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塘码头的轮回：木屋建了拆，拆又建，我们有家又无家

端传媒记者 郑淑华

5月3日早上9时，观塘公众码头，一场“联合清理行动”正要开始，目标是码头上十多间由街友筑起并为家的木屋。

难得地受到社会关注。运输署、食环署职员和警察到场，带上二十个穿绿色反光衣的清洁工，携着大扫帚和手推车，还有一辆垃圾车。观塘街坊们挨着栏杆看热闹，一列摄影机竖在码头出口，有街友不想被拍到，拿起铁通向记者挥去大嚷，他们退得远远。

半小时过去，木屋群没有动静，政府人员便逐间屋子拍门，说行动要开始。有摄影师跟在背后，向身旁做网上直播的记者打趣说：“走进去会死人的”、“你拿着手机，就话走得快。”

清理违建木屋不是什么偶发事件，而是自2017年开始的日常。以数月为周期，木屋建了清，清了建。每次都让街友们很懊恼，他们要把屋内的物品和家私移到码头旁的空地或横街窄巷，再把木屋拆掉，留起木板。码头清空后，工人便以高压水枪“洗太平地”。这过程耗时一整天。

待地变干后，街友便会回来再搭起屋子，快则几天，也有人需要几星期才能建回。

“总之政府不会让你好过。洗什么地？淋湿它，拆掉全部东西再搭回。香港政府就是这样。”62岁的“新马仔”说。自上年搬过来观塘码头，他已经历了几次“清理行动”。

新马仔比3位室友早起来收拾。他的小腿因静脉曲张发紫，脚步踉跄，要扶拐杖；最近腰弯了，呼吸变得困难，像由观塘码头往港铁站的十分钟路程，他就要停下来歇3次。爬上爬下拆屋的工作帮不了忙，他只好负责搬运。

他把泛黄的床垫折起，坐在尼龙床上翻出抽屉和柜子的衣服和杂物，放进胶袋和尼龙袋，逐少架在屋外的迷你折叠车上，一拐一拐把它拉到码头出口，来回差不多十趟。

码头两侧分别是渡轮和私人船只的上落位置，这群木屋与观塘避风塘为邻，由码头中段延伸到尾段，自成了一个二十多人、约一千呎的社区。屋子有门、一些系上锁，贴着红纸挥春和“福到”；木屋大小没有规限，但不可以阻碍出入通道和码头的运作，“要守住这底线”，新马仔说。

他们无家可归，或是有家不归，原因难以说清。

大家都有故事，但原因不好说

“我这辈子，从来没有打过工。”

清场前一个周日的下午，在木屋群中间的空地，新马仔坐在胶椅子，拿着块吃了半口的梳打饼，向记者讲述自己的故事。

他是幼子，是家中的宠儿，有三个大哥、一个妹妹。70年代，香港未有12年免费教育，小学生须在公开试成绩优异才能升读中学。那时新马仔品学兼优，考进了一间不俗的天主教男名校。第一次考试，新马仔全级考30多名，但中期试跌到了130多。大哥就带他到“汀九段11咪半”的泳滩游泳，跟他说好嬉戏完回来后，要加把劲读书。

旅程只有新马仔活着回来，大哥淹死了。

“全部因为自己，如果我读书好点、勤力多一点点，我大佬不用死的。”那年新马仔13岁，大哥的死让他陷入愧疚，他跟自己过不去，“整个人生扭曲了。”

成绩一落千丈，新马仔在中三时被学校赶出来。转了新校，又和老师打架，很快就辍学。他跟了街上的黑社会，和他们游荡、打架、染上了毒瘾。双臂一个个啡色的点，是注射海洛英时留下的针孔。

他由“㓥死牛”（拦路打劫路人）做起，进而打劫金舖，“愈来愈大，愈来愈坏”；初时被判几年，后来十多年。“我老母经常说：你个衰仔，你冇嘢好带挈我，成日带挈我游埠。”新马仔住过大榄和赤柱的监房，母亲来探望他，都需要长途跋涉。

