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塘碼頭的輪迴：木屋建了拆，拆又建，我們有家又無家

端傳媒記者 鄭淑華

5月3日早上9時，觀塘公眾碼頭，一場「聯合清理行動」正要開始，目標是碼頭上十多間由街友築起並為家的木屋。

難得地受到社會關注。運輸署、食環署職員和警察到場，帶上二十個穿綠色反光衣的清潔工，攜着大掃帚和手推車，還有一輛垃圾車。觀塘街坊們挨着欄桿看熱鬧，一列攝影機豎在碼頭出口，有街友不想被拍到，拿起鐵通向記者揮去大嚷，他們退得遠遠。

半小時過去，木屋群沒有動靜，政府人員便逐間屋子拍門，說行動要開始。有攝影師跟在背後，向身旁做網上直播的記者打趣說：「走進去會死人的」、「你拿着手機，就話走得快。」

清理違建木屋不是什麼偶發事件，而是自2017年開始的日常。以數月為周期，木屋建了清，清了建。每次都讓街友們很懊惱，他們要把屋內的物品和傢俬移到碼頭旁的空地或橫街窄巷，再把木屋拆掉，留起木板。碼頭清空後，工人便以高壓水槍「洗太平地」。這過程耗時一整天。

待地變乾後，街友便會回來再搭起屋子，快則幾天，也有人需要幾星期才能建回。

「總之政府不會讓你好過。洗什麼地？淋濕它，拆掉全部東西再搭回。香港政府就是這樣。」62歲的「新馬仔」說。自上年搬過來觀塘碼頭，他已經歷了幾次「清理行動」。

新馬仔比3位室友早起來收拾。他的小腿因靜脈曲張發紫，腳步踉蹌，要扶拐杖；最近腰彎了，呼吸變得困難，像由觀塘碼頭往港鐵站的十分鐘路程，他就要停下來歇3次。爬上爬下拆屋的工作幫不了忙，他只好負責搬運。

他把泛黃的床墊摺起，坐在尼龍床上翻出抽屜和櫃子的衣服和雜物，放進膠袋和尼龍袋，逐少架在屋外的迷你摺疊車上，一拐一拐把它拉到碼頭出口，來回差不多十趟。

碼頭兩側分別是渡輪和私人船隻的上落位置，這群木屋與觀塘避風塘為鄰，由碼頭中段延伸到尾段，自成了一個二十多人、約一千呎的社區。屋子有門、一些繫上鎖，貼着紅紙揮春和「福到」；木屋大小沒有規限，但不可以阻礙出入通道和碼頭的運作，「要守住這底線」，新馬仔說。

他們無家可歸，或是有家不歸，原因難以說清。

大家都有故事，但原因不好說

「我這輩子，從來沒有打過工。」

清場前一個週日的下午，在木屋群中間的空地，新馬仔坐在膠椅子，拿着塊吃了半口的梳打餅，向記者講述自己的故事。

他是幼子，是家中的寵兒，有三個大哥、一個妹妹。70年代，香港未有12年免費教育，小學生須在公開試成績優異才能升讀中學。那時新馬仔品學兼優，考進了一間不俗的天主教男名校。第一次考試，新馬仔全級考30多名，但中期試跌到了130多。大哥就帶他到「汀九段11咪半」的泳灘游泳，跟他說好嬉戲完回來後，要加把勁讀書。

旅程只有新馬仔活着回來，大哥淹死了。

「全部因為自己，如果我讀書好點、勤力多一點點，我大佬不用死的。」那年新馬仔13歲，大哥的死讓他陷入愧疚，他跟自己過不去，「整個人生扭曲了。」

成績一落千丈，新馬仔在中三時被學校趕出來。轉了新校，又和老師打架，很快就輟學。他跟了街上的黑社會，和他們遊蕩、打架、染上了毒癮。雙臂一個個啡色的點，是注射海洛英時留下的針孔。

他由「劏死牛」（攔路打劫路人）做起，進而打劫金舖，「愈來愈大，愈來愈壞」；初時被判幾年，後來十多年。「我老母經常說：你個衰仔，你冇嘢好帶挈我，成日帶挈我遊埠。」新馬仔住過大欖和赤柱的監房，母親來探望他，都需要長途跋涉。

