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不知道六四在不在你的年度紀念日裏——第34年，我們仍不願太相信公共紀念場域已被抹除，轉場到私人記憶好像是非題。但這提出一些尖銳的疑問，比如：我們為什麼還要紀念？真的還要紀念嗎？我在紀念什麼？為了不讓這些問題淪為符號性的表達，我們找到了三位不同世代、紀念時間比較長、也認真在想為什麼還要這麼做的朋友。不再是集體記憶後，六四可以是集體擁有的私人記憶。端傳媒為「六四34年」製作專題，點擊閱讀第一篇：專訪李立峯：公開的六四紀念消失了，記憶會斷裂嗎？；第二篇：從英國、加拿大到日本，海外的六四集會籌辦者在碰撞中相認
阿潑，七零後，「記」、「念」34年，台灣人
誠實地說，現在問我對六四事件有什麼樣的感受，多半都已經是污染過的，我甚至不太確定自己是否看過坦克車畫面或木樨地的血腥，但被廣場學運新聞震撼的印記始終強烈，因為是一連串的問號。
2010年6月，六四21週年，我發了個六四專題的稿單，想要賭上一睹。
確實是「賭」。
當時我在一個親中的媒體集團工作——經濟版圖跨足兩岸的大老闆堅信，只要讓台灣民眾「正確」認識當代中國，只要能強化交流，就能和平共榮，因此創辦一份專只報導兩岸四地新聞的報紙，而我也在籌備期，加入編採團隊，見證一份「台辦中國報紙」的誕生。
該報創辦那一年，正逢六四事件20週年。對新聞界與倡議者而言，逢五逢十，都是重要的紀念時點，對一個全方位報導中國與兩岸新聞的媒體而言，更是大展拳腳的機會。但即使當時老闆尚未向外媒講出「六四沒有死人」的語句，眾人也知其辦報的目的，並不是讓你指證歷史傷痕；更不用說，當西方世界因為中共鎮壓而紛紛撤資之際大批台商卻反向進入中國市場，從中獲得利益。而這位新興的台灣媒體霸主，正是因六四受惠的紅頂商人。
1989年天安門學運發生時，我還是個小學生，在這個不解世事的年紀，所有的訊息都只能從大眾媒體中得知。那時除了黨政軍主導的老三台、通訊社與報刊外，還有其他民營媒體都緊盯這個新聞，我想，只要當時家裡會開著電視、有訂閱報刊的台灣人，都不可能錯過這起事件，即使是我這樣一個孩子，都會隔著螢幕，跟著當紅的流行音樂歌手們，哼唱《歷史的傷口》。
對我來說，北京天安門過於遙遠，新聞播報裏的敘事也過於複雜，但有幾個破碎的畫面，構成了我的六四印象：拿著大聲公說話的吾爾開希與王丹，廣場上的群眾，絕食宣言的朗讀，哭著要孩子回家的母親⋯⋯十歲出頭的我，在還不知道紐約有個民主女神像時，就已經先看著民主女神像在天安門前豎立（以及被推倒）。有個句子，打動了被「國語生詞」制約，不知道文學是什麼的我：「我們用生命寫成的誓言，必將晴朗共和國的天空。」
誠實地說，現在問我對六四事件有什麼樣的感受，多半都已經是污染過的，我甚至不太確定自己是否看過坦克車畫面或木樨地的血腥，但被廣場學運新聞震撼的印記始終強烈，因為是一連串的問號：「為什麼他們要在那邊聚集？為什麼他們要絕食？」現實世界沒有人回答我，但鏡頭前總是有人一直傳遞「現在發生什麼事」的訊息，而我甚至還記得播報者的名字——戴忠仁、眭澔平。
「我想要變成在那個現場的人，我想要知道發生什麼事，然後跟大家說這裏發生什麼事。」
直到準備大學聯考，遊移在歷史與新聞系之間時，我才頓悟到當年那模模糊糊的意志，不過就是這麼一句話：「今天的新聞，就是明天的歷史。」新聞是歷史的草稿，而記者，就是歷史的見證者與紀錄者。
於是，日後每當我要向學生、讀者或大眾分享自己的職業生涯或寫作經歷時，就必須講述一次天安門事件，但同時，在這過程中，感受到聽眾或讀者對這段歷史的知與不知，在意或冷漠。