在这之前，家人给他钱考车牌，想他找份正职，他却不断进出监房，令他们失望。家人从此没提起考车，他也在逃避。“不想回家，他们想我回家，做回正途，但我没办法面对他们。”新马仔后来认识了女朋友，二人在观塘租了个700呎的单位，有房有厅，日常花他捞偏门赚来的钱，这样过了十多个年头。

几年前一天，他糖尿病病发，送到医院后昏迷了4天，又发现患上心脏病，做了通血管手术，女友又在上年和新马仔提了分手。他说把单位让出给她和她的新欢，并靠着从前的人脉认识了B君，在他观塘码头的屋子落脚。

“我很豁达的，你又没有钱又老，那怎样生活？和你挨？没有办法，这是事实来的。”他说。前女友和他仍有联络，把寄到单位的信拿给他，也来过观塘码头看他，但没有说什么。

52岁的B君比新马仔早一点来，他因“放纵自己”，妻子与他离婚，他便搬离了公屋，给她和两个孩子住。在这之前，他当了30多年理发师，但“行差踏错”丢了工作，后来想重操故业却被嫌老。但他如何“放纵自己”和“行差踏错”？B君没多说，只强调错在自己。

从前工作收入都拿来养家，于是没有积蓄，住了半年观塘的工厂大厦后，B君便搬到观塘码头。之后他当过长沙湾菜栏工人，也做过两天地盘送饭盒的外卖员。如今算起来，B君已几年没有正职。

自己建的屋自己拆

本来的家归不得，他们用自己的方法，一手一脚搭了一个。

“当你什么都没有时，那里都是高床软枕。有瓦遮头就很好，不用瞓街。你身上一毫子都没有的时候，你怎样高床软枕？”初来时，B君没有挣扎、不用适应，倒头就睡，但他从未起过屋，也只是学他人房子的结构。

约一百平方呎大的木屋倚着码头右边的栏杆，一扇窗对着观塘海滨花园。B君用木货架垫高床褥，成为了床，3位同房则睡尼龙床。他找了条方木，绑在栏杆上，由那边开始，把从垃圾站拾来的木板歪歪斜斜地钉上去。屋子不稳，有人进去时，门一关，嘭的一声，整间屋晃了晃。

屋顶用几块蓝白帆布盖着，钉在木墙上固定，跟别人的木屋顶不同。他说自己一个建屋，做不了这样多。最近下大雨，帆布顶不够斜，雨水积在上面，从夹缝滴下来，他整个晚上在救亡，用木板把帆布顶撑起，“都不是狼狈的，这些地方是必须随机应变。”

四月的一个黄昏，B君的同室蹲在屋外，用地上的砧板切姜。屋内一个角落放置了两个气炉，一个煲饭、一个炒菜。同室挥一挥平底锅，火焰往上冲，众人吓得“哗”的一声。

一做饭，房间便闷热得很。B君脱掉上衣，露出纹身，躺在床上一动不动。有人建议，下次再建屋时，要开多几个窗，散散热气。

“5月3日后，我们还在吗？”室友转过头来，问道。

一伙人坐在床上，胶垃圾桶上放了块木板，放上𩠌菜，那天吃油麦菜和腊鸭炒姜，加了腊肉调味。B君牙痛发作，不断喝水，同伴拿出止痛药，说一元一块，很便宜，以后需要止痛药便找他，便塞两颗给B君。