在這之前，家人給他錢考車牌，想他找份正職，他卻不斷進出監房，令他們失望。家人從此沒提起考車，他也在逃避。「不想回家，他們想我回家，做回正途，但我沒辦法面對他們。」新馬仔後來認識了女朋友，二人在觀塘租了個700呎的單位，有房有廳，日常花他撈偏門賺來的錢，這樣過了十多個年頭。

幾年前一天，他糖尿病病發，送到醫院後昏迷了4天，又發現患上心臟病，做了通血管手術，女友又在上年和新馬仔提了分手。他說把單位讓出給她和她的新歡，並靠着從前的人脈認識了B君，在他觀塘碼頭的屋子落腳。

「我很豁達的，你又沒有錢又老，那怎樣生活？和你捱？沒有辦法，這是事實來的。」他說。前女友和他仍有聯絡，把寄到單位的信拿給他，也來過觀塘碼頭看他，但沒有說什麼。

52歲的B君比新馬仔早一點來，他因「放縱自己」，妻子與他離婚，他便搬離了公屋，給她和兩個孩子住。在這之前，他當了30多年理髮師，但「行差踏錯」丟了工作，後來想重操故業卻被嫌老。但他如何「放縱自己」和「行差踏錯」？B君沒多說，只強調錯在自己。

從前工作收入都拿來養家，於是沒有積蓄，住了半年觀塘的工廠大廈後，B君便搬到觀塘碼頭。之後他當過長沙灣菜欄工人，也做過兩天地盤送飯盒的外賣員。如今算起來，B君已幾年沒有正職。

自己建的屋自己拆

本來的家歸不得，他們用自己的方法，一手一腳搭了一個。

「當你什麼都沒有時，那裏都是高床軟枕。有瓦遮頭就很好，不用瞓街。你身上一毫子都沒有的時候，你怎樣高床軟枕？」初來時，B君沒有掙扎、不用適應，倒頭就睡，但他從未起過屋，也只是學他人房子的結構。

約一百平方呎大的木屋倚着碼頭右邊的欄桿，一扇窗對着觀塘海濱花園。B君用木貨架墊高床褥，成為了床，3位同房則睡尼龍床。他找了條方木，綁在欄桿上，由那邊開始，把從垃圾站拾來的木板歪歪斜斜地釘上去。屋子不穩，有人進去時，門一關，嘭的一聲，整間屋晃了晃。

屋頂用幾塊藍白帆布蓋着，釘在木牆上固定，跟別人的木屋頂不同。他說自己一個建屋，做不了這樣多。最近下大雨，帆布頂不夠斜，雨水積在上面，從夾縫滴下來，他整個晚上在救亡，用木板把帆布頂撐起，「都不是狼狽的，這些地方是必須隨機應變。」

四月的一個黃昏，B君的同室蹲在屋外，用地上的砧板切薑。屋內一個角落放置了兩個氣爐，一個煲飯、一個炒菜。同室揮一揮平底鍋，火焰往上衝，眾人嚇得「嘩」的一聲。

一做飯，房間便悶熱得很。B君脫掉上衣，露出紋身，躺在床上一動不動。有人建議，下次再建屋時，要開多幾個窗，散散熱氣。

「5月3日後，我們還在嗎？」室友轉過頭來，問道。

一伙人坐在床上，膠垃圾桶上放了塊木板，放上餸菜，那天吃油麥菜和臘鴨炒薑，加了臘肉調味。B君牙痛發作，不斷喝水，同伴拿出止痛藥，說一元一塊，很便宜，以後需要止痛藥便找他，便塞兩顆給B君。