有時候我感到挫折，但大部分時候我可以理解——我們這些後戒嚴世代，曾受「反共」黨國思想影響，但又在民主化、本土化浪潮下成長，必須追趕彌補過往大眾媒體與國民教育下欠缺的「自己的歷史」與「自己的文化」。「中華兒女」或「民主的復興基地」都是陳腐過時的語言，而我們只能顧念眼前。因此，每當我年年六月提及「六四」，或是協助相關活動，都會聽到同輩乃至於下個世代的冷言冷語：「六四，跟我有什麼關係。」
久而久之，每當提到自己的書寫，自己的關懷，自己的志向選擇，都得從六四開始時，我也就感到心虛，深怕被當成「假掰」的知識分子，也擔心當時年紀真的太小了，這是不是一個錯置的記憶，而我的記憶背叛我自己？我有必要再跟其他台灣人談論這段歷史與經驗嗎？
我們這些後戒嚴世代，曾受「反共」黨國思想影響，但又在民主化、本土化浪潮下成長，必須追趕彌補過往大眾媒體與國民教育下欠缺的「自己的歷史」與「自己的文化」。
然而，只要我還書寫，只要我還在新聞崗位上，就無法迴避自己之所以沒有辦法離開這個場域。因為，每個選題的發動，都是現在的自己與當年看著電視機發問的自己對話：「我想知道，那裏發生了什麼事？」
從那個時候，我就被新聞所招喚，也離不開歷史的糾纏。但直到進了這個報社，我才發現，對我來說混雜著灰黑夜色與紅色血腥的歷史記憶，對於其他人而言，並不擁有同種樣貌，不是所有人都負向看待，也不是所有人都將它看成「傷口」，這個事件對台商來說是機會，對於想要衝破柏林圍牆的民眾、對於想要建立台灣為主體的民主論述的台灣大學生，又何嘗不是一個借鏡與機會？
對於六四的多面性的驚覺，發生在試刊期間。明知老闆可能不悅，但主導編務的長官們下了個指令：「橫豎都是試版，就來好好做一次六四，從各種角度談六四。」換句話說，這份報紙有多少版別，就有多少角度的「六四」。
這是我第一次看到一份完完全全的「六四」報刊——即使只是清樣——也是首度見識一個專題如何以極快速度製作，又以最迅速的方式被銷毀。我們必須在不走露風聲、不被經營層發現的情況下，執行這個「實驗」。這專題在這個世界上僅存活半天的生命期，就連中共人民解放軍六四清場的時間，都遠遠超過這份影印紙的壽命。
這種緊張感，若非親身經歷，外界無法想像。在進這家報社前，我因關心中國人權而出了一本書，自以為對言論限制有足夠的了解，但就在這一刻，我因自以為是而羞愧。我並不真正知道「不能說、不能寫」，究竟是什麼感覺。
我不十分清楚自己從有自我意識以來，對中國人權議題的在乎，究竟來自於黨國時期「拯救水深火熱的大陸同胞」的洗腦，或是因為天安門事件的震撼。總之，就像六四見證者或天安門母親，試圖在噤聲中，傳遞悲鳴那般，我也會在六月提醒自己與讀者「六四事件曾經發生」。如今既然負責兩岸路線，更沒有放棄的道理。即使親身經歷前一年的「緊張」，我都還是想賭它一睹。不知是長官們敏感度不足，或因我這稿子落版在末，又是文化性質，不具傷殺力，因此直接通過放行，這讓我頗是意外，也不免竊喜。
有個長官成天在我們座位旁晃來晃去，此時，當我拿著稿單，準備在電腦上發稿、編版時，他又晃了過來。
「六四，是吧？」他語音清脆：「年輕人，有理想！」
我抬頭望著他，他正色以道：「六四那時，我也在北京，沒什麼好說的了。你看某名記，被子彈打到…，」長官比了比下巴，意味著子彈落點於此，「回來後，腦袋都壞掉了。」
他雙手擺在背後，邊走邊呢喃：「六四，有什麼好寫的呢？」
是啊，六四，有什麼好寫的呢？
我未曾參加過台灣的六四紀念晚會，因為，我清楚認知到，在台灣，可以追悼六四，可以聲援中國人權議題，但無法「紀念」。