屋子内，有风扇、一个小型雪柜，都是垃圾站捡回来的，连接著码头照明的装置，偷电是公开的秘密。加上几个柜子和箱子，便是4个人的家当。

清场那天，新马仔搬了一会儿东西后，B君才从外面回来。

嘴里叼着一根烟，双手各拿着一个电钻，B君由下至上、从木墙的底部开始拆螺丝，一块木板至少有十多颗，他蹲着后站起来，叫了一句“好晕”，便坐下来歇一会儿。

木板松脱、倒下，被放在外面；蓝白的帆布被撕走，掉在地上。屋子瓦解了。清洁工徐徐过来，把木柜子搬走、将遗在地上食物盒子、胶樽扫走。那时B君坐在码头外一张白色沙发上，没有跟来。当其他人还在忙时，他在码头中间找了另一张沙发，很快就睡着。

抹去痕迹，屋子仿佛未存在过。“这里是政府地方，我们只能逆来顺受。”B君说。

公共空间争夺战

清场那天，Julian买了两大袋面包和水，逐户拍门，叫他们吃过早餐后，快点起来“开工”。

大家称呼他作“朱妈”，像妈妈般唠叨。他不是社工，是观塘居民，也称自己为“组织者”。2019年，Julian在观塘浸信会的吗哪餐厅当楼面和水吧，得知观塘码头的无家者是他们的扶贫对象，便跟义工前往派饭。

刚认识他们时，清场行动每两个月一次、一年六次，“起完就拆、起完就拆”，令他们很辛苦。Julian想到自己从前参与保育皇后码头和利东街等的运动，储下了一些传媒联络，便开始办记者招待会、写新闻稿，提倡无家者友善政策。

后来政府部门联络他，讨论清场行动，他忽而成了政府部门和街友之间的“调解人”和磨心。2020年，政府把清场行动改为3个月一次，再在翌年调整至现时约4个月一次。

Julian说，每次清场前，他会和政府部门如运输署和海事处协商，但这也只环绕清场，与帮助他们脱离街头无关。一次，清场行动进行时，警察代表有微言，说根据“土地杂项条文”，这群街友霸占政府地，根本可以赶走他们，不明白其他部门为何不这样做。

“他的讲法是：假如你想要社会福利的事，那你跟社署讲，想申请的话，你跟房署说。你去不同的部门去争取你的事，但这里我们只可做到法例容许的。”Julian说。Julian跟他争论，说赶走他们解决不了问题，因为香港有很多露宿者。最后其他政府部门代表打圆场。

而每次清场定日子，也是一场拉锯战。Julian记得，上一次清场是2023年1月4日，按理应在5月初进行第二次清场，但政府部门在WhatsApp向他建议4月26日，又重提以往是2、3个月一次。

“一定不行。”Julian说。“一旦松了，就会无限松，可以去到1个月一次、两个月一次。”

最后，因为有政府部门出席不了，行动多押后一个星期，Julian说是有点运气。

他面对的，一方面是政府来的压力，另一方面则是街友的不合作。

清场时，有街友反抗，对着食环署职员大喊行动“浪费纳税人的钱”，Julian走过来安抚，叫他“乖啦，人哋有权执法。”虽不情愿，他最后还是把屋拆掉，让清洁工丢垃圾；也有一些街友拖延收拾，Julian不留面情把他们骂一顿，转过头还是拍拍他们膊头，帮忙把东西搬出来。

关注无家者的非牟利组织ImpactHK助理项目经理贺卓轩说，对于清场，香港并没有统一政策，行动视乎不同地区情况、负责的政府部门等。无家者如“人质”般，随时可被驱赶；但往好处想，在执行行动时，还有跟政府部门商讨的余地。

协调清场的运输署回复端传媒，指观塘码头清理行动的目的为“移除非法构筑物及弃置物品，并进行清洗工作，以及跟进码头的露宿人士问题，并为有需要人士提供支援等。”署方又指，过去三年共接获105宗市民的投诉，指有露宿者占用观塘码头，造成环境卫生等问题。