屋子內，有風扇、一個小型雪櫃，都是垃圾站撿回來的，連接著碼頭照明的裝置，偷電是公開的秘密。加上幾個櫃子和箱子，便是4個人的家當。

清場那天，新馬仔搬了一會兒東西後，B君才從外面回來。

嘴裏叼着一根煙，雙手各拿着一個電鑽，B君由下至上、從木牆的底部開始拆螺絲，一塊木板至少有十多顆，他蹲着後站起來，叫了一句「好暈」，便坐下來歇一會兒。

木板鬆脫、倒下，被放在外面；藍白的帆布被撕走，掉在地上。屋子瓦解了。清潔工徐徐過來，把木櫃子搬走、將遺在地上食物盒子、膠樽掃走。那時B君坐在碼頭外一張白色沙發上，沒有跟來。當其他人還在忙時，他在碼頭中間找了另一張沙發，很快就睡着。

抹去痕跡，屋子仿佛未存在過。「這裏是政府地方，我們只能逆來順受。」B君說。

公共空間爭奪戰

清場那天，Julian買了兩大袋麵包和水，逐戶拍門，叫他們吃過早餐後，快點起來「開工」。

大家稱呼他作「朱媽」，像媽媽般嘮叨。他不是社工，是觀塘居民，也稱自己為「組織者」。2019年，Julian在觀塘浸信會的嗎哪餐廳當樓面和水吧，得知觀塘碼頭的無家者是他們的扶貧對象，便跟義工前往派飯。

剛認識他們時，清場行動每兩個月一次、一年六次，「起完就拆、起完就拆」，令他們很辛苦。Julian想到自己從前參與保育皇后碼頭和利東街等的運動，儲下了一些傳媒聯絡，便開始辦記者招待會、寫新聞稿，提倡無家者友善政策。

後來政府部門聯絡他，討論清場行動，他忽而成了政府部門和街友之間的「調解人」和磨心。2020年，政府把清場行動改為3個月一次，再在翌年調整至現時約4個月一次。

Julian說，每次清場前，他會和政府部門如運輸署和海事處協商，但這也只環繞清場，與幫助他們脫離街頭無關。一次，清場行動進行時，警察代表有微言，說根據「土地雜項條文」，這群街友霸佔政府地，根本可以趕走他們，不明白其他部門為何不這樣做。

「他的講法是：假如你想要社會福利的事，那你跟社署講，想申請的話，你跟房署說。你去不同的部門去爭取你的事，但這裏我們只可做到法例容許的。」Julian說。Julian跟他爭論，說趕走他們解決不了問題，因為香港有很多露宿者。最後其他政府部門代表打圓場。

而每次清場定日子，也是一場拉鋸戰。Julian記得，上一次清場是2023年1月4日，按理應在5月初進行第二次清場，但政府部門在WhatsApp向他建議4月26日，又重提以往是2、3個月一次。

「一定不行。」Julian說。「一旦鬆了，就會無限鬆，可以去到1個月一次、兩個月一次。」

最後，因為有政府部門出席不了，行動多押後一個星期，Julian說是有點運氣。

他面對的，一方面是政府來的壓力，另一方面則是街友的不合作。

清場時，有街友反抗，對着食環署職員大喊行動「浪費納稅人的錢」，Julian走過來安撫，叫他「乖啦，人哋有權執法。」雖不情願，他最後還是把屋拆掉，讓清潔工丟垃圾；也有一些街友拖延收拾，Julian不留面情把他們罵一頓，轉過頭還是拍拍他們膊頭，幫忙把東西搬出來。

關注無家者的非牟利組織ImpactHK助理項目經理賀卓軒說，對於清場，香港並沒有統一政策，行動視乎不同地區情況、負責的政府部門等。無家者如「人質」般，隨時可被驅趕；但往好處想，在執行行動時，還有跟政府部門商討的餘地。

協調清場的運輸署回覆端傳媒，指觀塘碼頭清理行動的目的為「移除非法構築物及棄置物品，並進行清洗工作，以及跟進碼頭的露宿人士問題，並為有需要人士提供支援等。」署方又指，過去三年共接獲105宗市民的投訴，指有露宿者佔用觀塘碼頭，造成環境衞生等問題。