每個談論或書寫六四的時刻，我都如此自問——研究越多，參與越深，便越發意識到六四並不真正存在於我的生命裡，以至於我能使用的詞彙語句愈趨貧乏與單薄，沒有血肉與情感肌理的語言，其實就是知識分子的空話而已。又為了解決這種心虛，我會飛到香港參加六四遊行、採買相關書籍，看六四展覽，甚至收集徽章T恤等紀念物。彷彿透過參與香港人的「紀念」，就可以補足自己的經驗與認知。
但我未曾參加過台灣的六四紀念晚會，因為，我清楚認知到，在台灣，可以追悼六四，可以聲援中國人權議題，但無法「紀念」。一如，你可以在台灣關心烏克蘭戰爭、聲援緬甸民眾抗暴、從韓國光州事件得到啟發，你甚至可以親赴現場提供協助或者嘗試了解，可是你不可能代替當事人「紀念」，人終究無法紀念一件與己無關的歷史。
作為一個台灣人，「六四跟我有什麼關係」已不再令我糾結，作為一個記者，也已洞悉，這工作和年年上維園紀念六四的香港人、只要活著一口氣就想要求得平反的天安門母親、乃至不斷復述六四事件的經歷者與見證者，在本質上有什麼不同呢？不都是「還原真相」、「追究責任」、「拒絕遺忘」嗎？
所以，六四，有什麼好寫的呢？
至今我仍無法回答這個問題，但我依然在寫。
月川，九零後，紀念8年，出生成長於大陸
今年維園被香港一些建制社團徵做慶祝回歸活動。有時我已經不知道要怎樣理解人心這個事情。
近年我對六四最深的影像，就是沒有公開活動的第二年（2021），黑色的人們三三兩兩開著手機燈繞著維園走，黑色的警察在路上隨機抽查、登記，在更安全的外圍，時不時看見一組燭花，一尊小小的女神，天橋上、巷子裡藏著蠟燭塗鴉，漂亮的女生一動不動打著燈，維園附近的水泥地上噴了一句，「不要讓六四成為禁詞」。我還記得第一年，人們慣性過去維園，足球場上都是人，沒有主辦方就自己點燭光，那時仍隱隱相信自己有公開紀念的權利。後來有人在維園裏集結走起來，再後來被警方指控非法。
按理說，我出生於六四翌年，在中國大陸成長，高中才第一次聽說六四兩個字，對它本沒有感情。碩士到香港，有了搜索自由，用一年去接受六四是一個事實，又用了一年接受去維園是安全合法。我每年在臉書和微信朋友圈發燭光。紀念到第四年，反修例運動還未爆發，空氣濕熱，我們盤腿坐在地上，被人拍到，白紙蠟燭，注視前方，年輕而沈默。
沒人想過，一週後，席捲香港的社會運動以至，2019的六四30週年成為最後一次公開的紀念。
鎮壓只是六四故事的其中一部分；六四發生和改革開放後的經濟通脹有關，甚至不是因為中共不願意改革而是因為改革激進，也導致了中共和中國知識份子在之後轉變為保守底色；它不僅僅和學生有關，工人和市民階層也參與在這場抗議中，他們訴求彼此聯繫，卻在關於民主的想像上有性質的不同；六四之後中國重新崛起，也不完全是中國自己的「努力」，還有自由主義國際秩序向中國敞開WTO的大門；六四論述在香港的發展，不僅僅是要求民主，後來更豐富至本土與中國的關係，那是一種新的、待商榷的、卻不無活力的嘗試；六四有很多層次，但反抗暴政始終是能連結各地脈絡、引起眾人關注的要點，這是它的不幸，與不幸。
我覺得自己太「年輕」，與那段歷史錯位，縱使能被無可預測的命運感、不公義、生死牽動情緒，這種情緒也始終是一種嫁接，因此我不敢誇大自己的感受。繼而我對六四的感情不是培養自那段歷史本身，而是培養自往年與我一起參與紀念的人。
在一個自由的環境裏，比如曾經的香港，持續紀念六四除了提醒歷史今日，於我還有這樣的意義——這些問題本可以一而再再而三地被細細挖掘和討論，我們也可以了解自己成長於怎樣複雜的現實。沒有中國和國際的接軌，我會是現在的我嗎？如果條件允許，討論六四就會像我們討論白紙運動中的性別、階級、民族，或是反修例運動中的去中心化、暴力、策略，台灣大選中不同陣營的政治、經濟、階層；更重要的，國家管治者、社運者、集體的決策方式、思維畫像。我們想要、需要討論這些，是因為我們對好的政治和日常生活有嚮往和追求。前人的經驗和資源是什麼，有些歷史矛盾是否在重複發生，我們需要學習、認知我們的社會現實，理解這些潮流將帶我們往何處。
