而羞愧。我并不真正知道“不能说、不能写”，究竟是什么感觉。
我不十分清楚自己从有自我意识以来，对中国人权议题的在乎，究竟来自于党国时期“拯救水深火热的大陆同胞”的洗脑，或是因为天安门事件的震撼。总之，就像六四见证者或天安门母亲，试图在噤声中，传递悲鸣那般，我也会在六月提醒自己与读者“六四事件曾经发生”。如今既然负责两岸路线，更没有放弃的道理。即使亲身经历前一年的“紧张”，我都还是想赌它一睹。不知是长官们敏感度不足，或因我这稿子落版在末，又是文化性质，不具伤杀力，因此直接通过放行，这让我颇是意外，也不免窃喜。
有个长官成天在我们座位旁晃来晃去，此时，当我拿著稿单，准备在电脑上发稿、编版时，他又晃了过来。
“六四，是吧？”他语音清脆：“年轻人，有理想！”
我抬头望著他，他正色以道：“六四那时，我也在北京，没什么好说的了。你看某名记，被子弹打到…，”长官比了比下巴，意味著子弹落点于此，“回来后，脑袋都坏掉了。”
他双手摆在背后，边走边呢喃：“六四，有什么好写的呢？”
是啊，六四，有什么好写的呢？
我未曾参加过台湾的六四纪念晚会，因为，我清楚认知到，在台湾，可以追悼六四，可以声援中国人权议题，但无法“纪念”。
每个谈论或书写六四的时刻，我都如此自问——研究越多，参与越深，便越发意识到六四并不真正存在于我的生命里，以至于我能使用的词汇语句愈趋贫乏与单薄，没有血肉与情感肌理的语言，其实就是知识分子的空话而已。又为了解决这种心虚，我会飞到香港参加六四游行、采买相关书籍，看六四展览，甚至收集徽章T恤等纪念物。仿佛透过参与香港人的“纪念”，就可以补足自己的经验与认知。
但我未曾参加过台湾的六四纪念晚会，因为，我清楚认知到，在台湾，可以追悼六四，可以声援中国人权议题，但无法“纪念”。一如，你可以在台湾关心乌克兰战争、声援缅甸民众抗暴、从韩国光州事件得到启发，你甚至可以亲赴现场提供协助或者尝试了解，可是你不可能代替当事人“纪念”，人终究无法纪念一件与己无关的历史。
作为一个台湾人，“六四跟我有什么关系”已不再令我纠结，作为一个记者，也已洞悉，这工作和年年上维园纪念六四的香港人、只要活著一口气就想要求得平反的天安门母亲、乃至不断复述六四事件的经历者与见证者，在本质上有什么不同呢？不都是“还原真相”、“追究责任”、“拒绝遗忘”吗？
所以，六四，有什么好写的呢？
至今我仍无法回答这个问题，但我依然在写。
月川，九零后，纪念8年，出生成长于大陆
今年维园被香港一些建制社团征做庆祝回归活动。有时我已经不知道要怎样理解人心这个事情。
近年我对六四最深的影像，就是没有公开活动的第二年（2021），黑色的人们三三两两开著手机灯绕著维园走，黑色的警察在路上随机抽查、登记，在更安全的外围，时不时看见一组烛花，一尊小小的女神，天桥上、巷子里藏著蜡烛涂鸦，漂亮的女生一动不动打著灯，维园附近的水泥地上喷了一句，“不要让六四成为禁词”。我还记得第一年，人们惯性过去维园，足球场上都是人，没有主办方就自己点烛光，那时仍隐隐相信自己有公开纪念的权利。后来有人在维园里集结走起来，再后来被警方指控非法。
按理说，我出生于六四翌年，在中国大陆成长，高中才第一次听说六四两个字，对它本没有感情。硕士到香港，有了搜索自由，用一年去接受六四是一个事实，又用了一年接受去维园是安全合法。我每年在脸书和微信朋友圈发烛光。纪念到第四年，反修例运动还未爆发，空气湿热，我们盘腿坐在地上，被人拍到，白纸蜡烛，注视前方，年轻而沉默。
没人想过，一周后，席卷香港的社会运动以至，2019的六四30周年成为最后一次公开的纪念。
镇压只是六四故事的其中一部分；六四发生和改革开放后的经济通胀有关，甚至不是因为中共不愿意改革而是因为改革激进，也导致了中共和中国知识份子在之后转变为保守底色；它不仅仅和学生有关，工人和市民阶层也参与在这场抗议中，他们诉求彼此联系，却在关于民主的想像上有性质的不同；六四之后中国重新崛起，也不完全是中国自己的“努力”，还有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向中国敞开WTO的大门；六四论述在香港的发展，不仅仅是要求民主，后来更丰富至本土与中国的关系，那是一种新的、待商榷的、却不无活力的尝试；六四有很多层次，但反抗暴政始终是能连结各地脉络、引起众人关注的要点，这是它的不幸，与不幸。