Julian有時會想：自己是不是做錯了？他做保育，覺得公共空間應多元開放，用得恰如其分、和諧，但無家者在碼頭寄居，釣魚的、坐船的，可能也因此用不到碼頭的設施。

那天碼頭旁一片空地被封，進行工程，街友們不能像以往把物品和木板放置那邊，便把它們堵在碼頭的出口再疊高，最後剩下一條一個身位的通道。清潔工緩緩將雜物推出，有市民等得不耐煩，嚷着要進入碼頭坐船。Julian也看到，有人經過碼頭坐遊艇時，踢了周遭的木板。

「不是想他們留在這裏，是想他們有出路的，但現行政策下沒有其他選擇。」他說。

Julian所倡議的，是讓無家者能盡快獲編配公屋、過渡性房屋或簡約公屋。現時一人非長者輪候公屋，並不包括在平均輪候時間約三年的目標以內，而且根據「配額及計分制」儲分，年齡是主要因素，按香港社區組織協會在2021年推算，像街友那樣的單人申請者，要在50歲之前上公屋，幾乎是不可能。

離婚後，B君沒有申請公屋，說要等很久，雖然他想過租屋，但還是缺錢。「由他吧，沒有所謂。」問到他最大心願是不是有瓦遮頭，他說，「上不上樓沒有所謂，最想小朋友平平安安。自己怎樣都是個麻甩佬。」他曾給兩個孩子傳短訊，一直得不到回覆。

新馬仔的女朋友曾排過公屋，當時在屯門租了個單位，但很快回到觀塘。他們忘了更改申請住址，於是收不到部門通知，等了十多年才知道自己早被除名。新馬仔說最近萌起申請公屋的想法，但還未有行動，只有領綜緩為生。

Julian曾被身邊人責怪，說無家者無家，是個人問題導致，不值得Julian幫得太多，他認同當中有個人問題因素，但他反問，「唉，那是不是一棍毆死佢地就可以解決問題？」

賀卓軒認為，露宿是發達城市的常態，當不幸降臨時，任何人都有機會經歷無家。而作為一個發達城市，就應有空間讓無家者在街道上生存。

可是，賀卓軒留意到，在香港各個角落，很多無家者聚集地都被清了，剩下可選擇的地方越來越少。

「如果政府、或者香港社會沒有這種包容度，我們就會跌入一個狀況：只要無眼屎乾淨盲，香港就是美麗。為甚麼看成香港繁榮、富裕、穩定，純粹因為看不到。因為世界永遠有一群邊緣社群，我們這些受過高等教育的一般市民不會需要看見，那我就覺得這城市好美。」

他們的故事不能以「窮」概括

「一般市民、或者政府也好，他們不明白人為什麼露宿。他們的理解是：香港窮極應該不會餓死和不需要瞓街的，因為有綜緩那些。」賀卓軒說。

「這個面向純粹以窮、不窮去睇露宿者。好似講緊一個人去露宿純粹因為窮。但一個人，在香港這個發展程度的社會，他由貧窮跌進去成為無家者，這其實不只是貧窮的問題。還包括很多個人選：毒品、罪案、就業、情緒、精神病......一堆貧窮之外的原因。」

社工出身的賀卓軒，在加入ImpactHK前曾服務劏房戶，他說無家者的處境更複雜，他們的故事，不是「窮」和「無錢」可以概括。

新馬仔與哥哥們和妹妹已7、8年沒有聯絡。他之前沒有錢交電話費，弄丟了電話號碼，家人找不到他，但他其實記得家的住址和電話號碼，只是沒想要重逢。這個芥蒂由新馬仔和女友在觀塘同居、母親還在生時說起。

那時母親患上糖尿，經常暈倒，大哥們想把她送到老人院，新馬仔反對，說母親有兒有女，怎能進老人院。他便建議媽媽到自己家住，請個護理員，但大哥們指他經常進出監房，不放心把母親交給他。新馬仔也反駁不了。