我覺得自己太「年輕」，與那段歷史錯位，縱使能被無可預測的命運感、不公義、生死牽動情緒，這種情緒也始終是一種嫁接，因此我不敢誇大自己的感受。繼而我對六四的感情不是培養自那段歷史本身，而是培養自往年與我一起參與紀念的人，每年在某個日子做一件事情，什麼人會來，誰願意「服從」這種道德壓力，對於大陸背景的人來說——誰有勇氣⋯⋯？散場後可能還會再見到沒約在一起的朋友，會去「續攤」，聊今年感受怎麼樣，對當年的氣氛怎麼想。感情也培養自它一朝消失後，香港社會震驚、憤怒與不甘的心情，雖然大家都不喜歡行禮如儀，但要的就是不喜歡的自由。
我會在每年的這一天找方法紀念。前年，路過每五米一個的警察，身體還是會有縮起來、想趕快離開的自然反應。我覺得這是自己在2019年之後身體倦怠、要重新訓練的信號。面對恐懼是需要訓練的。我想至少要點一支蠟燭吧，明火的比較好。去年我還點了一支煙，在路燈下舉著它，好像《Drive my car》裏主角們從車頂高舉香煙的姿勢。在電影裏那是和解，在路燈下那是祭奠。我沒有信仰，但有時也真的希望有亡靈可以連通，告訴它我會好好記著，如果太累了，請好好安息。
紀念六四已經成為我實踐身分認同的一個動作，一部分是2019前的中國人，一部分是2019後的香港人；紀念也實踐我其中一個反威權的政治理念⋯⋯民主始終是自己的路，不論我們現在再紀念是出於什麼動機、什麼感情，民主真的不是能「拿來」的。
仔細想想，紀念六四已經成為我實踐身分認同的一個動作，一部分是2019前的中國人，一部分是2019後的香港人；紀念也實踐我其中一個反威權的政治理念。我想，過去十年各地的社運經驗告訴我們，民主始終是自己的路，不論我們現在再紀念是出於什麼動機、什麼感情，民主真的不是能「拿來」的，大政治的正義或生活政治上的正義，都只能靠自己去實踐和理解。不少國家的政權在面對自己的歷史問題時都以為，只要紀念的條件沒有了，紀念的人死了，那個歷史傷口就會被自然解決掉。但有人告訴我：沒有受害者，我們也會繼續。
時間不會讓傷口復原，時間細緻地記下一切。當被傷害仍能找到自主，我們記下、成長，無需等待，也能不懼追討。
聞，六零後，紀念34年，香港人
我曾經覺得維園晚會太公式了，有一兩年沒去，換了其他方式，像是六三去了尖沙咀自由戰士像。心裏始終覺得有條線要守。
其實平反了又怎麼樣，始終覺得人這樣死去很不值得。就算他朝平反，也像粉飾太平。從年輕開始，我的心底裏有一個很強的感受，就是人怎麼就這樣犧牲了？現在可能有些轉變，覺得人如果不計較犧牲，就會產生某種大無畏的精神。我可能把它崇高化了，革命激情退卻，感受到歷史一直在重複，我接受了到了某一個階段，人會做出一些選擇。
我今年正好60歲，當年26歲。說實話，當年我身邊人的感受，對我的衝擊比較大。我那時跟民眾劇社、黑鳥在一起。黑鳥和民眾劇社都關心社會議題，有時會合作，例如歌與歌之間，做些短的戲劇、movement，或一些挑動情緒的表演。那時我還沒正式參與他們的演出，幫頭幫尾影下相。我喜歡藝術，到處走、看展覽看表演看fine art，文青feel的。
剛剛好六三的時候，澳門特赦協會邀請我們去做人權音樂會。我們追電視新聞，就像看著這件事在眼前發生。那天凌晨，電視上一直在播，街頭不斷有人受傷，單車不斷有人推傷者，我身邊好多人在哭，好suffer。我很少看到他們那個樣子，幾個關注人權的大男人，平時給我很理性感覺的，那天很感性。
因應這麼大的劇變，我們的表演馬上改了內容——那也是我第一次正式參加街頭劇。六四當天，我們遊行到澳門郵政總局外面，那邊的主街上有個噴水池，我們表演「血洗噴水池」。雖然回頭看，也就是咬破血丸而已。