Julian有时会想：自己是不是做错了？他做保育，觉得公共空间应多元开放，用得恰如其分、和谐，但无家者在码头寄居，钓鱼的、坐船的，可能也因此用不到码头的设施。

那天码头旁一片空地被封，进行工程，街友们不能像以往把物品和木板放置那边，便把它们堵在码头的出口再叠高，最后剩下一条一个身位的通道。清洁工缓缓将杂物推出，有市民等得不耐烦，嚷着要进入码头坐船。Julian也看到，有人经过码头坐游艇时，踢了周遭的木板。

“不是想他们留在这里，是想他们有出路的，但现行政策下没有其他选择。”他说。

Julian所倡议的，是让无家者能尽快获编配公屋、过渡性房屋或简约公屋。现时一人非长者轮候公屋，并不包括在平均轮候时间约三年的目标以内，而且根据“配额及计分制”储分，年龄是主要因素，按香港社区组织协会在2021年推算，像街友那样的单人申请者，要在50岁之前上公屋，几乎是不可能。

离婚后，B君没有申请公屋，说要等很久，虽然他想过租屋，但还是缺钱。“由他吧，没有所谓。”问到他最大心愿是不是有瓦遮头，他说，“上不上楼没有所谓，最想小朋友平平安安。自己怎样都是个麻甩佬。”他曾给两个孩子传短讯，一直得不到回复。

新马仔的女朋友曾排过公屋，当时在屯门租了个单位，但很快回到观塘。他们忘了更改申请住址，于是收不到部门通知，等了十多年才知道自己早被除名。新马仔说最近萌起申请公屋的想法，但还未有行动，只有领综缓为生。

Julian曾被身边人责怪，说无家者无家，是个人问题导致，不值得Julian帮得太多，他认同当中有个人问题因素，但他反问，“唉，那是不是一棍殴死佢地就可以解决问题？”

贺卓轩认为，露宿是发达城市的常态，当不幸降临时，任何人都有机会经历无家。而作为一个发达城市，就应有空间让无家者在街道上生存。

可是，贺卓轩留意到，在香港各个角落，很多无家者聚集地都被清了，剩下可选择的地方越来越少。

“如果政府、或者香港社会没有这种包容度，我们就会跌入一个状况：只要无眼屎干净盲，香港就是美丽。为甚么看成香港繁荣、富裕、稳定，纯粹因为看不到。因为世界永远有一群边缘社群，我们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一般市民不会需要看见，那我就觉得这城市好美。”

他们的故事不能以“穷”概括

“一般市民、或者政府也好，他们不明白人为什么露宿。他们的理解是：香港穷极应该不会饿死和不需要瞓街的，因为有综缓那些。”贺卓轩说。

“这个面向纯粹以穷、不穷去睇露宿者。好似讲紧一个人去露宿纯粹因为穷。但一个人，在香港这个发展程度的社会，他由贫穷跌进去成为无家者，这其实不只是贫穷的问题。还包括很多个人选：毒品、罪案、就业、情绪、精神病……一堆贫穷之外的原因。”

社工出身的贺卓轩，在加入ImpactHK前曾服务㓥房户，他说无家者的处境更复杂，他们的故事，不是“穷”和“无钱”可以概括。

新马仔与哥哥们和妹妹已7、8年没有联络。他之前没有钱交电话费，弄丢了电话号码，家人找不到他，但他其实记得家的住址和电话号码，只是没想要重逢。这个芥蒂由新马仔和女友在观塘同居、母亲还在生时说起。

那时母亲患上糖尿，经常晕倒，大哥们想把她送到老人院，新马仔反对，说母亲有儿有女，怎能进老人院。他便建议妈妈到自己家住，请个护理员，但大哥们指他经常进出监房，不放心把母亲交给他。新马仔也反驳不了。

怎料母亲在老人院期间出了意外，先后跌断了手和脚，几年后去世。新马仔把责任归咎在大哥们身上，现在仍然气上心头。

“我老母90多岁死，如果她跟我住，一定有一百岁命！我老母的耳朵这样长、这样大，好福相，就去了老人院，3年后就死了。”