怎料母親在老人院期間出了意外，先後跌斷了手和腳，幾年後去世。新馬仔把責任歸咎在大哥們身上，現在仍然氣上心頭。

「我老母90多歲死，如果她跟我住，一定有一百歲命！我老母的耳朵這樣長、這樣大，好福相，就去了老人院，3年後就死了。」

他說母親很愛面子，想和新馬仔住，但怕他跟大哥們磨擦，便委屈答應讓她進老人院。

「死了，最錫我的兩個人都死了。」他說。

可是，怎樣也是親人，不會惦記兄妹嗎？新馬仔頓了頓，才說：「我搬了出來這麼久，我有點怕，他們年紀大，怕他們不在了。我第二那個大哥，有cancer，腸癌，所以我一路不敢去找他，是怕他不在了。又是一個打擊，他很錫我的。」

住在新馬仔和B君對面的羅仔，也有6、7年沒有跟家人聯絡了，家人也不知道自己無家。

羅仔說他和大家無法相處。妹妹已嫁人，剩下他一個男丁，父親是傳統人，要羅仔結婚、傳宗接代，「一坐埋去，就叫我結婚，屌你咩」。羅仔卻想，自己沒錢沒樓，無謂拖累人，而且也未遇到合適的。父親見他無動於衷，氣急敗壞，說留在香港沒有意思，回了大陸退休。

羅仔在大陸出生，家人在他15歲時把他接過來香港。讀了一年多中學後，羅仔出來工作，因從前在大陸學過做點心，羅仔第一份工便是在大酒樓當師傅，每月一萬多收入，算是不俗，甚至在大陸買了個單位，一家人回鄉過節、掃墓時可以住。

在大酒樓工作了7、8年，羅仔轉新環境，做木工裝修和地盤，試過為私人住宅鋪地板
，也去過古洞高爾夫場那些「好撚高級」的兩層別墅，包水泥在樓梯裏面，工作四天，賺6500元。但木工不穩定，完成一單工作後，可以幾個月沒有工作。

羅仔當時在觀塘租了個7千月租的單位，雖沒有房間、但有獨立廁所和廚房，後來越來越少工作，為了省掉租金，他在2019年搬到碼頭。撞正了疫情，限聚令、禁堂食等令飲食業重創，從前做過的酒樓差不多裁了一半人手，羅仔找不到一份正職。

現在繼續炒散（打散工），有什麼做什麼，清潔、地盤......5月3日那天，他一早去了上水的地盤見工，以為能趕及回來清場，誰料到埗後，人家還要他等，他等得不耐煩，便又坐車回來搬家拆屋，心裏在罵：「掉了幾千塊，連幾十元的車錢也蝕了。」

租個單位要6、7千元，他說手上沒有一萬元也不敢租，距離這目標還有幾千元。

羅仔的木屋只住他自己一個，他做過木工，說別人用螺絲不夠穩固，自己則落釘。建屋、拆屋時，他不用手套，拿着錘子使勁地敲打木板。

打開門，抬頭望見「出入平安」。左邊是建高了的床，下面的空位擺放膠箱；另一面有個木櫃子，是羅仔釘出來的，還有在街上撿的水機、電風扇。角落有部電視，電線捲成一團，羅仔說天線壞了，看不到，但捨不得扔掉，一直放在那裏，也沒有封塵。牆上鋪上了銀、金色紙，他說因為木板釘上去時凹凹凸凸，不好看，所以要遮醜。

門上嵌了一個視像門鐘，是羅仔有天放工經過深水埗時看到的，覺得有趣，用百多元買了下來。他在屋內，望着連接門鐘的顯示器，沒有人經過，畫面靜止一樣，只拍攝着對面房子。「有咩好睇，裝門鐘是多餘的。」但發悶時，他還是忍不住要看看。

他沒有排公屋或領政府津貼。有社工曾經給他介紹工作，但他嫌收入只有萬多元，拒絕了。他覺得，憑自己的經驗，在酒樓找份工作，也應兩萬起跳。那為什麼不找找這類型工作？他說不是這樣找的，要靠行內人介紹，但具體一個找正職的計劃是怎樣，他沒有多講。

「市道好返，我洗撚住呢度。」

脫離無家狀態，那是以年計的過程

每人露宿的原因和心結不同，社工由和他們接觸、獲得信任、使他們敝開心扉、再說服他們接受服務、脫離無家狀態，是一個以年計的過程。

賀卓軒說，第二個市民和政府難以明白、或不能想像的情況是，為何有組織向無家者提供協助時，有些人卻不接受。這樣看來，他們「不抵幫」，「不值得同情」，「都甘願這個狀況，你不能怨我清場。」