我觉得自己太“年轻”，与那段历史错位，纵使能被无可预测的命运感、不公义、生死牵动情绪，这种情绪也始终是一种嫁接，因此我不敢夸大自己的感受。继而我对六四的感情不是培养自那段历史本身，而是培养自往年与我一起参与纪念的人。
在一个自由的环境里，比如曾经的香港，持续纪念六四除了提醒历史今日，于我还有这样的意义——这些问题本可以一而再再而三地被细细挖掘和讨论，我们也可以了解自己成长于怎样复杂的现实。没有中国和国际的接轨，我会是现在的我吗？如果条件允许，讨论六四就会像我们讨论白纸运动中的性别、阶级、民族，或是反修例运动中的去中心化、暴力、策略，台湾大选中不同阵营的政治、经济、阶层；更重要的，国家管治者、社运者、集体的决策方式、思维画像。我们想要、需要讨论这些，是因为我们对好的政治和日常生活有向往和追求。前人的经验和资源是什么，有些历史矛盾是否在重复发生，我们需要学习、认知我们的社会现实，理解这些潮流将带我们往何处。
我觉得自己太“年轻”，与那段历史错位，纵使能被无可预测的命运感、不公义、生死牵动情绪，这种情绪也始终是一种嫁接，因此我不敢夸大自己的感受。继而我对六四的感情不是培养自那段历史本身，而是培养自往年与我一起参与纪念的人，每年在某个日子做一件事情，什么人会来，谁愿意“服从”这种道德压力，对于大陆背景的人来说——谁有勇气⋯⋯？散场后可能还会再见到没约在一起的朋友，会去“续摊”，聊今年感受怎么样，对当年的气氛怎么想。感情也培养自它一朝消失后，香港社会震惊、愤怒与不甘的心情，虽然大家都不喜欢行礼如仪，但要的就是不喜欢的自由。
我会在每年的这一天找方法纪念。前年，路过每五米一个的警察，身体还是会有缩起来、想赶快离开的自然反应。我觉得这是自己在2019年之后身体倦怠、要重新训练的信号。面对恐惧是需要训练的。我想至少要点一支蜡烛吧，明火的比较好。去年我还点了一支烟，在路灯下举著它，好像《Drive my car》里主角们从车顶高举香烟的姿势。在电影里那是和解，在路灯下那是祭奠。我没有信仰，但有时也真的希望有亡灵可以连通，告诉它我会好好记著，如果太累了，请好好安息。
纪念六四已经成为我实践身分认同的一个动作，一部分是2019前的中国人，一部分是2019后的香港人；纪念也实践我其中一个反威权的政治理念⋯⋯民主始终是自己的路，不论我们现在再纪念是出于什么动机、什么感情，民主真的不是能“拿来”的。
仔细想想，纪念六四已经成为我实践身分认同的一个动作，一部分是2019前的中国人，一部分是2019后的香港人；纪念也实践我其中一个反威权的政治理念。我想，过去十年各地的社运经验告诉我们，民主始终是自己的路，不论我们现在再纪念是出于什么动机、什么感情，民主真的不是能“拿来”的，大政治的正义或生活政治上的正义，都只能靠自己去实践和理解。不少国家的政权在面对自己的历史问题时都以为，只要纪念的条件没有了，纪念的人死了，那个历史伤口就会被自然解决掉。但有人告诉我：没有受害者，我们也会继续。
时间不会让伤口复原，时间细致地记下一切。当被伤害仍能找到自主，我们记下、成长，无需等待，也能不惧追讨。
闻，六零后，纪念34年，香港人
我曾经觉得维园晚会太公式了，有一两年没去，换了其他方式，像是六三去了尖沙咀自由战士像。心里始终觉得有条线要守。
其实平反了又怎么样，始终觉得人这样死去很不值得。就算他朝平反，也像粉饰太平。从年轻开始，我的心底里有一个很强的感受，就是人怎么就这样牺牲了？现在可能有些转变，觉得人如果不计较牺牲，就会产生某种大无畏的精神。我可能把它崇高化了，革命激情退却，感受到历史一直在重复，我接受了到了某一个阶段，人会做出一些选择。