從年輕開始，我的心底裏有一個很強的感受，就是人怎麼就這樣犧牲了？現在可能有些轉變，覺得人如果不計較犧牲，就會產生某種大無畏的精神。
八九年我們原本也有個計劃，是去歐洲參加人權音樂會，因為六四就擱置了，轉在香港做街頭劇。八九到九〇，做了一整年。但很粗糙的，只是在重複六四屠殺的情意結，像一些吶喊。做到一定程度，我覺得好dry啊，大家其實也是雜牌軍的狀態，有些事情，講了就當自己做了。後來我自己關心更多的，是non-verbal的身體語言、音樂的東西。
我是個感性先行的人，其實有些抗拒很意識形態的東西，到現在我都覺得自己是「反動」的，反反覆覆有些矛盾，不是人家說什麼我就同意。我一開波在劇場就接觸了用戲劇手法探討social issue的方式，不過有時深入一點就會是死胡同，不開心的東西是多了。
思考六四也會不開心啊，好像覺得人就是要犧牲一下，或者歷史在重複。人們想社會好一些、民主一些，但其實好多東西交織在一起，令你追求的東西呈現不出來，甚至萬劫不復。可以說是一種悲劇美學吧。另外一點推我一直去思考的是：人的需求是什麼呢？你站在不同人的角度看那件事，有很多層次。這件事又是怎麼被催化成後來的樣子、要承擔那麼大的命運呢？
有些人真的死了都不知道是怎麼死的喔，這個悲哀深植在我心裏。
我自己也上街，也做這做那，體會到巨大的力量牽扯所有人在一起，個人其實不一定「很理智」。我意思是，有多少個走上街頭的人，知道自己想爭取什麼呢？但在一個大的運動裏，你可能沒有那個時間、空間去釐清，然後突然就已經白熱化了。你說人生無常，對，這個成分是很大吧。或者說大家想追求有意義的東西，卻被一個漩渦扯進去⋯⋯
這些感受，34年，真的很纏繞我。
但我為什麼沒有因此而避開社運⋯⋯因為我覺得這個思考的目的，是讓自己更ready、更真實地面對自己存在的價值。那種無常、突然、可能的失敗，我覺得是參加社運的人必須要學的一課。是不是叫做了最差的心理準備呢？或者說社運不是你想怎樣它就會變成什麼樣的，有很多層次、很多種人。我覺得六四讓香港人在社運裏成長，我們N年前上街，好像沒什麼要付出的，在香港很安全；但像現在，會被捏得更死。
其實你要為你任何一個行動去承認和承擔的。最基本也要「對自己負責」：知道自己的渺小，為事情的持續要有些堅持、要冒險，有時也會有掙扎。
要是問我，「革命」是一個要想很多的東西，不是你走上街、宣泄一下情緒，就叫做「革命」，這個問題我真是反省又反省。但我也問自己，是不是要那麼「ready」才能去革命呢，是不是做好了功課才能上街頭呢⋯⋯也不是這麼說，但相比於去「白撞」一個結果，那個solidarity裏要怎樣連結不同層次的人，ready一些力量會強一點。
我也會去想人性善惡，為什麼我們總說邪不能勝正，每一個人的潛意識裏是不是已經有些傾向，當集體都有這種傾向的時候，就會成就一些東西？你不要以為上街就不用「負責」，其實上街下下（每分每秒）都要負責的啊。我年輕的時候可能想法很輕率，上街咯，幫下人咯，但其實你要為你任何一個行動去承認和承擔的。最基本也要「對自己負責」：知道自己的渺小，為事情的持續要有些堅持、要冒險，有時也會有掙扎。
現在還要紀念，首先是現實太不尊重逝去的生命了，不覺得太離譜了嗎。其實所謂「平反」，是製造機會給統治者、給他一個gesture的機會，但都不要。當可以平心直敘那件事、可以去拜祭時，死亡才會被平復，否則它不會「平息」。所以就算「平反」了，也不會阻止我去思考革命是什麼、為什麼歷史和不公義在重複。何況現在他們死都不肯平反。
香港的事情很多時是要讓人知道，我們精神狀態上覺得自己還是要爭取，要出聲。