賀卓軒說，有一些個案有黑社會背景、搞「小生意」，不是沒有生活能力，很難要他們放下尊嚴尋求幫助。「很多時候，他們日常的表現就會很defensive，一係就蝦蝦霸霸、郁啲就打交、bully街坊，都會有。」但當他們支持不下，若機構能適時察覺、跟進，他又願意透露多點，才有機會說服他們接受服務。

要讓身心都脫離無家狀態，需要一連串的改變：脫離黑社會和毒品、精神和身體狀況、建立技能重新經營生活、了解原生家庭的狀況或接受輔導、解開癥結和修正原生性格等。

「這就是為什麼甚麼露宿服務，經常不想政府清場，要buy時間和他們建立關係、花很多時間進入他們的圈子，才能知道他們為何會這樣。」

然而，政府政策卻一直以公共衛生主導。

根據社署在2023年5月公佈的最新數字，2022年至2023年的無家者人數為1441，比往年下跌百多人。賀卓軒說，這數字只紀錄社署和非政府機構接觸過的個案，但無家者流動性大，但也有很多人未曾接受服務，相信真實數字更高。

香港沒有無家者友善政策，主要依賴政府資助和由非政府機構以自負盈虧方式營運的宿位，共6百多個，但受政府資助宿位居住期最長一般6個月，他們還未找到工作、有足夠能力負擔租金，便要搬走；政府雖資助3隊非政府機構營辦的露宿者綜合服務隊，提供探訪、短期住宿、輔導等服務，但因為人手有限，落地接觸無家者的工作，都落在非政府組織肩上。

賀卓軒說，政府沒有以人本角度，解決露宿問題，一來，成本效益來說，「可以是你掉一嚿錢，但return rate相對不大......當作香港5000人露宿，就算這5000人完全妥善處理，貧窮人口都是少了5000個，對於貧窮率嘅影響都係好少。」

「在這些考慮下，他（政府）一定不會想放很多資源。」

二來，「所為一個國際大都會，讓外國人看到香港這麼發達但還有無家者，很難看，解決難看的問題好簡單，就是清走他們。」

賀卓軒觀察清場行動，有時政府部門會通知救世軍，當清走無家者的物品時、影響他們，救世軍便來幫忙。而最近油尖旺民政署貼清場通告時，附上了一張油尖旺區露宿者服務的資訊。賀卓軒表示，清理行動中，政府花在跟人相關的工夫，就只有這些。

變了樣的觀塘，他們的未知命運

文仔坐在觀塘碼頭旁海濱花園的長椅上，遠處的灰色建築物橫臥在海上，是啟德郵輪碼頭。仔細看，碼頭下方密集的灰色盒子，是2022年疫情時落成的方艙單位。它們早已丟空，一岸之隔，有人以碼頭為家，文仔問：「為什麼不可以給露宿者住？」

時間回到二十多年前，十多歲的文仔來到觀塘公眾碼頭，是第一代寄居碼頭的無家者。那時對面郵輪碼頭還未動工，沒有郵輪擋着風景；海濱花園是一片空地，還能看到廢紙被壓成方塊，吊到船上運去大陸。

文仔的姐夫賭外圍輸光，姐姐便哄文仔向財務公司借錢，有十多萬。財務公司上門向文仔追數，把他家門前畫大字，又用超能膠把門匙洞封了。他跟家人從秀茂坪搬到順利邨，也擺脫不了他們的騷擾。