他说母亲很爱面子，想和新马仔住，但怕他跟大哥们磨擦，便委屈答应让她进老人院。

“死了，最锡我的两个人都死了。”他说。

可是，怎样也是亲人，不会惦记兄妹吗？新马仔顿了顿，才说：“我搬了出来这么久，我有点怕，他们年纪大，怕他们不在了。我第二那个大哥，有cancer，肠癌，所以我一路不敢去找他，是怕他不在了。又是一个打击，他很锡我的。”

住在新马仔和B君对面的罗仔，也有6、7年没有跟家人联络了，家人也不知道自己无家。

罗仔说他和大家无法相处。妹妹已嫁人，剩下他一个男丁，父亲是传统人，要罗仔结婚、传宗接代，“一坐埋去，就叫我结婚，屌你咩”。罗仔却想，自己没钱没楼，无谓拖累人，而且也未遇到合适的。父亲见他无动于衷，气急败坏，说留在香港没有意思，回了大陆退休。

罗仔在大陆出生，家人在他15岁时把他接过来香港。读了一年多中学后，罗仔出来工作，因从前在大陆学过做点心，罗仔第一份工便是在大酒楼当师傅，每月一万多收入，算是不俗，甚至在大陆买了个单位，一家人回乡过节、扫墓时可以住。

在大酒楼工作了7、8年，罗仔转新环境，做木工装修和地盘，试过为私人住宅铺地板
，也去过古洞高尔夫场那些“好撚高级”的两层别墅，包水泥在楼梯里面，工作四天，赚6500元。但木工不稳定，完成一单工作后，可以几个月没有工作。

罗仔当时在观塘租了个7千月租的单位，虽没有房间、但有独立厕所和厨房，后来越来越少工作，为了省掉租金，他在2019年搬到码头。撞正了疫情，限聚令、禁堂食等令饮食业重创，从前做过的酒楼差不多裁了一半人手，罗仔找不到一份正职。

现在继续炒散（打散工），有什么做什么，清洁、地盘……5月3日那天，他一早去了上水的地盘见工，以为能赶及回来清场，谁料到埗后，人家还要他等，他等得不耐烦，便又坐车回来搬家拆屋，心里在骂：“掉了几千块，连几十元的车钱也蚀了。”

租个单位要6、7千元，他说手上没有一万元也不敢租，距离这目标还有几千元。

罗仔的木屋只住他自己一个，他做过木工，说别人用螺丝不够稳固，自己则落钉。建屋、拆屋时，他不用手套，拿着锤子使劲地敲打木板。

打开门，抬头望见“出入平安”。左边是建高了的床，下面的空位摆放胶箱；另一面有个木柜子，是罗仔钉出来的，还有在街上捡的水机、电风扇。角落有部电视，电线卷成一团，罗仔说天线坏了，看不到，但舍不得扔掉，一直放在那里，也没有封尘。墙上铺上了银、金色纸，他说因为木板钉上去时凹凹凸凸，不好看，所以要遮丑。

门上嵌了一个视像门钟，是罗仔有天放工经过深水埗时看到的，觉得有趣，用百多元买了下来。他在屋内，望着连接门钟的显示器，没有人经过，画面静止一样，只拍摄着对面房子。“有咩好睇，装门钟是多余的。”但发闷时，他还是忍不住要看看。

他没有排公屋或领政府津贴。有社工曾经给他介绍工作，但他嫌收入只有万多元，拒绝了。他觉得，凭自己的经验，在酒楼找份工作，也应两万起跳。那为什么不找找这类型工作？他说不是这样找的，要靠行内人介绍，但具体一个找正职的计划是怎样，他没有多讲。

“市道好返，我洗撚住呢度。”