這34年，頭一兩年支聯會有邀我們去維園晚會演出，也參加五月中到六月一些文化演出，也再去過澳門，和大專院校合作⋯⋯都是些抽象的舞蹈、movement、話劇這樣，跟悼念有關的。後來年輕人多了，我們就轉做支持。以前七零書局有班人，我們吃完晚飯會一起去維園。有一兩年的六月我不在香港，但也會點蠟燭，有次在法國跟流離在海外的內地人一起過，他們沒身分也寧願留在國外，跟他們一起感情就更濃烈。
香港有些年頭氣氛很淡，自己也做到很乾溏乏味，也會想休息一下；有麻木的時候，「怎麼搞了這麼久都不平反」，會有些沒心機吧。如果不是慣例的參與，離遠看一下維園就算了。做公共議題，很多事情要準備，蒐集資料，接觸人，做workshop，做演出，心力和時間都要很多。努力之後又沒什麼結果。
有時不去晚會，我會下午去維園走走，看到過晚上沒有的東西，比如不同的雕塑、寫字創作的展板，不完全是悼念六四的。也和其他artist在那邊做過行為藝術。晚上朋友們相聚也可以聊天，點蠟燭，讀下朋友自己創作的詩。不過講真，就算我們不落維園，我們也是關心的，在附近的一個房子裏吃飯聊天，約在一起的也是關注事件的人。二十週年的時候，好像大家條氣超級不順，「二十年了！是不是要再搞大一點！」天氣很差也會去，打傘穿雨摟都試過的。有時唱首《自由花》，《國際歌》，《五月的陽光》憂鬱一點。我自己今年也創作了一首詩，想到如果能和人有些交流，即興創作會多一點東西。
我們看歷史也只是看一個部分，我自己面對的時候還可以怎樣呢？無論如何你都能整理到那件事裏的一些價值，無論如何會有一些力量可以產生。
後來我們為什麼在那裏紀念，因為公共的紀念不可以有了。還能揚（公開）一點的時候就在A地做，十幾個人在那表演音樂，路人都能看到。後來在B地做，其實就是和朋友唱歌傾計，我摘些花，帶點蠟燭過去。今年我們就先畫玻璃瓶，因為蠟燭放在玻璃瓶裏不會熄滅，去年風大，點了好多次都被風吹熄。我最近一次和街坊jam我寫的那首詩，不是直接六四的，是我對香港的一些感覺，加了鼓和薩克斯風，希望這次也能唱給大家聽。今年也會唱《十八》，beyond的歌，有人會一首Mirror的。你們「文人雅士」，也寫點東西來創作一下嘛。
藝術如果只是覆述，或只是重複呈現，那就沒有更多可能性了，但感性的、能觸動人的是可以再強一點，所以我也喜歡抽象的元素在藝術裏，音樂即興啊、身體律動啊，拓寬表達的空間。剛才和你聊的關於上街的思考，是我也在探討更深層的自己，和我自己的追尋。
我把人生看成一個時空，這個時空也是一個旅程，我來是學習什麼呢？有些理念也是很虛的，我想找些真實的東西。34年，其實我看歷史重複looping，也覺得是個「恆常」，如果我不承認人性是會導致一些結果的，我會覺得不真實、很無知。所以倒是不會用「好灰啊」「無力」的字眼。其實命就只有一條，你就只有一世可以玩，我們看歷史也只是看一個部分，我自己面對的時候還可以怎樣呢？無論如何你都能整理到那件事裏的一些價值，無論如何會有一些力量可以產生。
我也想過了，就算到最後我們還是達不到理想就玩完，但只要我這生，to be honest，總會找到一些人和你在這個軌跡上產生火花，有情感聯繫，或者理想的投射。哪怕它少。飛飛下不要緊，怎麼飛都會找到自己的那條軌跡，像我跟你說話，東一點西一點，但我一直在思考和組織，都是我生活裏、經驗裏得出的珍貴的東西。
儘管這一刻沒有很清晰的句子可以出來。但這就是我忠於我自己、讓我確信我的存在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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