我今年正好60岁，当年26岁。说实话，当年我身边人的感受，对我的冲击比较大。我那时跟民众剧社、黑鸟在一起。黑鸟和民众剧社都关心社会议题，有时会合作，例如歌与歌之间，做些短的戏剧、movement，或一些挑动情绪的表演。那时我还没正式参与他们的演出，帮头帮尾影下相。我喜欢艺术，到处走、看展览看表演看fine art，文青feel的。
刚刚好六三的时候，澳门特赦协会邀请我们去做人权音乐会。我们追电视新闻，就像看著这件事在眼前发生。那天凌晨，电视上一直在播，街头不断有人受伤，单车不断有人推伤者，我身边好多人在哭，好suffer。我很少看到他们那个样子，几个关注人权的大男人，平时给我很理性感觉的，那天很感性。
因应这么大的剧变，我们的表演马上改了内容——那也是我第一次正式参加街头剧。六四当天，我们游行到澳门邮政总局外面，那边的主街上有个喷水池，我们表演“血洗喷水池”。虽然回头看，也就是咬破血丸而已。
从年轻开始，我的心底里有一个很强的感受，就是人怎么就这样牺牲了？现在可能有些转变，觉得人如果不计较牺牲，就会产生某种大无畏的精神。
八九年我们原本也有个计划，是去欧洲参加人权音乐会，因为六四就搁置了，转在香港做街头剧。八九到九〇，做了一整年。但很粗糙的，只是在重复六四屠杀的情意结，像一些呐喊。做到一定程度，我觉得好dry啊，大家其实也是杂牌军的状态，有些事情，讲了就当自己做了。后来我自己关心更多的，是non-verbal的身体语言、音乐的东西。
我是个感性先行的人，其实有些抗拒很意识形态的东西，到现在我都觉得自己是“反动”的，反反复复有些矛盾，不是人家说什么我就同意。我一开波在剧场就接触了用戏剧手法探讨social issue的方式，不过有时深入一点就会是死胡同，不开心的东西是多了。
思考六四也会不开心啊，好像觉得人就是要牺牲一下，或者历史在重复。人们想社会好一些、民主一些，但其实好多东西交织在一起，令你追求的东西呈现不出来，甚至万劫不复。可以说是一种悲剧美学吧。另外一点推我一直去思考的是：人的需求是什么呢？你站在不同人的角度看那件事，有很多层次。这件事又是怎么被催化成后来的样子、要承担那么大的命运呢？
有些人真的死了都不知道是怎么死的喔，这个悲哀深植在我心里。
我自己也上街，也做这做那，体会到巨大的力量牵扯所有人在一起，个人其实不一定“很理智”。我意思是，有多少个走上街头的人，知道自己想争取什么呢？但在一个大的运动里，你可能没有那个时间、空间去厘清，然后突然就已经白热化了。你说人生无常，对，这个成分是很大吧。或者说大家想追求有意义的东西，却被一个漩涡扯进去⋯⋯
这些感受，34年，真的很缠绕我。
但我为什么没有因此而避开社运⋯⋯因为我觉得这个思考的目的，是让自己更ready、更真实地面对自己存在的价值。那种无常、突然、可能的失败，我觉得是参加社运的人必须要学的一课。是不是叫做了最差的心理准备呢？或者说社运不是你想怎样它就会变成什么样的，有很多层次、很多种人。我觉得六四让香港人在社运里成长，我们N年前上街，好像没什么要付出的，在香港很安全；但像现在，会被捏得更死。
其实你要为你任何一个行动去承认和承担的。最基本也要“对自己负责”：知道自己的渺小，为事情的持续要有些坚持、要冒险，有时也会有挣扎。
要是问我，“革命”是一个要想很多的东西，不是你走上街、宣泄一下情绪，就叫做“革命”，这个问题我真是反省又反省。但我也问自己，是不是要那么“ready”才能去革命呢，是不是做好了功课才能上街头呢⋯⋯也不是这么说，但相比于去“白撞”一个结果，那个solidarity里要怎样连结不同层次的人，ready一些力量会强一点。
我也会去想人性善恶，为什么我们总说邪不能胜正，每一个人的潜意识里是不是已经有些倾向，当集体都有这种倾向的时候，就会成就一些东西？你不要以为上街就不用“负责”，其实上街下下（每分每秒）都要负责的啊。我年轻的时候可能想法很轻率，上街咯，帮下人咯，但其实你要为你任何一个行动去承认和承担的。最基本也要“对自己负责”：知道自己的渺小，为事情的持续要有些坚持、要冒险，有时也会有挣扎。