脱离无家状态，那是以年计的过程

每人露宿的原因和心结不同，社工由和他们接触、获得信任、使他们敝开心扉、再说服他们接受服务、脱离无家状态，是一个以年计的过程。

贺卓轩说，第二个市民和政府难以明白、或不能想像的情况是，为何有组织向无家者提供协助时，有些人却不接受。这样看来，他们“不抵帮”，“不值得同情”，“都甘愿这个状况，你不能怨我清场。”

贺卓轩说，有一些个案有黑社会背景、搞“小生意”，不是没有生活能力，很难要他们放下尊严寻求帮助。“很多时候，他们日常的表现就会很defensive，一系就虾虾霸霸、郁啲就打交、bully街坊，都会有。”但当他们支持不下，若机构能适时察觉、跟进，他又愿意透露多点，才有机会说服他们接受服务。

要让身心都脱离无家状态，需要一连串的改变：脱离黑社会和毒品、精神和身体状况、建立技能重新经营生活、了解原生家庭的状况或接受辅导、解开症结和修正原生性格等。

“这就是为什么甚么露宿服务，经常不想政府清场，要buy时间和他们建立关系、花很多时间进入他们的圈子，才能知道他们为何会这样。”

然而，政府政策却一直以公共卫生主导。

根据社署在2023年5月公布的最新数字，2022年至2023年的无家者人数为1441，比往年下跌百多人。贺卓轩说，这数字只纪录社署和非政府机构接触过的个案，但无家者流动性大，但也有很多人未曾接受服务，相信真实数字更高。

香港没有无家者友善政策，主要依赖政府资助和由非政府机构以自负盈亏方式营运的宿位，共6百多个，但受政府资助宿位居住期最长一般6个月，他们还未找到工作、有足够能力负担租金，便要搬走；政府虽资助3队非政府机构营办的露宿者综合服务队，提供探访、短期住宿、辅导等服务，但因为人手有限，落地接触无家者的工作，都落在非政府组织肩上。

贺卓轩说，政府没有以人本角度，解决露宿问题，一来，成本效益来说，“可以是你掉一嚿钱，但return rate相对不大……当作香港5000人露宿，就算这5000人完全妥善处理，贫穷人口都是少了5000个，对于贫穷率嘅影响都系好少。”

“在这些考虑下，他（政府）一定不会想放很多资源。”

二来，“所为一个国际大都会，让外国人看到香港这么发达但还有无家者，很难看，解决难看的问题好简单，就是清走他们。”

贺卓轩观察清场行动，有时政府部门会通知救世军，当清走无家者的物品时、影响他们，救世军便来帮忙。而最近油尖旺民政署贴清场通告时，附上了一张油尖旺区露宿者服务的资讯。贺卓轩表示，清理行动中，政府花在跟人相关的工夫，就只有这些。

变了样的观塘，他们的未知命运

文仔坐在观塘码头旁海滨花园的长椅上，远处的灰色建筑物横卧在海上，是启德邮轮码头。仔细看，码头下方密集的灰色盒子，是2022年疫情时落成的方舱单位。它们早已丢空，一岸之隔，有人以码头为家，文仔问：“为什么不可以给露宿者住？”

时间回到二十多年前，十多岁的文仔来到观塘公众码头，是第一代寄居码头的无家者。那时对面邮轮码头还未动工，没有邮轮挡着风景；海滨花园是一片空地，还能看到废纸被压成方块，吊到船上运去大陆。

文仔的姐夫赌外围输光，姐姐便哄文仔向财务公司借钱，有十多万。财务公司上门向文仔追数，把他家门前画大字，又用超能胶把门匙洞封了。他跟家人从秀茂坪搬到顺利邨，也摆脱不了他们的骚扰。