他帶了個背包、裝了幾套衣服，便由順天邨走，經秀茂坪警署和聯合醫院，繞過觀塘地鐵站的橋，直到觀塘碼頭才停下，花了45分鐘。出門前，他已決定那夜要露宿街頭。

初來時，觀塘碼頭的無家者寥寥可數，睡在兩側上落船樓梯旁的躉位，完全隱形於碼頭之下，只有兩個高大的在碼頭上席地而睡。那位置寬度約一隻手臂、長度是兩個人的高度，可容納4人。文仔睡在躉位的邊緣，不能側睡，不然會跌下海。他說，人睡得筆直，周圍又放了蚊香，看似個葬禮。
水曱甴爬過來時，他便拿起給釣魚的人作餌；大浪、水漲時，便用木板把自己墊高，浪打過來，只把地板濺濕。這樣的生活維持了兩年，後來他覺得晚上小混混在碼頭上打架太吵，搬到其他地方露宿，7、8年後才脫離無家狀態。

他某天回到觀塘碼頭，才驚覺多了人要露宿街頭，而且建了木屋。他便重新認識他們，不時派發物資和幫忙他們清場。

由觀塘碼頭起步，沿着偉業街和開源道走，文仔指着一幢又一幢玻璃窗的大廈，說他們都是新的，他在觀塘露宿時還未看過。

海濱長廊沿途聳立的甲級商業大廈，不少都是這10年內落成的。位於花園內的音樂噴泉，造價5000萬元，一度引來爭議。

事實上，觀塘碼頭周遭，是發展計劃起動九龍東「觀塘行動區」一部分，佔地4.2公頃：東北接偉業街及開源道迴旋處、西北接基業街及基業里、東南臨振萬廣場及海濱工業大廈，當中建議用途包括一幅約1.37公頃的商業用地，目標是把觀塘轉型為一個核心商業區。

根據起動九龍東網站上的發展大綱圖，觀塘碼頭對出向右位置，將會建兩幢大樓。海濱長廊將延伸，連接觀塘海濱花園至翠屏河及茶果嶺一帶，當中包括碼頭對出的空間，並加設休憩空間、景觀平台等。

觀塘行動區的基建工程在2022年11月展開，預計將於2026年年初完成。Julian是悲觀的，覺得當政府大樓、商場進駐時，公眾碼頭總有一天會被封掉作維修，「順理成章趕走他們。」

「一打散這個社區，你叫他們去哪。沒有了，觀塘沒有這些閒置空間。最後大家攝在窿窿罅罅，便容易出事。沒有人支援到，因為後巷、死角位，你平時看不到，你不熟他，他有什麼頭暈身㷫、有什麼意外，死就死，出事就出事。」Julian說。

發展局起動九龍東辦公室回覆端傳媒，指由於計劃並不涉及碼頭部分，因此沒有安置無家者的需要。而問到他們會否需要配合發展遷走，以及當局會否讓無家者繼續在碼頭上露宿，發展局未有回應。

行動結束

晚上6點15分，最後一間屋搬走了。黃色管連接水車，工人拿起高壓水槍往地面射。差不多8時，行動結束，政府職員和工人離場，遺下濕漉漉的地板。

B君從雜物堆中撿起一條方木，把它拖拉到屋子本來的位置。

他們又再墜入起屋拆屋、有家無家的輪迴。

若一天碼頭無處容身的話，羅仔說自然會有地方去：「沒有地方去就睡街邊、對面天橋，鋪張墊瞓。麥當勞啦，屌你，麥當勞買個雪糕，瞓成晚。」
B君也如此想，覺得「到時先算，見步行步，人不到最困難時候，是不會想到辦法的。」他擔憂的，是老來沒有人照顧。「一個人，死沒有人知、又沒有人照顧、幫我蓋被什麼的。」

而新馬仔說，真的不能住，便等政府安排。

「政府真的會安排嗎？」記者追問。

「我想沒有。望天打掛，有一日過一日，做一日和尚敲一日鐘。我可以怎樣呢？我又沒有選擇。」

新馬仔剩下兩顆門牙，其他的因為蛀牙剝掉了。他說，平日義工派的飯是齋菜、很難吃，他連棵菜都咬不到，但怎樣也好，為了生存，他都會把餸菜清掉。

「就好像食飯一樣，你吃，因為那樣東西好吃，但我們不是好食才食，而是必須要食。我們沒有選擇。」

（為保護受訪者，新馬仔、B君、羅仔、文仔皆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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