现在还要纪念，首先是现实太不尊重逝去的生命了，不觉得太离谱了吗。其实所谓“平反”，是制造机会给统治者、给他一个gesture的机会，但都不要。当可以平心直叙那件事、可以去拜祭时，死亡才会被平复，否则它不会“平息”。所以就算“平反”了，也不会阻止我去思考革命是什么、为什么历史和不公义在重复。何况现在他们死都不肯平反。
香港的事情很多时是要让人知道，我们精神状态上觉得自己还是要争取，要出声。
这34年，头一两年支联会有邀我们去维园晚会演出，也参加五月中到六月一些文化演出，也再去过澳门，和大专院校合作⋯⋯都是些抽象的舞蹈、movement、话剧这样，跟悼念有关的。后来年轻人多了，我们就转做支持。以前七零书局有班人，我们吃完晚饭会一起去维园。有一两年的六月我不在香港，但也会点蜡烛，有次在法国跟流离在海外的内地人一起过，他们没身分也宁愿留在国外，跟他们一起感情就更浓烈。
香港有些年头气氛很淡，自己也做到很干溏乏味，也会想休息一下；有麻木的时候，“怎么搞了这么久都不平反”，会有些没心机吧。如果不是惯例的参与，离远看一下维园就算了。做公共议题，很多事情要准备，搜集资料，接触人，做workshop，做演出，心力和时间都要很多。努力之后又没什么结果。
有时不去晚会，我会下午去维园走走，看到过晚上没有的东西，比如不同的雕塑、写字创作的展板，不完全是悼念六四的。也和其他artist在那边做过行为艺术。晚上朋友们相聚也可以聊天，点蜡烛，读下朋友自己创作的诗。不过讲真，就算我们不落维园，我们也是关心的，在附近的一个房子里吃饭聊天，约在一起的也是关注事件的人。二十周年的时候，好像大家条气超级不顺，“二十年了！是不是要再搞大一点！”天气很差也会去，打伞穿雨搂都试过的。有时唱首《自由花》，《国际歌》，《五月的阳光》忧郁一点。我自己今年也创作了一首诗，想到如果能和人有些交流，即兴创作会多一点东西。
我们看历史也只是看一个部分，我自己面对的时候还可以怎样呢？无论如何你都能整理到那件事里的一些价值，无论如何会有一些力量可以产生。
后来我们为什么在那里纪念，因为公共的纪念不可以有了。还能扬（公开）一点的时候就在A地做，十几个人在那表演音乐，路人都能看到。后来在B地做，其实就是和朋友唱歌倾计，我摘些花，带点蜡烛过去。今年我们就先画玻璃瓶，因为蜡烛放在玻璃瓶里不会熄灭，去年风大，点了好多次都被风吹熄。我最近一次和街坊jam我写的那首诗，不是直接六四的，是我对香港的一些感觉，加了鼓和萨克斯风，希望这次也能唱给大家听。今年也会唱《十八》，beyond的歌，有人会一首Mirror的。你们“文人雅士”，也写点东西来创作一下嘛。
艺术如果只是覆述，或只是重复呈现，那就没有更多可能性了，但感性的、能触动人的是可以再强一点，所以我也喜欢抽象的元素在艺术里，音乐即兴啊、身体律动啊，拓宽表达的空间。刚才和你聊的关于上街的思考，是我也在探讨更深层的自己，和我自己的追寻。
我把人生看成一个时空，这个时空也是一个旅程，我来是学习什么呢？有些理念也是很虚的，我想找些真实的东西。34年，其实我看历史重复looping，也觉得是个“恒常”，如果我不承认人性是会导致一些结果的，我会觉得不真实、很无知。所以倒是不会用“好灰啊”“无力”的字眼。其实命就只有一条，你就只有一世可以玩，我们看历史也只是看一个部分，我自己面对的时候还可以怎样呢？无论如何你都能整理到那件事里的一些价值，无论如何会有一些力量可以产生。
我也想过了，就算到最后我们还是达不到理想就玩完，但只要我这生，to be honest，总会找到一些人和你在这个轨迹上产生火花，有情感联系，或者理想的投射。哪怕它少。飞飞下不要紧，怎么飞都会找到自己的那条轨迹，像我跟你说话，东一点西一点，但我一直在思考和组织，都是我生活里、经验里得出的珍贵的东西。
尽管这一刻没有很清晰的句子可以出来。但这就是我忠于我自己、让我确信我的存在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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