他带了个背包、装了几套衣服，便由顺天邨走，经秀茂坪警署和联合医院，绕过观塘地铁站的桥，直到观塘码头才停下，花了45分钟。出门前，他已决定那夜要露宿街头。

初来时，观塘码头的无家者寥寥可数，睡在两侧上落船楼梯旁的趸位，完全隐形于码头之下，只有两个高大的在码头上席地而睡。那位置宽度约一只手臂、长度是两个人的高度，可容纳4人。文仔睡在趸位的边缘，不能侧睡，不然会跌下海。他说，人睡得笔直，周围又放了蚊香，看似个葬礼。
水曱甴爬过来时，他便拿起给钓鱼的人作饵；大浪、水涨时，便用木板把自己垫高，浪打过来，只把地板溅湿。这样的生活维持了两年，后来他觉得晚上小混混在码头上打架太吵，搬到其他地方露宿，7、8年后才脱离无家状态。

他某天回到观塘码头，才惊觉多了人要露宿街头，而且建了木屋。他便重新认识他们，不时派发物资和帮忙他们清场。

由观塘码头起步，沿着伟业街和开源道走，文仔指着一幢又一幢玻璃窗的大厦，说他们都是新的，他在观塘露宿时还未看过。

海滨长廊沿途耸立的甲级商业大厦，不少都是这10年内落成的。位于花园内的音乐喷泉，造价5000万元，一度引来争议。

事实上，观塘码头周遭，是发展计划起动九龙东“观塘行动区”一部分，占地4.2公顷：东北接伟业街及开源道回旋处、西北接基业街及基业里、东南临振万广场及海滨工业大厦，当中建议用途包括一幅约1.37公顷的商业用地，目标是把观塘转型为一个核心商业区。

根据起动九龙东网站上的发展大纲图，观塘码头对出向右位置，将会建两幢大楼。海滨长廊将延伸，连接观塘海滨花园至翠屏河及茶果岭一带，当中包括码头对出的空间，并加设休憩空间、景观平台等。

观塘行动区的基建工程在2022年11月展开，预计将于2026年年初完成。Julian是悲观的，觉得当政府大楼、商场进驻时，公众码头总有一天会被封掉作维修，“顺理成章赶走他们。”

“一打散这个社区，你叫他们去哪。没有了，观塘没有这些闲置空间。最后大家摄在窿窿罅罅，便容易出事。没有人支援到，因为后巷、死角位，你平时看不到，你不熟他，他有什么头晕身㷫、有什么意外，死就死，出事就出事。”Julian说。

发展局起动九龙东办公室回复端传媒，指由于计划并不涉及码头部分，因此没有安置无家者的需要。而问到他们会否需要配合发展迁走，以及当局会否让无家者继续在码头上露宿，发展局未有回应。

行动结束

晚上6点15分，最后一间屋搬走了。黄色管连接水车，工人拿起高压水枪往地面射。差不多8时，行动结束，政府职员和工人离场，遗下湿漉漉的地板。

B君从杂物堆中捡起一条方木，把它拖拉到屋子本来的位置。

他们又再坠入起屋拆屋、有家无家的轮回。

若一天码头无处容身的话，罗仔说自然会有地方去：“没有地方去就睡街边、对面天桥，铺张垫瞓。麦当劳啦，屌你，麦当劳买个雪糕，瞓成晚。”
B君也如此想，觉得“到时先算，见步行步，人不到最困难时候，是不会想到办法的。”他担忧的，是老来没有人照顾。“一个人，死没有人知、又没有人照顾、帮我盖被什么的。”

而新马仔说，真的不能住，便等政府安排。

“政府真的会安排吗？”记者追问。

“我想没有。望天打挂，有一日过一日，做一日和尚敲一日钟。我可以怎样呢？我又没有选择。”

新马仔剩下两颗门牙，其他的因为蛀牙剥掉了。他说，平日义工派的饭是斋菜、很难吃，他连棵菜都咬不到，但怎样也好，为了生存，他都会把𩠌菜清掉。

“就好像食饭一样，你吃，因为那样东西好吃，但我们不是好食才食，而是必须要食。我们没有选择。”

（为保护受访者，新马仔、B君、罗仔、文仔皆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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